1816年，夏多布里昂发表《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
在二度复辟的法国，夏多布里昂堪称是极端保皇派最受推崇但又不甚顺从的首领之一，尤其是笔杆子之一。这一派别拥有自己的教条主义者，其中最突出的是享有盛誉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尔与路易·德·博纳尔。前者作为隐居都灵的“萨伏依的保皇主义者”，以1797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关于法兰西的思考》而闻名，该书有如一部激动人心的反革命圣经。[35]约瑟夫·德·迈斯特尔以一种诅咒、预言甚至是启示录式的笔调，把大革命展现为上帝就弑君、亵渎宗教、对君权犯有“民族之罪”的法兰西民族施以的“惩罚”。他对大革命的谴责是绝对的、没有通融余地和贯彻始终的：“使法国大革命与众不同、并使其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的，是它彻底的恶，没有任何善的成分可解除观察者眼睛的痛苦：这是已知的最高程度的败坏，是纯粹的堕落。”天哪！在约瑟夫·德·迈斯特尔看来，政治与宗教，并且是一种意味着服从的宗教之间绝不可有任何分离！这促使他深入研究因自由内省原则奠定个人主义基础的新教。
他继续写道，不过，如同教士中那些拒斥世俗宪法的教士态度所证明的那样，不幸支配着救赎。“带给教会的第一个打击是对其财产的侵占，第二个打击是要对宪法宣誓：而这两项暴虐的行为将使再生开始。”
在政治领域，约瑟夫·德·迈斯特尔的这种神学辩证法加强了对复辟的渴望：“大革命产生的所有怪物只为王权效力。”时下，一种巨大的对抗占据着历史舞台：“基督教与伪哲学在决一死战。这一竞技场是开放的，两个对手交锋，世人则在观看。”大势已定，既然所有革命派别都想摧毁基督教与君主制，“所有的努力只会导致对基督教与君主制的赞美”。
1802年，约瑟夫·德·迈斯特尔被其君主即撒丁国王查理-埃玛纽埃尔四世派往俄国担任大使（他是在萨伏依遭到法国军队入侵后投靠这位君主的）。在拿破仑垮台后回到都灵的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在这一时期，他与法国的极端保皇党人，尤其是与路易·德·博纳尔和年轻的拉默内教士过从甚密。在他眼里自由主义色彩过浓的复辟王朝，促使他在1819年发表描写其俄国经历的著述之一《论教皇》。作为一本以赞成教皇绝对权威与国王的神授权力——与人的权利相对的神的权力——为特色的小册子，《论教皇》为神权政治思想与教皇绝对权力主义（l'ultramontanisme），即服从教皇的权威、罗马教会的最高权位，颁发了特许状。在他于1821年去世之后出版的《彼得堡之夜》，是一部对神意予以长期哲学思考后写成的作品，它使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居于重要的反动作家以及王位与祭坛不可毁灭的联盟捍卫者的最前列。
约瑟夫·德·迈斯特尔似乎并不讨夏多布里昂喜欢，后者在《墓畔回忆录》中一次也没有提及前者。另一位反革命的哲学家，也就是夏多布里昂流亡回来后于1801年在巴黎遇到的路易·德·博纳尔子爵则不然。年长德·迈斯特尔9岁的博纳尔出生于法国米约，当过火枪手与流亡分子。他以政治哲学著作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当推1802年出版的《在最后时刻通过唯一的理性智慧得到思考的早期法制》。这些著作旨在反对18世纪的思想遗产、卢梭、理性主义精神、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个人主义。跟德·迈斯特尔一样，他认为，“宗教是整个社会的理由，因为在宗教之外，人们既不可能获得任何权力的理由，也不可能获得任何义务的理由。宗教处在整个社会状态的基本构成之中”。人若脱离他必须服从的社会，那就什么也不是。正是这一点，在大革命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之际，宗教与根植于社会的人（l'homme social）这一概念之上的君主制完美地一体化。“在共和政体中，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只是个体的汇集，因为普遍意志仅仅是个人意志的总和，它要普遍维护的仅仅是个人幸福，而实际上人们看到，在共和政体中，人在物质上的满足有时抵消了在精神上的堕落及其社会自由（权）的牺牲。在此，一切在个体化，一切在变得狭窄，人们只全神贯注于眼前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未来，现在就是一切。”[36]乐于迎接王政复辟的博纳尔属于拒绝接受路易十八钦赐宪章的极端保皇派，但这并没有妨碍路易十八在1823年任命他为国务大臣与法兰西贵族院成员。
夏多布里昂以其发表在《信使报》上的两篇赞颂文章来欢迎博纳尔最早的两部著作。他在1802年写道：“法国文学将改变面貌，有了大革命，就将产生其他的思想和对事物与人的其他看法。不难预见，作家们将会分裂。一些作家力图摆脱旧路径，另一些则努力遵循古老模式，但始终以新言辞来表达。后者极有可能最终战胜对手，因为依靠伟大的传统和人物，他们将拥有更可靠的向导和更丰富的文献。”[37]
在就“新闻自由和审查”这一明确主题对博纳尔展开抨击之前，夏多布里昂还把他视为友人。由于夏多布里昂是个特立独行的极端保皇派，那么——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个像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路易·德·博纳尔等人无法想象的自由主义的极端保皇派。他因为过于信仰天主教和忠于王朝而没有成为真正的自由派，更因为深刻意识到大革命已将时代截然分开，并孕育了一个无法废除的新社会，从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保皇派。
在1815年，夏多布里昂一度渴望得到比他在贵族院更好的职位。他对加入贵族院这样一个由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组成的群体并不高兴。他期待成为大臣，有别于在根特时担任过的傀儡大臣。家世显赫的黎塞留公爵负责领导内阁，夏多布里昂立刻就占领了公爵的姐妹蒙卡尔姆夫人的沙龙，并在公爵本人身边充当政治顾问，但这一切仍属徒劳。
在等待机遇的日子里，他站在由博纳尔、拉布尔多纳耶和维莱尔带领的“极端保皇派”行列里，参与贵族院中的辩论。在这个清洗时期，制定管辖对象名单的就是富歇这名前弑君者。根据这一名单，在反对大革命和波拿巴的省份，尤其是在南方，保皇派实行了“白色恐怖”统治。其间，布吕内元帅与其他人成了受害者，他在阿维尼翁被一伙人处死。必须执行合法清洗的黎塞留希望缓和事态。在29名成员被除名的贵族院中，夏多布里昂属于反而要求加强白色恐怖的一派。他投票赞成关于个人自由和处死曾在“百日”期间站在皇帝一边的内伊元帅的特别法案，他以一种复仇心态开始了在法兰西贵族院的生涯。
这些贵族院成员和众议院议员的狂热超出了国王的意愿。他的警务大臣德卡兹[38]让人查封极端保皇派的报纸。反常的是，正是这些认为对帝国旧臣的政策过于宽大而感到失望的极端保皇派，在他们与黎塞留和德卡兹的斗争中着手捍卫新闻自由。这是一场战线颠倒的斗争。起初敌视宪章的极端保皇派捍卫着与王室特权相对的议会权利，判定黎塞留内阁太过温和。因对贵族院的质询而越来越瞩目的夏多布里昂，在1816年期间勇敢投身于撰写他最著名的政治著述之一《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
诚然，这篇讽刺性的文字有策略上的必要性（它以该政策赖以建立的原则本身的名义抨击这一政策），但是，它以更雄心勃勃的方式确立了夏多布里昂的政治哲学。通过赞颂《1814年宪章》，他肯定自由和正统的必要性。他大体上写道：抵制“世纪精神”纯属徒劳：大革命的遗产已然成为事实，人们不可能梦想倒退回去。此外，自由是一项神圣原则，它“来自向人传达这一原则但并未附加上条件的上帝”。与此同时，这种自由只可能通过正统的君主制才能存续，这种君主制在面对派别对立时确保了国家的延续性。由此产生了他的下述名言：“依我之见，宪政的正统王权，始终是通向完整自由最为温和且可靠的途径。”他特立独行：与极端保皇派一起时，他参加保皇主义的反革命；与自由派一起时，他将自由作为政治社会的道德基础。[39]人们由此看到夏多布里昂与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路易·德·博纳尔的不同，对于后两人来说，自由是一个圈套，而夏多布里昂实际上依照孟德斯鸠的传统，即实现了民事平等的革命事件所开启的贵族传统，拒绝绝对君主制。
当夏多布里昂在1816年9月初获悉国王在德卡兹的推动下同意解散无双议会时，该书已经付印。他于是写了一篇反对国王滥用宪章第14条的后记。[40]国王差人让夏多布里昂知晓他的不悦，但未果，因为法兰西贵族院成员可以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印刷出版自己想印的东西。然而，警务大臣埃利·德卡兹，这位打算出任内阁首脑的前帝国官员、国王的密友和顾问，毫不犹豫地派人到印刷厂查扣这本著作。接到警告的夏多布里昂赶了过去，在排字工的欢呼下斥责正让人在书上贴封条的稽查员。宪兵来到现场，作家提出了抗议。国王立即予以惩罚：将夏多布里昂从国务大臣的名单中除名，此外，他险些被驱逐出贵族院，之所以能保住在贵族院的位置，全靠黎塞留在路易十八面前求情。
就收入来说，夏多布里昂失去了作为国务大臣每年24000法郎的薪俸，但是，他却赢得了额外的荣誉，在巴黎与外省拥有数不胜数的崇拜者。在这种尊敬的激励下，他增加了对内阁提出法案的干预。1817年2月，他旗帜鲜明地捍卫他喜爱的话题——新闻自由。3月，他反对预算中一项不利于被大革命掠夺的有产者、旨在使国有财产的获得者安心的条款。他始终处于两条战线上：其一是原则上的自由，其二是对旧制度的忠贞。他对当局构成了威胁。他的女友迪拉斯夫人试图从中斡旋，调和他与内阁的关系，结果也是白费力气。
夏多布里昂通过致力于创办一份高品位的报纸《保守者》而变得更令人生畏，他在1818年10月到1820年3月期间积极地投身于此。亲王殿下、国王的弟弟提供资金表示支持。该报的撰稿人中甚至有博纳尔、拉默内[41]教士——后者刚刚完成《论在宗教方面的冷淡》——以及来自上加龙省的众议员维莱尔子爵。为了大肆宣传这份新报纸，夏多布里昂写了一篇大获成功的才华横溢的宣言：面对贡斯当引人瞩目的自由派喉舌《密涅瓦报》，以及基佐和鲁瓦耶-科拉尔等“空论派”的阵地《哲学档案》，《保守者》要成为王权复辟时期的重要报纸之一。
但是，这份报纸没有幸免于改变了夏多布里昂和部分其他人命运的事件。1820年2月13日，亲王殿下的次子贝里公爵在巴黎歌剧院门前被一个名叫卢维尔的工人刺死。由于阿尔图瓦伯爵的长子昂古莱姆公爵没有子嗣，波旁家族的未来显然受到了损害。人们当时还不知道贝里公爵夫人已经怀孕（她后来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后来获得了波尔多公爵的封号）。人们顿时变得惊恐不安。夏多布里昂在急急忙忙赶到歌剧院抒发情感之后，便利用这一机会在1820年2月18日的《保守者》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毫不留情地反对内阁首相兼内政大臣德卡兹，认为德卡兹得为这起行刺事件负责，因为他以妥协政策激起了革命精神。夏多布里昂写出了下述名言：“我们的眼泪、呻吟和哭泣令一位恬不知耻的大臣惊奇，他一脚滑入血泊，摔倒了。”
这篇文章激怒了路易十八，他认为此文针对的是他的宠臣德卡兹。但是，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保皇派的报纸都在猛烈抨击德卡兹，以至于国王不得不与他保持距离。不过，国王给德卡兹提供了一条极好的退路：封他为公爵与贵族院成员，并任命他为驻伦敦大使。显然更为右倾的黎塞留内阁接替了德卡兹内阁。
想重新博得王室好感的夏多布里昂接受了为贝里公爵立传的任务，这是一项来自宫廷的委托，尤其暂时填补了他因《保守者》停刊造成的收入损失——该报之所以停刊，是因为夏多布里昂拒绝让它接受1820年3月30日的法律恢复了的预审查。11月的选举加强了右翼的势力（6月29日的“双重投票”法允许纳税最多者投两次票），没有成为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国王没有原谅他对德卡兹的猛烈抨击）遂支持包括维莱尔在内的友人获选。聊以自慰的是，他获得了法国驻柏林全权公使的职务。
这一任命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雷卡米埃夫人。拜倒在雷卡米埃夫人石榴裙下的人众多，她对那些尚未得逞又仍未气馁的追求者有着巨大影响力。在巴黎出现了这样的传言，说她在1819年初无法抵挡夏多布里昂的追求，首次屈服于她的追求者。夏多布里昂子爵本人注定得在下述女人之间周旋：妻子塞莱斯特，女崇拜者、昔日情妇迪拉斯夫人——那位忠实、热情但时常怨恨、嫉妒的“亲爱的姐姐”。此外，他有机会还会去菲尔代克城堡造访德·库尔蒂纳夫人，他在那拨弄他们之间已经覆灭的爱情灰烬，并恢复与德尔菲娜的儿子阿斯托尔弗的友好联系，后者展现出的绝望的诗体作品显示出未得到确认的同性恋倾向。
夏多布里昂抱着不逗留过久的念头接受了在柏林的职务。在1821年1月1日出发的他只在柏林待了冷清而空闲的3个月。他通过给外交大臣帕基耶拟订公文打发时间，但觉得对方善于拿上方的意见纠缠不休。4月，他在“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受洗之际获得了可返回巴黎的假期。他高兴地得知自己国务大臣的称号得到恢复，他作为贵族院成员的收入也提高了3倍，而且还不影响他作为外交官的待遇。回到贵族院，始终拥护新闻自由的他找到了机会批评博纳尔要求所有定期出版著述（包括非政治性著述）交付审查的提案。内阁重组，黎塞留在1821年12月挂冠而去。极端保皇派的首领维莱尔接替了他。作为维莱尔的朋友，夏多布里昂终于盼来他的机会。然而，他只获得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一职务并不足以使他加入枢密院。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再次由于迪拉斯夫人和雷卡米埃夫人的帮助，他获得对头德卡兹的驻伦敦大使一职。这一职务的薪俸高达24万法郎，而他在柏林的薪俸仅为8万法郎。为何要拒绝呢？
1822年4月1日，新任大使动身前往伦敦，先于他到达的有装着葡萄酒、绘画作品以及准备用来在英国首都展现法国魅力的装饰品。对于这位爱挥霍的大使，再好的东西也不会显得过分。幸运的是，他的开销得到首席秘书夏尔·德·马塞卢的监管，这位秘书与他的友谊和对他的忠诚堪称典范。有野史称，他的厨师长蒙米雷尔发明了一种名为“夏多布里昂”的烤牛排，以及一种后来被人们称为“外交官”的糕点。
夏多布里昂在伦敦待了短暂而平淡无奇的6个月，直至维罗纳会议于1822年10月召开。打败了拿破仑的反法联盟诸国始终关注着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秩序。由此，奥地利人于1820和1821年干涉那不勒斯王国和皮埃蒙特，以便平息那里的秘密会社和自由主义者的骚动。这一次，轮到西班牙使神圣同盟感到不安。斐迪南七世，波旁家族平庸而卑劣的后代，当拉斐尔·德尔里埃戈在集中于卡蒂克斯的西班牙军队内部发出起义信号时，正通过王党松散地进行统治。形势变得令已向外国君主求援的国王无法控制。1822年7月，在卫队部分成员遭到屠杀之后，斐迪南七世和家人被非法监禁。维罗纳会议不得不就干预事宜进行讨论。
夏多布里昂抓住了这一时机。他请求待在巴黎的两位红颜知己，即雷卡米埃夫人和迪拉斯夫人（这两个女人愤慨地赞同这位杰出人物在书信中表现的热忱）助他一臂之力，使他能够代表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维莱尔不同意这样做，反对军事干涉西班牙的他尤其担心自己会成为“朋友”夏多布里昂的配角，但是夏多布里昂达到了目的。8月，迪拉斯夫人向他宣告她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成功了！成功了！您刚得到枢密院的任命。马塞卢会给您带去消息。维莱尔非常迷人，您必须永远爱他。他在整个过程中坚定、纯朴，您的朋友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那就去吧，但切勿慌张，切勿有得意洋洋的神情！成功时应当谦逊。您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42]
维罗纳之行由此开始。法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大臣马迪厄·德·蒙特莫朗西，操纵会议者仍为奥地利人梅特涅。但是，事情毫无进展，夏多布里昂感到厌烦。然而，好运降临：蒙特莫朗西离开维罗纳，他成了法国代表团的正式发言人。与维莱尔相反，子爵坚持武装干涉的原则。在向马德里叛乱者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与西班牙毗邻的法国受命组织武装干涉。
自以为受到反对的维莱尔提出了辞呈。路易十八拒绝他的辞职，最后是蒙特莫朗西丢掉大臣职务，但后者极为自然地归罪于负责贯彻维罗纳会议决议的夏多布里昂。之前缠住维莱尔不放的迪拉斯夫人也再次与这项任命扯上关系。1822年12月28日，在与国王进行长时间会面后，夏多布里昂成了外交大臣。他终于如愿以偿！
“出类拔萃的作家”被擢升为法国政府中最具威望的大臣，这绝非小事。整个欧洲都议论纷纷。在维罗纳曾与之晤谈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他予以鼓励。与之相反，英国人并不赞成法国的干涉。新任大臣不得不竭力使英国首相坎宁放心。
1823年2月25日，夏多布里昂分别在两院发表重要演说，他在演说中恭维值得尊敬的两院成员的民族自尊心。然而，左翼议员和前弑君者马尼埃尔翌日以煽动和激怒右翼议员的言辞，回应夏多布里昂。3月3日，议会投票将马尼埃尔驱逐出众议院。但是，因为拒绝服从，马尼埃尔在第二天坐回了自己的位置。宪兵应当前来干涉，因为由梅西埃中士率领的负责驱逐马尼埃尔的国民自卫军小分队在反对派的喝彩声中放弃了行动。被宪兵揪住衣领的马尼埃尔身后跟随着60多名自由派议员。这一场面后来在自由派和共和派的传说中以埃皮纳尔版画的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远征西班牙的任务交给了亲王殿下的长子昂古莱姆公爵，后者有基耶米诺将军的陪同，拥有10万人马。为了确保军需供应，人们不得不以昂贵的价格求助于唯利是图的富翁乌夫拉尔。随后进行的战争有如一场悠闲的军事散步：马德里在5月24日就被攻占，在这之后，西班牙议会带着人质斐迪南七世逃跑，以便在卡迪克斯继续坚持。夏多布里昂双眼紧盯地图、作战计划和地图册，作为真正的军事首领在远处下达指令。抵抗着轰击的卡迪克斯在特罗卡代罗要塞被攻陷后最终失守，斐迪南七世获释。
夏多布里昂要操心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以为在西班牙恢复了正统，实际上重新恢复的是专制统治：斐迪南七世在马德里重新确立了无情的压迫。法国大臣提醒驻西班牙大使塔拉卢，让他劝阻意欲复仇的国王。
夏多布里昂当时将承担在爱情上朝三暮四以及撰写政治著述的产生的后果。这位作家从未专情，动辄给自己非同寻常的爱情添加一些略失纯洁的激情。从伦敦回来后，他就狂热地迷恋着一位27岁的美女。此人名叫科黛利阿·德·卡斯特拉纳，出生于荷兰共和国一个富裕的家庭，由于不够慎重，成了波尼法斯·德·卡斯特拉纳的妻子以及海军和殖民前大臣马迪厄·莫莱的情妇。夏多布里昂那始终淡而无味、无聊并只求实利的书信——甚至与女性通信亦是如此——甚至变得活泼起来（“请接受我的一切好意，并请记住你是我所崇拜的女主人。我来吻你的双脚和你的头发。”）。[43]由于在巴黎什么事情都会被人所知，雷卡米埃夫人获悉了这份温柔纯朴的爱情。受到伤害并感到愤慨的她痛斥这位负心汉，并悲伤地前往罗马。她与侄女和那位永远在追求她的巴朗什[44]在罗马安顿下来。勒内在悲叹，而朱丽叶在赌气。
第二件令人沮丧之事转变成了一种侮辱。对于他在西班牙赢得的胜利，无论是国王还是维莱尔均毫无谢意。路易十八因夏多布里昂写了《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并且毁了他昔日宠臣德卡兹的前程，仍保留着对夏多布里昂的怨恨。维莱尔对夏多布里昂在政治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心怀嫉妒，力求清除这个对手。然而，这位外交大臣却产生了自己以后都不会被撤换的幻觉。而且，他过于明显地让人知道了这一点。1824年6月，维莱尔在议会和贵族院提出要调整年金。由于良好的经济状况，以及受惠于大量的剩余价值，年金利率竟被定为5%。法案规定，将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14.5万靠年金生活的人要么立即清偿有价证券（以100法郎取代70法郎），要么以至少20%的利息进行折换。此举旨在为财产在大革命中被没收的有产者予以补偿提供资金，并使这些始终提心吊胆的财产拥有者安心，随之而来的将是“补偿亡命贵族10亿法郎”的年份。众议员毫无热情地投票通过该法案。在贵族院，夏多布里昂出于政府内部团结的考虑投了赞成票，但一言不发（他后来写道，自己“被束缚于一种有如赌气的呆滞沉默之中”），最后他政治上的朋友使这一法案功亏一篑。维莱尔怒气冲冲，觉得外交大臣意欲取代他，遂要求路易十八解除夏多布里昂的职务。这是缓和自西班牙事件以来两人激烈对立的机会。对夏多布里昂充满不信任和怨恨的国王毫不犹豫地将此付诸实施。
夏多布里昂永远不会忘记被赶走时遭受的侮辱——此言出自他本人。亲王殿下，即国王的弟弟觉得，“人们把他像一名仆役那样扫地出门，令他完全丧失了颜面”。当时是一位执达员通过一封附有国王敕令的维莱尔的信，给夏多布里昂带去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任由情感支配理智的维莱尔需要如此凌辱他在《保守者》的旧友和一位令人生畏的作家吗？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夏多布里昂的免职在巴黎引起一片震惊。以维克多·雨果为首的年轻浪漫主义卫士对夏多布里昂大加赞扬，有时甚至以诗相颂。
1824年6月6日，就像一名表现欠佳的仆人，在没有一丁点的赔偿金、没有最起码补偿的情况下被打发走的夏多布里昂，发展到了可以说是带有反对派色彩的地步。3个月后，1824年9月16日，国王驾崩。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以查理十世的称号继位，继而向夏多布里昂提议，恢复他国务大臣的待遇。满怀自尊的他拒绝了。维莱尔只好靠自己了。
在这一时期，某些事件将改变他的个人生活。鉴于他与德·卡斯特拉纳夫人之间的爱情已经告终，他高兴地看到朱丽叶·雷卡米埃重新定居于“林间修道院”，这是一座位于色佛尔街的西都会修女的旧修道院。她在此与“魅惑者”重修旧好。她每天下午接待他——这成了一种不可有例外的仪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定居于昂菲尔街，妻子塞莱斯特在这里领头创办了一家专为年老教士教徒服务的养老院——玛丽-泰雷兹诊疗所，玛丽-泰雷兹是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的名字。购买地皮和工程建设耗尽了他们的家产。为了使这一机构得以运行，这个干瘦的小个子女人使所有与子爵有来往的人感到厌烦，甚至包括女性。因为已没有其他主意，塞莱斯特遂通过销售她让人生产的巧克力获取捐赠：让每个前来昂菲尔街拜访作家的人必须购买一盒价格昂贵的巧克力。雨果记叙道：“当时，客人成了制作巧克力的子爵夫人高价勒索的对象。我那时用800法郎维持15个月生活，而天主教的巧克力和夏多布里昂子爵夫人的微笑竟让我破费15法郎，也就是20天的伙食费……这是有生以来向我索价最高的女人的微笑。”[45]最后，这一时期亦是夏多布里昂哀悼逝世爱人的时期：迪拉斯夫人与库尔蒂纳夫人相继被病魔夺去生命。
夏多布里昂在从政方面从未像在笔战中表现得那样出色。直至维莱尔内阁倒台，夏多布里昂对当局的攻击越来越令人生畏。他的事业是什么？他正在捍卫以及还将以雄辩继续捍卫的新闻自由。他的阵地何在？贵族院和《辩论报》。《辩论报》的经理贝尔坦曾为其行为辩护：“至于我们，我们带着巨大遗憾再次战斗，我们希望通过保皇派的联合永远摆脱这种战斗；但是，荣誉、政治忠诚、法兰西的利益不允许我们在必须采取的立场上有所犹豫。”[46]
夏多布里昂具有历史意义是他在1826和1827年反对了关于新闻自由的法律——这项法律被司法大臣不当地称为“正义与仁爱法”，粗鲁地意欲对非定期出版的著述、小册子和报纸一样课税并进行事先的审查。夏多布里昂写道：“人们感到，这一法律的支持者可能会毁灭印刷厂，摧毁新闻行业，为作家设置绞刑架，堆起火刑用的柴堆。因为无法恢复人的专制统治，他们衷心呼唤法律的专制统治。”众议员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但夏多布里昂在贵族院表示反对。他在一篇经过补充并引起轰动的长篇演说中宣称：“法兰西共和国为何没有建立？那是因为它背叛了总的革命原则——自由。帝国为何会被推翻？那是因为它本身不愿有这种自由。正统的君主制为何会得到恢复？那是因为它继承了伴随着其他一切权利的自由。”他在结束前说道：“我投票……反对整个使宗教受到威胁的法案，因为它使人恶意地曲解宗教；我投票反对摧毁知识以及侵害人在智力方面的一切权利的法案；我投票反对攻击宪章和受人尊敬的作者的作品以动摇波旁家族王位的法案。如果我有一千张票可用来反对这项大逆不道的法案，我会把它们统统投出去，因为我相信这是在履行对文明、宗教和正统性的首要义务。”[47]面对贵族院成员的反对，维莱尔政府不得不放弃这项法案。
决定报复的维莱尔在1827年6月24日恢复从未生效的审查，并任命博纳尔为新闻监管委员会主席。夏多布里昂显然不再与《保守者》昔日的合作者唱同一个调子。当时新闻自由之友协会成立，获得自由派和倾向于浪漫主义的青年的拥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年轻的法兰西整个站到了我这一边，并且从此没有离开过我。”
维莱尔自此处于守势。为了抑制被夏多布里昂鼓动起来的贵族院中的反对派，他让一群新的反动分子进入贵族院，接着又解散了众议院。唉！随之在1827年11月进行的选举，表明自由主义反对派势力在增强，而在此之外，又多了一个保皇主义的反-反对派：政府成了少数派，维莱尔再次提出辞职。国王于是着手组建马蒂尼亚克内阁。对此，夏多布里昂以为抓住了报仇的机会。
大臣！还是大臣！在1824年一句话都没说就被辞退之后，夏多布里昂再次梦想担任大臣。1828年1月5日，马蒂尼亚克内阁正式成立，但获得外交大臣职位的并非夏多布里昂，而是德·拉菲隆纳耶伯爵。布瓦涅夫人毫不留情地写道：“他曾经积极致力于推翻维莱尔先生，以为通过发泄自己的仇恨，可同时铺平重返这座外交部大楼的道路。他曾被粗暴地逐出这座楼，现在他声称将通过征服的权利重新进入这里。”[48]他的气恼显而易见，但是，他没有过多表现出来，因为他需要一个可改善其一塌糊涂的财政状况的职务，大使的职务刚好合适。
完全忠诚于他的朱丽叶·雷卡米埃进行了斡旋。她甚至说服在罗马担任大使的蒙特莫朗西到维也纳任职，以便把他的位置让给子爵。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在巴黎的教廷大使兰布鲁斯基尼大人，一位主张教皇权力绝对性的保守派高级神职人员，拥戴的是专制主义。为提防自由派法国大使夏多布里昂的任命（其将在1828年6月2日被正式任命），教廷大使向教皇国政府建议，劝导这位贪慕虚荣的作家“必须要有德行”。此外，夏多布里昂不会在罗马滞留，因为他意图加入内阁。接着，兰布鲁斯基尼以为知道了该如何约束这个男人：通过他的妻子，即那位子爵所热爱、“几乎像孩子依赖母亲那样依赖的”女人。当人们知晓“勒内”这位始终被一群女崇拜者包围的寻花问柳者的放荡行径，就会觉得这个方法简直可笑。但是这一回，他确实是在妻子的陪同下动身的，他无法与她分开。
他与罗马的重逢因为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无时无刻不在活动，不管在屋里还是在屋外，无论是在当时安顿于西蒙内蒂宫的法国大使馆——他力图使之成为罗马外交界最享有盛誉的地方——还是在美第奇的豪华别墅。新任大使的首次正式外出以圣路易-德-弗朗塞教堂为背景。11月4日，一年一度对查理十世表示敬意的庆典在此举行。夏多布里昂接待了教皇，并面向博蒙夫人的墓拜倒在教皇面前，此墓是他本人在1803年修建的，当时这位情妇前来罗马安息于他的身边。他由此可以向朱丽叶·雷卡米埃写道：“我这一生经历了多么奇异的事情啊！”
作为一个俨然对开销毫不在意、把事务均留给别人料理的大老爷，夏多布里昂以豪华的节庆活动和没有节制的慷慨大方展示其诱惑的艺术，迫使受邀者，尤其是那些被这位大作家无微不至的呵护所迷倒的贵妇对他崇拜至极。懂得使用间接肯定的他给朱丽叶写道：“社交界发现夏多布里昂夫人彬彬有礼以及我的晚宴值得称道。”大家纷纷恳求他，他成了台伯（Tibérine）学院的成员。他开始厌烦得以各种各样的挥霍回报鲜花和恭维。摆脱大使的职务，竟然亦同样美好！
绯闻接踵而至。正是在罗马，年已六旬的夏多布里昂遇到他最出乎意料的女友之一，圣勃夫笔下的奥尔唐斯·阿拉尔，一个极其专注和敏感的“无拘无束的女人”。借助圣勃夫的文字，我们认识了一个摘掉傲慢面具的夏多布里昂，这张面具几个世纪来紧贴在一张永远让人感到腻烦、自私自利的自负者脸上。[49]这段纯朴温柔的爱情经久不息，没有妨碍西蒙内蒂宫的临时主人同时与多个女人保持情话绵绵的书信往来，也没有妨碍他让德尔德拉戈伯爵夫人淹没在他送的花束之中——这位伯爵夫人的魅力比情书更为确实。
夏多布里昂以另一种方式在罗马彰显他的存在。因为考古成为时尚，在距罗马一古里【24】的泰拉·维尔加塔（Terra Vergata），他认真地在挖掘现场负责人的身边忙碌着，他卷起袖子，以便在没有完整雕像可挖时下去挖罗马帝国时期的银币、大理石雕像的残部、古代的石棺、“三个美丽的头像”以及“一个蒙面纱的女人的胸像”。
当要更换美第奇豪华别墅的经理、画家皮埃尔·盖兰时，夏多布里昂致力于让贺拉斯·韦尔内获选。他再一次需要对付教廷大使兰布鲁斯基尼，后者对于把这座豪华别墅的管理权交给一个自由派人士、忠于波拿巴的画家（憎恨该画家的波德莱尔称其为“一名作画的军人”）表示不安。实际上，如果说韦尔内是自由派，那只是因为他的画作于王政复辟时期在美术展览馆遭禁。夏多布里昂安抚枢机主教，保证自己会看好韦尔内，并允诺让后者随叫随到。这位擅长描绘战役的画家力图使自己的装扮与正在会客的大使阁下的排场相媲美，使之在人们的记忆中比继任者安格尔更为气派，但他最终在几年后仍表现得十分吝啬。
抵达罗马不久，对自己可能在这座城市留下的踪迹十分在意的夏多布里昂根据雷卡米埃夫人的建议，决定以墓碑对普桑表示敬意。他在1828年12月18日给雷卡米埃夫人写道：“您曾希望我给自己的罗马之行留下痕迹，我已经做了：普桑的墓将存留在那。”这一想法不错，因为普桑曾长期生活在罗马，在罗马创作了主要画作，并在罗马辞世。他的遗骸安放在卢西那的圣洛伦佐堂区教堂。大使当时曾求助于三位艺术家。他们中的两位是雕塑家，其中一位是获得罗马大奖的路易·德普雷，他将根据一幅题为“阿卡迪的牧羊人”的画制作一块浮雕；另一位名叫保罗·勒穆瓦纳的雕塑家负责制作普桑的半身像；第三位是名叫沃杜瓦耶的建筑师。“这里只需要法国人的手。”1829年1月，该工程中断。为了使工程复工，必须“让人移走告解室”，而“这不是一件小事”。夏多布里昂是个固执的人。他在一封致雷卡米埃夫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这座墓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F.-A.德·Ch.尼古拉·普桑，为了艺术的荣光与法国的荣誉。”[50]夏多布里昂最终未实现他最初的设想。这座墓碑于1831年完工，人们将在碑上读到夏多布里昂的全名。他至少以自己的费用建成了这座墓碑，而这又加剧了挥霍造成的亏空。
这位“著名作家”作为外交官所留下的功绩相对逊色。自抵达罗马以来，他为能够解决一起发生在法国和教皇之间的争端而感到高兴，这起争端是1828年6月16日的两项敕令造成的。这两项敕令禁止未获批准的修道会成员任教，并将与公立教育机构竞争的小神学院的学员人数限制在2万人之内。在与利奥十二世的一次会晤后，夏多布里昂以为已说服教皇认可这些敕令。的确，他肯定已经马到成功，但这一点并未阻止夏多布里昂声称“对罗马政府极其满意”，乐于见到教皇“值得钦佩的温和”。
然而，这位重要人物有可能甚感无聊。幸运的是，利奥十二世在1829年2月10日的去世，使他突然停止游手好闲。确定教皇继任者，是外交角逐中的一件大事：选出有利于法国人的教皇，而不是听命于另一个天主教大国奥地利的教皇，成了大使的当务之急。
这个在一座不足20万居民的城市里组织的重大竞赛，邀请每个个体和所有相关派别为了候选人展开斗争，而主要列强的外交使团则努力让将更好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候选人当选。不过，尽管王政复辟，但法国人享有的仍是一种宪政体制（宪章的体制），而他们的对手奥地利在梅特涅的领导下，仍然是专制主义的捍卫者。这一竞争因为夏多布里昂的马蒂尼亚克政府被认为代表自由主义而更趋激烈。反对“撒丁岛（即保守派高级神职人员）、奥地利和耶稣会士的派别”的他，打算努力维持“利奥十二世的温和与妥协的体制”。如此行事的他将自己的期望向雷卡米埃夫人和盘托出：“如果我有一位温和的教皇，人们极有可能将外交大臣的职位还给我。”——鉴于拥有这一职务的拉菲隆纳耶患病，这一职务当时正由波塔利代理。
为了达到目的，夏多布里昂可以依靠枢机主教团中的5位法国主教。但是，他有一些疑虑。人们看到他在期待着他们“长期留在塞尼斯（Cenis）山上”；他尤其对图鲁兹大主教克莱蒙-托内尔公爵——一位“只是心不在焉地信仰上帝的年老而狂热的放纵者”，曾对小神学院的敕令提出抗议——采用激将法。巴黎的报刊把托内尔公爵当作夏多布里昂的死对头。大使运用了一样合法的武器：排斥权，即一种在三大天主教强国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中被认可的否决权。除此之外，如他呈给主管大臣的急件（后收入《墓畔回忆录》）所表明的那样，因为“没有钱财可给，没有职位可许诺”，他必须施展手腕和进行诱惑——他在这方面称得上是高手。局势颇为困难，而大使并未放弃使自己在巴黎得到称赞的希望：“我一方面得与愚蠢斗争，另一方面得与对本世纪的无知斗争。在这里是狂热，在那里是奸诈，在其他地方是口是心非，而在几乎所有地方，则是野心、利益、政治仇恨……”
在法国人眼里，最大的危险在于奥尔巴尼枢机主教，此人听命于梅特涅，其机灵与虔诚成反比。大使于是在未经主管大臣批准的情况下自行发起倡议：通过委托一位法国主教——确切地说至少是自由派——挡住奥尔巴尼的路。这看起来很机智，于是，图鲁兹的枢机大主教克莱蒙-托内尔写了一封排斥奥尔巴尼的信。与此同时，他通过多次会晤，致力于挫败对所谓“奥地利人”有利的诡计。
克莱蒙-托内尔最终没有动用否决权，因为当选并采用庇护八世称号的人是夏多布里昂喜欢的人之一：卡斯蒂廖尼枢机主教。法国大使因自己的完美操作获得巨大满足。他给雷卡米埃夫人写道：“终于胜利了！在许多斗争之后，我有了一位站在我这边的教皇。”4月18日，他明确地指出：“庇护八世……比利奥十二世更主张宪政。他清楚地对我说，他应当服从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
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25】，因为新教皇明确指定奥尔巴尼枢机主教作为圣座国务卿，即教皇国政府的首脑。夏多布里昂尝试着逆来顺受。他遇到了奥尔巴尼，后者向他保证不与他为敌，并试图向主管他的代理外交大臣波塔利解释，让波塔利丝毫不用害怕“一位将为博取法国好感而努力的八旬老人”。但是，波塔利严重曲解了奥尔巴尼的意思。夏多布里昂决定返回法国，以便补救他无法阻止的这一任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然而，1829年5月15日的一封急件向他宣布，波塔利正式成为外交大臣。“著名作家”回到巴黎，于波利尼亚克取代马蒂尼亚克之际、自己辞职之前做了无谓的努力。他由此落入左翼，受到自由派的赞扬和极端保皇派报纸的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