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玉明背着一大捆硬柴从沟底一步一步挪上了塬边。不远处的村口有一弯涝池，涝池边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柳树，那是他通常歇脚的地方。平地上行走到底快了一些，也不那么喘了。他慢慢蹲下，把柴捆倚在树干上，从柴捆和插入柴捆的镢把下，灵活地将身子移出，转到树的另一边，把脊背靠了上去说：“我儿不轻哩。”他瞭了一眼柴捆，从腰里抽出尺把长的烟杆，一手把铜烟锅塞进半瘪的皮荷包里，一手捻弄着烟叶，烟叶被压实在烟锅里，他把斑斓的玛瑙嘴叼在嘴里，正要把手伸进兜里去掏火柴，听见啪的一声，打火机噗噗的蓝色火苗几乎压在了烟锅上，他用力吸了一口，抬起头，见是二儿子拉牢。“咋是你，啥时回来的？”他瞥了一眼儿子身边半旧的秦川摩托。
“夜来。”拉牢从兜里掏出金猴，燃着了。
“咋，店日倒[1]了？”
“开着哩。”
“那回来做啥？”
“还不是那事。”拉牢凑近父亲蹲了下来，嬉笑道。
“啥事？”刘玉明感到茫然。
“还能有啥，就是那事——”拉牢欲言又止，哼哼囔囔半天，终于脱口道：“想好了吗，咱店面的租金？”
刘玉明醒悟过来：“钱，咋尔[2]在脑后了？”前几天，儿子从县里下来，开口借五千块。刘玉明迷惑了，几个月前，他刚从这里借了一万块，说是从省城进货，这才过去了多久，又要钱。这几个月干了啥？摆个蒲篮卖鸡蛋还能挣个千儿八百哩。拉牢解释说，货都压在店里，生意淡些，房租到期了实实周转不开。如果房租交不上，房东说了，房就让给别的人了，想要的在沟子后头排了一溜溜哩。
刘玉明抱怨起来：“你做的那是啥生意？干不了，嫑[3]干，咱屋三代贫农，啥时摸过秤杆杆？咱就是戳牛沟子的命，安安地。”
拉牢一听急了：“又是你那三代贫农，谁他先儿不是农民？朱元璋是不是？毛主席是不是？不干，不试，咋亮清行不行？你还是喝过墨水、当过队长的人哩！”
埋怨归埋怨，耐不住儿子软磨硬泡，刘玉明终于松口了：“能行吗？咱是挂面不调盐，有盐（言）在先，最后一次。”可是他因为活儿忙，又是晾苞谷，又是收黑豆，又是去镇上抓猪娃，没顾上去信用社，只得说：“这几天连不上，明儿来。”
“啥时候？”拉牢追问，生怕父亲又忘了。
刘玉明略作盘算，赶早去镇上给马配种，赶头一水；还有换菜籽，打油，晌午去信用社。“那就喝汤时候。”
“这回嫑忘了，人家候着哩。”叮咛罢，拉牢一脚发动了秦川。
“达[4]去？”刘玉明立起身，拍拍屁股。
“还能达去，店里该营业了！”
刘玉明望着远去的儿子，叹道：“我咋养了这么个娃！”
在丰塬大队，甚至在桑树塬公社，当年上丰地的刘玉明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三代贫农，个头不大，却有蛮力，地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一个字——韶[5]！更难得的还是个中学生，尽管只是个初中毕业。不过，在整个大队，却是为数不多的“好苗子”。所以，“文革”开始后不久，当老队长撂挑子后，贫下中农一致推举这个根红苗正、尚属年轻的“革命派”当上了上丰地的队长。作为队长，刘玉明抓生产那是没说的，无论是春种秋收、学大寨、修梯田，还是修公路、交公粮、民兵训练，样样都不含糊，他还多次上了公社的光荣榜，甚至出席过县上的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哩。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小队的荣誉，大队的脸上也有光彩，革委会贾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说：“月娃，干得好，嫑骄傲哟，争取更大光荣！”
刘玉明听得出贾主任话里有话，敲打的成分更多一些。他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在大队和小队并非秘密。关于贾主任，都说他滑得差大[6]，脸上一粲[7]是笑，袖子里藏的啥，谁也不亮清。学大寨的时候，他造田填沟，没明没黑，当上了副大队长，“文革”开始后，他“反戈一击”跟着红卫兵贴大字报，破四旧，一马当先，很快取代了只懂得横冲直撞的学生司令。革委会成立后，他又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天县上长、公社短地舔上级沟子，终于转了正，成了丰塬一言九鼎的土皇帝。
和贾主任截然不同，刘玉明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如果他认为驴颡[8]上长角，便很难再使他改变哪怕是最粗浅的看法。他认为粮食是干出来的，所以不管大队是否开会布置，是否高喊新的口号，上丰地的生产在整个大队都是尖尖。但他在抓革命上却总是耍麻瘩[9]，吊儿郎当，不当回事。他总说：“粮食得是谝[10]出来的？”再拿贾主任的话说，他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危险哩。公社开批斗走资派大会，约法三章，不许迟到早退，结果大会开到一半，他才带了三四个人匆匆赶到，蹲在墙角谝闲，不时发出极不协调的笑声。主持人责问，他嬉皮笑脸说起怪话：“又不是给头牯[11]配种，赶头一水，急啥？”周围又是笑声一片。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九大”造声势，各队要求发动贫下中农排演节目，张贴标语。贾主任下来检查，村里居然没有一条标语，刘玉明却拍着腔子说：“写了，也贴了，实话一个，我儿谁揭去擦了沟子？”贾主任七窍生烟，又不便发作。他几次想给刘玉明安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撤了他的小队长，但虑及他三代贫农的出身，在社员中的威望，重要的还是能干，便忍了下来。贾主任想：小不忍则乱大谋。撤了他，上丰地还挑不出一个像样的料，万一影响了生产，公粮交不上，还不是自己倒霉？给大好的革命形势抹黑，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结果贾主任在各种会议上既要表扬上丰地抓生产的成绩，又要不点名地批评某些人“单纯军事观点”。但是贾主任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基干民兵训练的补助上，在救助款的发放上，在派工修路的计分上，不是出现了“差错”，便是发生了遗漏，每次刘玉明都要跟他吵得红脸，拍桌子，才能如愿。更让刘玉明措手不及的是在接收省城插队知青的事情上，他又被贾主任暗算了一次。不过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它在多年后改变了刘玉明和他一家人的命运。
大队召开了接收省城知青插队的会议，上丰地分到了七个人，三男四女。刘玉明抄下了他们的姓名、性别，又仔细询问了相关政策，落实了为他们盖房的资金，正准备离开，却被大队文书刘精明拉进了办公室。
“来些，谝嘎儿！”
他们二人是同村，又是初中同学，年纪相仿，自然能谝到一起，关系坚刚，重要的是，他们对贾主任的为人做事都有相同的看法。
“知青名单拿到了？”天南地北胡谝了一阵后，刘精明关切地问。
刘玉明摊开笔记本，说：“都在这达，咋了？”
刘精明接过本子，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难日的，贾主任给你穿小鞋哩。”
刘玉明发懵：那算啥小鞋？刘精明指着知青的名字，一一介绍起来：“罗小江，他爸是西北局的秘书长。陈西安，他爸是副省长。辛妹妹，这名字央[12]得差大，她爸是谁？省城裕华纱厂厂长，大资本家，特嫌，台湾的。你看，都是黑帮，咱喊打倒打倒的，就是他们的爸呀！”
听了刘精明的介绍，刘玉明很好奇，都是大官的娃啊！那别的队呢？刘精明告诉他，别的队都是红五类，个别队也有一个半个成分不好的，不过都是碎芝麻，只有上丰地特殊，大家伙一粲来了。对于刘玉明的疑问，刘精明嗔怪道：“谁让你三代贫农挂在嘴上，我听贾主任在会上说，刘玉明同志不是能干吗？把那几个问题大的都下在上丰地，也好监督教育，不出乱子。亮清不？这就是小鞋，万一有啥事还不是拿你开刀！”
“他们能出啥事？爸是走资派、资本家，他们又不是，都是学生娃嘛。”刘玉明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更增添了对贾主任的怨恨。他气咻咻地要去找贾主任理论，把人退回去，却被刘精明拦住了。
“会都开过了，各队把人都领了，退给谁？得罪人哩。再说，你这样也把我给卖了。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你那话，爸是爸，娃是娃，他们又不是走资派，你怕啥？”
“我怕？”刘玉明不服气，“怕个毬，咱三代贫农，怕过谁？我就不信学生娃和他爸一样？”
对于刘精明的忠告，刘玉明表面上嘻嘻哈哈，若无其事，心里却认为有几分道理。总之小心无大错，谁能保证三百六十天，天天出阳婆呢？
知青们初来乍到的表现似乎证明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十八九岁的年纪，中专毕业，还是什么外语学校的。活泼、率真、热情，七个人几乎一样。这些小青年左一个队长、右一个队长地叫着，尤其让刘玉明受用。要知道在村里，长者都叫他小名月娃，碎娃们则以辈分相论，要么哥要么叔。男知青干活的劲头和力量也让刘玉明吃惊。他们比刘玉明小了近十岁，个头却比刘玉明还高，身体强壮，人也灵醒，除了一些需要技术的活儿像揭地、扬场、铡草、捆柴等尚待历练外，其他的像起圈，垫圈、放羊都一点就会。他们和别的青壮劳力一样，两手握住车辕，便可将满载粪土的架子车抬起；挑起扁担也能将麦捆从沟底挑到塬上。挈[13]桩子更能看出他们的毅力，一只长近似扁担，直径约两尺的粗毛口袋，装满小麦，便成了重五六十斤的桩子。人蹲在桩侧，右手捏住袋口，桩子侧倒在肩，这时再左手托起袋底，起身展腰，踏上一块铺在麦粒堆上的木板，走到尽头，松开右手的同时左手抬起，小麦便从袋口倾泻而出。此活儿原是壮劳力干的，没想到罗小江、陈西安试过几次后，居然也能来去自如了。当然，从他们淌汗的脸上能看出，那是费了吃奶的力气的。这让刘玉明多少有些感动。
通往县城的公路是由土、石铺垫的，石块是来自沿线沟坡的料浆石，破碎加工的任务按路段包给各个公社，然后一级级往下分包。领到任务后，刘玉明亲自带队来到公社附近的沟里，妇女负责做饭、破碎，男劳力负责将砸碎的石粒运到路边，一方方堆好。一天无话，到太阳下山的时候，突然出事故了。刘玉明弟弟的女儿被一块飞起的料浆石砸中脑袋，登时鲜血如注，众人吓得不知所措。罗小江立刻从辛妹妹手里接过手绢，帮伤者捂住伤口，陈西安二话没说背起她直奔沟口。刚反应过来的刘玉明问：“达去？”
“县医院。”
刘玉明的妻子能香惊呼：“娘娘[14]，有十几里路哩。”
刘玉明白了她一眼：“啥时间了，说那话，快悄悄！”他也追了上去。
他们三人抄山路轮换着将女孩背到了县医院，当晚便做了手术。
“老陈还为娃输了一管管血哩！”当三人回到驻地时，天已大亮了。刘玉明劝二人补个觉，下午上工。他们俩却笑笑，说：“算毬，要挣工分哩！”
当然，二人的心思，刘玉明亮清：那是好强哩。
2
刘玉明接到大队通知，说县里准备召开一个知青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段知青工作经验，表彰一批知青的先进个人和集体，如果有先进典型，尽快上报材料。于是，厚厚的材料和评选结果报到了大队：先进集体——上丰地知青小组，先进个人——陈西安、罗小江。不久大队来了电话，说贾主任召见！贾主任正襟危坐，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
“材料不错，内容丰富，紧跟形势，立场鲜明，而且有理论有事实。不过，让两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作为先进个人上台发言，像是短些啥，如果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岂不更好？月娃，考虑嘎儿。”
刘玉明强烈不满。
“事情都是他们做的，咋能换别的人？前一向你还表扬我村政治工作有了飞跃，写标语，印传单，排演节目，咋忘了？那都是他们干的！”
贾主任想，让刘玉明改变主意，不能直来直去，有些事想得说不得，得采取迂回战术，要他知难而退。
“材料说他们连夜背女娃送医，事迹感人。不过，听说那女娃是你侄女？”
刘玉明大大方方承认：“那又咋，嫑管是谁，这是好事？咱也是内举不避亲嘛。”
这时刘玉明方才醒悟：他这是不想二人当选？
不料贾主任却有另外说辞：“嫑误会，我是说你一个上丰地，又是先进个人，又是先进集体，丰塬大队又不是你一家，别的队咋办？”
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刘玉明哑口无言，他只得放弃了先进个人的名额，以显示自己的觉悟，咱是三代贫农嘛。至于在谁代表先进集体出席会议的问题上，贾主任一再敲打：“谁去都行，除了陈西安、罗小江，还有辛妹妹。”
当着贾主任的面，刘玉明十分温顺，但是开会发言那天，陈西安却上了台。他声情并茂地代表知青小组介绍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表示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决心。贾主任生气地转过头，瞪了一眼后排的刘玉明，刘玉明却故意和身旁的人谝闲，装没看见。生气归生气，当热烈的掌声把陈西安送下台时，贾主任的脸上还是露出得意的笑容：是嘛，有正确的领导，才有先进的成绩，陈西安不是在发言中讲得很清楚嘛。“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他贾主任不就是上级嘛。
和贾主任一样，刘玉明也十分得意。“知青先进集体，达的？上丰地，我就是队长嘛！”
的确，刘玉明一年多来没少为知青操心出力，从盘灶到盖房，从派活儿到评工分，从磨面、窝醋到如何从二十几丈的井里打水、拴桶。真是心贴心，手把手。刘玉明真切感受到了学生娃的进步，他们干活越来越麻利，越来越像农民，尤其是那几个有问题的知青，他开始怀疑：教育啥？本来就是乖娃娃嘛！
不知不觉中刘玉明已放下了对知青们的提防和怀疑，把他们也当成贫下中农的一员了。有几次，贾主任问到村里有啥阶级斗争新动向，刘玉明信誓旦旦保证：“好着哩，一粲是乖娃。”
夏忙完毕，地里的西瓜也长得碗口大了，为了防止人偷和猪羊糟蹋，生产队在地头搭起了瓜鞍子。这瓜鞍子高近三米，呈三角形，尖顶为一横木，与两边的圆木捆扎，下端分开，上覆麦草，以防日晒雨淋，在齐腰处还铺了一个床板，便于瞭望和休息。看瓜者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此，直到瓜熟开园。此时，知青们多已肩扛手提着新麦的面粉回省城探亲，只有陈西安、罗小江和辛妹妹留了下来。于是，两个男知青被派去看瓜，辛妹妹则负责做饭，再把一日三餐送到地头。刘玉明作为队长少不了要抽空巡查，他多挑在喝毕汤之后，拿上手电，哼着《三滴血》中的唱段“刺破手指仔细看，血在盆中不粘连，不粘连”，晃晃悠悠地来到瓜地。
这时的地头上，知青们把干树枝烧起来，再把盛满水的小陶罐放入火中。水滚后，放入茯茶。望着翻滚的茶叶，听着咕咕嘟嘟的声响。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谝起闲来：来村里做砖瓦的“武都客”和谁有暧昧，谁家刚生了娃，谁又为了推磨子和谁打了锤，还有贾主任和谁“熬米汤”，肚子都大了……陈西安、罗小江会讲一些历史故事或人物，像秦始皇、戴笠、斯大林、希特勒、铁托、文天祥、司马迁……对于刘玉明来说，这些全都是新鲜的、奇特的，几乎都是第一次听说，非常有趣味。有时辛妹妹早已坚持不住，回屋睡觉了，剩下的这几个则谝到了天亮。
越谝话越多，他们也不再避讳刘玉明，开始谝起了自己和同学。刘玉明渐渐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家事：罗小江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姐弟随各自的学校下乡插队。陈西安的父亲被“军管”，好在母亲未受牵连，带着妹妹恓惶度日。辛妹妹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开着省里最大的纺织企业——裕华纱厂，她的姑姑则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少将还跟着少将跑到了台湾，因此她父亲被戴上了两顶帽子——资本家和美蒋特务，家产被抄没了，辛妹妹的母亲只好在公私合营后的工厂里打扫卫生，以微薄的工资养活女儿和尚未成年的弟弟。说到凄惨处，辛妹妹禁不住哽咽起来，另两个娃也都眼中噙满泪水。
一时间气氛变得悲伤起来，刘玉明也乱了分寸，不知道该咋安慰开解，也不知道该说些啥宽心的话，他只是默默地用镰刀机械地剁着脚边拢在一起的死蔓，直到稀烂的绿糊与泥土搅在了一起。他完全没有想到，白天在地里生龙活虎、嬉笑打闹的学生娃们心里压着如此的重负。也许他们的父辈的确是“走资派”，辛妹妹的姑父也的确杀过像自己家庭一样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们的亲属、子女有啥罪？弄得这样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刘玉明更加可怜起这些娃娃了。他告诉自己，今后要多开导、多关心，至少在上丰地让他们感受到贫下中农的温暖，还是那句话：“爸是爸，娃是娃。”
一转眼，又是一个夏忙。
一天，在地里割麦的刘玉明忽然听见有人喊：“爸啊——爸！”
他直起腰，看见已上中学的女儿春花正领着弟弟拴牢、拉牢在向自己招手。
“啥事？”他没好气地问。
“大队来电话，说让你去哩。”
“还说啥？”
“精明叔来的，他说急哩，我没多问。快些！”
刘玉明扔下镰刀，边走边嘟囔：“难日的，开会也不看看时候，在凉房间品麻[15]，胡乱成哩。”到了刘精明的办公室，他先咕咚咕咚灌下一大碗水。听到是省城工厂来招工，刘玉明不由得笑出声来，忙问啥厂，啥条件。刘精明告诉他，是无线电厂，专招知青。公社叫赶快报名单。刘玉明抓起桌上的笔，一口气写出了七个人的姓名。刘精明拿起名单一看，其他四个没什么，就怕陈西安、罗小江、辛妹妹这仨被刷下来，起码贾主任就通不过。刘玉明满不在乎：“嫑管他，咱先占上，有啥问题再想方子。”刘精明提醒：“那就耽误了。”他建议先回队上了解一下各人的家庭情况再报不迟，再说还要盖章哩。临走时，刘精明特别交代：“嫑急，还有七八天哩。那几个，如果家里有啥变化，最好有个证明。”
刘玉明心领神会，回到队里，把七个知青召集到自己窑里，通报了招工的消息。一时间知青们雀跃欢呼，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笑声不断。只有陈西安、罗小江、辛妹妹他们三个例外，听到消息后虽然跟着大家勉强一笑，但旋即沉默。刘玉明示意大家先回去，只把陈西安三个留了下来。陈西安平静地表示：“我不行，我爸还在‘军管’，前一阵还被点了名，说他是大走资派的死党。”他望了望正在低头抠着指甲的辛妹妹，说：“她也够呛，她爸自杀了，罪名是叛徒、资本家，畏罪自杀，再说她姑姑、姑父还在台湾。小江可能有希望。”罗小江接着说：“前几天接到我母亲来信，说父亲从‘牛棚’出来了，全家去了金盆湾五七干校，说是学习、待审，好像说是人民内部矛盾。”
刘玉明精神一振：“快些打个电话，要个证明，咋样？”罗小江直摇头：“怕不行，一来，一个待审干部能不能给开证明，还不亮清。二来，即便给办，还不磨蹭几天，寄到队上，起码要半个月。三来私人要求是不行的，要组织出面。”
刘玉明略作思考，说：“组织出面好办，咱队上派人，不行，我去。只是时间上怕连不上。”他和罗小江立刻仔细地计算起行程。“明儿一早搭班车，晌午到省城，赶下午的火车，晚上到金堡。第二天早上搭班车，晚上到延安，次日搭早上的首班车，晌午就能到金盆湾。下午办事，然后往回赶，紧紧张张六天。就算干校耍啥麻瘩，我也会捻弄，打宽一些，七天来回！”罗小江担心，还是超了一天。刘玉明让他把心放在肚里：“名单都写完了，小队的章也盖了，到了第六天，春花会把名单送到大队，交给文书。证明的事，万一连不上，他会在当地邮局先给大队发个电报，打个电话，没麻瘩。”晚上，辛妹妹给刘玉明送去了八十元钱，说是大家凑的，穷家富路。刘玉明再三推辞，说这一趟是公差，队上可以报的。辛妹妹不由分说，放下钱就飞快地跑了。
刘玉明走后的第五天，罗小江便掐着班车的时间，到公路边等候，虽然他明明知道刘玉明今天不会回来，也许在金堡，也许在省城。第六天仍未见到他的身影。第七天，他彻底失望了，也许天意如此吧。他闷闷不乐地回到房中，蒙头睡去了。
其实，第四天的晌午，刘玉明便从金盆湾邮电所挂通了刘精明的电话，兴奋地报告了好消息：“拿到了！拿到了！那个政工组的人央得差大，开始不好好写，说正在调查，咋写结论？我问这是敌我矛盾？他哼哼囔囔，半天放不出个屁。我说，既然不是，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那不一样，我问咋不一样，他说，给你说你也不亮清。我一听火了，我不亮清，你说的不是人话，得是？他翻了脸，你咋噘[16]人嘛，你是干啥的？我就是那句话，三代贫农！不信，你查去，上丰地的刘玉明！我问你是不是三代贫农？三代工人也准事。他一听，软了，我估摸着他家上辈不咋样。后来，来了个啥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劝我嫑激动，都是革命同志，他们会研究一下，让我第二天去。第二天话都没说，他就乖乖把证明给了我。对对，不啰唆了，我把内容念一下：罗子纲同志现在我校学习、锻炼，没有发现其历史上有变节投敌行为，其他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其子女的招工、入党……再念一遍？对，我再发个电报给贾主任。”
名单报到公社两天后，刘玉明才欢天喜地地回到村里，逢人便说一路的见闻，有等车的艰辛、路途的疲劳、陕北的贫穷，还有省城的高楼、来往的车辆、商店的繁荣，眼窝都不够用了。妻子问他给娃们买的啥。“难日的，咋忘了！”不过令他骄傲的是，证明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硬要加上去的！”
不错，正是最后一句话让罗小江通过了政审，和其他四个知青一起离开了上丰地。头天晚上，他们齐齐来到刘玉明的窑里，不约而同送上了分别的纪念——《毛泽东选集》。不同的是，有的是四卷，有的是一卷本。罗小江的最特别：打开红绸的包袱皮，是两册极大的精装《毛泽东选集》。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出版，扉页上还有他父亲的签名哩，很珍贵，留个纪念吧。”
3
同学们走了。陈西安像以前一样按时出工、下工，一样和社员们嬉笑打闹；辛妹妹却消沉了，吃得很少，工也不上了，整天懒洋洋地歪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房梁。刘玉明很着急，对她说这样下去，不仅对身体不好，还会影响下次招工。如果社员们不满，就是他这个队长也没方子，那要社员举拳头哩。这话像一针强心剂，第二天，辛妹妹就出工了。在收菜籽时，她还问身旁的刘玉明，下次招工啥时候，听谁说的。一个假设竟然让辛妹妹起“死”回生，但刘玉明很担心她的耐性，为了不让她再躺倒，刘玉明撒了谎，说：“听大队文书说的，快了，实话一个。”
从这天起，辛妹妹三天两头向刘玉明打听，刘玉明全用“快了”堵了回去。三个月后，终于传来了省城钢厂招工的消息。陈西安依然很平静，好像此事和他无关一样，他对辛妹妹说：“我不是不想，而是有自知之明，我爸和你爸一样，在没有平反之前，啥都是幻想。”辛妹妹却很兴奋，当她得知名单已报到大队后，就偷偷问刘玉明大队谁说了算。
“那还用说，贾主任呗，他是一把手嘛。”
于是辛妹妹便时不时地向刘玉明请假，说要到大队办事。刘玉明亮清，她这是在做最后一搏。奇怪的是，晚上下了工，她还是往大队跑，有时还回来得很晚。陈西安不放心，几次要陪她一起去，却被她婉拒了。辛妹妹调侃说：“走资派都打倒了，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安全着哩！”一次，陈西安被隔壁的开门声吵醒，他借着月光看了眼闹钟：三点。他喊了声：“妹妹吗？”听到应答，他又昏昏睡去。第二天，他劝辛妹妹：“别劳民伤财了，没希望！”辛妹妹却十分乐观，回了一句：“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招工结果让刘玉明和陈西安都十分意外，辛妹妹被通知去县城体检，这意味着她已经通过了政审。当她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陈西安真诚地道了歉：“幸亏没听我的话，要不真耽误了。”
辛妹妹却莫名其妙扔下一句：“终于解脱了。”
她又下到了刘玉明的窑里，坐在炕沿，逗弄着爬来爬去的拉牢，向刘玉明报告了喜讯。
“这么多年全是队长的教育和帮助，像我这样的出身，如果不是队长，我，我……”说着，辛妹妹的泪水就扑簌簌落下来。
辛妹妹最后千恩万谢，说将来一定会好好报答，出门时，眼圈还红红的。
晚上，能香招呼拉牢睡觉，刚给他脱上衣，就发现他脖颈上多了一条啥链链，中间还连着一块啥石头。石头在灯光的映照下，发出淡淡的绿光。她揣[17]了半晌，自言自语：“啥链链，妹妹放下的？”
刘玉明接过链子，掂了掂：“金的，没麻瘩，贵重得差大，咱不能要。”他赶紧披衣下炕。
“嫑动弹，看看啥时候了，人早就睡下了，明儿赶早去还。”
天刚亮，刘玉明匆匆上了塬，在知青瓦房门口见到了陈西安，问道：“妹妹呢？”
陈西安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刚送走。咋来迟了，队长？”
刘玉明把项链递给陈西安，道出了原委。
陈西安左看右看，肯定地说：“是妹妹的，听她说过，这是她妈妈当年的嫁妆，好东西，翡翠的，你放好，将来给你娃们娶媳妇。”
辛妹妹被录用，刘玉明始终不解。
“她能走，陈西安咋不行？”大队开会时，他悄悄问刘精明。
刘精明神秘地笑笑，低声道：“二指宽绺绺。”说完向正在滔滔不绝训话的贾主任瞟了一眼。
刘玉明想刨根问底，刘精明却再也不言传了。不过，刘玉明亮清了：不管咋，人走了，是好事，不用再熬煎了，那可是个乖娃，咋——唉，人在屋檐下嘛！
辛妹妹走了，知青的大瓦房彻底沉寂了，再也听不到男女生隔墙的大呼小叫，收音机的声响，或高或低的歌声，杂沓的脚步声，甚至社员们串门时带来带去的秦腔吼叫，厨房的烟囱也很少冒烟了，很少有灯光，男生窗口的灯光也早早就熄了。望着塬边孤零零的瓦房，社员们开始怀疑当初选址是否正确，有的社员甚至开始规划它日后的用途了。仓库？队部？做啥好呢？反正老陈迟早也要走的。
不过陈西安不这么想，只要父亲不能翻身，自己就要永远在上丰地待下去，也许是真的“落户”了。没有了幻想，心情反而平和了，他照常出工，照常和社员们谝，只是懒得做饭了，几天蒸一次馍，两大笼，饿了掰个凉馍，就口咸菜。放了工，就早早睡去。
喝完汤的刘玉明一边哼着“血在盆中不粘连，不粘连”，一边推开了知青点虚掩的房门，用电筒照照和衣而卧的陈西安。
“咋，病了？”
陈西安转过身，揉揉眼，说：“咱能得啥病，乏了，不知咋就睡着了。”
刘玉明点亮油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厨房没见杠烟。房里也黑麻咕冬。以为你病了，怕你——”他瞥见桌上的冷馍，“咋，就吃这？”
“放心，队长，没啥，就是一个人做饭没心情。洗菜、砍柴、拉风箱，三尺的锅就为一口饭，太麻烦。”他拿起馍，又咬了一口。他打心眼里感谢刘玉明，但他更了解自己的情况，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善始善终。否则多年的努力和还算不错的形象便会全部崩塌。如果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便想在上丰地扎根，做一个普通社员也是困难的。
从那以后，要么是刘玉明，要么是他媳妇，会时不时端来一碗饸饹，几个热馍，一碗苞谷面搅团，还有杏仁面给陈西安。陈西安过意不去，索性把刚分的新粮送到刘玉明家，说是搭伙，自己则留下知青们原来的陈粮，偶尔蒸一两回馍，就着开水和咸菜下肚，尽量不去麻烦刘玉明。
这一年，经全村贫下中农一致同意，陈西安被选为积极分子，出席了县上召开的第三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年底的一天，陈西安喜眉笑眼地来到刘玉明窑里，说明天请他们全家到镇上吃馆子。刘玉明纳闷：一不过节，二不逢集，三没喜事，这是弄啥？再说拴牢、拉牢两个碎娃，麻烦得差大。陈西安笑着解释说，他父亲解放了，虽然尚未官复原职，但是被抄的东西发还了，原来的住房启封了，一家人团圆了，所以他一再坚持，把娃们带上，还有刘精明，他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都是好人。不过，他又要求暂勿告诉其他社员。
“那是好事，好事。”第二天，刘玉明叫上刘精明，用架子车拉上拴牢、拉牢和妻子，跟陈西安一起到了镇上。陈西安挑了家最好的饭馆，一口气点了七八个大菜，要了瓶双凤大曲，一条金猴烟，又为娃们买了两斤水果糖，酒饱饭足后，几个人带着几分醉意回家了。
一连几天，陈西安都处在亢奋中，上工的路上，也哼起了《沙家浜》，还有从刘玉明那儿听会的秦腔“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社员们也和他开起了玩笑：“老陈，得是相亲了？女子是达的？得是不想走了？”
陈西安也开着玩笑，胡乱应付一番。不料，有鼻子有眼的谣言出现了：实话一个，女娃是土桥的，她姐是咱公社的一枝花，嫁给了一个姓郭的知青，她比她姐还飘[18]哩。有人找刘玉明求证，他嘴上说“不亮清”，心里却为陈西安高兴，终于有盼头了。
不过，他做梦也没想过，这最后的一幕竟是这样开始的：
这天放工回到窑里，刘玉明刚端起碗。随着一声“月娃”，刘精明迈进了门槛，接着是贾主任，还有公社的杨主任。刘玉明赶紧扔下碗，手忙脚乱地招呼客人坐下，吩咐媳妇烧水泼茶，他心里慌慌，不知出了啥大事，用目光问刘精明：这是——
刘精明殷勤地为主任们拿过小凳，用衣袖抹抹，对刘玉明夫妇说：“嫑忙了，是这样，杨主任到大队检查工作，回公社路过咱队，顺便看嘎子。”
贾主任微笑着点点头，说：“杨主任百忙之中还记得你哩，说一定要来看看。”
杨主任和蔼地接过茶碗，东拉西扯地问了问队上的生产和学习情况，刘玉明的家事，几个娃，粮食够不够吃，一个工多少钱。最后提出去看看知青。刘玉明在前带路，上了塬，介绍说：“队里只剩一个知青，陈西安，娃表现不错。”
杨书记不住点头，说：“亮清，亮清。”
陈西安在大瓦房前宽敞的院子里，正赤裸着上身，呼哧呼哧洗着脸，见有人来，他忙穿好衬衣，迎客入室。面对陈西安诧异的眼神，刘精明重复了“顺便”的意思。陈西安抓起暖水瓶，空的，他不好意思地说：“刚放工，水还没烧。”
刘玉明朝刘精明递了个眼色说：“到我屋去，要刚煎的。”
贾主任起身拦住了，说：“刚喝过，就坐坐。”
坐在桌旁边的杨主任又看见碗里的两个凉馍，捏了捏。
“西安，就吃这？”
陈西安就像从前回答刘玉明一样：“一个人做一个人吃，麻烦得差大。”
杨主任笑了：“连说话都像咱这达的人了，不错，不错。”
贾主任谦卑地补充：“不光说话，干活儿、做饭，都和咱贫下中农一样。得是，月娃？”
刘玉明连连说：“是，这几年进步大哩！”
杨主任放下馍，说：“西安的确不容易，别的人都走了，他一个还在坚持，难能可贵啊，你们要多关心，多爱护，这样吃饭不行哟，娃们正在长身体。”贾主任一边应承坚决按杨主任的指示办，一边埋怨刘玉明不关心知青生活。陈西安解释，吃冷馍只是临时垫个饥，实际上他在队长家搭伙。“吃的，喝的，一粲好着哩。”杨主任听罢陈西安的讲述，十分赞赏，对贾主任说：
“这是个不错的做法，目前各队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一两个人的知青点，完全可以采取搭伙的方式，一来可以减少知青的负担，二来可以增加社员的收入，就是多一两双筷子的事嘛，一举两得，老贾，赶快搞个材料，总结一下经验，报上来，我看可以在全社推广。”
刘精明看着贾主任的眼色，立即打开笔记本，飞快地记着。贾主任不无谄谀道：“还是杨主任政策水平高，高屋建瓴，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核心。精明，记好了，回去马上办。”
“小陈，听说了吧。就要恢复高考了，准备得咋样？”杨主任突然改变了话题，听到陈西安“正在准备”的回答后，他对刘玉明说：“刘队长，一定要大力支持哟。”
贾主任又补充：“可以灵活掌握嘛，给他放放假，至于工分嘛。”他望望杨主任，看见鼓励的目光，便不容置疑地指示，“可以照记，这也是为了工作嘛。”
一行人起身告辞，陈西安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握别时，杨主任祝他考试顺利。最后突然说：“见到陈省长代问个好！”
陈西安和刘玉明顿时明白了他这“顺便”的原委，知道一定是刘精明“告的密”。他们一齐瞪了他一眼：咋是个猪嘴！
录取通知书到了，陈西安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西北科技大学。无论是在地头，还是平时见面，社员们除了祝贺，更多的还是问：“啥时走？”贾主任特意给刘玉明打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定下了日子务必告知，他和杨主任要亲自饯行，可能县上领导也会来哩。
不过，陈西安有自己的顾虑。刚得到父亲平反的消息时，他也曾想大张旗鼓地请客，宣告一下父亲不再是“走资派”，自己不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自己考上大学也是凭一己之力。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却改变了初衷。前些年，他痛恨那些“新贵”和他们横行霸道的“衙内”，更忘不了自己和许多干部子弟一夜间沦为“狗崽子”的痛苦遭遇。这十几年的经历是漫长的，几乎占了人生的五分之一，教益也是深刻的。不错，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其能量都是巨大的，就像父亲曾经的副省长职位，辛妹妹父亲曾经的裕华厂。但是，如果你的命运由它们所主宰，那么未来必定是无法确定的。“存在”存，则荣；“存在”去，则损。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自强自立，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不管是进，是退，还是富，是贵，都要平实，坚忍，去轻狂，戒浮躁，学会约束，要有自知之明。古诗咋说？“高树多悲风”……他决定悄悄离开。
这天天刚放亮，社员就已经三三两两出工了，刘玉明推开瓦房那只剩半边的房门，拍拍光秃秃床板上不大的铺盖卷儿，低声问：“打折[19]毕了？”陈西安默默点头，递过去一个信封，说：“不多，给大家买些烟酒，这多年了，算是感谢，还有我的工分给五保户老王、老梁吧。别的，没啥了。”他四下望望，搓搓手，“坐些，立下咋谝嘛！”
刘玉明蹲下，倚着房门，吧嗒吧嗒只顾抽着旱烟，桌上的闹钟滴答滴答，十分清晰。
陈西安上前蹲下，捧着刘玉明的双手说：“以后有啥事，尽管来寻我。走了。”他背起铺盖，毅然跨出门槛。走了几步，他猛回头，只见刘玉明依然呆呆蹲着，豆大的泪珠夺眶而下。
最后一个知青走了。刘玉明十分失落。知青刚来时，他不习惯他们的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也不习惯女娃的雪花膏和刺鼻的香气，甚至他们的口音……几年过去了，当一切戛然而止时，他又不习惯了，那是些啥样的日子！热闹，红火，歌声，笑声，还有其他社员不亮清的恓惶，心酸……每次路过大瓦房，望着屋脚、院场的荒草，心里不知啥滋味，一切都好像是场梦，来去匆匆。
好在远去的知青们时不时地来信，要么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要么汇上一些钱，说是贴补家用。整个公社，刘玉明是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那是辛妹妹让人捎来的，华山牌，九寸。有人说，上丰地的奶山羊基地扶贫项目是陈西安出面促成的……
二十年过去，上丰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员们都从沟边的窑洞搬到了塬上，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瓦房，用上了自来水。刘玉明的生活习惯却变化不大，他仍然叼着铜烟锅，吃着呛人的旱烟，只是那个火镰被拉牢搜走了，给了他一次性打火机，还不停地数落他：“早该尔了，啥年月了，还是那三代贫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