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灰色的死》发表经过
《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小说处女作，连载于1921年7月7—9日、11—1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T.D.Y.。它虽然没有《沉沦》那么有名，但也为郁达夫所看重。他在1921年7月30日写的小说集《沉沦·自序》中特别说明：“《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是今年正月初二脱稿的。”然而对这篇小说的发表经过，却长期说法不一。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元月出版的王平陵的《三十年文坛沧桑录》内地版就提供了一个说法。此书原为作者1952年在台北《中国文艺》上的专栏，1956年结集，迟至1965年1月始由中国文艺社出版。作者一年前已经去世，不及亲见。
王平陵是李叔同的学生，早年即热爱新文学。此书是他晚年以新文学运动参与者身份撰写的回忆录，尽管只有短短六万多字，却有不少见解值得注意。书中对“礼拜六派”文学的“再估价”，对陈衡哲、夏丏尊等散文的推崇，对刘大白、白采等新诗的评析，对侯曜、顾仲彝等话剧的肯定，等等，都是文学史家很少提及的。此书虽远不及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丰富多彩，但也收到了平实简洁之效。尤其书中对现代文坛故实娓娓道来，可补后来各种文学史著述之不足，追述《银灰色的死》发表经过即为显著的一例：
郁达夫从日本寄给他（指《学灯》编者宗白华——笔者注）一个长篇，就是轰动一时的《银灰色的死》，但宗白华先生以为他是个初次投稿的无名小子，抄写的字体又那么潦草，看起来很吃力，略略过一过目，便随着那些决定不用的稿件，一并归档在古纸堆中了。到了一年多以后，他发奋清理旧稿，又发现这篇《银灰色的死》，觉得不坏，越看越有趣味，就在《学灯》连载了半年，吸住了广大的读者。我在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的春天，遇见达夫于汉口，无意中提起这件事，似犹不能放宽宗白华的疏懒，他笑着说：“《银灰色的死》，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竟毫无消息，几乎失却写作的自信心，真想洗手不干，从此改行了。可是在一年多以后，忽然露面了。又鼓励我抛了在帝大学习的经济学程，钻向文艺的牛角尖。”
对《银灰色的死》的发表经过，其实郁达夫早在《沉沦·自序》中已有回忆：
《银灰色的死》是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的，寄稿的时候我是不写名字寄去的，《学灯》栏的主持者，好像把它当作了小孩儿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半年，突然把它揭载了出来。我也很觉得奇怪，但是半年的中间，还不曾把那原稿销毁，却是他的盛意，我不得不感谢他的。
两相对照，既一致又不一致。一致在郁、王两人都写到《银灰色的死》的发表有过曲折，不一致在《学灯》编者收到这篇小说搁置“半年”而不是“一年多”才发表，以及这篇小说只是中篇而非“长篇”，不可能在《学灯》“连载了半年”。但王平陵单独披露了关键的一点，即经手这篇小说的《学灯》主编是宗白华。
此事本已一清二楚，不料在王平陵逝世十一年，《沧桑录》出版十年之后，有个刘方矩在1975年3月台北《中外杂志》第17卷第3号发表《浪漫大师郁达夫》一文，竟认为《银灰色的死》发表时的《学灯》主编是王平陵本人，绘声绘色地加以渲染，还说这是“王平老病逝前向笔者透露”的。王平陵确实是《学灯》作者，《银灰色的死》发表三个月后，他就在同年10月9日、12日《学灯》发表他的小说处女作《雷峰塔下》；王平陵也确实当过《学灯》主编，但那是1924年以后的事了，与《银灰色的死》发表与否毫不相干。因此，发表《银灰色的死》的《学灯》主编是王平陵这种说法，与王平陵生前写下的文字对立，不是刘方矩误记，就是王平陵临终前误忆。幸好《三十年文坛沧桑录》重印，白纸黑字俱在，不能再以讹传讹了。
（原载2016年1月31日香港《明报·世纪》）
《达夫全集》
一般而言，作家或学者去世之后，盖棺论定，才编辑他的作品全集，像鲁迅，像胡适，像沈从文。但是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例外，郁达夫和冰心，生前就出版了“全集”，当然，“全集”都很不全。
且说郁达夫。他的《达夫全集》自1927年他31岁时开始出版第1卷《寒灰集》起，至1933年出版第7卷《断残集》后止，前后历时七年。之后他又出版了《屐痕处处》《闲书》《达夫日记集》《达夫短篇小说集》等，均不再属于“全集”系列，很有趣。
对于出版“全集”，郁达夫自有见解。他在1926年写的《〈达夫全集〉自序》中这样说：
自己的在过去浪费了的精神，不信有一点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后，那一层脸上的“永生的灵辉”，是决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权且当作也是一个孤独的流人，对于过去的自己的孤独的尸骸，将他的死眼闭上，勉强使他装成一个瞑目而终的人，也许是目下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工作，全集的编制，就发源于此了。
日前得见五种《达夫全集》，各册版权页上的印数引起了我的注意，照录如下：
第1卷《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1日初版，1—4000册；1928年6月1日再版，4001—7000册；1928年9月1日三版，7001—8000册；北新书局：1928年11月1日四版，8001—11000册；1929年3月1日五版，11001—14000册；1930年9月1日六版，14001—17000册。
第3卷《过去集》，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1929年9月1日四版，7001—9000册；北新书局：1929年10月1日五版，1930年6月1日六版，12001—15000册。
第4卷《奇零集》，开明书店：1928年3月1日初版，1929年2月1日三版，6001—8000册；北新书局：1929年10月1日四版，1930年5月1日五版，11001—14000册。
第5卷《敝帚集》，北新书局：1928年4月15日初版，1—3000册；1928年10月15日再版，3001—5000册；1929年9月15日三版，5001—8000册；1930年4月15日四版，8001—11000册。
第6卷《薇蕨集》，北新书局：1930年12月初版，1—3000册。
这组印数显示，《达夫全集》的出版，经历了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三家出版社，最后花落北新。可惜第2卷《鸡肋集》和第7卷《断残集》未见，否则整套《达夫全集》到1930年底的印数就完全一目了然了。不过，从这五部《达夫全集》的印数已可清楚地看出郁达夫当年如何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第1卷《寒灰集》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印数就多达17000册，说他是新文学畅销书作家也不为过。
不妨把他与同一时期另一位新文学巨匠鲁迅作品的印数略作比较。比《达夫全集》第1卷《寒灰集》问世晚一个月，鲁迅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至1930年5月也印行了六版，累计印数也是17000册，与《寒灰集》第六版的印数正好相同，可见《达夫全集》在当时受欢迎程度可与鲁迅比一比。
（原载2016年6月26日香港《明报·世纪》）
《全集补》出版说明
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新文学作家、旧体诗人。但是，对郁达夫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却走过一段坎坷、曲折而又漫长的路。
早在郁达夫生前，就已经出版《达夫全集》了。从1927年至1933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陆续出版了《达夫全集》第1至7卷，即《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开始出版这部全集时，郁达夫正好三十而立，他在《〈达夫全集〉自序》中说：
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帐的时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后能不能再继续过去？只有天能知道，不过纵使死灰有复燃的时候，我想它的燃法，一定是和从前要大异……
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藏拙删烦，本来是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最上法门，可是老牛舔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全集里，又把我过去的作品全部收起来了。[1]
这部最早的《达夫全集》开了新文学作家出版全集的先河，虽然全集并不全，遗漏甚多，毕竟这是第一部郁达夫“全集”。
抗战胜利，郁达夫却在日本投降消息传出之后被暗害，长眠南洋。1949年《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成立，由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李小峰和郁飞六人组成。按照当时发表的《〈达夫全集〉出版预告》，北新书局计划出版的《达夫全集》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日记游记、散文杂文、文艺论文和译文杂著（附陆丹林整理之达夫旧诗）6大卷。遗憾的是，这部新的《达夫全集》已经打出校样，却终因形势发展太快而被迫搁浅。主其事的赵景深晚年对此有具体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曾由陈子展陪我去看郭沫若，询问沫若是否可以出《达夫全集》。沫若认为其中黄色描写有副作用，不宜出全集，只能出选集。后来书店都要国营，北新书局合并到四联出版社，再合并到上海文化出版社，因此这部《达夫全集》始终未能刊行。[2]
果然，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了丁易编选的1卷本《郁达夫选集》（1954年11月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冯雪峰新编的1卷本《郁达夫选集》。前三十年出版的郁达夫作品，仅此薄薄的两种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艺界思想解放，“重写文学史”，较大规模地出版郁达夫作品也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广州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率先自1982年1月至1984年5月出版了12卷本相当于全集规模的《郁达夫文集》。稍后，郁达夫故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陆续推出各种体裁的郁达夫作品集，郁达夫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开始走上正轨。
1992年12月，在郁达夫逝世47年之后，第一部《郁达夫全集》终于问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郁达夫全集》分小说、散文、文论、杂文（以上每种各2卷）、诗词、译文、书信、日记共12卷，其《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
本版《郁达夫全集》……收集了郁达夫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的各类著述（包括翻译作品），按文体分类编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郁达夫著作汇纂。[3]
到了2007年11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新的更为完备的《郁达夫全集》。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版《全集》相比，虽然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全集》仍为12卷，却有不少令人惊喜的增补。譬如小说卷，新增达夫早期短篇《圆明园的秋夜》，散文卷新增《上海的茶楼》《看京戏的回忆》等，杂文卷新增《假使做了亡国奴的话》《战时的文艺作家》等，诗词卷新增七绝《癸酉夏居杭十日，梅雨连朝》《寄题龙文兄幼儿墓碣》两首，书信卷则新增早期致孙荃的5通，以及后期致王映霞的《闽海双鱼》《战地归鸿》和致夏莱蒂的《南洋来的消息》等8通，从而为更全面地研究郁达夫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新的《郁达夫全集》依然不全。从2007年至今，九个年头过去了，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郁达夫留下的文字，包括杂文、书信、诗词和题词等，都有新的发现。这本《全集补》就是2007年版《郁达夫全集》出版之后，尚未编集的郁达夫作品的汇编，是对《郁达夫全集》的补充。
不难看出，《全集补》中书信数量最大，竟有22通之多。其中郁达夫1917年9月22日、10月17日和1918年2月1日致孙荃3通，虽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全集》已收，但只是片断，《全集补》均全信收入。杂文有《福建的文化》等3篇，诗词仅《题〈山居集〉》1首，还有《题陈力夫纪念册》等题词4则。需加说明的是，《教育要注重发展“创造欲”》等3篇郁达夫演讲记录稿，由于未经郁达夫本人审定，只能作为附录收入，以供参考。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有两篇各有侧重的记录稿，就一并收入供读者比较。窃以为这样做，将有利于郁达夫研究的深入。
这本《全集补》能够编成，应该感谢打捞出这些郁达夫集外文字的有心人，他们中有郁峻峰、陈建军、宫立、汤志辉、朱洪涛、金传胜等位，我只是总其成而已，特此声明。
最后，应加说明的是，今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这本《全集补》的编集出版，亦可视为对这位天才作家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2016年11月1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2016年12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全集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