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申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我上高中了。
报到的那一天，我骑上比我年龄还大的自行车，出发、去上学。车后座上绑着一只化肥袋子，里面装着我的铺盖卷，“尿素”两个大字在八月末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尿素施在庄稼地里，庄稼会蹭蹭地往上窜，而那时的农村娃去上学，用上“尿素牌”行李袋，梦想也便有了上窜的可能性。锈迹斑斑的车把上挂着新买的黄色塑料盆和保温瓶。保温瓶的颜色早已忘记，但那只黄色的塑料盆我记得清晰无比，因为在盆底印了一句特别牛逼的话——20年不碎。如此说来现如今我还可以用它洗脸加洗脚、顺便洗个菜涮个拖把什么的再用个三年，但很可惜，它入校第一天就碎了。
就这样，我叮叮当当地向着四十里地外的县城出发，像个走村串乡的卖货郎。我蹬着瑟瑟发抖的自行车，链条蹭得护链片镗镗作响，那是我前行的节拍器，每响一声，我离家乡就远上一分。
我爬上高高的河堤公路，回望家的方向，八九之交的乡村，远远望去全是玉米地青纱帐的天下，一个个老屋组成的村落三三两两地散落其间，炊烟升起，随风飘荡在青纱帐上，为绿色的土地蒙上了一层奶油似的薄纱。在柳树的树荫下我停住车子擦了一把汗，暑气升腾，裹挟着玉米秸秆汁液的清香悠悠飘来，村子愈发变得缥缈了起来。一时间，我竟有些恋恋不舍起这个小村庄来了。
就在这时，一位少年也从河堤下的土路上吃力地爬上了河堤公路。少年自行车后座上也绑着一个化肥袋子，和我一样，上面印着醒目的“尿素”，里面装着他的铺盖卷，车把上一边挂着塑料盆，一边挂着保温瓶，和我一样的叮当作响。
等他走近，我喊道：“去上学？”
少年：“嗯”。
我：“去哪个学校？”
“和你一个学校，县一中”少年说完也擦了一把汗，似乎和我相识已久。河堤上吹过一阵凉风，玉米地的味道钻入鼻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
“你怎么知道我去县一中？咱俩又不认识。”我上下打量这个呆呆的少年，着实眼生。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跳高冠军，能跳两米，咱学校没有不认识你的”。少年眼神中充满了崇拜的光芒。
“哪有这么多，还差点、还差点”。我心里一阵洋洋自得。
“你中考考了多少分？”话一出口我想起自己那可怜的分数便后悔了。
“572”。少年底气十足地说。
我心里嘀咕着自己竟比这家伙少考了整整200分时，少年问道：“你呢？”
“我比你还差点、还差点”。我对着少年“嘿嘿”笑了两声，露出了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少年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他知道问一个体育特长生的分数，实在有失礼貌，这就如同问和尚要梳子、问胖子要斤两。
四十里的路程，我们两个人聊了六百里的话。一个体育尖子和一个文化课尖子没想到竟然会有说不完的话，一路聊下来我知道了少年叫王进喜，是王家村的，他爹在王家村榨香油，王进喜上面有三个姐姐，他爹老来得子喜上眉梢，所以给他取名“王进喜”。王进喜一路拼命蹬着自行车才能跟上我这个体育生的速度，但在气喘吁吁中他也知道了我是康桥村的，我爹在康桥村种地、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曾经是个体育生。
就这样，两个十六岁的少年说说笑笑的没觉得多长时间便骑完了四十里地来到了县一中的大门口。
进去大门，宽阔整洁的校内主干道迎面舒展开来，两排一抱粗细的合欢树错落排列在路的两旁，展示着这所全县最高学府的历史传承，主干道笔直穿过一座教学大楼，将大楼的一二两层一分为二，路正上方的楼顶矗立着一个方形四面时钟，醒目的指针日夜不停地旋转，带走了一代又一代我和王进喜们的青春岁月。
路的尽头是新生报到处，报到处上方悬挂着长长的红色条幅“热烈庆祝我校学生白长江考入北京大学”。
当我看到“北京大学”四个字时，心底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刺了一下，犹如在大热天里兜头来了一盆凉水，一个激灵。十六岁，高中的第一天，我知道了梦想是个啥东西——梦想就是大热天昏昏欲睡时的一盆凉水。
四十里地外的县城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说是崭新的、也是陌生的，但条幅上的“北京”却让我连篇的遐想飞出了千万里。奔跑的少年，未来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