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印”现象的发现是劳伦兹对动物行为学的一个重大贡献，他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各种鸟类的“铭印”行为，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此后，劳伦兹就鸟类幼雏的“铭印”现象发表了一系列的观察报告，获得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名噪一时的劳伦兹也因此被人们称为“鹅的父亲”和“现代行为学之父”。
除了学术成就之外，劳伦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向一般大众描述动物行为的生花妙笔。《所罗门王的指环》是劳伦兹的第一本通俗科学作品，流传最久，也最为脍炙人口。相传所罗门王有一只魔戒，戴上它就能够降妖伏魔并且能够和各种飞禽走兽交谈。在《所罗门王的指环》这本书中，劳伦兹以轻松、活泼、风趣、写实的文风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不需要魔戒神话就能和几种特别熟悉的动物交谈的人物形象。该书曾被纽约图书馆推评为20世纪10本最佳的自然科学著作之一。
劳伦兹认为，童年发生的事对一个人在科学和思想上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从鸟类的自然习性研究中发现，刚孵出的幼鸟会在出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追逐自己的同类，若错过了这段时间，便很难学会此类行为。青少年朋友也应该从劳伦兹的研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弗里施揭秘蜜蜂“舞蹈”
人们常说“勤劳的蜜蜂”，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在晴朗的天气里，蜜蜂总是在野外忙碌着。一只蜜蜂大约要采集1000朵花，才能装满自己的嗉囊，嗉囊装满后回家卸空，蜜蜂又去采集新的花粉。这样，它每天都要飞出去约10次。要酿造1千克的蜂蜜，大约需要6万只蜜蜂整整采集一天。那么，蜜蜂为什么能有条不紊、迅速而敏捷地采到花蜜呢？原来，这是因为它们可通过舞蹈语言相互交流。揭开这个奥秘的是德籍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冯·弗里施。
弗里施1886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了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动物学研究。弗里施的研究兴趣始终环绕着动物如何获取信息和交换信息这一方向。1910年，他便在鱼身上建立起食物与颜色及声音的条件反射，从而证实了鱼具有色觉及声觉。之后，弗里施开始研究蜜蜂的行为。
为了便于观察，弗里施在蜜蜂的身上编上号码作为标记，在特制的玻璃窗向巢内跟踪观察它们的活动。1919年，他终于揭开了蜜蜂用舞蹈语言——“蜂舞”来传递信息的秘密。
所谓“蜂舞”是蜜蜂中的侦察蜂所特有的一种传递信息的“舞蹈”动作。用不同舞蹈姿势在蜂巢内对同一种蜂群的工蜂传递蜜源地、蜜源方向和蜜源距离的信息，使其依一定路径去采集花粉和花蜜。蜂舞一般可分为圆舞和摆尾舞两种。当侦察蜂在蜂房上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爬行成小圆圈式的“圆舞”，即表示蜜源距蜂箱较近，约在100米以内的信息；如在蜂房上先沿直线爬行，再向左和向右呈弧状交错爬行，似横“∞”字的舞形，表示蜜源距蜂箱较远。在沿直线爬行时，腹部不停左右摆动，故称“摆尾舞”。沿直线爬行持续1秒钟，即表示蜜源距蜂箱约有500米，如持续2秒钟，则表示约有1000米。在跳“摆尾舞”时，如头部向下沿直线爬行，表示蜜源位置背向太阳；相反，头部向上沿直线爬行，表示蜜源位置对着太阳。当它直线爬行后，再向左或向右呈弧状爬行时，与垂直线如有一个角度，该角度即表示蜜源方向与太阳所成的角度。太阳方位角每小时变化15度角，侦察蜂舞蹈直爬的方向也相应逆时针转动15度角，这是蜜蜂特有的测时机构——“生物钟”。工蜂依侦察蜂所发出的信息，大部分可以准确到达目的地，误差不超过20％。有趣的是，如果原来那只侦察蜂为了寻找食物而飞了弯路的话，它向同伴们指引的方向，不是它所飞过的弯路，而是调整过的直接飞向食物的方向。
蜜蜂通过舞蹈般的运动形式来互相通信，传递信息，被认为是非灵长类动物中最为复杂的行为。尽管大多数生物学家倾向于弗里施关于蜜蜂“舞蹈”是真正信息来源的观点，但关于这种“编码”是怎样被翻译成一种“飞行计划”的却一直没有定量描述。一些科学家后来做了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中，他们给许多蜜蜂装上了微型的天线，以在大范围内监视它们的行动。他们发现蜜蜂不仅能够根据领头蜂的翅膀扇动频率，阅读出各种信息，而且在它们飞向目标的过程中也不会受风向变化的影响。第二个实验更有意思。人们把蜜蜂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释放这些蜜蜂，但是并不改变食物的地点。而这些蜜蜂一出蜂巢，却仍然按原来的方向飞行相同的距离。这就说明，蜜蜂的舞蹈并非毫无意义。相反，它给蜜蜂提供了各种信息指令，其内容包含了前往食物地点的飞行距离、方向等信息，而嗅觉在帮助大群蜜蜂找食过程中并不发挥重要作用。
鉴于弗里施对动物行为研究的成就，1973年，他与劳伦兹和廷伯根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这是该奖第一次授予一个几乎和生理学或医学没有直接联系的纯动物学科研成就。
蜜蜂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它有13亿年的历史，比人类久远得多；它的嗅觉非常灵敏，相当于狗的99%；它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记住许多不同气味。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花蜜采回来后，蜜蜂会互相之间口对口传递这些花蜜，经过120～240次传递，再加上它们体内酶的转化，才形成可以用的蜂蜜。
裴文中发现“北京人”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渊源和悠久历史，也为世界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佐证。“北京人”的发现者是我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裴文中。
裴文中1904年出生在直隶省滦县（今河北省丰南县）。1916年他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里穷，只得报考吃饭不要钱的直隶省第三师范。穷困艰苦的物质生活，丝毫没有动摇裴文中的决心。相反，更加激发他奋发向上。1921年，裴文中考取了北大地质系，学习古生物无脊椎专业。为了把大学读完，他一面学习，一面到一些中小学兼课。
裴文中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并满腔热忱投入其中。1926年，裴文中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后来，裴文中经人介绍，来到正在发掘化石的周口店工作。
周口店位于北京城区西南大约50公里处，它的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北面，是山峦重叠的北京西山。周口店附近山上，有距今4亿多年的石灰岩，这里的石灰岩层很厚。石灰岩容易被带酸性的水所溶解，特别是褶曲发育、断裂很多的地方，更容易被地下水所穿通，因而形成许多洞穴和裂隙。这些洞穴和裂隙后来被泥沙填充，即成为洞穴堆积物或裂隙堆积物。在这些堆积物中，埋藏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提供了大量研究过去年代动植物的状况与环境特点的材料。从1921年起，中外科学家就开始在此对洞穴裂隙堆积进行发掘，试图找到揭开动物、包括人类的进化及过去生活状态之谜的钥匙。
1928年年底，周口店龙骨山的挖掘工作碰上了坚硬的石层。同时，又由于当时的政府对科学不重视，采掘经费十分紧张。一些人对挖掘工作失去了信心，认为石层下不会有什么化石。但裴文中凭着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带领工人用钢钎、铁锤、炸药，继续挖着。
1929年，有威望的国内外学者先后离开周口店，去西北、华北等地考察研究。全面负责开掘周口店的工作落在年轻的裴文中肩上。11月底，一场大雪过后，天气更加寒冷。这时，在北裂缝与主洞相交处，露出了一个小洞，洞口的裂缝只能容一个人进出。为了探明情况，裴文中顾不得洞的深浅，亲自下去探查。他腰里系了根绳子，由洞上的工人拉着，悬空而下。到洞里一看，嗬！有这么多动物化石！裴文中高兴极了。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左右，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件奇特的东西映入裴文中眼帘。过来一看，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是猿人！”在场的工人都围过来，果然是大家朝思暮想的猿人头盖骨。拨去上面的松土，露出头盖骨的顶部。头骨一半埋在松土里，一半卡在硬土里。冬季天短，还不到5点，已是暮色苍茫。北风灌洞，寒气袭人。裴文中与工人们在12米深的洞穴中，点着蜡烛，手持铁锤和凿子，小心翼翼地挖着。虽然天气寒冷，但裴文中由于紧张的工作，反而浑身发热，头上冒汗。天色更黑了，他使用撬棍想把头骨撬出来，结果头骨的一部分被震碎了，他懊悔极了。但这却使他知道了这个猿人头骨有10多毫米厚，比现代人的头骨厚得多。头骨终于被挖掘出来，5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头盖骨重见天日了。以此为序幕，科学家们又在周口店陆续发现了许多猿人化石、猿人制作的石器、骨器以及他们用火的证据。这些猿人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称“北京中国猿人”，俗称“北京人”。后来，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北京人”的学名被调整为“北京直立人”，但“北京人”这一亲切的俗称早已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裴文中的发现，震动了全国、全世界学术界。这是因为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之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人类是否经历“猿人”时代形成定论。“北京人”头盖骨出土之后，此前几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相似化石才被确定为人类化石，从而平息了学术界相当关键的争端，使得过去关于猿与人之间存在一种过渡类型的预言，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作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名字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尽管考古发现有很多机缘巧合的成分，但裴文中从一名学无脊椎古生物的学生，转而开始研究有脊椎动物化石，并在短短时间里成为辨认化石能手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的“幸运”是建立在刻苦学习、勤勉做事基础之上的。
乔伊和狮子的故事
在一望无际、遮天蔽日的非洲热带原始森林里，有一位居住了几十年的女博物学家。她数十年如一日，精心考察、抚育和驯化幼小的野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从而成了当代传奇式的人物。根据她几十年的密林生活拍成的电影《狮子与我》也风靡一时。她就是乔伊·亚当逊。
乔伊1911年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是个有名望的建筑工程师。她从小把假期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父亲的庄园里，专心致志地对野鹿、狐狸等动物进行驯化工作。26岁时，乔伊决定放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独自去非洲原始森林考察。1937年，乔伊来到了肯尼亚，那辽阔无边的热带原始森林和出没其间各种珍禽异兽，一下子把她吸引住了。于是，她决定留在肯尼亚。
1943年，乔伊和英国人乔治·亚当森结婚。乔治在肯尼亚北部担任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经常需要在外面风餐露宿，乔伊也时常陪他一同过这种帐篷生活。1956年，乔治在肯尼亚北部边境省担任捕猎高级督察期间，当地接连发生野兽伤人的事件。乔治出于自卫，不得不开枪将一头母狮打死，雄狮也立即被吓跑了。后来在附近的土穴里，他们又发现了3头刚产下来不久的幼狮。乔治连着在土穴附近观察了几天，始终没看到被吓跑的那头雄狮。他怕幼狮被饿死或被别的野兽吃掉，就把它们抱回自己的家里。乔伊很了解自己的丈夫，积极支持丈夫的事业，并成了丈夫唯一不要报酬而又非常忠实的助手，一起担当起考察、驯化和研究野生动物的任务。后来，他们把其中的两头幼狮送给荷兰鹿特丹动物园驯养，而将最小的一头留在身边，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爱尔莎。
经过多次观察，他们发现爱尔莎和野狮的习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与自家的猫和狗没有多大区别了。直到两年以后，爱尔莎已满两岁，成了一头健壮的母狮，却仍跟幼小时一样，和主人形影不离。有时它跟主人到附近土著人居住区去，表现得规规矩矩，十分温顺，以致土著人也敢在它身上抚摸了。看着爱尔莎的这种变化，乔伊决定，要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试验：教会爱尔莎在荒野丛林中生活。开始时，他们把爱尔莎带到丛林深处，教它捕捉小野兽。可是，失败了。它就是看到了小野羊、小野兔，也逮不到。后来，乔伊把它带到更远的地方，不让它轻易地找到“家”。又用极大的耐心，一点一点地教它捕捉野兽，教它保护吃不完的猎物，不让其他野兽抢走。几年后，爱尔莎被放归自然。
放归自然的爱尔莎很快适应自然界中残酷的生存竞争，并找了一头雄狮做丈夫，生了3头狮子。令人惊讶的是，爱尔莎并没有因放归自然而丧失人性，她把她的3个小狮子领回到亚当森夫妇的营地，似乎想把她的孩子介绍给他们二人。爱尔莎把亚当森夫妇看做自己的养父养母，一直到死。
当时的人们认为，由人驯养的大野兽再也不会被同类所接受，而且没有双亲的驯养，它们无法得到捕食技巧，只能在兽栏中度过它的一生。在成功地驯养并“野化”母狮爱尔莎之后，乔伊又成功地对一只母猎豹进行了实验，最终否定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后来，乔伊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了《野生的爱尔莎》一书。该书出版后轰动了世界，被人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动物文学”。
1980年1月4日，乔伊在肯尼亚去世。此后的每年这一天，国际野生动物保护联盟都要纪念这位杰出的自然保护学者。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濒临灭绝的物种尤其应该得到人类的呵护。现在，拯救稀有和濒危动物的方针之一就是进行人工繁殖，然后再把它们送回到大自然中去，这要归功于乔伊的研究。乔伊偶然开头的事情，却有了意外的收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走向成功的良好习惯只有一个：行动！
埃尔顿研究“旅鼠”
动物生态学是从生物种群和群落的角度研究动物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是由动物学与生态学等交叉形成的学科。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动物学家萨瑟兰·埃尔顿。
埃尔顿1900年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他的父亲是一名教授。埃尔顿出生后不久，他们全家迁往英格兰西海岸，在那里，埃尔顿的父亲开始在利物浦大学任教。也是在那里，9岁的小埃尔顿开始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他的哥哥教会他观察所有的东西，注意控制它们生命的原理，这对埃尔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埃尔顿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动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