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将漫长的历史时期与我们短暂的生命联系起来，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历史。对大多数人而言，五年光阴十分漫长，二十年时光十分遥远，五十年就已是逝去的古代了。想要了解命运对每代人的影响，就必须首先想象他们的处境，然后运用自己生活的时间尺度进行衡量。因此，生活在每个时代的人们，反而对当下所发生的变化所知甚少，只有在那些编年史家们将每一时代的特点提炼概括出来时，人们才能窥得全貌。利用历史研究的望远镜，我们可以透过两千年的迷雾，遥观那些模糊昏暗的时代场景。公元二世纪及三世纪的某些时期，毫无疑问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与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到了4世纪早期，阴影便降临到这个虽不完美但尚可容忍的社会。罗马治下的不列颠人渐渐失去了安全之感，居民们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罗马的庞大体系日渐倾颓。他们步入了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
考古者的发现纠正和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废墟、石头、铭文、硬币和骸骨的发掘和研究，以及新兴的航拍摄影胶片，都为我们铺开了真实的历史画卷。虽然没有颠覆当代人们对历史的总体认知，但却使我们有了更真实、更精确、更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所重点描述的原因、事件及年表已被新近发现改写。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剧本都被大幅修改或推翻了，留下的是一系列层次分明而又精练生动的作品。我们的步伐较小，但却坚实平稳。许多著名作家的毕生之作现在被视为过时的书籍。这些新结论与其说是出自新的观点，不如说是出自于新的发现。虽然有许多作品观点相近，但它们却都建立在传统主流观念的基础之上。
三世纪末期，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以及罗马统治面临的威胁都已达到了一个顶点。来自欧陆及荒岛的野蛮人开始向西进犯。苏格兰人（现在我们称其为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对哈德良长城施压，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进犯，向两个侧翼发动攻势。同时，撒克逊人划着长船穿越北海，沉重敲击着从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部海岸沿线。从这个时候起，不列颠的乡村居民也像现代国家遭受空袭那样，饱受了突袭者的海上威胁之苦，受尽了血腥暴力之厄。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证据，都指向了相同结论。罗马占领时期的众多不列颠乡间别墅，眼下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恐慌之情在整个地区蔓延的痕迹。除了东部和南部海岸沿线的军事堡垒，和以此为基地的众多战舰，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新构筑的防御工事。伦敦的城墙上添置了棱堡塔楼，工程所用的石块都是从居民住宅上拆来的。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减少，这些住宅早已是人去楼空。在各个城镇，原来宽阔的罗马城门都被石块阻挡起来，使其宽度缩减了一半。这是社会的不安全感持续增加的一个铁证。在全国各地，我们都能找到大量罗马钱币，但铸成年代晚于公元400年的却是非常罕见。在这肥沃、安宁、秩序井然的土地上，一系列灾难已悄然降临。
与其他正在衰亡的政权相同，罗马帝国在元气大伤之后依然维持了数百年之久，大约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上演了另一番场景—一个垂死挣扎的文明与精力充沛，饥肠辘辘的野蛮人的殊死对决。公元300年之前，罗马驻军依托坚实的哈德良长城挡住了北方的野蛮人的脚步，但在此之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开辟一条新的防线。“北疆公爵”必须与“撒克逊海岸伯爵”并肩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全部海岸线上，从沃什湾到南安普敦海湾，一道堡垒防线被费力地建造起来，其中的八座堡垒现已被考古人员所发现。里奇伯勒堡垒是当中最主要的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曾将此用作重要渡口，为法国军队运送补给品，它也因此被世人所熟知。
在修筑堡垒的战略考虑上，学者们普遍存有争议。许多人对堡垒的价值并不认同，认为当时的政策不过只是想通过这八个堡垒来保护四百英里长的海岸线。这些评价显然有失公允。显然这些限制是不公平的。这些海岸堡垒只有被用作不列颠-罗马舰队的海岸基地，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不列颠就驻扎着这样一个“不列颠尼亚的舰队”。刻有海军标志的瓦片显示，舰队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长期基地。整个海岸地区都设有防御工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防御工事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韦格提乌斯（Vegetius）在撰写四世纪的战争艺术时，提到了不列颠舰队配备有一种特殊的轻型帆船。这些船只的船体、风帆、海员的军装甚至面部都用漆涂成海绿的颜色，以便于隐蔽。韦格提乌斯告诉我们，按照海军的说法，它们被称为“漆船”。由于罗马帝国和不列颠舰队的实力日渐衰落，野蛮人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海岸的要塞越建越高，舰队的效用却是越来越低。由桨帆船组成的小舰队很难在距基地五十到一百英里的地方拦截入侵者。而对于具有强大威力的远洋舰队来说，其舰只虽然能在被今人称为荷兰、德国、丹麦的地区游弋数月之久，但要对付那些行动迅速的小型敌船，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罗马化的不列颠人是整个帝国之中最活跃、最鲁莽的成员。他们秉持着排他主义观念，但却又希望插手地区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驻扎不列颠的罗马军团士兵逐渐被当地人所取代。到公元三世纪末，军队就显现出强烈的不列颠民族特征。不列颠人沐浴在罗马公民身份的荣誉感之中，他们并不渴望独立。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民众和军队对帝国政府抱有批判态度。无论哪个皇帝忽略了不列颠的意见，或牺牲了不列颠的利益，都会遭到批评怨愤成为众矢之的，相对于那些忽略了行省防务的皇帝来说，这种批评要来得更为猛烈。一系列的骚乱和抗议，使每况愈下的局势变得更加危机重重。
没人想到罗马的军事重镇切斯特、约克或卡伦昂阿斯克会突发叛乱，要是没有当地舆论的支持，这些野心勃勃的驻军士兵是绝对不敢觊觎王位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些不满士兵的反抗行动，而是几千人的军团试图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这些士兵人数虽少，但却表达出他们对所处社会的情绪、情感和野心。他们试图离开当地的小剧场，登上世界的大舞台，这种心态，与那些希望离开家乡到首都发展的演员们十分类似。不幸的是，他们的失败使不列颠损失了众多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人本是保卫不列颠堤坝的重要力量。
戴克里先皇帝曾以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身份被载入史册，虽然他重拓边境，恢复了古代罗马帝国时的疆域，但其卓越功勋却仍被宗教的阴影所掩盖。他首创了“四帝共治”制度，即一个帝国拥有两个皇帝和两个皇储，他自己则居于四人之首。皇帝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退位，传位于皇储，同时再任命一位新的皇储。这样，皇位就可代代相传，不致中断。公元285年时，帝国另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往高卢地区，同时负责处理不列颠行省事宜。他对撒克逊海盗袭击事件给予了深切关注，下令加强海峡舰队力量，并任命来自西北欧低地的卡劳修斯担任舰队指挥官。卡劳修斯坚韧果敢，雄心勃勃，做事雷厉风行，他在布伦海军基地放出话语，引诱海盗们前来劫掠。然后，在海盗满载而归的途中，这位将军率领舰队发动了突袭，擒获大批俘虏，之后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盗众斩尽杀绝。
卡劳修斯的成功并没有让不列颠民众心满意足，舆论指责他与海盗贼寇同流合污。他解释说，这是伏击计划的一个部分。但事实上，他私藏下来的众多战利品使他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马克西米安下令将其处决，但这位将军已先行一步登上了不列颠岛，并且称帝登基。他赢得了岛上驻军的支持，还在一次海上战斗中击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罗马当局只得采取权宜之计，与这位顽固的反抗者达成和议。公元287年，卡劳修斯的皇帝身份获得认可，他所管辖的地域包括不列颠岛和高卢北部地区。
这位掌控着海权的冒险家统治不列颠岛达六年之久，似乎也较好地维护了地区的利益。但是，戴克里先皇帝和他的谋臣们却也并未心灰意冷，他们一直在静待时机。在293年，罗马人终于揭开了虚伪的面具，将友谊的说辞弃之一旁。作为新王储之一的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包围并攻陷了卡劳修斯在欧陆的主要基地布伦城，卡劳修斯本人也很快被属下军官暗杀。这位新来的竞争者也想登上皇位，但他却没有获得不列颠民众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不列颠岛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皮克特人借机卷土重来，他们突破了边界的防御壁垒，令整个北部地区陷于一片刀光火海之中。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以拯救者的身份跨过了不列颠海峡。他的同僚率领一部分军队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他本人则乘船沿泰晤士河继续前行，激动不已的伦敦民众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位不列颠的拯救者不负众望，很快恢复了当地秩序。1922年在阿拉斯地区发现的一枚金质奖章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功绩：他率舰队沿泰晤士河北上，将北方入侵者赶回了老家。同时，他还着手修筑防御工事，恢复并改进了整个防御体系。
罗马-不列颠人抗击蛮族的努力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小舰队时常在海岸反击敌舰，而步兵团及辅助部队也得匆忙奔走，各处救急。罗马帝国的衰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不列颠的灾难却是一步步地加深。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史实，公元367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突如其来，降临到不列颠人身上。在这不幸的一年，皮克特人、苏格兰人、撒克逊人似乎在联手行动，这些蛮族一同席卷而来，将不列颠搅成一团糟。帝国军队英勇抵抗，北疆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不列颠的防线被打开了一大缺口，大批蛮族蜂拥而入。这些贪婪暴虐的野蛮人闯入宁静美丽的乡村别墅和房舍，涂抹掉一切文明的痕迹。现在，这些遗留下来的废墟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当时骇人的场景。在大英帝国博物馆中保存的米尔登霍尔银餐具，就是当时蛮族闯入居舍时，惊慌失措的居民所埋藏起来的贵重物品。显然，餐具的主人再没有机会将其挖掘出来了。不列颠人的别墅生活遭受了灭顶之灾，虽然之后有所恢复，但却一直没能缓过气来。城镇虽然衰落了，但至少还有高大的城墙屏障，因此可以作为人们的庇护之所。
历史画幅也同样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帝国政府为保卫不列颠所做出的努力。尽管当地居民一而再地起义和背叛，但帝国方面却一如既往将官员和士兵派往此地，以维护秩序或驱除蛮夷。公元367年的灾难之后，狄奥多西将军受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派遣，率领大军前往救急。狄奥多西顺利完成了任务，而我们也又一次在沿海防御的工事遗址中发现了加固与重建的痕迹。但是，当地人并未从接二连三的危险中接受教训，383年，不列颠民众和驻军的居民再次背叛罗马，心甘情愿地臣服在了一名西班牙人—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的脚下。这位西班牙人在不列颠握有军政大权，不久便私自称帝。他将自己麾下的，包括要塞守备军在内的全部军队纠集起来，匆匆渡海赶往高卢，并在巴黎近郊击败了现任罗马皇帝格拉提安。之后，格拉提安在里昂地区被自己的军队谋杀，于是马克西姆斯便成为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主人。五年以来，马克西姆斯一直为捍卫他的伟大领土而努力抗争着，但格拉提安的继任者，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最终还是击败并杀死了他。
就在此时，罗马的防御壁垒再次被突破了，不列颠面临着北方和海上之敌的双重威胁。七年之后，狄奥多西皇帝终于派来了援军，一位名叫斯提里科的将军登上了不列颠岛。在这位伟大统帅的指挥下，罗马军驱逐了入侵者，修复了工事。御用诗人克劳狄安曾洋洋得意地描述了公元400年时，不列颠人从撒克逊、皮克特和苏格兰入侵者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情景。他详述了那些逃出生天的不列颠人对拯救者的无比感激之情，并以此来庆贺斯提里科首任执政之职。但这种感激之情很快就被忘却了。
斯提里科返回了罗马，同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率军入侵意大利，斯提里科再次以罗马军队统帅的身份指挥抗敌。为捍卫帝国的核心区域，他被迫召回了罗马在不列颠的大部分驻军。公元402年，他在伟大的波伦提亚战役中击败了阿拉里克，将其赶出了意大利。但是，胜利之后不久，一大群野蛮人在首领拉达盖苏斯的领导下再次滚滚而来。405年，斯提里科取得完胜，彻底消除了蛮族对罗马中心的威胁。意大利战事平息后不久，由苏维汇人、阿瓦尔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联合大军就越过了莱茵河边界，攻入高卢北部地区。斯提里科毫无畏惧，准备再度引兵出征，痛击来犯之敌。然而，不列颠行省此时却又生波澜，
当地军队抱怨该省遭受忽视，因而举兵叛乱，一位名叫马库斯的人被拥立为帝，但不久之后即被暗杀。随后，一名格拉蒂安的本地人继位，但却同样遇害。四个月后，叛乱士兵再度选择了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的人承继大统。然而，这位新皇帝并没有试图保卫不列颠，而是忙着赶去大陆争夺官爵。与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所做如出一辙，康斯坦丁召集了不列颠的所有军队，带着他们前往布伦冒险。他在欧陆战场与斯提里科角力了三年之久，取得了众多胜利，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被罗马军所擒杀，而随他出征的士兵们也再也没能返回故土。在这纷乱的年月里，罗马治下的不列颠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群雄继起，或是欲扶助帝国，或是欲与之为敌。
到了五世纪初，所有的军团都被派往各地救火，朝中空虚，皇帝手中已无可用之兵。410年，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罗马皇帝荷诺里无计可施。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向求救者们大声疾呼：“各省应该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
在罗马的保护力量撤回之后，第一位到访不列颠的著名人士是圣曼努斯主教。他于429年由奥赛尔渡海前来，此行目的是铲除贝拉基教在此地的影响—尽管基督教的影响甚深，但一些异端邪说还是在不列颠发展起来。贝拉基学说过分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并以现世作恶之说来反对原罪论。它认为，自由是人的重要特质，不能因为亚当的原罪而被剥夺。曼努斯主教和他的一位同事一起抵达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快说服了那些迷惘的信徒，将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异端连根拔起。然而，他在不列颠又看到了什么情况呢？据他所述，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岛上物阜民丰、牛羊成群、粮草充沛，学校、教俗机构、集会广场应有尽有。但是目前正处于战乱之中。一支入侵者大军正由北方和东方直逼而来，据悉，这是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邪恶联盟。这位主教先前也曾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因此便着手组织起当地防御。他先是对周围的地区进行了侦查。他注意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谷地。因此，他命令部队埋伏起来，静等凶残的野蛮人前来。当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教士们突然向敌人连喊三声‘哈利路亚’……洪亮的叫喊声随之涌起，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敌人被叫喊声吓得魂飞魄散，由于害怕会有石块从头顶上方砸落下来，他们使尽吃奶的力气全速奔逃。他们丢掉盔甲武器，只求逃得性命。在渡河时，惊慌失措的蛮族士兵争先恐后相互践踏，这与其前来时的秩序井然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士兵因此被溺毙河中。不列颠军队大仇得报，兵不血刃取得全胜，同时还拾获无数战利品……不列颠人在战斗中轻易获胜，他们所依靠的是信仰而非武力……曼努斯主教在打理好岛上事务后，便启程返回了奥赛尔。他在精神和世俗领域皆获完胜，也就是说，他战胜了异端贝拉基教派和来袭的撒克逊人，这无疑是一个双重的胜利。”[14]
又是十二年过去，一个高卢的编年史家于公元441年（或442年）忧郁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近来，遭受着各种天灾人祸的不列颠已逐渐沦于撒克逊人之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一时期，北日耳曼地区的蛮族人开始了大规模迁移，这远比四世纪的入侵劫掠来得可怕。从这时起，黑暗时代降临了。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窗口”来审视这一黑暗时代，虽然每个窗口都装有模糊或彩色的玻璃，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的价值。我们拥有智者吉尔达斯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它成书于公元545年，此时，距离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已有一百年了。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一位写作不列颠教会史的散文家—可敬者毕德（Venerable Bede）在宗教的主题之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不列颠居民的珍贵资料。此外，在一部名为《不列颠史话》（Historia Britonum）的著作中，作者收录了许多早期的历史文件—这些史料比毕德书中的那些还要古老。最后，公元九世纪时，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王的授意下，保存在不列颠各个修道院中的各类编年史资料被集中起来，汇编成为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将这些史著进行相互的对比印证，再结合考古发现的一些成果，我们便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
公元450年，不列颠的统治者模仿罗马人的做法，试图通过招募一批海外雇佣兵来增强力量。但事与愿违，这一举措却给不列颠招致了无妄之灾。一旦国门洞开，蛮族的船队便闻讯而来，他们沿着河流一路前行，从亨伯河到朴次茅斯，野蛮人的船只比比皆是。但是，只要蛮夷们一离开，不列颠人就重新加固海岸防线，此外，不列颠人在巴顿山战役中的辉煌胜利也使野蛮人的扩张脚步停滞了近五十年之久。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一个V型线，一条边从切斯特指向南安普顿，另一条从南安普顿到亨伯，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条线上仍生活着大量的信奉异教的撒克逊人，那些以ing或ings为结尾命名的地区多是位于第二条线以东，此处便是撒克逊人的最早定居地。V字中间的地域是敌我双方对峙争夺的土地，第一条线以西则仍在不列颠当地人的控制之下。这就是公元500年左右不列颠地区的形势图。
目前，编年史家们的叙述已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得到了证实，吉尔达斯很可能是从关系密切的长辈们那里听得了雇佣兵的故事，而对生活在九世纪的编年史家内尼厄斯而言，其笔下历史的真实性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有人认为，为残暴入侵者敞开了大门的昏庸首领正是一位名叫沃蒂根的人，毕德对此表示认同。在不列颠北部史中，常会出现亨吉斯特的大名，其人好似那种中世纪的雇佣兵，谁为他提供土地，养活他的人马，他就为谁卖命。后来出现的肯特王国，就是在他所获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吉尔达斯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悲惨的历史：
“他们（不列颠人）回到家园不久，大群皮克特和苏格兰蛮夷就乘着小圆舟呼啸而至……皮克特与苏格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行为习惯，相同点在于二者皆是嗜血成性，披发裸身之辈。野蛮人攻占整个北方地区，其兵锋直抵罗马大墙。驻守罗马墙的只有一个不列颠兵团，戍卒皆是些未经战阵，胆小怯懦之人。眼下，那些赤身裸体的蛮夷们正手持钩子模样的武器，将那些可怜的公民们接二连三地拖下大墙，摔在地上。我还有什么补充的？民众们抛弃了高墙和城镇，在前所未有的绝望中争相奔逃。敌人又一次追上了他们，屠杀比之前来得更加残酷。无比哀怨的人们在野蛮人手中绝望挣扎，就像屠夫刀下待宰的羔羊一般。野蛮人仿佛是荒野中游荡的野兽，仅为谋得一些食物争抢杀戮。内部的纷争加剧外来的祸患，由于灾祸频发，当地的粮食早已颗粒无存，那么野兽们只好通过猎杀来充饥了。”
这些苦难深重的幸存者再一次向罗马当政者阿提纽斯致信，书信的标题为《致连任三届执政官的阿提纽斯—不列颠人的呻吟》，信中这样写道：“野蛮人将我们赶向了大海，大海又将我们赶回野蛮人那边，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死亡之路，要么被杀，要么溺亡。人们深陷无助和绝望之中。同时袭来的可怕饥荒迫使很多人向蛮夷屈膝投降……但是，也有些坚贞不屈之人，他们藏身于群山、洞穴、关隘及浓密的灌木林中，以游击的方式袭击敌人。这些人信仰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因此才敢于第一次拿起屠刀，冲向多年来一直蹂躏他们家园的暴徒……虽然掠夺者的野心暂时受阻，但民众的憎恶之情却丝毫未减：敌人离开了我们的家园，但他们的罪恶却不能被人们忘却。”
内尼厄斯的著述对吉尔达斯所遗漏的史实做了极好的补充，他写出了在巴顿山战役中获得至高荣誉的不列颠士兵姓名。正是这个名字，使我们走出昏暗的历史迷雾，步入了浪漫的阳光之下。这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的经典传奇，朦胧、宏大、虚幻、昏暗，但却又光辉闪耀。我们看到了，在岛屿某处，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带领着他的罗马-不列颠战士投入疆场，与野蛮人奋勇拼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身上、他的名字、他的功绩皆流溢着文学和诗歌所赋予的浪漫光彩。然而，在亚瑟王的传奇中，只叙述了他历经十二场战斗，但真正场景却无处找寻，只叙述了敌人是一群异教徒，但具体情况却不为人知。而在内尼厄斯的拉丁文著作中，这些细节都得到了一一说明。但其他权威人士却认为：“根本没有亚瑟其人，至少不能证明此人存在。”直到六百年后，当杰弗里·蒙茅斯讴歌封建制度及军事贵族的光辉成就时，侠义、荣誉、基督教信仰、身穿盔甲的骑士及为之倾心的贵妇形象，才被引入胜利的光环之中，腾起辉煌的火焰。后来，天才马洛里，斯宾塞，丁尼生等人又对杰弗里之作进行了改写和修饰。无论是真是假，这些传奇已成为了人们心中不朽的经典之作。很难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一位威尔士作家幻想虚构而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一定是一名了不起的幻想家。
现代研究也相信亚瑟其人确有存在。眼下，最保守最顽固的研究者已经与他最前卫最开放的同行达成了一致，公开承认了他的真实性。但是，对于亚瑟所处黑暗年代的具体时间、其生活和战斗的具体地点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然而，研究者们都愿意相信，他是不列颠的一名伟大战士，在狂暴风浪中高举着文明之光的火炬，用他的剑保护了那些忠诚的思想和记忆，使之得以流芳后世，不致消亡。居住在高原山地的四个凯尔特部落都为亚瑟王的传奇而欢欣鼓舞，他们争相宣称，自己居住的地区就是亚瑟曾经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康沃尔到坎伯兰的广大地区，人们都曾寻找过亚瑟的领域或足迹。许多学者由于害怕研究成果遭到反驳而使自身陷入了全面的困境之中。他们的论断含糊保守，闪烁其词，这种现象在现代盛极一时。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体上可以断定，可能是在南威尔士地区，确实曾有一个名为亚瑟的小首领。他也很可能握有一些兵权，并将凯尔特部落或高原部族的一部联合起来抵御那些入侵者或强盗（这些人并不都是日耳曼人）。至于传说中其所经历的众多战斗，亚瑟或许真的参与了部分或全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战斗也或许是后人所为。”
此论断并未给人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唯一的贡献在于，它或多或少地指明了亚瑟的传奇是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的。我们更希望相信，杰弗里笔下的，触动十二世纪欧洲民众灵魂的那些爱情故事并非是空穴来风。[15]如果我们得以亲眼目睹历史，就能够发现自己置身在了那些有事实依据，又颇具创造性的文化旋律之中，与《奥德赛》、《旧约全书》等人类文化遗产息息相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也应该是真实的，甚至比我们知道的真实更为壮丽。无论是对抗野蛮、专制或大屠杀，还是为自由、法律和荣誉而战，这些人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即便是肉体消亡，其精神也将永存于世。让我们向世人宣告，亚瑟王和他的高贵的骑士们，曾坚定守护着基督教的圣火和世界秩序的宗旨，他们凭着无比的勇气、骄人的体魄、精良的铠甲及优良的战马横扫了无数蛮族军队，为后人们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据说，亚瑟本名为杜克斯·贝劳鲁。五十年前，不列颠人就曾对阿提纽斯呼吁派遣总督保护他们，在如今这个紧要关头，又有什么能比一位众望所归的不列颠领袖更加重要呢？亚瑟曾作为不列颠野战军的指挥官，率领人马转战各地，当地民众携手抗敌，一旦认可了这些史实，那么对于斗争细节、战争场面的描述就大可各抒己见了。此外，在公元四世纪，骑兵的战斗作用显著上升，甚至已成为了战场的主力军种。步兵战术业已过时，而军团作战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此际，入侵的撒克逊人却仍以步兵为主，打仗也主要凭借剑和矛等武器，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铠甲护身。这样的敌人，只要一支小规模的常备罗马骑兵就足以应付了。如果有哪位地方首领，能像亚瑟这般组织一支武装骑队，那么他大可在整个不列颠横行无忌的率众迎敌，所向披靡。亚瑟王的传奇在苦难深重的黑暗岁月广为流传，因为他的形象承载了人们对救星的期冀。亚瑟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了解罗马的精神和理念，并以此服务不列颠的苦难大众。柯林伍德教授曾言：“罗马的传统，仍以各种形式继续留存下来。但是，亚瑟却是罗马传统的最后创造者，他的离世，标志着罗马-不列颠时代落下了帷幕。”
内尼厄斯写道：“亚瑟的第十二次战斗发生在巴顿山，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天，仅亚瑟一人，就杀死了九百六十名敌军士兵，最终敌人全军覆没。他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敌人屡遭失败，迫不得已向日耳曼人求援，同时还持续不断地扩展军队人数。”
人们曾努力寻找过巴顿山战场的遗迹，但却都以失败告终。多项调查研究工作也未取得预期结果。但是，战斗如果（且极有可能）是发生在两军对峙区域，而作战目的是要阻挡蛮族西进的话，那么位于温斯登附近，能够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坎普无疑是最有可能的地区。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较准确地推算出战斗发生的时间。吉尔达斯曾在著作中写道，战争发生在他写作之日的四十三年零一个月前，他同时声称，他能清楚地记住那个日子，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从他的书中我们同样得知，北威尔士国王梅尔格温在他写作的时候依然在世，而根据威尔士编年史记录，这位国王在公元547年罹患鼠疫去世。据此可以推断，吉尔达斯著书的时间不会晚于547年。那么上溯43年，就能得出这场战役很可能发生在503年。此外，我们还可通过爱尔兰编年史进行多方验证。据史书所载，吉尔达斯逝于569年或570年，因此，他的出生之日不可能早于490年。那么巴顿山战斗的时间就可定位在490年到503年之间。
在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上，人们也存有强烈争议。那就是：入侵者究竟是消灭了当地居民，还是在两族并存的情况下，最终与土著们融为一体了呢？这就有必要将两个时段划分开来，一个是疯狂的劫掠时期，另一个则是相对和平的移居时期。吉尔达斯在文中所描述的场景，与三百年之后的丹麦人入侵不列颠岛情形如出一辙，无疑属于第一个时期。但是到了移居时期，在以土地的开发耕种为主要职业的社会生活中，劫掠之事就仅仅成为一段小的插曲。而且，在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和土地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从英国的一些地名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在苏塞克斯，灭绝性屠杀是蛮族所秉持的原则。而在该地以西地区，许多的迹象显示了有大量当地居民幸存下来。公元694年颁布的，最古老的西撒克逊法典详细规定了各阶层“威尔士人”的各项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是依据土地占有数量来划分的。此外，法典中还提到了“骑着马为国王履行公务的威尔士人”，这些充当公差的当地人骑术精良，对大街小巷耳熟能详。即便在那些不需要当地居民作为劳动力的撒克逊农场，我们也仍然怀有希望。或许，少女们的哭泣哀求，美貌女子的吸引力能与野蛮人的欲望产生某种微妙的联系，使当地人的血缘得以保存下来。时光荏苒，在几代人之后，残酷的压制屠戮色彩便慢慢褪去了，大范围种族灭绝做法遭到了所有人的憎恶，也被彻底毁弃。即便是再没有同情心的征服者，也会因现实环境或欲望诱惑而安于现状。因此，一些严谨的作家认为，对大部分不列颠人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征服是一个改朝换代事件，蛮族人成为了当下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被屠戮殆尽，大批勇敢而不屈的人撤退到了西部的群山。此外，还有许多人及时逃到了布列塔尼。虽然这些人漂泊海外，背井离乡，但有朝一日，他们的后裔还会重返不列颠。
撒克逊人喜欢在河谷地带定居。他们的理念是，最经济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河流边的草地，平缓之处可做农田，陡峭之地可以放牧。但是在许多地方，单是清除杂草，排干农田就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在此期间，除了依赖高地上不列颠田庄的农产品外，他们还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最可能的做法是，在河谷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他们用本地人作为农奴，让其在已开辟的河谷土地上耕种。这样一来，许多古老的不列颠田庄日渐荒废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河边或溪旁的村子里。此外，与相对孤立的“山地耕作者”相比，聚族而居的河谷居民在语言方面获得了优势，撒克逊语逐渐成了当地的主导性语言。现代的地名研究表明，英语中的高山、森林、溪流等词汇大多是源于凯尔特语。甚至一些地区的部分村庄仍然保留着盎格鲁-撒克逊名称。这样一来，在排除种族灭绝的前提下，不列颠语的消亡之谜便获得了解答。甚至在不列颠人的聚居之地，他们的语言也依然没能留存下来。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不列颠人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但主人却无须学习不列颠语。最终，拉丁语和不列颠语完全被新来者的语言所取代，甚至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也很难找到二者的踪迹。
但岛上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证据显示，在肯特地区，新移民定居在了当地人的村落旁边，并采用“坎蒂”（Cantiaci）一词作为他们的部落名称。在诺森伯利亚，当地法律明显带有凯尔特法律的痕迹。在汉普郡和维尔特郡，像丽丝、德威瑞尔这样的不列颠语名字在当地广泛存在，屡见不鲜。这似乎表明，当撒克逊人开辟山谷耕地之时，这里的不列颠土著们仍在他们古老的田庄继续耕作。两民族间并没有种族歧视，在体貌方面，他们也十分相像，想必在许多地区，大量的不列颠元素已融入了撒克逊人的血脉之中。
蛮族入侵者们也同样期盼获得安全的栖身之所。他们忍受着严苛法律和困苦生活的折磨，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使他们陷入了困顿之中。外出劫掠半年后返乡的蛮族武士，自然也希望能有个舒适之居。他们对眼下的艰难生活并非毫不在意，也不是不想加以改进，但这个难题着实令首领和长老们大伤脑筋，到底何处才是安居之所呢？公元五世纪时，东方民族西迁的压力日益加剧，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每年前往不列颠劫掠小队都可满载而归，同时还对那里的物阜民丰赞许有加。蛮族人的内心因此升起了希望的火焰，他们认为，与其费心尽力登上海岛，不如鼓足干劲将其占据，为民族挣得一块栖身之地。或许在此处，这座波涛拍岸的小岛上，人们得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既不必整日担心强敌来犯，亦不用遭受军乱、兵燓及杀身之险。对于那些在刀光剑影中求生的野蛮人而言，这个海岛正是一处绝佳的庇护所。在野蛮人侵入不列颠后，便逐步制定了移居规划并付诸实施。如此，在前方有无限希望，后面是无比绝望的情况下，移民不列颠岛的蛮族人越来越多，其领地也在一年年地扩大。
在所有的日耳曼民族中，最为残暴的当属撒克逊人。撒克逊人的大名，在北方部落之中广泛流传，据说是得自于他们所使用的，一种名为“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可敬者毕德的说法，征服不列颠的是盎格鲁、朱特、撒克逊人所组成的同盟军，各具特色的定居地也遗留有不同部落的痕迹，但极为可能的是，撒克逊大军主力在离开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已将另外两个部落兼并了。
我们儿时所读的历史书中，就大胆地罗列着全部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449年，汉吉斯和霍萨两人受沃蒂根之邀，在原住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人的肯特王国。477年，艾拉和他的三个儿子到来，继续袭扰不列颠。495年，策尔迪克和坎里克出现了。501年，海盗波特建立了朴次茅斯港。514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加入了袭击者行列，赶跑了不列颠人。544年威特格被杀害。547年，诺森伯兰王国的创始人艾达抵达不列颠。我们只能说，书上所载的这些日期与历史事实大致相符。这些接连不断的入侵浪潮之后，一大拨的移居者登上了这座多灾多难的岛屿。
还有一些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番场景，据J.R.格林所述：
“……这些人都是自由民或社会底层人物，在他们中间，底层人以及那些虽具高贵血统，但却被原先部族所抛弃的部落民又占到了绝大多数。率军作战的将领和和平时期的首领都从他们中间选出。但这种选举只是纯粹自愿的活动。这里人人平等，拥有高贵血统的人不享受任何特殊权利。”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说明我们可能早就拥有了“民众团结和贤者当政”的理想。毫无疑问，日耳曼部落中的许多观念和原则至今仍令人钦佩。这些观念原则构成了一个共同理念，在英语民族向世界所传递的信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事实上，这些不列颠征服者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美好的理念相距甚远。他们的社会体系，皆建立于肮脏和丑恶的根基之上的。其所引入的制度，也是日耳曼部落民所公认的法则，即通过金钱力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所谓的平等，其实只在每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他们所谓的权利，其实是富人们的专利。社会中的任何犯罪行径都能够依靠钱财获得解决。在这里，除了拒绝响应征伐命令外，最大恶行就要属盗窃了。
他们精心设计了一部法律，以“先令”和“赎罪金”为标尺，规定了每个人的确切价值。一位首领或王子价值一千五百先令，一位贵族价值三百先令，乡下人，也就是下层自耕农，价值一百先令，农奴值四十到八十先令，奴隶则一文不值。就是在肯特地区，一先令可以买到一头牛，在其他地区能买到一只羊。如果一位自耕农杀死了贵族，就要偿付贵族杀害农民的三倍赔款。所有这些法条都将逻辑和数学运用到了极致了。该法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杀人者可依靠赎罪金逃脱惩处。这里，有钱人大可无拘无束，逍遥法外，没钱人只好接受惩罚或失去自由。当然，如果犯罪，就连身价一千五百先令的首领和王子也要认罚。例如，对诽谤者的刑罚是割去舌头。如果是首领犯罪，其舌头的价值将是贵族身价的五倍，自耕农价值的十五倍。想要保住舌头，就只能缴纳罚金。当然，那些卑贱之人的舌头就更加便宜了。然而，就像日后阿尔弗雷德所评价的那样，这种赎罪金制度至少比世仇的杀戮要好很多。
日耳曼的社会体系建立在血缘和宗亲之上，以家庭为单位构成部落整体。然而，当他们在不列颠定居之后，其生活方式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转变。以血亲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日趋瓦解，逐渐被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团和贵族制度所取代。这种变化，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都是人们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做出的改变。对每一个开疆辟土的部落而言，想要在战争中求得生存，或是在巨大压力之下站稳脚跟，都必须有一个最勇武，最权威，最幸运的人来担任领袖，而部落大权也难以避免地落到了领袖的手中。现在，整日地劫掠或连年的征战已然成为了过去，定居点被建立起来，新的土地也开辟和耕种了。但是要保卫这些土地，除了那些曾浴血沙场，胆识过人的部落领袖外，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吗？在这种情况下，定居英格兰的日耳曼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由于战乱频繁，那些势力单薄的“农民殖民者”被迫屈从于更强力的当权者。早期的日耳曼部落中并不存在国王，只是在不列颠定居之后，他们才从那些自称神祇后裔的首领中推举出一位登上宝座。之后，国王的地位日渐显赫，而他的跟从者们，也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新阶级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胚胎，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封建贵族是领主，也同样是属民的保护者，他必须站在属民一边，为他们在法庭上作证，在饥荒时给予赈济。反过来，属民们要为领主耕种土地，战时要随领主出征迎敌。
起初，国王只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大权在握，他便拥有了个人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其自身安危的考量。如此一来，维护地位稳固，确保自身安全便成为国王执政的首要目标。“除了安全稳固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募一批英勇善战之士，鼓励他们为国开疆扩土。而国王则将土地赐予他们作为回报。在此之前，等级制度就已经成型，国王身边必定围绕有大批特权阶层，他们凭借着战功享受着国王的恩赐。战利品会很快消耗掉，但是土地却能够长存。国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且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向每位战士分封土地的做法，却有悖于日耳曼部落的传统。在多次激烈战争和拓荒行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了私有财产。在国王的推动下，一个新的地主贵族阶级应运而生。这一新生阶级起初十分弱小，但在七世纪时开始迅速崛起。此际，不列颠人的抵抗仍时有发生，他们与日耳曼人开展了长期斗争，持续抗争达二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这种由高贵的军事首领实行个人世袭统治的新制度，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当中深深扎下根来。
然而，当新的社会结构和法治政令正在形成之际，一些小的割据势力相继诞生，它们互相倾轧，各自求存。由于当时交通闭塞，文化不兴，各个地区如荒海上的孤岛般相互隔绝，因此在蛮族占领之地，群雄并起，割据称王者甚众。日耳曼人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和恶习，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独占领地，但又无力兼并他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不列颠岛一直处于众多小国并立相争的混乱状态中。尽管在移居时代初期，亨伯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一个日耳曼部族的管辖之下，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推选出国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依靠劫掠为生，但是对他们而言，保护这些战利品无疑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
有相当多的著述，都曾写道罗马统治在不列颠的衰减过程，介绍了人们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变得慵懒消沉且不图进取的。无疑，吉尔达斯的作品使读者获得了一个直观的印象，那就是当罗马制度衰落后，一系列的机能不全，混沌愚昧，都在不列颠的社会和体制内持续发酵。这种印象确有其客观之处。但是，如果要公正地评价这个消失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不列颠人同我们现在所称的英格兰人持续战斗了将近二百五十年。而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就已在帝国的庇护下与入侵者进行了百年的斗争，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则全凭一己之力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旷日持久，波澜起伏。不列颠人也曾多次获胜，甚至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里成功阻挡了入侵者的步伐。到战争末期，在罗马大军也曾望而却步的群山地带之中，不列颠民族再次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