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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时的经典，乃至于诸子百家的书，都不能专门当作文学看。古代也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比较可以专当文学看的，就是太史公所说的古诗三千余篇和我们现在所有的《诗》三百篇。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就应当把古代论诗的话，来寻索一番，找出它的条理和他们批评所根据的基点，就自然可以得到古时人鉴赏文学和辨别美恶的方法。这些批评，虽然散在各书，只是零星的单词片义，但是往往影响很大；后来人的文学论评，都时时上推到这些古义，拿它做出发点。
诗的起源，大概是很早。郑康成《诗谱序》里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仿于此乎。”这就是说大庭、轩辕以来大概就有诗。到唐虞的时候，更是有据了。这些诗，不是现在所存的三百篇。三百篇外，古来的诗本多丧失。《论语》《礼记》《左传》里引逸诗很多。司马迁《孔子世家》也说：“古诗三千余篇。”古时这样多的诗，恐怕没有到孔子的时候，已经散失很多了。这些诗虽然不存，但是我们有了《虞书》所载加于这些诗上的批评，也就十分可宝咧。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尚书·虞书》里的话。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告诉他这几句话，从诗的创作到诗的格律，从作者方面到读者方面，一一都讲到了。但他实在是偏重用诗一方面——就是欣赏方面——的话。他的大义，是说诗本是自言己志的东西。习诗可以使人生长志意，所以教胄子以诗言志，可以导胄子之志，使他们有所开悟。作诗的人，直言不足以申意，所以要长歌之。教胄子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长歌必有声音之曲折。声音曲折皆合于律，就叫作和。（根据孔安国的《传》、孔颖达的《疏》的解释。）用这样方法，才可以领会到诗的好处，得到诗的用处。使读者的志意，作者的志意，听者的志意，三者融合成一片，然后就可以互相感应，可以移易性情，可以神人以和了。所以“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都是从欣赏诗而得的结果。舜命夔教胄子学诗，就是拿这个做目标了。郑康成《诗谱序》引《虞书》“诗言志”几句话，以为诗之道放于此。孔颖达在《诗谱疏》里说：“郑所谓‘仿于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于此，非初作讴歌始于此。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也是说舜论诗的话，是就诗之作用而言，不是专说作诗的本始。郑的意思，以为后世往往以诗来规谏，或以诗来赞美，都是从舜这几句话里生出来的道理。因为舜说诗以言志，又长言咏歌引声协律以畅达这个志，能够这样，自然听的人更容易感动；无论赞美或规谏，都可以得宜了。
再者，古诗皆以入乐。音乐本是由人心生的。《礼记·乐记》里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诗是人的心声，由曲折酣畅的节奏以畅达出来。所谓音乐，就是拿种种金石丝竹的器具，来描摹这曲折有节奏的心声，或是为这心声来助势。所以孔颖达在《诗谱疏》里说：“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为人辞，则是为诗之渐。”但是社会由野而渐及于文，人的诗，当然也由简单质直而进为郁郁有文，而音乐也不免由粗糙笨拙而进为精密。音乐虽逐人而生，虽然先有徒歌的诗，而后才有合诗的乐，但是到了后来，诗与音乐实相为因果。音乐固逐诗而成，诗也恐怕要以中于尽美尽善的乐律者为上。舜命夔的话，从“诗言志”一直说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正是注重于诗要协律。诗的节奏，克谐八音而不夺伦的为上。反过来说，就是音节不谐而夺伦的，自然就不是好诗了。舜的时候的音乐，比较太古的蒉桴土鼓，当然进步得多。《尚书·皋陶谟》里称舜时的音乐，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话。后来孔子也有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事。舜时音乐之美，总是可信。那个时候的声调谱，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固无从知道；后来像沈约一直到赵执信，所有《四声谱》《声调谱》之类，当然不能比附这种意义。但是舜这几句话，无论如何，也是开后来论诗言声律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