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方孝岳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七十二年之间三次问世：第一次，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第二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现在二〇〇六年第三次，三联本又要出新版。第一次与第二次相距五十二年，第二次与第三次相距二十年，这七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此书是在学术名著之列。
先父一九七三年逝世，还是风雨如晦之时，这部著作他自己早已没有存本，他断没有想到身后三十多年间，此书还会一再问世。他著此书时三十六岁，我将此书交付三联书店重印时六十三岁，也没有想到能够活到八十四岁，及见三联本又出新版。
我十二岁初读此书，刚进初中。此书就成为我的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读了此书，我才有了一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大概轮廓，把原有一些零散知识框起来，后来增益的大体仍然在这个框架之内。故友诗人陈迩冬先生曾说，他年轻时泛览所及，最受益的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他有诗云：“文学批评史，先生早启予。服膺卅载久，胜读十年书。”（《追诔方孝岳先生并题其〈桾櫏集〉遗稿》二律第二首）可见此书对于他也起了入门引导和终身受益的作用。
我青少年时期，先后读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都得之于偶然，都成了我的入门书，并且终身受益。它们都不过十来万字乃至几万字的小书，连同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证明并不一定要大部头的著作才能够入学术名著之列，而学术名著可以同时是入门书。这似乎颇值得今天的学人深思。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容要点，我在三联本的《重印缘起》里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可以补充一说的是，全书力求客观推阐各派各家批评理论的义蕴，但作者自己自有一定审美趋向，最突出的表现是第二十六节《晏殊对于富贵风趣的批评》。晏殊不是文学批评家，其关于富贵风趣之论，并不见于他自己的文字，只见于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和欧阳脩的《归田录》各一条笔记的转述，加起来不过二百多字，别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面不会提到，《中国文学批评》乃为之设立专节，写了一千五百字来讨论。为什么这样重视呢？就因为晏殊看不起那些写富贵只会堆金砌玉的恶俗诗句，如李庆孙《富贵曲》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之类，认为“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晏殊自己有“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他很自诩善言富贵气象，自赞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中国文学批评》更加赞美道：“晏殊自己那几句诗，能超然物外，自然有一种清华高贵的样子，绝不是穷苦怨叹的胸怀所能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富贵之音。”值得注意的是，晏殊谈的本来是怎样写富贵诗的问题，并不是写富贵还是写穷苦的问题。他主张以清华高贵的胸怀来写富贵，不要以“乞儿相”来写富贵。他鄙弃的“乞儿相”，专指以艳羡或炫耀的胸怀对待富贵之相，并不包括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之相。如果以“穷苦怨叹的胸怀”对待富贵，也许是仇视，是嫉妒，是故作清高，贫贱骄人，这些都可能为晏殊所不喜，但并不包括在他所鄙弃的“乞儿相”富贵诗之内。他说“穷儿家”没有他的诗句中写出的富贵“景致”，一是现在还穷之家，二是暴发户而未脱穷儿心态之家，所着重的“景致”就是“气象”。现在还穷之家自然无此“景致”，暴发户领略不到“景致”的“气象”，有等于无。至于真正穷苦者可不可以写“穷苦怨叹”之诗，该怎样写，他没有明显说到；真正穷苦者对待富贵，如果视若无睹，安贫乐道，是否值得赞美，他更没有说到。《中国文学批评》乃加以推阐，把晏殊之论的对立面推广到一切“穷苦怨叹胸怀”的诗，指责郊寒岛瘦之诗“刻画穷况，未免太过”，这就突出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了。此外，如论司空图，强调他“以盛唐为宗，不数中晚唐”；论西崑家，强调其“寓意深妙”“清峭感怆”；论江西派，强调其“流转如弹丸”的“活法”，都别具眼目，不同一般，贯穿其中的都是他自己宗尚“和平富贵”“清华高贵”的审美趋向。
一九六二年，我曾作了夏夜纳凉一律云：
止水禅心上下潮，碧天凉梦共迢遥。
藤床竹枕蚊初聚，剩果残瓜鼠正嚣。
短夜歌吟尊衮冕，中年哀乐在箪瓢。
千家鼾息成人籁，自隔星河辛斗杓。
寄给父亲请教。他回信指出我这首诗做到了“回肠荡气”，但还是中晚唐境界，希望我能够“回中晚而为初盛”。我立刻想起他论晏殊的富贵风趣，可见他的审美趋向仍然保持如故。
父亲平生作诗从不存稿，我细想我所知道的，有没有能体现他自己这个审美趋向的呢？却不容易找到。就拿他晚年最见功力的两首来看——
五十自寿 一九四六年
为惜流光重此辰，高秋黄菊一时新。
无边风雨成孤啸，何处江山结比邻。
老去心情云赴壑，鬓边消息火传薪。
惟余片石罗浮在，清供窗前作主宾。
已经是无边风雨中的孤啸，不怎么清华高贵。
六十自寿 一九五六年
西风又作撼窗鸣，尚着残蝉向晚晴。
时节不随人意尽，黄花空笑白头盈。
鬅鬙自写褷褷态，邂逅谁为昔昔行。
剩有宵来邻笛感，放怀同办酒杯倾。
撼窗西风之中，一只残蝉断续嘶鸣，更是凄厉之声。末了竟要在“山阳邻笛”声中倾杯放怀，简直是黑色幽默，哪里有一点自寿的欢乐？到了应该七十自寿的一九六六年农历九月，“文化大革命”横扫之下，一只残蝉的嘶鸣也不可能了。
看来，谈文学批评而自己坚持一个审美趋向，是一回事，自己写作实践能不能体现自己的审美趋向，又是一回事。前者决定于主体，后者决定于时代。哪个力量更大，难言之矣。此书第三次问世，作者自己的审美趋向会不会与今天举国主流正在高唱的某种声音有巧合之处呢？善读者当自有别择，而且不忘时代的制约终究是难于逾越的。
《中国文学批评》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时，是刘麟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同此一套书中还有先父的《中国散文概论》一种。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舒芜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