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与米粮库胡同有关的人和物
地安门是北京皇城四门之一，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址在元明两代为“厚载红门”。出了地安门，就是中轴线的北端钟鼓楼。在地安门内大街以东，分别排列着安乐堂胡同、慈慧胡同、黄化门街等；在其路西有西楼巷、油漆作胡同及米粮库胡同等。这些胡同名称的产生，多因历史上内官监署的遗存而延伸为街巷名称。
虽说自民国以后，皇城墙的命运就是被“拆”，但留下了北京城区街巷名称。地安门则最为“霸道”，东西南北大街均以“地安门”命名，足见它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无论何时，只要提起地安门来，总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诉不尽的沧桑。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军队由朝阳门攻入北京城，之后一路烧杀占据了鼓楼。侵略者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再攻破地安门，便可直捣皇宫，甚至幻想能一睹慈禧老佛爷的寝宫。然而，令日本军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地安门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
日本侵略者低估了地安门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低估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地安门是皇城的北门，历史上皇帝北上出征巡视、亲祭地坛诸神、去颐和园游玩踏青等，多从地安门出入。此时面对外国侵略者，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全，荣禄统领的皇城护军，用血肉之躯在地安门以南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出逃”赢得了时间。
著名史学家金启孮的外祖父额勒贺，当年是荣禄部下的营官，奉命率兵守卫地安门。在《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一书中，作者写道：“日本兵都爬在地安门大街两边的铺面房上向下射击。我军却暴露在地安门前，就这样和敌军鏖战一天。后来敌军用大炮把地安门轰塌（后又重新修建），我外祖父的乘马也被打死，才步行率军队退却。这一战主要是阻止日军入宫，不让他们发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出走。在这方面他完成了预定任务。”
著名作家老舍之父舒永寿系正红旗护军，他就是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以身殉职的。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回忆说，老舍的父亲就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这个二哥也是旗兵，就是小说《正红旗下》中那位多才多艺的二哥福海。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被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打燃，全身被烧肿，于是便自己爬到这家粮店等死。二哥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老舍父亲小小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还不足两岁。
有文字记载，当时，慈禧太后率光绪帝及大阿哥溥儁等，在清晨6点才仓皇决定出逃。“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
1.名人笔下的地安门
早先，地安门在百姓口中还有个俗称——后门，与前门（正阳门的俗称）相对应。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光潜，就住在后门内路东的慈慧胡同3号。他撰写的散文《后门大街》，曾发表在《论语》1936年半月刊上。
朱光潜心目中的后门大街是“偏僻，阴暗，湫隘，局促”的，但“它有的是生命和变化”。走在人群中，“我在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群人的脉搏的跳动”。所以，朱光潜就常常在后门大街闲逛，这个习惯甚至成了他每日必修的功课。
朱光潜说：“北平的精华可以说全在天安门大街。它的宽大，整洁，辉煌，立刻就会使你觉到它象征一个古国古城的伟大雍容的气象。地安门（后门）大街恰好给它做一个强烈的反衬。它偏僻，阴暗，湫隘，局促，没有一点可以叫一个初来的游人留恋。”但是，因为朱光潜住在地安门内的慈慧胡同，要出去闲逛，走这条街最近便。无论阴晴冷热，朱光潜无日不出门闲逛，一出门“就很机械地走到后门大街”。朱光潜还说道：“它（后门大街）对于我好比一个朋友，虽是平凡无奇，因为天天见面，很熟习，也就变成很亲切了。”朱光潜之所以喜欢在后门大街闲逛，这里离住处近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在后门大街上你准碰不见一个熟人，虽然常见到彼此未通过姓名的熟面孔，也各行其便，用不着打无味的招呼”。
因着对这种“自由而诡秘的意味”的恋念，后门大街成为朱光潜最重要的消遣去处。虽然旗人破落了，后门也破落了，但是“那些破落户的破铜烂铁还不断地送到后门的古玩铺和荒货铺”，所以，不到半里路长的后门大街却有十几家古玩铺和一家旧书店。朱光潜就常常拉上沈从文一起在这里淘宝。他说自己在后门大街逛古玩铺和荒货铺，“心情正如钓鱼。鱼是小事，钓着和期待着有趣，钓得到什么，自然更有趣”。充满了凡夫俗子市井气的后门大街，最富于生命和变化的时候是上灯后，尤其是夏天。朱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后门大街上准有我；在这种时候，我丢开几十年教育和几千年文化在我身上所加的重压，自自在在地沉没在贤愚一体，皂白不分的人群中，尽量地满足牛要跟牛在一块儿，蚂蚁要跟蚂蚁在一块儿那一种原始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是这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人，我在我自己的心腔血管中感觉到这一群人的脉搏的跳动。”
清史专家朱家溍，1914年生于北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九岁时迁居地安门外的帽儿胡同。他心中的后门就有些历史的纵深感。
朱家溍撰文说：“地安门俗称后门，因而（万宁）桥也就随着叫作‘后门桥’。这座桥和正阳门五牌楼下的正阳桥、天安门前金水桥、太和门前内金水桥，是同在中轴线上最北的一座大石桥。我少年时还看见这座桥完整的白玉石雕栏，东西两面桥墩上石雕螭状的水兽，伏在闸口俯视着桥下从西往东流的水。”
因为熟悉，更是因为热爱，朱家溍也经常在地安门大街上“闲逛”。他甚至在晚年能依次说出地安门外大街上每家店铺的位置；哪家挨着哪家，哪家店铺的字号和特色。夜深人静时，他常想起老人说的话：“别闹了，该睡觉了，鼓楼都打鼓了。”那年月，躺在家中倾听夜空中传来的阵阵鼓声，总觉着心里特别踏实。
余钊在《北京旧事》中写道：“根据1934年《北平市商会会员录》记载，从地安门外到钟鼓楼，有参加同业公会的商号137户，以经营粮食、布匹、油盐、干锅杂货、煤炭为主，还有十八家古玩店，主要集中在烟袋斜街（地安门外）。当时北京城里不少八旗贵族家庭没有了俸禄，又没有谋生的技能，靠变卖家传的古玩混日子，古玩店的货物主要来自这些人家。在民国后期，随着王府井、西单等商业区的进一步繁荣，鼓楼一带的商业不如往日那么兴旺了。”
北京史研究者方彪撰文说：“拱卫紫禁城的侍卫和亲军营、护军营官兵大多出入地安门。内务府七司三院的官吏、苏拉也由地安门进出。掌管北京城防、治安、司法、市政的步兵统领衙门位于后门桥东的帽儿胡同。略加统计，活动在后门桥一带的‘八旗官人’有五万人以上。这些都是‘吃皇粮的’，属于‘敢花（钱）的主’。再说，什刹海周边又多王府、官邸，显贵们更是高消费者，所以后门桥一带的商业异常繁荣。”当时，由内城到外城，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个城门洞，而正阳门洞普通人不能通行。所以，交通堵塞早在百十年前就是个大问题。正源于此，地安门外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4号胡适家，参加讨论。
依胡适所言，当年从清华园到地安门远近先不说，但最终要想到达目的地——米粮库胡同，地安门则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门；那是必经之路，必进之门。后来，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在接受了北大聘任之后，便立即从清华园搬家至地安门西大街，以免遭鞍马劳顿之苦。
2.皇城墙与米粮库胡同
皇城墙围绕紫禁城而建，沿地安门东西两侧向南延伸至米粮库胡同东口及黄化门街西口。该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历经多次修缮，现存皇城墙为清代原物。
历史上在地安门东西两侧，还建有东西对称的雁翅楼，它与地安门共同构成老北京皇城最北端的屏障。雁翅楼依东西两侧皇城墙内而建，向南至油漆作胡同东口止。
明代，在地安门内街道两边设立了内官监、尚衣监、司设监等为皇宫服务的后勤供应衙署，居民也多为皇室服务的勤杂人员。清初，这些机构逐渐废弃，勤杂人员便在此落户并以手艺活儿为生。此后，这部分人及其后代在皇城墙内外建造了大量房屋，一部分成为商住铺面房。民国年间，皇城墙逐渐被房屋遮挡，并最终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1921年4月，京都市政公所招商整修大明濠，由于资金紧张，有人提出用城砖代替钢筋混合土。经过测算，以旧城砖代替钢筋混合土，每丈可节约资金几十元。京都市政公所的主事者们便动起了拆皇城墙的主意……
大明濠是一条贯穿北京西半城的排水沟渠，它是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入大都的一条重要支系，原名金水河，水枯后成排水渠，改名大明濠。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积，成为临近居民丢弃垃圾、排放污水之地，以致逐段堵塞”。于是，京都市政公所“拟定全段改筑暗沟，上修马路”。
拆卖皇城墙事件始于1921年6月2日，西安门以南等处城墙陆续被拆除。1925年1月，拆卖东安门迤北皇城墙砖；同年8月，拆卖地安门以东至东北角宽街以西部分皇城墙砖。
当时居住在米粮库胡同中的陈宗蕃，其私宅“淑园”的东墙恰与皇城墙相连接。为自家院落免遭损坏，也为响应拆卖皇城墙号召，陈宗蕃个人出资买下这段皇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