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男性“古典美”的情愫，只借于古书上那些旧式文人的情操，以及30年代上海滩上那些“贵族”的彬彬有礼。可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具有“古典美”的男人。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男人形象。在我的视野里，如今男人都在为事业、生计奔忙。他们在这个时代都觉得自己活得很苦、很累，哪里还有时间顾及自身呢？由此，在我们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一些衣衫不整、胡子拉殖又留着眼屎的男人；也能看到一些遇到一丁点小事、吃了一丁点亏，就破口大骂或者背地里损人的男人。当然还有一些伪君子，面带微笑却暗底里磨刀霍霍。
20世纪如年代初，我与汤又悦教授学过“气学”。我这才真正明白了“气”是什么？它使我对人、对艺术的鉴赏力大大提高，也使我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股“气”，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举止。我知道古代文人大多是讲究“气学”的。俄国的托尔斯泰如果不运用“气学”，又哪里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呢？
我们当今社会，有不少走火入魔的“气功师”。但那是“气功”，不是“气学”。“气功”与“古典美”沾不到边，而“气学”就浸透着“古典美”的众多东西和功夫了。前不久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活动中，遇到了作家莫言。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很直觉的惑受便是“气学”。“气学”是一门学问，并不是“气沉丹田”四个字能说得清的。所以古典的东西，总有很多可以捉摸、可以研究、可以探讨的。
现在我想拯救“古典美”，实在是一种从自身、从小处着手的事。如果我们的国民都有拯救一下“古典美”的意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或许会文明一些、宁静一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也许会更美好一些、快乐一些。
4.漫想独立者
现在我知道住在塔中的女人不是任何形式的宗教徒，而是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毎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塔中的女人在漫想过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里，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塔中女人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塔中女人白天常骑着自行车去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
塔中的女人下班后经过两座十字路口，三盏红绿灯，回到都市里闹中取静的清贫塔。她布衣草履粗茶淡饭，不听从域外风雨点化；居然在白纸上写出很多美丽文字，然后精神抖擞地梢到武林邮局。她认为她是一个独立者。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塔中的女人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塔中的女人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塔中的女人漫想独立者。这是一个精神富翁才有的境界。它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塔中的女人对于塔只是一个瞬间，而塔对于她却是永恒。所以，做个为永恒献身的独立者也是我的梦想。
5.云雾中的艾米丽·狄金森
我一直认为艾米丽·狄金森是活在云雾中的女人。她有自己丰富的心灵世界和腾飞的灵魂。尽管她终身未嫁，一生写过1775首诗，在世时却只发表了7首。那种精神上的痛苦是肯定的。但在当时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种痛苦呢？女人的痛苦是内心的煎熬，却又能滋生出伟大的力量。
艾米丽是一个为诗而活的女人。她只在女子学校读过一年书。失学后长年住在祖父在缅恩街建造的砖房里，几乎都没有做过短暂的旅行。对于这么一个孤僻、幽居在家中的人，邻舍难免会无法理解她的特立独行。所以有人议论她有点疯。”但她却在日记中回击和抗争道：“那些人不知道疯狂可能是智慧的神圣伪装，一点疯狂让受困的心得以放松。”是的，艾米丽在没有知音的前提下，那颗受困的心，的确只有在疯狂中才能放松。
然而作为一个居家的女人，艾米丽不得不承担家务，不得不呆在厨房里烤面包。有时候灵感来了，她就急急忙忙把诗句记在食谱背面，以至于常常把布丁烧焦、把锅底烧干。作为一个诗人，她多么想被同行承认啊！她羡慕她的同时代女诗人白朗宁夫人。认为像白朗宁夫人这样既有才华又得到世俗婚姻幸福的女人，真是太少了。于是她在日记中表达着她的羡慕和感悟我曾经羞怯地敲过爱的大门，但只有诗开门让我进去。”艾米丽所指的，就是在她30岁那年爱上了《春田共和国》报的编辑沃尔斯。那一年她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发表了诗作。对从未发表过作品的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突破。她很快爱上了他。尽管他已有妻子，但艾米丽照样内心产生着强烈的爱和震荡。她激动地写道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将房门紧闭她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她漠然静听车辇停在她低矮的门前她漠然让一个皇帝跪上她的草垫。”然而沃尔斯并不欣赏她的才华，她对他似乎微不足道。
多么痛苦的爱情啊！艾米丽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舔自己心灵深处的伤口。那些年她写了一百多封信，却一封也没有寄出去。她觉得痛苦是自己的，“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了。”于是她把自己紧紧地幽闭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尽管那里有花、有树、有月光……但缺少女人最需要的东西一爱。
爱，能激活女人的细胞，使女人变得妩媚动人。若干年后艾米丽从诗的救赎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第二个男人的怀抱。他就是魏兹华斯牧师，也是一个有妻子的丈夫。他们终身只会过两次面。但仅这两次会面，就使艾米丽不能忘怀。以至在魏兹华斯与太太搬到另一座城市去时，艾米丽产生了精神危机。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不是因为彼此生命形态，而是对于灵魂淬炼的了解。”接下来艾米丽又爱上了父亲的同行法官路德。这是一个比她大近20岁的男人，也是个有妇之夫的男人。她与他们夫妇关系都不错，但她的信主要是写给洛德的。洛德把艾米丽当成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这让她很安慰。他们的恋情萌芽于1867年。那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用逃开他，而我也逃不开他，一想到他，我的心就无能为力。”1877年洛德太太去世，艾米丽并没有与洛德结婚。已经47岁的她，也许已不再注重形式上的婚姻。两个独立的、有着自我空间的灵魂，也许是更好的伴侣。884年洛德死于中风，这对54岁的艾米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艾米丽再也没有爱了，她那颗孤独的、痛苦的灵魂，两年后终因经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而去世。
应该说，艾米丽·狄金森活着时，忍受了超凡的孤独。她的灵魂痛苦地在天上飞。而死后几十年却是幸运的。她以她诗篇中的魂灵，苒一次在天上飞的时候，是多么的美丽而卓绝。
6.一颗受伤的心
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她敏感的童年，一度笼罩在普希金死亡的阴影里。那阴影来源于她家墙上挂着一幅普希金决斗场景的油画，而油画仿佛让她看到普希金高贵的血从肚皮上的枪伤里流出来，染红了俄罗斯雪地。于是她小小年纪就要写诗，就要做普希金的妹妹。普希金伴随了她一生，使她懂得生命的疼痛和被污辱的尊严。
半个多世纪前，美丽而饱经沧桑的莫斯科大街上，谁能一眼就认出茨维塔耶娃高高的额头、近视而迷惘的蔑视琐碎和庸俗的眼睛，以及她那高贵善良而又桀骜不驯的面孔？谁又会为她的《黄昏纪念册》、《魔灯》和《里程标》着迷？俄罗斯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她的诗人总是那么忧伤又自尊，在多灾多难的命运面前也不愿意轻易低下骄傲的头颅。
我知道茨维塔耶娃6岁开始写诗，18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在十月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她亲自把丈夫送往顿河流域，让自己成为一个白卫军的妻子。从此她的生活不得安宁，但她追寻的脚步依然迈向韵律的境界、辞藻的天地、孤傲的意象；她丰富而感性的生活，依然被诗情所浸润。她的一生都在爱、在倾诉、在寻求知音、在渴望共鸣的饱受创伤的心灵，在不间断地燃烧。她燃烧着感情、激情、诗情和生命。
帕斯捷尔纳克说：“茨维塔耶娃是女人，但她有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在这种追捕中它前进得很远，走在众人的前头。”正因为她走在众人的前头，才和她的时代脱了节吗？她曾经与曼德尔施塔姆热恋，短暂而逃亡的一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尤其是茨维塔耶娃无论在莫斯科、在布拉格、在柏林、在巴黎，还是在叶拉布加镇，都与周遭的社会格格不入，并且时时刻刻都感到一种深切骨髓的孤独。
茨维塔耶娃说：“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我都感到空洞，一切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现实确实令她失望，她觉得在任何环境里自己都是个流亡者或局外人，遭受别人的疏远与中伤。于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她常常会在空寂的走廊里哭泣。哭泣着被伤残的命运，哭泣着不流血的伤口。然而哭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坚强的女人，最终还是于1942年8月31日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自缢。
一颗受伤的心，最终选择了死。林贤治先生对于她的死有一段论述：“假如，命运是一种选择，那么只要不是固守素性的偏执与孤傲，学会迎合时势，哪怕廿居平庸，她的一生也许不至于如此惨淡……当全体人民处于危难之中，她并不希图侥幸得救；这时，任何的个人荣耀，在她看来都是以肮脏换取的……生是美好的，如果允许重新选择，她定当一千次地选择生；但是，如果生而斫丧自己，生而远避同类，生而向权贵集团和世俗社会行乞，那么对她来说，死仍然是必要的……”我想想也是。
7.死是一门艺术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诗人。她1932年生于美国，1963年2月11日在英国伦敦寓所吸煤气自杀。三十出头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留给后世的几本薄薄诗集，至今仍然引起人们的赞赏。她的诗醉心于在自我与客观世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诗那种悲剧式的自我揭露推到了极端。她的某些诗，使人感到像梦魇中的喊叫。在她眼中，自我和世界靠痛苦而结合。
普拉斯的父亲是归化美国的波兰裔德国人。普拉斯于1956年，从美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成熟稳健的纳德休斯。纳德休斯当年36岁，有着皇家空军以及写诗的浪漫经历。普拉斯一见倾情，大学毕业后即嫁给了他。他们定居英国第凤，生有一女一子。1960年普拉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巨大的雕像》，反应不大。其实诗集中有不少好诗，比如《穿黑衣的人》、《浮雕》等。
普拉斯刚结婚那年是快乐的。她在诗中倾诉道我们吻着直至吻出血来。”然而这种狂热的爱情没能持续多久。当年英国最负盛名的诗人纳德休斯，在60年代初另有了新欢，使普拉斯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中。她简直无法承受自己用生命爱着的这个男人对她的背弃。1962年冬天，在绝望与痛苦中，她单独带着两个孩子寓居伦敦。次年初春，她选择了死亡。
“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普拉斯用行动将这一句诗付诸实践。这个将爱情、性爱、死亡、艺术、自然等人类永恒的话题，通过诗这一特殊形式，将梦游、幻觉、艺术与疯狂推向了极端的女人，对爱情无法拿得起放得下，无法使自己心爱的丈夫不去爱另一个叫阿西娅，维威尔的女人。女人总是为爱而生。她们一旦坠入情网很难自拔。而男人的爱，往往转瞬即逝。男人占有了现有的女人，往往更希望下一个。如果固守一个，他们心里不甘心。因此男人的爱，很像火焰升腾，很快化为灰疼。
我常为普拉斯为这个背弃她的男人而自杀感到遗憾。一个诗人可以为崇高的事业、为疾病自杀，却不可以为爱情自杀。在这世界，如果你把目光放远一些，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诗人来说唯一过不去的坎，恐怕就是自己的生命不能创造艺术了，因而选择了神圣的死。
普拉斯死后第六年，纳德休斯的第二任妻子阿西娅竟以普拉斯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纳德休斯肯定是杀害妻子们的凶手。他的那套在精神上折磨女人的本领，足够置一个坠入情网的女人于死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男人，到晚年还出版一本与普拉斯有关的诗集《生日信札》，居然还获得了英国奖额最高的福沃德诗歌奖！这真是一个罂粟般可怕的荣誉。
普拉斯已去世40周年，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读着普拉斯的诗歌：“大门雕着星星和月亮！木色像剥皮補子，旁边青铜的蛇躺在阳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