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失败者
三叔又一次在“家族权力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尽管这次他做了十分细心的筹备，先是由外至内层层递进，后是逐步“收网”、终极“亮剑”，但还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一票否决”。
事情开始时是这样的：我在一个傍晚接到三叔的电话，电话中他除了和往常一样问我近况、问孩子的学习成绩之外，还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个愿望，希望给留在大埠子的祖先以及去世家人的坟各修一座墓碑。
大埠子是我出生的村庄。我们这个大家族在这个村庄生活了近十年，到八十年代举家迁往县城的时候，留下了十余座坟墓，包括我太爷爷、太奶奶、大爷爷、大奶奶，以及我父亲等等。只有三叔一家留了下来。
他也曾像别的叔叔那样迁往城里，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受不了城里的汽油味，也不喜欢城里缺乏人情味的氛围，于是他那个小家庭又迁回了大埠子村，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打算终老在大埠子。
三叔说，村里只要是大一些的家族，都会集资给祖上修一座墓碑，墓碑上写着祖先的名字，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一目了然，别人看到了，就知道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了。
还有，后来出生的孩子们，上坟的时候到了田野里，无头苍蝇一样，每次都找不到坟头，烧错了纸可是件大不敬的事情。
“咱们凑钱给每个坟头都立个碑，你说阔气不阔气？”三叔这样问我。
“当然好。”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理由不支持三叔的观点。
“那你和你的小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事怎么办。”三叔这样交代。
在微信群里，我对七八位堂弟、表弟们说了这件事，当然，在说的时候，也是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还启用了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
弟弟们对此并非热情高涨，但也没有反对意见。三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三弟，对他父亲的意见自然是支持的，他说：“大哥只要决定办，我就支持。”
于是，我们这一辈兄弟，算是达成了共识，修墓碑的费用，由作为大哥的我出一半，其余的弟弟们，分摊剩下的一半。二弟和三弟负责跑腿，收集晚辈们的名字，寻找刻墓碑的厂家……我们准备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在筹备的过程里，三叔又来了一个电话，这次的电话内容是，想要把我爷爷、奶奶的墓，由县城迁回到大埠子去，理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墓就在大埠子，落叶归根，去世的亲人们，应该聚在一起。
“你说，我这个想法在不在理？”三叔问我。
“在理。”我这么回答着，心里却犹豫了，迁坟在老家是个大事情，不能轻举妄动。
但三叔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好的设想，他打算用自己的良田，去和村民换不适宜种粮食的地作为墓地，一亩换一亩，然后把迁来的坟墓，集中在一起，这样一来，以后上坟就不用东湖、西湖跑两片地了，在一个地方就能上完。
我答应三叔，再和小弟兄们商量一下。微信群里又聊迁坟的事情，弟弟们没人反对，他们还年轻，或许觉得，支持或反对这件事情，意义都不大，只要有人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去做便是。
三叔就要“大功告成”之际，二叔的电话打了过来，“凭什么修墓碑和迁坟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们还把我放不放在眼里？！坟不能迁，你爷爷奶奶刚安葬不到一年，绝对不能动！”
“那墓碑能修吗？”
“墓碑也不能修！”
五叔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态度干净利落，这事他不同意。
我父亲去世后，二叔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有一票否决权。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弟弟们：二叔不同意，所有准备工作立刻停止。
也打了电话给三叔，三叔沉默了一会儿，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的，但他最终还是嘟囔了一句：“不让弄就不弄了，唉——咱们家，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后来我想过三叔想要修墓碑和迁坟的心理动机，他是想让离开村庄的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当中能多几次机会回来，那个村庄只剩下他一家，没有亲人在了，他一个人在那里，觉得孤独。
守墓人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到大埠子，三叔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来上。”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方便，每次过去的路以及回来的路，都无比漫长。
曾经通往大埠子的唯一一条路，晴天的时候坑坑洼洼，自行车难以通行，要时不时下来推着走；雨雪天的时候泥泞无比，每次通过它都要经历一番严峻的考验。
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春节前的小年要回去一趟。上坟要赶在小年这天去最好。但不管怎样，三叔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待我一个人到来，或者带着弟弟、妹妹、孩子等一支队伍过来。
上坟对于三叔来说，具有很郑重的仪式感，因此他要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个流程要历时三四个小时，因而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慢慢忘记这里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来就好，以后的子孙们，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上坟。”
三叔说这段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我老老实实，到了点就来大埠子，为的是给亲人上坟，也为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他说，没关系，他不在了，还有三弟在。
三弟是名长途货运司机，经常全国各地跑，但无论跑多远，回来的时候，还会把他的大车开回到大埠子，陪着他的父亲。
很多次我都建议，三叔和已经结婚了的三弟彻底离开大埠子，到县城去居住，毕竟城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挣钱容易一些，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比乡下强，但三叔固执地不愿离开。
那段他说过的话，难道要当承诺守一辈子吗，这太不公平了。
我与三叔
“你爷爷最讨厌的儿子就是我。”三叔不止一次这么告诉我。
在爷爷去世之前，三叔与爷爷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歇，父子两人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无非是三叔觉得爷爷偏心，在他成长的过程里，没有公正平等地对待他。
三叔与爷爷以及自己的兄弟们之间剑拔弩张，但对晚辈却最有柔情。那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在市里一所学校读书，在校长的鼓励下，办了一份校报，但学校没有资金支持，等到需要印刷的时候，我手里根本拿不出钱。
我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寄到了百里之外的大埠子，忘记了那封信究竟写了什么内容，总而言之是希望他手头方便的话，借我几百块钱。
信寄出了，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潜意识里觉得，那封信他收不到，就算收到了，他也凑不出那份钱。
没想到，一周多后，有人敲开了教室的门，是三叔！
三叔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担心不会坐长途车、找不到路，在村里找了一位认字识路的邻居，一起不远百里找到了我的学校。
三叔从怀里掏出个信封，那里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凑的几百块钱。三叔觉得，我办报纸是一个有文化的事情，在他的观念里，孩子们只要做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家长就该支持。
那会我还年轻，并不懂得感恩，只是心安理得地收了那份钱，而且还很快忘到了脑勺后面。三叔始终也没有提过这件事，等到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心痛到无以复加。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个“大忙”无异于一种恩典，我却忘记了好多年，等到想起来，面对面感谢他的时候，三叔却说：“那会儿，你写信来，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帮你。”
最关心你的人，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从来不打扰你。三叔就是这样的人。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有一次，三叔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拆了他盖的小店，村支部书记答应补偿他的宅基地，却在拆迁之后没了消息。村支部书记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三叔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打个电话。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里喝完酒之后，拨通了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最后我急了：“你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办到！”
“我要是就办不到呢？”村支部书记大概也喝了酒，拱了火般回答我。
“那等我回大埠子揍你！”我恶狠狠地答。
没想到这句狠话起到了非凡的沟通效果，村支部书记在电话里哈哈笑了起来：“你三叔就是我三叔，我就是逗逗他，哪能不给他补偿呢。”
后来，我一想起曾在一个深夜丢掉颜面为三叔去争取利益，就会觉得有些快慰，毕竟，这是我正儿八经地第一次帮他说话。
有一种可能
三叔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住了很多年的院子。
每次进了村庄，拐弯，把车停到他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心里总是无比地亲切、踏实。
三叔在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能轻易压出水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到我三叔家，就喜欢玩那个压水井，如今七岁了，每年过去，仍然会压水玩儿。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堂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我四十岁之后，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里。
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支烟。
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
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