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登基满一年，暂未受到来自满洲贵族异见者的挑战，朝局一切安稳妥当。雍正帝经过十三年的整肃，留给乾隆一个较为清廉的官僚群体，这是件大礼，却也颇令人尴尬：多年的惩贪，三十几件文字狱案，让官僚办事更有效率；与此同时，言路也变得更加沉默。
这并非儒家理想中的君臣治理形态，自诩儒家正统拥趸的乾隆帝决心改变这种情形。恰好，来自新疆阿尔泰与京城的两道奏疏呈于御前，它们均强烈批评先帝钳制言官、以文字罪人。
言路顿时热闹起来。
求言诏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25岁的乾隆帝登基，他运用历代帝王常见的统治术，在先帝遗诏中植入自己改弦更张的意志。他借雍正之口，说之前动辄对官僚严斥、逮捕、发配、斩杀等高压政策乃是因为贪腐太重，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是暂时的，一旦情形变好，就可恢复康熙爷的宽政。
在前朝高压之下变得战战兢兢的官僚，似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今上谕旨表明，他与先帝有所不同，无意继续整肃。一周之后，乾隆帝再下旨求言。
一时群言成风。乾隆帝朱批显示，官员们上折劝他节哀、报告祥瑞，要献上某某特产。但皇帝并未领情，他让官员停止上贡，也别说些无关紧要之事。
言路长期蛰伏于高压之下，官员担心言辄触怒。乾隆帝似乎看到了官员的疑虑，一个月后，他发布谕令，更明确释放修正父道的信号：治国理政要“刚柔相济”，不宽不严，走“平康正直”的路。
这回上书潮动了真格。新君即位不久，官员的批评和建议均针对前朝政务，诸如停止开荒、减轻重税等均是一反先帝之政。以至于四川巡抚王士俊直白地说，只要反对雍正的政策，就是好意见。[15]
纷纭众议中，有两份奏疏特别引人注目。
远在新疆阿尔泰服刑的前御史谢济世代建勋将军钦拜上书，劝告皇上要听到真话，必先除三个弊端[16]：
第一，不准私下告密，所有大臣的奏章都要公开，真正赋予监察机构（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监察权。
第二，不提意见的言官要惩罚。
第三，“恕妄言之罪”，宽待说错话的言官，不搞文字狱。
三条意见看似劝告乾隆，实则均针对雍正。第一条批评雍正力推的奏折制度（这个皇帝与督抚之间的秘密通信系统是告密滋生的温床）。第二条、第三条更像有感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发。
雍正四年（1726年），这名40岁才成为浙江道监察御史的进士第一次上书言事，就参奏皇帝宠臣、山西巡抚田文镜贪赃枉法，雍正帝怀疑谢济世受了“倒田派”的指使，后者已被定性为利用科举情谊结成的朋党。令他生疑的关键信息是田文镜的“密奏”。
雍正帝特别想办了谢济世，但屡次逼他说出幕后指使无果，又找不到证据，便扔下一句话：欲为忠臣？且令从军。[17]谢济世就此被发配到新疆。后来得知，田文镜的贪污丑闻确是他听来的，奏疏属“说错话”。
谢济世来到新疆后，专为《四书》作注。不料，雍正又找上门来，说他的注释不光与官定本不合，还诽谤皇帝“拒谏饰非”。雍正自撰文字驳斥一通，本已下令杀了他，却又突然回心转意将其赦免。谢济世因著述而命悬一线，他劝告新君“除文字忌讳之禁”，应是针对此事。
另一份明着劝告新君暗地批评先帝的奏疏来自工科给事中曹一士。这名老臣奏上题为《请禁挟仇诬告疏》的折子，直指当时最敏感的文字狱案。曹一士说，自康熙、雍正朝以来，民间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18]，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捕风捉影，而官府也“见事风生”，株连万端，许多人因此丧命。他觉得，述怀咏史是词人的习惯，不能一概说成借古讽今。有人写文章漏掉皇帝纪年，是粗心大意，但不一定是谋反。暗指雍正帝处理汪景祺案不当——后者因被指控攻击雍正年号被杀。
乾隆帝看了之后并没有发怒，均“嘉纳之”，并有了实际行动。他召回谢济世，委派他担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他下令取下在菜市口挂了十几年的汪景祺头颅，还下谕旨禁止比附妖言、诬告他人，标榜“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看起来乾隆帝与其父十分不同，嘉纳善言，宽待文字，新朝具有新气象。不过四川巡抚王士俊的下场告诉我们，新朝与旧朝并无本质的差别。王士俊在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直白地说，官员上书反对雍正政策乃是翻案。乾隆帝大怒，说王士俊骂官员翻案等于是骂自己翻案，这是反对改革，意图谋反。由此，一省大员迅速被关押，判“死缓”。
面对官员批评自己，乾隆帝的反应与他父亲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乾隆仍在鼓励官员发言，这导致更多针对自己的批评之声扑面而来。皇帝开始整肃、驯服不符合自己口味的言官，1737年只是一个开始。
“揣摩迎合”
乾隆帝驯服言官，从求言、褒奖言官开始。
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负有言事、建议、检举之责，御史谢济世与给事中曹一士在乾隆元年上书批评雍正帝政务，获得皇帝善意回应，加上这一年乾隆又连下求言谕旨，一些言官受到鼓舞。
看上去，言官的春天要来了，他们连续上了几道奏疏，批评政务以及规谏皇帝。
乾隆二年二月，御史薛馧建议下限田令，抑制兼并。总理事务王大臣皆指为“悖谬之说”，万万不可行，建议把薛馧交吏部处罚。乾隆没有采纳，认为此举会让别人更不敢说话。薛馧又说，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事后不应该交给皇帝看。乾隆对此否认。薛馧又说司法部门办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一般会援引重律逢迎皇帝，乾隆再次否认，他说经常看刑部奏章，没见过这种情况。三个回合下来，薛馧的劝谏均被否定，他没有逃过处分，被移交吏部“从宽察议”。
薛馧是开年第一个尝试将批评政务与批评皇帝联系起来的御史。谢济世是第二个，乾隆二年三月，他的奏疏火力凶猛[19]：他批评皇帝虽然褒奖了一些言官，但对建议不拒绝也不执行。对污点官员的处罚不够彻底，有的甚至还“带病提拔”。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半年以来并不是没有可说的事，而是没有可提意见的人，所以“臣……不能已于言”[20]，必须说。
乾隆帝接到奏本后的第一反应不得而知，不过肯定高兴不起来。在当年四月发给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上谕中，他说自己“即位以来，屡下求言之诏，实冀科道诸臣，各抒忠荩，凡有见闻，即据实陈奏，俾无壅蔽”，言官多数是好的，但最近“进言诸臣，仍多揣摩迎合之习，竟有悉属浮言，毫无实际”，胡说八道，就像谢济世那样。[21]
他一一批驳谢氏的观点，“不知何所见，而为此臆度之语”“支离之语”，指谢济世“昏愚无知”，揣摩迎合，“怀观望之私，且多诡谲之意”，这种人不去批评官僚朋党、吏治之害，而“摭拾陈言，以自沽能攻君心之名”，沽名钓誉，其“居心之阴巧”，简直是“国家之大蠹”[22]。
虽然被骂得很惨，但谢济世并未受到严厉处罚。乾隆帝决意收紧言路，他指责如果再不整顿“胡说八道”的官员，则“经理庶务，每致众议纷纭，群言淆乱”，这是“明季之陋习”、亡国之患，必须防微杜渐。但话还是要说，“言路不可不开，而公私不可不辨”，如果“朕躬某事未当，能直言其失，朕必乐于听受”，“诸王大臣某事有误，能直指其非，朕亦必为之奖许”[23]。言官不胡说八道，所言符合实际，还是有赏。
可言官很难知道皇帝心中“胡说八道”与“符合实际”的尺度在哪里。尺度不见明文，只在君心。在批评官员政务时，言官的指控若与皇帝从别处得来的情报不符，孰真孰假全凭皇帝判断，言官并无对质机会。言官如果批评皇帝本人，只要皇帝否认，真假就更不重要了。对于批评尺度，乾隆帝拥有很大的裁量权。
薛馧就吃了尺度隐晦不彰之苦，他或许不知道该怎样提意见。当年四月，他试着好意相劝，希望皇帝不要在宫中骑射，免得伤身。不料遭到皇帝痛斥：朕最近从未骑射，薛馧“妄行摺奏，明系诬谤”[24]。他要总理事务王大臣查问信源，薛馧供称是听来的宫中传闻。
再遭挫折，薛馧再无奏本，其他部门也是一片缄默。乾隆二年九月，乾隆帝再下旨训斥言官，不要挟私言事，不要因为私心（邀恩、沽名、窝里斗）而提意见，第一次犯错可以容忍，“然宽大之恩，不可屡邀”[25]，宽容是有限度的。
乾隆帝的要求很难实现。正如言官摸不清胡说八道与符合实际的尺度一样，何为挟私，何为公心，何为揣摩迎合，何为沽名钓誉，也是猜不透。越是摸不清就越要摸清，越要揣摩迎合皇帝的尺度。如此循环，又会加大被皇帝斥责的风险，加剧乾隆帝内心对言官挟私的猜忌。
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意味着言官没事可做了？还是有揣摩成功的。乾隆帝谕旨下发一个月后，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上奏《二欲宜克三私当省》疏，要皇帝克服心志之欲、耳目之欲、怀安之私、近佞之私、好谀之私，尽是义理，稍一涉及实政，无非颂圣。这封奏疏被摘入了《清高宗实录》，乾隆帝大加赞赏：“年来言官，能如此陈奏者甚少”[26]，要给陈其凝升官。
一旦揣摩成功，提意见就不是“揣摩迎合”了。有此成功案例，后来者当知如何去做。谢济世三月的奏疏不幸成为该年度最后一封批评皇帝的文本。
被驯服的言官
乾隆帝整饬言官之举，让人想起谢济世还在新疆服刑期间呈上的奏疏，他建议新君宽待说错话的官员。乾隆的确做到了一部分，至少在乾隆二年，皇帝没有像雍正那样苛责言官。但这只能视作初政时的政治笼络策略：宽待言官，维持表面的言路畅通，也是“刚柔相济”的手段之一。
再有原则的政治策略也敌不过政治需要。谢济世此前因疏奏受到奖赏，但很快被骂居心阴巧，国家大蠹，皇帝毫不念及昔日建言之功。一年后，谢济世被外放至湖南督粮道任职，他再次翻刻《四书》注，这部被雍正禁掉的书同样没能免于乾隆的查禁。曹一士曾劝谏乾隆勿再行文字狱，皇帝也答应语言不以文字罪人，查禁之举无异于食言。
无人再敢批评皇帝，不仅仅是因为乾隆训斥言官勿揣摩、勿沽名而造成的心理紧张，还因为当时的言官制度已失去劝谏皇帝的功能。
在明朝，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分立，分别监督地方官与中央六部官僚。六科给事中有权对诏令发表看法，可上疏激烈批评皇帝。到清朝，监察局面大改，谏君权与察官权逐渐合一。雍正索性将六科给事中归于都察院统御，给事中听命于都察院御史差遣，职责亦与御史一致，所有言官实际上只有监督百官的权力。雍正帝在制度上把监督皇帝的可能性抹杀了。
没有监督，儒家宣扬的君臣共治理想成为泡影，国家治理视乎君主素质。君主操控之下，政治策略总是依据政治需要而定，而政治需要又往往会打破政治策略。皇帝用变化多端的威权高压来驯化言官。言官向皇帝提意见，无论针对具体政务还是皇帝本人，都是高风险的政治行为。如果不知道皇帝的真正心思，任何一项批评都可能是“沽名钓誉”，怀私结党，都可能犯“谋反”的政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