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威胁，不也在保护着那些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这些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认识、揭露、抨击，因为公众在一切来自外部的即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的极其明显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必须进行战争准备，必须生活在战争的边缘，必须面对挑战。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一危险的原因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把特殊利益作为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们的满足刺激着商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的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力量（智力的和物质的）之大于以往，是无可估量的——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之大于以往，也是无可估量的。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这一理论根据社会已被利用的、尚未被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条件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既定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也即是说，是相对于那些被认为对缓解人的生存竞争提供了较好机会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两点，而对这两点的分析都暗含着下述价值判断：
（一）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智力劳动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
（二）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批判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来进行。已确立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供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被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着最大的机会呢？
回答这些问题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给定的事实领域当作有效性的决定语境，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的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被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抽象和分析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结构本身。它由于“超越性”[1]的严格的历史性而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上述“可能性”必须处在各个社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它们必须是可以确定的实践目标。同理，从既定的制度中进行抽象必须是对一种实际倾向的表达——这就是说，制度的改变必须是作为根基的民众的实际需要。社会理论涉及这样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些替代性选择常常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出没于既定的社会。当它们由于历史实践而被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那些理论概念则随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基础被剥夺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对民族目标和由两党支持的政策的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是怎样被变更的。在19世纪上半叶它刚刚起源并制定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最初概念时，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的之间的历史调和中得到了具体实现。这种历史调和存在于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维持和改善现制度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极其经验主义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思辨；对它们的赞成与否，则是一种个人（或集团）爱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质变的需要像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绝大多数人接受并被迫接受这个社会，这一事实并不能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使它少受指责。真意识与假意识的区别、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假意识到真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人们只有生活在这样的需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那种肯定的东西以及拒绝的需要。而既定的社会设法压抑的正是这种需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履行诺言”，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对自然的科学征服用于对人的科学征服。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一空白使理论结构自身也变得空虚起来。因为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拒斥和颠覆的需要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批判理论的范畴实质上是一些用来规定19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矛盾的否定概念和反对概念。“社会”这一范畴本身曾表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尖锐冲突，社会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东西。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充满张力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涵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想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性内容并理解这一内容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抹掉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参与历史实践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倒退。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导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站在“超乎”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的立场上勉强进行的。当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成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一总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思辨的立场。就它必须以既定社会的能力为基础而言，它必定是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包含着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糊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并不认为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这一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它。或许，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是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识扭转了原来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有助于促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看起来还在另外的意义上维护着自己：把自己扩展到世界较不发达地区甚至前工业化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预定了改造和利用人与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在他者中自我实现的一项“筹划”。[2]但是，一旦这种筹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得以实现，它就趋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领域，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领域，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筹划的最后阶段——这一筹划就是对自然的经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
随着这项筹划的展现，它就形成了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领域。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注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叙述过的，这些文献论述了技术、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问题。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的《现代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第76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与通讯》与《通讯》杂志。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著作的根本重要性，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过甚其词或新闻式文字而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隐藏着的说客》、《想往上爬的人》、《制造浪费的人》，威廉·H·怀特（William H.Whyte）的《驯顺的职员》，弗雷德·J·库克（Fred J.Cook）的《战争国家》，都属这一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所描述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这些根源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状况足够说明问题了。或许大多数有力证据都可以通过下述办法来获得，即在几天之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调频收音机一小时，不用中断广告节目，不时调换一下频道即可。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高度发达的那些社会。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未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要说，尚未流行。我是在推断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