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青年报》
一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1978年国庆节之后没几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当时，我不会想到我将来的人生或者说命运将和这份报纸发生联系。
我是77级大学生，但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来得太突然，许多方面准备不及，所以我们入学是在1978年3月。那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左”的一套凭着惯性还在缓缓滑行。包括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阴影中。但中国毕竟已经苏醒，一个民族的思想正在冲破牢笼。我的整个中小学的十年刚好和“文革”十年在时间上重叠，可以想象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多少“狼奶”——我就是“谢慧敏”（刘心武成名作《班主任》中的一个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中学生）。蒙昧的大脑正等待着启蒙的光芒。
对当时的我来说，“光芒”当然不仅仅来自《中国青年报》，还有《十月》《当代》《诗刊》，还有金观涛的小说（他当时以“靳凡”为笔名发表的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让我和同学们激动不已）、刘心武的报告文学和北岛的朦胧诗，但毫无疑问，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是最强劲最耀眼的“光源”之一。作为班里的团干部——先是组织委员后任团支部书记，我不但阅读每一期《中国青年报》，而且还给同学们推荐。我由《中国青年报》感受到了一个正在苏醒的民族每一天强劲跳动的脉搏。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伤痕文学的轰动、朦胧诗的崛起、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科学的春天、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女排扬威世界、中美建交……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中国青年报》而激动着我年轻的心。
1979年春天，一张《中国青年报》让我流下了眼泪，以后好几天心情都十分难受，因为那张《中国青年报》有整整一版张志新的事迹，还有张志新那美丽坚毅的肖像。我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许多从少年时期便铭刻在脑子里的某些“神圣”的形象和“庄严”的字词开始变得虚伪而荒诞起来。经过了几个彻夜未眠的心灵痛苦之后，我写了一首题为“我和亚瑟”的短诗，表达了我与现代迷信的永远的决裂。感谢《中国青年报》把思想的光芒投射进了我的心灵；感谢那思想风云激荡的1979年，正是那一年，我和中国绝大多数谢慧敏式的青年一样，思想自由的潮水终于冲破了现代迷信的闸门……
挣脱束缚的精神并没失去方向，被思想点燃的青春和祖国改革的燎原之火一起熊熊燃烧。我和所有中国青年憧憬着四个现代化，憧憬着中国的富强与民主——正是在这样美好的憧憬中，我告别了大学校园踏上了中学讲台。
二
初为人师的我，开始把教育当成一首诗来写。为了让我的教育充满理想主义气息，也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班集体，我和学生为我们的班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未来班”。我们设计了班徽，绘制了班旗，还创作了班歌。班歌的歌词是我和学生共同写成的一首诗《唱着歌儿向未来》，然后寄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谱上曲子。“未来班”成为我教育诗篇的第一行美丽的文字。
我无法在这里三言两语地说“未来班”是什么或者有什么，我只能简单地说，“未来班”代表着我和孩子们的理想、纯真、热情、崇高、庄严、情趣、诗意、浪漫……而《中国青年报》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是的，当上了老师，我继续阅读《中国青年报》，并把里面的好文章推荐给孩子们。但当时学校只有一份《中国青年报》，每次需要给学生读报的时候，都要去图书室借，这显然不方便。于是我自己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而且还专门请一位学生家长做了一个玻璃报栏，放在教室后面。这样，同学们下课不出教室就可以阅读《中国青年报》了。这个报栏，也成了我班独有的风景，让其他班的孩子羡慕不已，常常在中午会有不少外班的同学来我班教室阅读《中国青年报》。后来，我就干脆把报栏搬到教室外面的走廊边上，以方便更多的孩子读《中国青年报》。
我一直特别怀念“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中国青年报》书生意气，激扬文字，向我和所有青年读者传达着时代的特征与气息：理想闪耀，思想解放，激情澎湃，个性飞扬，政治开明，经济腾飞，学术繁荣……我甚至把《中国青年报》作为我的语文课外教材。比如，靳大鹰的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和《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后，我每天中午都到教室里去给孩子们朗读。多年以后，历届学生来看我，都会不约而同地说：“那时候每天中午我们都盼着李老师来给我们读报，那是我们最神往的时刻！”
包括报上那一张张生动的人物照片，也让人特别欣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贺延光也让我更加敬佩。说“更加”是因为早在我的大学时代，贺延光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已经是我的偶像了。还记得《中国青年报》当时有一个栏目叫“求实篇”，我特别喜欢。邵燕祥、舒展、牧惠、商子雍、展舒（我一度竟然认为是“舒展”）、令狐锋（后来知道是吴国光的笔名）、马立诚、鄢烈山、米博华、陈小川、公今度、李庚辰、屈超耕……这些我至今还能脱口说出的作者名字让我崇敬不已，虽然除了邵燕祥老师，其他作者我从未谋面。有一天《中国青年报》“求实篇”栏目发表了邵燕祥的杂文《立什么样的志》，作者否定了“不想当元帅的兵就不是好兵”这句话，认为这话是教人向往位高权重。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印发给同学们阅读，然后展开讨论。有同学表示不同看法，于是讨论演变成辩论。课后，陈焱同学写了一篇短文《好兵、元帅及理想》与邵燕祥先生“商榷”。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中国青年报》为我的语文课注入了思想的活力。
1984年7月，我的“未来班”毕业了，这是我教育的“处女作”。我用刻写和油印的方式给孩子们编辑了一本名叫《未来》的纪念册，其实就是班级史册，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记载着我们成长的足迹。暑假里，送走了孩子们，我想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记者们并不认识我，但我却早已把《中国青年报》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因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于是，我给《中国青年报》寄了一份《未来》去，并以“未来班学生”的名义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我们班同学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三年来，同学们从您报上受到很多教育。毕业之际，奉送一本我们自己编印的“未来班”毕业纪念册，作为我们对《中国青年报》真诚的谢意！
我只是纯粹的感谢，并不是投稿。寄出之后我就旅游去了。没想到旅游回家，居然发现一封寄自《中国青年报》的信！信封很大，拆开一看，是一张1984年7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打开一看，哇！《中国青年报》竟然以“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会”为题刊登了两篇《未来》中的文字，一则是我写给同学们的毕业赠言——
亲爱的同学们，我永远想念你们！
我的一切都在你们身上得到了寄托——金色的幻想、绿色的青春、红色的职业、蓝色的生命……
你们的一切也都成了我最殷切的期待——蓬勃的生机、灿烂的年华、远大的抱负、壮丽的前程……
当然，你们还小，现在不可能完全理解。没什么，就算我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吧——
如果二十年后，同学们捧起这本朴素的《未来》，还能为之沉思、激动、微笑、流泪……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会不会使我失望呢？我怀着七分自信、三分不安，等待着金色的秋天……
“未来班”班主任李镇西
这是我的名字“李镇西”三个字第一次以铅字的方式出现在全国大报上，我的兴奋可想而知。
同时发表的，还有高虹同学的文章《依依惜别的深情》。
《中国青年报》还为这组文字写了编者按——
我们读着从天府之国寄来的“未来班”纪念册，禁不住为大家的真挚情感所打动。衷心祝愿“未来班”的师生把今天依依惜别之情，化为明天生活的动力，去实现崇高的理想，开拓、创造灿烂的未来。
短短几行文字，让我热泪盈眶。我第一次感到，《中国青年报》和我的心贴得这么近，这么紧。《中国青年报》的老师们的确被我和我的孩子们打动了。当时我忍不住在心里猜测——直到28年后的今天，我写到这里时还在猜测——写下这段“编者按”的编辑老师是谁呢？
三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段文字，但也算是在《中国青年报》正式发表了。这对年轻的我，是多大的鼓舞啊！我第一行“教育诗”虽然稚嫩，但居然在北京也找到了知音。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鼓励着我的教育有点夸张的话，1984年7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的确给了我莫大的激励，这是事实。
日子一天天地流逝，我又教着新一届的学生。《中国青年报》一篇篇关于改革风云人物的报道——无论是高校的刘道玉、温元凯，还是企业的马胜利、步鑫生，都让我激动。他们的思考、激情与行动，正是中国当时改革的缩影。我想到了我的课堂我的班，也以我肤浅的想法和幼稚的行为开始了教育探索。1986年6月，我班进行班委换届选举——注意，“换届选举”这四个今天看来很寻常的字，在当时却很“前卫”。一年前我就改革了班委干部的产生机制，变由老师指定为全班“海选”（这也是两年后才出现的词，但当时我班的确是“海选”），同学们投票前，候选人还要发表竞选演说。新当选的班长必须发表“就职演说”，并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就是全班同学。班委任期只有一学期，任期结束，又进行新一轮选举，前班委干部统统卸任——这和后来说的“高风亮节”没关系，是制度使然。1986年的这次换届选举，是以新任班长程桦和吴涛的“就职演说”和“记者招待会”画上句号的。
这些民主启蒙与训练，让当时的我再次被周围激烈争议。但我坚信我是正确的，暑假里我写了一篇特写《“就职演说”与“记者招待会”》，投给了《中国青年报》。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中国青年报》投稿，也许潜意识里是想寻求某种支持吧。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1986年9月26日，《中国青年报》全文发表了我的《“就职演说”与“记者招待会”》。我的喜悦难以言表——不仅仅是因为发表了文章，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得到了某种肯定和鼓励。那个年代人们的观念里，党报团报就代表了“中央”。既然团中央机关报都发表了我的文章，那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我把那张《中国青年报》拿去给有关领导看，从此，关于我班进行民主选举的事，就不再有人说三道四了。
故事还没完。因为《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这篇文章，我收到全国不少中学生朋友的来信。其中有一封署名“山东平度县一中杨守丰”的信，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杨守丰同学信中说：“我也是《中国青年报》的热心读者，不久前读了李老师写的《‘就职演说’与‘记者招待会’》，感到李老师和一般的老师不一样，于是萌发了给您写信的念头，我希望和您交个笔友……”杨守丰同学的第一次来信很少涉及自己的具体情况，但我从信中谈及的内容、关心的问题以及语言特点甚至字迹上，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同龄人早熟因而很有思想也很有个性的纯朴的小伙子。
于是我们开始了文字交往。我们谈学习，谈人生，谈社会，话题往往都是从一些具体的文字引发的，比如《中国青年报》上的某篇文章，或者《傅雷家书》的某段话——我曾给他寄了一本《傅雷家书》去，因此我们通信中经常谈论《傅雷家书》。
不知不觉，我和他通了两年信。1988年高考前夕，我给临战的杨守丰去了一封激励他的信。信很短，但我特意抄了一段傅雷的话：“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但只要坚强，就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打击，我们就能孤军奋斗！”
然而，整整三个月，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直到一个风瑟瑟雨潇潇的秋夜，我突然收到一个邮包，打开一看：一张清秀女孩的照片和一封泪迹斑斑的信！
“亲爱的李老师，我是杨守丰的同学，当您收到这封信时，她已不在人间了！……”猛然间，眼前一片黑暗，信在我手中颤抖。原来，那位“纯朴的小伙子”竟是一位可爱的女孩子！她家住农村，生活贫寒，而且身患多种疾病，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更为可贵的是，疾病缠身的她却时时把爱心献给他人，以自己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庆幸自己能与这样一颗美丽的灵魂一起生活、进步。”高考过后，她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再没有出来，也没有看到寄给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毕业的同学们又自发聚集在原来的教室，面对她的骨灰、她的遗像和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向她作最后的告别……
这封长信的结尾写道：“我与守丰同住一寝室，您给她的来信她大都给我们看过。她经常充满自豪地对我们说：‘我在四川有一位很真诚的大朋友！’几年来，她有限的生命之所以能放射出那么璀璨的光华，与您是分不开的。”
透过泪眼，我久久凝视着照片上那位美丽的女孩：一张丰润而富有青春气息的脸，正对着我也对着所有关注她的人甜甜地笑着。写到这里，我不禁算了算，如果守丰活到今天，也就四十二岁，她短短的生命并不显赫，但充满真善美的芬芳。她永远十八岁。
杨守丰的故事似乎与《中国青年报》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青年报》，我就不可能和这么一个普通而美丽的灵魂相遇。
四
在《中国青年报》的陪伴下，我继续我的教育之旅，在这过程中成长着，走向成熟。这里所谓的“成熟”，意味着我对教育已经不仅仅是浪漫的激情，还有庄严的思考。这种思考当然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因为八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时也是一个反思的年代，特别是对“传统”的反思。《中国青年报》上也有大量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字，这些文字不一定是谈教育的，但常常让我想到教育。
未来班是我至今最珍爱的教育诗篇，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但时代毕竟已经进入八十年代，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
1987年底，我市一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不能正视社会丑恶而自杀，成为“真善美殉道者”。虽然这位名叫宁小燕的自杀女生并不是我的学生，但她的自杀却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利用星期天采访了她的老师和同学，并得到她的作业、作文和日记。面对她“纯洁的心灵”，我不得不反思我们的——不，首先是我的“玫瑰色教育”。整整半年，我通过剖析这位女生的精神世界进而剖析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剖析我自己的心灵。我写下一篇九千字的人物通讯《真善美殉道者》，既表达了我对教育弊端的批判，更表达了我对教育改革的呼唤。
我想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批判与期待。我想到了《中国青年报》。于是，我把这篇长文寄到了“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我至今还把《中国青年报》的地址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写完这个地址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居然准确无误！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左右，我至今准确地记得那天是高考的第二天——1988年7月8日，我监考完毕回到家里，习惯性地打开当天的《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的几行字就把我的眼睛抓住了——
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自杀了
她本来希望在英雄的名单上占上一行，她始终崇尚“真”和“直”
她并未蒙受任何突发性打击，甚至没有“像样的”挫折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可是，她自杀了
这是眉题，眉题下面是一行很黑很粗的大字：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我当时还完全没有把这些文字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哦，这儿也有一位女生自杀呀！怎么和我采访的宁小燕那么相像啊！
但当我继续往下看，看到作者的姓名“李镇西”三个字时，我惊呆了：原来这就是我的投稿啊，只是编辑将原文的题目改了。
我的文字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跳跃——
宁小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欣然叩开死亡大门的同时，会给人间留下一道难解的人生方程式。
应该说，她走得格外从容而坦然。有她自杀前一天晚上写的遗书作证：“我明天早晨要去远行，悄悄地、默默地、自由地。”
应该说，她去得相当冷静而周密，有她半年前一则日记作证：“昨天，我给一个同学写信，撒了个谎，让她替我买二十包磷化锌，我的生命仅值四毛钱，比小老鼠强不了多少，但我很愿意，也很高兴放弃它。我将快乐无比！”
但是，面对她那安详的遗容，人们还是惊呆了！
──因为，她只有十六岁！
──因为，她是连续两届市级三好学生！
──因为，人们分析了她的各个方面：她的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走红”），她的家庭（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很爱她），她的学习（成绩虽不算拔尖，但一直较好），她的人际关系（由于性格内向不太接触同学，但与同学并无大的矛盾）……怎么也看不出她会受到什么置她于死地的打击和挫折！
于是，人们有了重重的叹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死了，实在太可惜。”
于是，人们有了深深的疑惑：“她这么顺当，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真不可思议。”
……
按照惯例，出了人命案，总应该有个结论。二十多天后，经过多方调查、分析，区教育局发了“情况简报”，有如下两段──
“宁小燕在人生观上存在着缺陷，她对人生的意义、价值早就产生了消极的认识，因此，她的自杀不是偶然的。”
“宁小燕的自杀反映出加强青少年学生人生观的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反映出在深入地关心、了解学生内心世界方面，我们还应做很多过细的工作。”
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太简单了。
一切关心祖国前途、民族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都有理由发问：作为一位“平时显得懂事、自重”“在学校期间，遵守纪律、好学，在各种集体活动中表现较好，被选为班上宣传班委、通讯员和学校广播组播音员”（引自区教育局“情况简报”）的好学生，她的“人生观缺陷”“消极认识”是怎么产生的？她的自杀，除了她本人的原因以外，我们的教育该负什么责任呢？
宁小燕临死前，给友人写信说：“我并不希望自己就这么悄悄地告别人世，但我太累、太疲惫了，我没有勇气留下来，也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
一位曾经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青春少女，一位由我们的教育一手培养起来的共青团员、三好学生，竟然“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而选择了死亡，而且我们的教育者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她死后才震惊不已──这，难道不令人感到一种德育的危机吗？
不仅仅是为了解开宁小燕留下的人生方程式，更是为了更多的虽然没有自杀却同样感到“太累、太疲惫”的青少年学生，我对我们现在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思考。这些调查也许不够全面，这些思考也许还相当肤浅，但我愿把它献给所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者，让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
我们的德育已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
第一版没登完，第二版继续登。如此殊荣，让我简直“受宠若惊”。
我折服编辑将我原来的标题“真善美殉道者”改为“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的确，面对宁小燕的遗体，每一位教育者都应反思自己的教育，并从中悟出点什么。
我的观点是，教育的危机其实是心灵的危机，因为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给心灵灌输崇高的思想和道德，却忽略了成长中的心灵需要什么。而离开了对心灵的关注与呵护，就谈不上真正成功的教育！
文章发表后，收到的反响是我没想到的。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栏目叫“每月一榜”，专门评述上月读者来信反应强烈的文章。结果，《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名列其中。编辑这样综述道：“反应焦点：来信认为，宁小燕的死教育者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一位师范学校的学生来信说，我和许多同龄人都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迷茫、不解。这些社会现象深深压抑了我们的进取心和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希望宁小燕自杀这件事，对社会有所触动。”
说实话，我在文章中表达出的观点，平时在学校也和同事说，甚至向领导说，我自己也对班主任工作进行了一些关于尊重学生、尊重心灵的改革，比如，我主动给全班开设青春期讲座。但我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几乎都被认为是“偏激”。我因此而感到了孤独。
而现在，《中国青年报》以发表我的长文的方式，为我壮胆——至少当时我的确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没有错——无论是反思、批判，还是改革、创新，我都没有错！
教育需要激情，但仅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教育需要浪漫，但仅仅有浪漫是不够的。霞光满天的五十年代已经过去，我不可能老沉浸在过去温馨的梦境里，更不应该把学生也拉进这美好的梦里。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的巨轮正一路高歌，破浪前行。我的教育也应该面对新的时代，并回答新的主题。
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也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
可以这样说，《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在《中国青年报》的发表，是我教育历程的一个转折标志，我告别了单纯浪漫的“玫瑰色教育”而转向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后来我一系列意气风发的改革：青春期教育、社会主义商品意识教育、班级民主管理、语文人格教育、现代公民教育……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五
一发而不可收。1988年，国内学术界的思想自由之风正势如破竹，也鼓涨着我思考的风帆。
我结合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剖析中国教育特别是德育危机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写下一篇《沉重的思考》。先是投寄给四川的两家报刊，均以“观点偏激”为由退稿。于是，我想到了《中国青年报》。1989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沉重的思考》。那报纸我至今珍藏。
1989年过去了，国内学术界明显沉闷，《中国青年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影响——但也只是受到“一些影响”，骨子里的激情与锐气是压抑不住的，它依然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思想锋芒。
我的教育思考与改革，同样没有却步。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我曾在我任班主任的班进行民主管理的实验。具体做法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自己制定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班规，而且这个班规对同样属于班集体成员的教师提出了规范和制约。班规一旦正式生效，便成了班级“法律”。
应该说，我的班级民主管理的实践是成功的。在我的班上，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学生们的确很尊敬我，但绝不会对我顶礼膜拜，更不会把我的每一句话当作“绝对真理”；相反，他们常常同我争论，而且不少时候是他们的正确意见说服了我。我班的班委干部绝没有高人一等的“官念”，相反，由于他们是同学投票选举而不是我“委任”的，因此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力是同学赋予的，也只能用于为同学服务；而且定期投信任票，也使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一言一行无不受着同学们的监督，自己的“位置”是否“稳当”也完全由同学们决定，因而唯有真诚勤恳当好同学的“公仆”方能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在这样的民主机制中，班主任和学生具有同等的义务，学生和班主任拥有同等的权利。在我们的集体中，谁都有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但谁都没有班规以外的特权！
但我的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还有领导上纲上线地指责我的做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班级管理上的表现”。这时，《中国青年报》再次给我有力的支持。我写的两篇文章《把教师的权威转化为集体的权威》和《用“法治”取代“人治”》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时间分别是1990年9月3日和1991年1月28日。
《用“法治”取代“人治”》是我特别看重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论述——
对于一个优秀的班集体来说，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二者不应该互相分离，而必须有机融合于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便是班规。教师的教育，通过班规便不再仅仅是教师的理直气壮的“要求”，对学生的“征服”，而是把合理要求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学生的自我教育，通过班规也不再仅仅是学生要求上进的自觉性，而已转化成参与班级管理的义务和权利。这样通过一定的“制度”（班规），班集体所有成员都成了管理者，又都同时是被管理者，班级管理便由“人治”走向了“法治”。
该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收到许多赞赏的来信。甚至还有一位河南的副校长专程来我校看我，说要向我学习。
在思考与改革的同时，我的教育依然保持着某种充满人性的温馨气息，并有不少既体现我智慧又洋溢着温情的故事，比如《安徒生帮我“破案”》《教师节的礼物》等等。这些故事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后，我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同行和中学生的来信——是《中国青年报》让我和远方无数颗善良的心一起感动。
我的事业并不孤独。不仅仅因为有《中国青年报》，还有因《中国青年报》而结识的无数虽天各一方却心心相印的志同道合者。
六
进入新世纪后，我迎来了网络时代。我再一次没想到，网络让我和《中国青年报》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2000年7月，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一篇短文《教师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又是一篇我认真思考的文字，自然引起了一些反响，也再次引起争议。8月上旬，我打开《中国青年报》主办的网络版“中青在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对我那篇文章的反应。结果，在里面我还真看到了一些网民对我文章的回应。其中有一篇《虚拟课堂：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吗？》写得妙趣横生，作者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召集”在一块“上课”，让这些文化巨匠讨论教师是否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篇文字把我逗乐了。
那以后，我开始关注“中青在线”的“青年话题”。我一开始就被吸引了——这是一片燃烧着思想激情的原野，这是一个翻卷着精神浪花的海洋。这里是真正的自由王国：没有什么统一的话题，只有着对讨论的共同兴趣；没有什么固定的主题，只有着对论坛不变的情怀。现实的关怀与历史的忧思，国际的热点与国内的焦点，“行而上”的思考与“行而下”的关注，都在这里汇聚与对话。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环保、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各种社会话题，都在这里交流与碰撞。“魔鬼教官”“三剑客”“蓝天”“欣颀儿”“阿燕”“冰睿”“三七二十八”“三糊涂”“胖新”“蝴蝶飞”“高观”……这些或刀光剑影或妙趣横生的名字背后，飞扬着一个个意气风发的灵魂！我惊喜地发现，竟有那么多比我年轻更比我有才华、有激情、有思想、有胆略的人，在真诚而严肃地思考着、关心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也开始试着在上面发帖子。第一篇是《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紧接着是《从谭嗣同到胡耀邦》，然后是我的教育故事和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一双无法回避的眼睛》《沉重的思考》《追随苏霍姆林斯基》……我发的其实都是旧作，但很快引起网友们的兴趣，有由衷赞同的，也有直率反驳的。我开始还有些陌生人的自卑与胆怯，如同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突然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联合国会场，羞愧得连头都不好意思抬起来。但一个接一个的跟帖，让我完全忘“我”了。是啊，人家关注的是文章本身，谁知道你是谁？即使你脸红，别人也看不见啊！这就是网络的好处：它能壮人胆。
很快，我就发现了“青年话题”真有一批很认真的人。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有着庄严的责任感，因而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曾经感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浅薄浮躁而自视甚高，但在这里，我至少感受到了80年代中期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特有气息。你也许可以说他们肤浅，但你无法否认他们真诚，你也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你不能不欣赏他们的勇气。记得一次网上讨论《生死抉择》，一个叫“陈杰人”的网友发了个帖子，谈如何根治腐败的问题。我一看就觉得他立论有误，便毫不客气地跟了一帖与他“商榷”。当时在写帖子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挟风带雷，语言十分生猛，但写到结尾，我又“文不对题”地大抒其情，向杰人表示问候——网上言语就是如此自由，真正的“意识流”。杰人看了我的回帖，也不生气，反而给我留下他的电话，叫我到了北京与他联系。观点交锋，竟交出一位朋友！
在那年8月底快开学的时候，一个叫“冰睿”的网友在论坛发了个帖子，题为“致落榜哥哥的一封信”。这是一个在京城打工的18岁的小伙子写给农村家中哥哥的信，信不长，但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挑战人生的坚韧精神打动了我和许多网友，许多人在冰睿帖子的后面跟帖，向他表示敬意。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封信念给刚进高中的学生们听，以此作为给他们的见面礼。我的许多学生马上来向我要冰睿的电子信箱，不少学生纷纷给冰睿写信，表示要学习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我是从心底感谢冰睿的，因为他为我提供了最鲜活也最真实的教育素材。
据说，一般来讲网友是不见面的，但进论坛刚一个月，我便见到了版主李方，那是教师节我到北京参加表彰活动的时候。到北京第一天晚上，李方开车来把我接到一个茶馆，并呼来了陈杰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都觉得互相之间好像早就是好朋友了。在氤氲的茶香中，我们谈论的大多仍然是论坛。谈吐间，我再次感到了李方的幽默、睿智与宽容，还有杰人的稳重、朴实与纯真。后来，在中国青年报社，我还见到了卢跃刚、李大同等让我敬重的记者编辑老师。
又过了大半年，我打开信箱，看到一封来自“中青在线”的邀请函，说是邀请我到北京参加中青在线开通一周年庆典和网友聚会，于是2001年5月，我来到了北京。我下了火车，先是挤上了公共汽车，然后又是钻小胡同，最后跌跌撞撞地来到海运仓2号的中国青年报社时，真有一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感觉。
这次在中国青年报社，我第一次见到了刘学红老师、马少华老师，还有王胜春老师。见到王胜春老师，我特别激动。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每次接到样报，都看到“编辑王胜春”的字样。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多次为我编发文章的编辑老师，我真诚地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我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了十多篇文章，可与编辑从未有过一点点文字交往。可见，《中国青年报》的确是以稿论稿而非以人论稿。我正是从自己的投稿经历中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正气。”
七
最近十来年，由于种种原因，我给《中国青年报》投稿的时候少了。但我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一直没有中断。我曾在教师节通过《中国青年报》发表《把祝福献给普通的老师们》，向全国的教育同行表达节日的问候；曾把《教师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投寄给《中国青年报》；也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决不培养告密者》，呼吁警惕“文革”思维和做法在教育上卷土重来……总之，每当我写了自认为“有分量”的文字，首先想到的是以“思想”著称的《中国青年报》。
有一次，我见到了我特别尊敬的陆晓娅老师。当年她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许多关于心理热线的文章我都读，有的还给学生推荐。后来，陆晓娅老师以“柳拉”为笔名写了一篇《李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幸福》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李镇西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与一般老师不同的是，出于理性的自觉，他对自己的教师角色不断进行反省和认识，而不是把自己摆在“永远正确”，不容学生质疑的位置上。他曾对欺负人的学生大打出手，曾在气急败坏时让学生“滚出去”，曾违反和学生共同制定的班规，这些都被他写进
书里。他在勇敢地挑战自己，也挑战我们教育中的虚假——他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己不相信的决不教给学生，勇于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失，这应当是教育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学生会在教师身上，看到什么叫‘人无完人’，什么叫‘知错就改’，什么叫‘见贤思齐焉’。”他摘下“权威”的面具，敞开自己的心胸，以平等的姿态和学生互动。而学生从中学到的，正是怎样做人，做一个大写的“人”——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到的不仅仅是陆晓娅老师对我的理解与肯定，也是《中国青年报》对我的认可与鼓励。
今年四月，在北京举行的“李镇西从教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年轻记者。我说：“看到你，我很亲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十年来，正是你工作的《中国青年报》陪伴着我成长起来的。”特别让我自豪的是，我见到了一直崇拜的《中国青年报》摄影大师贺延光老师。在我演讲的时候，贺延光老师一直在给我拍照。最后给了我几十张生动传神的照片。
上半年李新玲老师来我校，我谈起我和《中国青年报》的故事便滔滔不绝。她被感染了，建议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我说“要写要写一定写，而且我早就想写了”，但因为的确太忙了，一直没动笔。前天晚上偶然上微博，看到《中国青年报》的王鑫昕和狄多华都分别提到我，邀请我参加《中国青年报》“寻找金牌读者活动”，我才想起曾经对李新玲老师的承诺。其实，能不能被选中为“金牌读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中国青年报》有太多的情感需要抒发，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述。于是，我开始翻箱倒柜找出我珍藏的《中国青年报》。当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张
张发黄的《中国青年报》时，我仿佛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青春的时代，不禁心潮起伏，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人们在谈到某某作品巨大的社会效果时，往往爱说“整整影响了一代（或几代）人”，这话几乎成套话了。但是《中国青年报》的确影响了我，因为我的青春曾经被《中国青年报》点燃。这么多年来，从青年到中年，我由中国青年报的读者，又成为它的作者。我突然发现，如果把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字以时间为序排列起来，恰好是我从教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或者简洁地说，就是我的教育思想发展史。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发现让我激动。我将这十几张《中国青年报》一一展开，轻轻地摊在书房的地板上，久久地凝视着，我那一篇篇被发表的文章，正是“用思想点燃青春”的见证，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精神足迹。
附录：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字——
《分别是为了更好地相会》 1984年7月26日
《“就职演说”与“记者招待会”》 1986年9月26日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1988年7月8日
《沉重的思考》 1989年5月22日
《把教师权威转化为集体权威》 1990年9月3日
《用“法治”取代“人治”》 1991年1月28日
《家庭电话：中学生如是说》 1993年5月24日
《学校应有教育“忌语”》 1995年1 1月22日
《教师节的礼物》 1996年9月25日
《安徒生帮我“破案”》 1997年1月1日
《决不培养告密者》 2000年1 1月8日
《教师是“灵魂工程师”吗？》 2000年7月3日
《把祝福献给普通的老师们》 2001年9月1日
《中青报，用思想点燃青春》 2012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