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书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头等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为此作证的是这本书产生的年代，即1870—1871年激动人心的普法战争年代，它是不顾这样的战争年代写成的。当沃尔特[2]战役的隆隆炮声响彻欧洲时，本书作者，这位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独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完全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因而一方面是满腹忧虑，另一方面又可说无忧无虑，他就这样写下他的有关希腊人的种种随想——这本奇特而又难解的书的核心部分。本文是为该书写的序（或者说跋）。几星期后，他身陷梅斯[3]城里，依然摆脱不了他针对希腊人和希腊艺术的所谓“达观”提出的疑问；直到最后，在那最紧张的一个月里，当凡尔赛和谈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和解，逐渐治愈了从战场带回的疾病，终于把《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写成了。——从音乐中？音乐和悲剧？希腊人和悲剧音乐？希腊人和悲观主义艺术作品？迄今为止人类中最健壮、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人生魅力的种类，这些希腊人——怎么了？偏偏他们需要悲剧？而且——还需要艺术？希腊艺术有何功能？……
人们大概已经猜到，关于生存价值的大问号画在了什么地方。难道悲观主义必定是毁灭、衰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虚弱的本能的标志？——如同在印度人以及——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身上那样？是否有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因幸福舒适、健康无比、生活充实而生发的对于生活中的艰辛、恐怖、邪恶、疑难问题的理智的偏爱？也许有一种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敏锐以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的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真正的敌手，以便考验自己的力量，体验什么叫害怕[4]，在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的希腊人那里，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宏大的狄俄尼索斯[5]现象意味着什么？从这个现象中诞生的悲剧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导致悲剧消亡的是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型的人易于满足和生性快乐吗？——怎么，难道不正是这种苏格拉底主义可能是毁灭、疲惫、疾病、错乱解体的本能的征象吗？难道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达观”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只是受苦者的谨慎？还有科学本身，我们的科学——不错，全部科学，如果把它看作生命的象征，究竟意味着什么？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它来自何处？科学性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惧怕和逃避，是吗？是真理的一种巧妙防卫？说得好听一点，是类似怯懦和虚伪的东西？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狡猾？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许这就是你的秘密？噢，神秘的冷嘲者，也许这就是你的——
冷嘲？
二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的、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虽说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要说，那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怀疑的东西。然而，本书的任务原本不适合于青年，而我当时写这本书时年轻气盛、大胆怀疑，这是一本多么不像样的书啊！它纯粹建构在超前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而这些体验全都介于可表达与不可表达之间，它被置于艺术的基础之上——因为科学问题不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这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即艺术家中的例外类型，人们不得不寻找而又不愿寻找的那一类型）写的书，充满心理学的创见和艺术家的奥秘，其背景是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它似乎屈从于某种权威和自我崇敬之时，它也是独立不羁，傲然而立。简言之，尽管它处理的是个古老的问题，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铺张冗长”，“狂放不羁”，它仍不失为一部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说。另一方面，鉴于它所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伟大的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本就像是与他的一场对话），可以说这是一部得到了验证的书，我的意思是，这是一本至少让“那个时代的最优秀人物”[6]满意的书。因此，我本该体谅它，不对它说三道四；然而，我依然忍不住要说，现在我觉得它多么别扭，事隔十六年，它在我面前是多么陌生——我现在有了一双更加老练、更加挑剔，然而热情不减当年的眼睛，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从事的任务本身并没有变得更加生疏，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三
再说一遍，今天我觉得，这是一本不像样的书——我要说写得很坏。它笨拙，读来令人不快，充塞杂乱的比喻，好动感情，有的地方甜甜地发出女儿气，速度时快时慢，缺乏追求逻辑的清晰性的意愿，过于自信，因而疏于论证，甚至怀疑论证本身是否合宜。它是给内行人写的书，是给那些为音乐而生、从一开头就为共同而罕见的艺术体验深深吸引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的“音乐”，是给那些同族亲人的认证标记——一本居高临下、高谈阔论的书。该书一开始就拒“文化人”大众于门外甚于“普通百姓”，然而正像它的影响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的那样，它必定会善于寻找其狂热的共鸣者，把他们吸引到新的隐蔽小径和舞场上。不管怎么说，在这里说话的是——人们怀着好奇或反感承认这一点——一个陌生的声音，一个“尚不知名的上帝”的弟子。他一度用学者的斗篷帽，德国人辩证的一本正经的深沉样和瓦格纳信徒的拙劣仪表隐蔽自己；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怀有异样而无名的需要的英才，他的头脑充满了可以像加个问号那样冠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名字的疑问、经验、秘密；在这里说话的——人们带着怀疑的神态说——是个神秘的，几乎狂乱的人，他既费力又随心所欲地，仿佛用别人的舌头结结巴巴地说话，几乎拿不准他是全盘托出还是秘而不宣。这个“新的灵魂”，他本该唱，而不是说！我不敢以诗人的身份说我当时要说的话，多么可惜啊！其实，这一点我当时也许是能够做到的，至少以语言学家的身份是能够做到的。就是今天，在这个领域几乎一切都尚待语言学家去发现和发掘！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里存在问题以及——在我们对“什么是狄俄尼索斯精神”的问题找到答案以前——希腊人和从前一样是完全陌生的，不可想象的……
四
那么，什么是狄俄尼索斯精神？本书给予了回答。在书中说话的是一位“知者”，他本人的上帝的入道者和弟子。如果我今天写这本书，那么谈论这样一个艰难的心理问题，我也许会更加谨慎，少用雄辩的口吻；在希腊人看来，悲剧的起源正是这样一个艰难的心理问题。这里，一个基本问题是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他的敏感性的程度如何。这种关系是始终如一呢，还是发生变化的呢？希腊人越来越强烈的对美的渴望，对节庆、娱乐、新的礼拜仪式的渴望是源于短缺、匮乏、伤感、痛苦的吗？假定这是真的，那么——正如伯里克利[7]（抑或修昔底德[8]？）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就要问：先于此产生的相反的渴望，即对丑的渴望，是缘何产生的呢？更早的希腊人渴望悲观主义，渴望悲剧神话，渴望生活中一切可怕的、邪恶的、神秘的、毁灭性的、危险的东西的良好而严肃的意愿缘何产生？简言之，悲剧源于什么？也许源于喜悦，源于力量、无比的健康、过分的丰裕？要是那样，从生理学上说，那种既产生悲剧又产生喜剧的狄俄尼索斯的疯狂意义何在？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变、衰败、没落文化的征兆吧？也许有一种源于健康的精神病，因种族处于青春期，充满青春活力而产生的精神病（这是精神病医生的问题）？萨梯里[9]身上神与羊的结合意味着什么？希腊人由于何种自我经历，出于何种内心需要，非把狄俄尼索斯狂欢者和原始人想象成萨梯里的模样呢？说到悲剧合唱队的起源，那么，在希腊人的躯体非常健壮、希腊人的心灵充满青春活力的几个世纪，也许有过当地特有的狂喜？有过让整个整个部落、让整个整个祭祀团体都染上的幻想和幻觉？可否假定，希腊人恰恰在富于活力的青春期具有倾向悲剧的意志，是些悲观主义者呢？恰恰是疯狂——借用柏拉图的一句话[10]——让希腊人产生无比的幸福感呢？恰恰在崩溃衰败时期，希腊人反而越来越乐观、轻浮、做作，越来越热衷于逻辑，追求合理的宇宙论，同时也就越来越“快乐”、越来越“科学”呢？与种种“现代理念”和带有民主意味的诸般偏见相反，也许正是乐观主义的胜利，此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实际的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连同与之同时的民主，而不是悲观主义，可能是力量衰微、老年将至、体力减退的征兆？是否可以说，正因为伊壁鸠鲁[11]是个受苦者，所以是乐观主义者？
读者现在看到了，本书探讨的是一大堆难题，而且我们还加上一个难中之难的问题：透过生活之镜，伦理道德意味着什么？
五
在献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序言里，我已经指出，构成人的真正形而上活动的是艺术，而不是道德。在书中多次出现那句暗示性的句子，即世界的存在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是合理的。真的，全书通篇所言仅为一切事物所含有的一种意义，即无论明显的还是隐含的艺术家意义，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只知道一个“神”，当然只是一个毫不令人疑虑的、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无论创造还是毁坏，好事还是坏事，这个艺术家之神总要领略它自己的同一种乐趣和自负，一边创造世界，一边又要摆脱因富裕和过分富裕造成的困苦，摆脱各种内在矛盾引起的痛苦。世界乃每一瞬间所达到的神之解脱，乃受苦最深、对立最甚、最富内心矛盾者的不断变化、永远翻新的幻觉，而这位受苦者只是表面上懂得自我解脱。人们尽可把这整个艺术家形而上学称为任意的，多余的，幻想型的；然而重要的是，它已经预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不顾任何危险，反对对生活做道德的诠释。这里，也许是第一次，预告着某种“超善恶”的悲观主义就要来到，那种“反常的思想”要登台亮相，对这个说法，叔本华曾不遗余力，预先就用种种最猛烈的诅咒和利斧加以抨击[12]。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种哲学，他敢于把道德本身置于现象世界，从而贬低了它，更有甚者，它不仅把道德（在理念主义这个专门术语的意义上）置于现象之中，而且将它看作表象、妄想、错误、诠释、美化，归入“假象”之列。我在本书中论及基督教时所采取的谨慎的、敌意的沉默态度——把它看作人类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对道德问题的最详尽冗长的形象体现，也许最能衡量这种反道德倾向的深度。与我在本书纯粹从美学角度对世界所做的解释和辩护相对立的，千真万确，以基督教学说为最烈；基督教学说只讲，并且只想讲伦理道德，以其绝对真理，比如上帝的真实存在论，将艺术，将任何一处艺术贬入谎言之国，加以否定、咒骂和谴责。透过这种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只要它还保持一点真诚，它就必定敌视艺术——，我一向感觉到那种对生命的敌视，对生命本身的强烈的、企图复仇的厌恶：因为一切生命都立足于表象、艺术、错觉、外观以及憧憬未来和错误的必要之上。而基督教则自产生之日起，从本质上彻头彻尾地厌恶生命，只是用所谓“另一个”或“更好的”来世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美化自己。对“世俗”的憎恨，对感情的诅咒，对美与情欲的恐惧，虚构出一个天堂，以更好地诽谤尘世，从骨子里对虚无、末日、安息的渴望，直至对“最后的安息日”的渴望，所有这一切，连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在我看来，一直是某种“追求毁灭的意志”的各种可能的形式中最危险、最可怕的形式，至少是重病缠身、精疲力竭、厌倦生活、生命萎缩的征兆，因为按照道德，尤其是基督教的绝对道德，由于生命从本质上说是非道德的东西，因而生命必定是、而且始终是无理的。生命背负着长期被蔑视、永远被否定的重压，人们自然产生这样的感受：生命不值得追求，生命没有价值。那么道德呢？难道道德不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旨在摧毁、压缩、诽谤吗？难道它不是末日的开始吗？因而，难道不是最大的危险吗？于是，在当时，我的本能，我那为生命请命的本能就起而反对道德，写了这本众说纷纭的书，发明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评价生命的学说，可以说，这是纯美学的、反基督的学说。给它起什么名呢？我作为语言学家和言语专家给它起了一个希腊神的名字，即狄俄尼索斯学说；这样取名不无一定的随意性，因为有谁知道反基督者的真正名字呢？
六
人们是否知道，我当时写这本书意味着给自己压了多重的任务？我现在深以为憾的是，我当时还没有勇气（或者说还不够自信），在任何方面都采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我的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理论，而不辞辛苦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语汇，去表达从根本上说与康德和叔本华的精神及格调相矛盾的崭新的观念！关于悲剧，叔本华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促使一切悲剧性的东西兴起的真正推动力是这样一种认识：现世，即生命，不能给予我们真正的满足，因此不值得我们对它忠诚，此乃悲剧精神之所在，它引导人们听天由命。”噢，当时，狄俄尼索斯对我说的话与这番话是多么格格不入啊！噢，当时，这种听天由命的论调和我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啊！——然而，比起用叔本华的语汇使得狄俄尼索斯隐约感到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变了味，书里还有更糟的东西，让我更感遗憾的，那就是我在论述这个伟大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希腊问题时，掺进了时下流行的东西，从而败坏了它！在毫无希望、一切都明白无误地指向末日的地方，我却表达了希望！我基于德国的最新音乐，开始编织所谓“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自我发现、自我回归似的！而我做所有这些事情时，正是德国精神——不久前它还踌躇满志，要统治欧洲，还拥有力量，能领导欧洲——按照遗嘱最终退位，以成立帝国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向平凡、民主和“现代观念”过渡之时！现在我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对“德国精神”要不存希望，不留情面，这也适用于现在的德国音乐，浪漫主义就彻头彻尾地属于这种音乐，它是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缺乏希腊精神的艺术形式，而对一个喜欢豪饮、把暧昧尊为美德的民族，它不啻是头等神经杀手，是双倍的危险，是既让人陶醉又使人麻痹的麻醉剂。不过，尽管我当时怀有种种操之过急的希望，在古为今用上运用不当，从而损害了我的第一本书，但是，那个狄俄尼索斯大问号，就像书中所画的那样，依然存在，在音乐方面也继续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狄俄尼索斯音乐，而非如同德国音乐那样的有浪漫主义渊源的音乐，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七
——且慢，亲爱的先生，如果你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浪漫主义？在你的所谓艺术家形而上学理论中，对“现世”、“现实”和“现代观念”的痛恨不是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强烈吗？你的艺术家形而上学不是宁可相信虚无，相信魔鬼，而不相信“现在”吗？透过你的复调声音艺术和诱饵骗术，不是听得见一个愤怒的、充满毁灭欲的低音在低吼吗？这是一种凡属“现在”的一切都要反对的狂暴的坚定意志，它与实际的虚无主义实在相去不远，仿佛在说：“宁可什么都是假的，也不愿意看到你们是对的，你们的真理是对的！”我的悲观主义先生，我的艺术至上者先生，你竖起耳朵，听听从你自己书中挑选出来的一段话吧，听听那段雄辩的讲降龙伏虎勇士的精彩文字吧，对于那些年轻的耳朵和心灵，这段话很可能充满不可抗拒的魅力。怎么？这难道不是1830年的真正的浪漫派自白，而又伪装成1850年的悲观主义吗？透过这悲观主义的声音，我们不是听到了通常的浪漫派终曲的前奏：断裂、崩溃、复归古老的信仰和古老的神灵、拜倒在它的面前吗？你的悲观者著作不正是一篇反希腊精神和浪漫主义之作吗？不正是“既让人陶醉又使人麻痹”，是一种麻醉剂，一段音乐，而且是一段德国音乐吗？请听：
让我们这样想象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他们目光坚毅，勇往直前，这些降龙伏虎的勇士步伐坚定，意气风发，抗拒乐观主义的种种虚弱教条，以求不折不扣地“勇敢生活”：那么我们要问，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在进行自我教育，培养自己严肃和畏惧的品质时，岂不是必定向往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把悲剧作为属于他的海伦苦苦追求？岂非要借用浮士德的话大声喊道：“我岂能不如醉如狂，让绝代美人重见天光？”[13]
“岂不是必定……吗？”否！一百个否！你们这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听着，事情并非必然如此！但是，事情很可能会如此结束，你们会如此了却一生，如同白纸黑字所写的那样，会“得到安慰”，尽管你们自己教育自己要严肃与畏惧，你们还是“受到形而上的安慰”，简言之，会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像基督徒那样结束一生……不！你们首先应该学习尘世安慰的艺术，我的年轻的朋友，倘若你们想继续当悲观主义者，你们就应该学习笑；也许有朝一日，你们会朗朗大笑，让所有形而上安慰，由形而上学领头，统统见鬼去！我们不妨引用那个名叫查拉图斯特拉的狄俄尼索斯恶魔的话：
“我的弟兄们，提起你们的精神，让心花怒放！也别给我忘了腿！你们是善舞者，抬起你们的腿！脑袋朝下倒立也许更好！”
“这顶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将它戴到头上，我自己宣布我的笑是神圣的。今天，还没有别的什么人如此强大，能效法我这么做。”
“善舞的查拉图斯特拉，轻捷的查拉图斯特拉，他扑动翅膀示意，向所有禽鸟示意，他——一个意欲飞行的人，一个漫不经心的乐天派，已做好飞行的准备。”
“预言者查拉图斯特拉，用笑预示未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从不心烦意乱，一向处事随和，他喜欢朝令夕改，喜欢放荡不羁：我自己戴上这顶王冠！”
“这顶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弟兄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笑是神圣的！你们这些高等人，给我好好学笑吧！”[14]
注释：
[1]这是尼采于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写的序。——译注（书中注释是译者所加，下同。）
[2]德国西南部傍莱茵河小城，普法两军曾在此激战。
[3]又译麦茨，法国东北部城市，罗马帝国时代建立城堡，1871—1918年属德国。
[4]影射瓦格纳的剧本《西格弗里德》。
[5]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
[6]参见席勒剧本《华伦斯坦》第一部《华伦斯坦的阵营》的序曲。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
[7]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前444年后历任大将军，他当政期间为希腊最盛时期。
[8]修昔底德（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
[9]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诸神，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随从。
[10]柏拉图（前427—前347），《斐多篇》。
[11]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
[12]叔本华（1788—1860）《补遗》第2卷第107页。
[13]这段文字引自《悲剧的诞生》第十八节，最后两句诗引自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7438行和第7439行，郭沫若译为：“那么我靠着憧憬的诚心诚意，使那惟一的美人重生岂不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47页。
[14]可参见高寒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部第73节，上海文通书局，1949年，第3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