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曲兆吉“老太太非要回来”的信，周秀华的头嗡的一下子就大了，冲口便说出一大堆不满的话：“老太太二十多年在他家像扛活一样，每天生煤球，做饭带大了四个孩子，现在两口子退休了，老太太没有用了，就往咱家打发了。”
现在周秀华的五儿一女都长大了，日子虽然紧巴点，但过得挺舒心，曲兆和整天在外面忙，家里的事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老太太要是一回来，她又要过那种憋屈人的日子。
她对这个婆婆不但没有好感，还带着成见。她费了好大的劲想阻止老太太回来。这种整日在曲兆和耳边，像蜜蜂一样嗡嗡的絮道声把曲兆和惹火了：“她是我妈，她要来，能不让她来？”
周秀华听了心里老大的不满，觉得曲兆和从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对老婆，有知冷知热的体恤，或者帮她撑腰说话。她跟他没有那样的夫妻感情，年轻时也没有，他每天回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炕上不停地抽烟，阴沉着老脸，愁眉不展，就像心中有什么无法排解的烦恼。周秀华跟说话，他毫无反应，好象对妻子的话不感兴趣，周秀华对他无话不说，而他却守口如瓶的样子。
当炕上陆陆续续坐满了男人，他才会从那种失败的模样中走出来，跟人说话并掏出他心中的秘密。周秀华对此很生气，把门一摔出去找人唠嗑，渐渐地她不身处那个孤独的世界，在家里建立起了一个热闹的场所，每天找她的人多的，一点不亚于来找曲兆和的人。
七十岁的曲刘氏发现，退休后的儿子不让她干任何家务，说是让她享享福。她忍不住找点活干，哪怕剥根葱，儿媳都会立刻喊住她，既不让她干，也不让她碰，家里的一切对她都充满了禁忌，似乎她是个不洁之人，她厕后洗手碰到的水龙头，儿媳都会冲洗。
她一生是多么刚强和干净，这种限制让她怀疑是嫌弃。再说她的身体还硬朗着，也不习惯这种不干活、坐吃等死的日子，这使她心里产生老大的不快。
她不习惯儿子儿媳退休的日子，觉得有一种无形的束缚。他们在家的时候，她只能受困在一个屋子里，所有的注意力都受控于儿子和儿媳弄出的一些响动。曲兆吉拍打苍蝇的声音，王凤杰洗衣做饭的声音，他们小声说话的声音，还有孩子们骤然回来时的热闹声。到了深夜，这些声音才会停止，不然它们像生命有活动的迹象，窸窸窣窣，刮哧刮哧地存在着，搅扰着她的神经，令她不安和烦躁难耐。
她坐在屋子里，任由不快与烟雾包裹，沉浸于失望与自怜中。她看似生活安逸富足，内心却挣扎于孤寂无味的生活中。尽管儿子和孩子们从不缺少对她关心和尊敬，可她还是觉得老了没有用了，招人烦了碍人事了。未到三十就守寡，苦巴苦业地拉扯着四个孩子，她感到自己这辈子太苦了。儿媳还总叫她把烟戒掉，看出儿媳对这些烟雾的厌烦，或者是对她的厌烦。
于是她决定回到乡下来，所有的人都劝不住。
临走时，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套黑色细纹毛料衣服，浑身上下连个皱都没有。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二儿子一家人陪着，后面一辆大汽车拉着她带回来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和箱子。
她一出车门时，周秀华上前去搀扶，她还保持要强的个性，推开了她说：“我自己能走。”周秀华打量她，衣服仍是老旧的式样，跟她走时穿得的那套黑大襟衣服一样，立着小领，扎着裤腿，如雪的白发在后面挽着旧式小鬏，精神矍烁，腰板笔直，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仍带着过去那种干净和体面，顿觉得老太太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
一大早家里就人来人往，准备迎接老太太。轿车刚进堡子，鞭炮响起来，人们都纷纷跑出来看热闹，造成了一种夹道欢迎的场面。老太太看到一张张笑脸和各种对她乱七八糟的称呼，感到风光和高兴。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怀着持续的热情拿着各种礼物来看她，觉得挺享受的。
曲兆和把母亲的行李放在炕头，想夜晚能照顾和服侍她，但她不愿跟儿子媳妇睡在一铺炕上，要求独自住一屋。周秀华发现老太太这次回来有了变化，她根本不管家里的任何事情，每天在自己的屋子里，不停地收拾带回来的那些包裹和箱子。
这些物品堆满了一屋子，能让她离开屋子的就是上厕所。老太太在外这么多年，回来时穿得富贵又气派，人们都猜测一定带回来什么宝贝或值钱的东西，这种小声交头接耳的猜测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让周秀华的女儿晓敏和她的小伙伴们总是好奇地接近她的屋子。他们贴着玻璃瞪大眼睛往里看，奶奶看见他们时，不等张口说话，他们就吓跑了。
一天，晓敏和一个小男孩趁奶奶上厕所的功夫，溜进屋里东翻西看，被奶奶堵在屋子里时，恐惧的竟然听到奶奶和蔼地跟她说话，走时奶奶送给她一个布娃娃，一堆花花绿绿的头绳，给那个孩子一个小皮球，还有一本旧画册。
这不过是曲兆吉家孩子们小时候的玩具，他俩却高兴坏了，满堡子给人看。这下引来了更多的孩子走进她的屋里，她亲切和蔼地给他们一一分发礼物，有些姑娘媳妇也禁不住诱惑，想来看看这个充满神话一样的屋子。
周秀华的大儿媳林素芹得到的东西最多，老太太看着这个穿着朴素的女人，以为老实本份，就把死后烧纸送钱的大事托付给她。据她说，家里没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在她死后给她上坟烧纸。
她带回来的这些城里陈旧过时的东西，包括铁皮玩具，橡胶皮套，褪色的碎花睡衣，锈迹斑斑的口琴，没有封面的儿童读物等，不但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更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其中一个椭圆形的小铁盒，上下两头镶嵌着金黄边，深蓝色的中间地带上，有几个穿着艳丽的少数民族服装的儿童在跳舞。它新奇又漂亮，像女人的手饰盒，但又打不开，上面有一条不大的缝隙，摇摇里面好像是空的，人们围着它猜测是什么，谁也没猜出来。
有人叫这个小女孩回去问问老太太，老太太告诉小姑娘：“是个存钱盒。”看着小姑娘不解的样子，她停下手里的活，拿出二枚硬币分别放了进去，笑着在小姑娘眼前摇了摇，拍拍小姑娘示意她走。说明这二分钱也给她了，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兴奋地跑出去。
而这个叫赵艳青的小姑娘不同，她今年六岁，跟父母搬到这里不长时间。她并没有离开，不声不响地站在炕沿边，看着老太太收拾东西，但她不是想看她有什么宝贝，而是等她收拾完事，想花时间问问，钱干吗要放在这小盒子里？小盒子上面的人都住在哪？他们干吧要穿成这样？
为了这她想讨好她，上前去帮她拿东西，老太太这才发现小姑娘还没走，于是她赶紧拿一个花头绳把小姑娘哄走了。自从回来，她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些带回来的物品上，把这些东西捣腾来捣腾去，像是她的一种娱乐和兴趣。
如果每送出一件东西，她能坐下来跟这些人讲讲关于这些物品的事情，不但能让人了解，那些令人感兴趣的城里人的事，还能跟他们建立一种感情，她的屋子就会像周秀华那里一样人来人往。不知是她爱清静，还是身上缺少一种亲和力，那些拿走礼物的人很少跟她说话和往来。
她跟曲兆和和周秀华也从不说话，这种平静倒像一个家庭经过多年才形成的亲情关系，倒让周秀华平静地接受了她，对她不冷不热，老太太也从不正眼看她，婆媳两人倒是相安无事。
这里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任劳任怨，生活有些艰苦和沉闷，缺少城里那些层出不穷的新闻。那时二儿子家的孩子们常给她带回各种各样的新闻：“奶奶，咱厂二伟的喇叭裤被人用剪子给铰了。”“奶奶，现在不时兴光溜溜的头发，而是这样乱蓬蓬的，咱班的杨柳都好几天不梳头，可好看呢！”她面前的二孙女乱蓬蓬的头发和神情，像过去倚门买笑风尘女子的庸懒状，在她看来实在不好看，没想到还能流行这种女人样。这些都使她享受城市变化带来的新奇感，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对她有一种亲近感，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跟她有感情。
不像这里一年到头死气沉沉，孙子孙女跟她都不大近乎，都像怕她似地躲着她。这时她有些怀念在曲兆吉家的日子，儿子是个不小的干部，儿媳工人出身，却年年戴红花当劳模，过年过节往家领东西，都能给她带来一种节日的喜庆和快乐。而这里只有过年和八月十五才分点白面和几块月饼，饼干都不是白面的，当她吃着被渗了苞米面粗糙的掉渣的饼干和没有青丝玫瑰的月饼时，总爱向人描述，她吃过什么样的饼干和月饼，这是她心里的一种比较。比较之后不满现在的生活，感到整天都是郁闷的。
山村的夜晚是寂静的，听不见火车鸣笛的声音和各种吵杂声。在清静的屋里，她虽然摆脱了曲兆吉家窸窸窣窣的声音，但她却像患了失眠症一样，整夜整夜睡不着，只能像以前那样用抽烟来打发时间，同时不免想起以前的事来，这让她感到又陷进一个像过去一样孤寂的世界，一样不可逾越。只是她现在不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她要老死在曲家堡子。
到了流火的七月，蝉在房前屋后的树上叫的太阳都眩晕起来。这年的雨水很少，她感到屋里闷热得受不了了，就走出来转了转这个她过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看到灼热的灰尘好像布满了整个曲家堡子，到处都裹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玉米和大豆没了精神，谁家门口的芨芨花都枯萎的没了颜色。她刚出家门时的那种精神头都没了，磕磕碰碰地像个生病的人，摸索着在空荡荡的堡子里走来走去，最后好像支持不住似的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
屋子的门打开了，从里面慌乱地走出来一个比她小穿得破破烂烂的女人。多少年了她总是以这样慌乱的热情接待她，给她拿烟倒水，总被姐姐用冷若冰霜对待仍然不变其真诚。但这次姐姐没有拒绝，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怨恨，今天，终于因老境的孤独而解冻了。
妹妹没想过姐姐会主动来她这。姐姐回来那天，她夹在人群里上前跟姐姐说了句话，姐姐看她一眼就被人拥走了。那几天她夜里发烧睡不好，身子发虚就没进屋，想等身体好些再去看她，可总也不好。
这天她们唠了好长时间，姐姐第二天来的时候，给她带来好些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有更大的关心和温情。她们像忽然明白了什么，好像重获新生，竟然都是老泪纵横。其实她俩一直都被一条比爱情还坚韧的亲情的纽带系结在一起，各自都有一种良心的谴责。
当年儒雅温和的白至诚，本来是媒婆介绍给姐姐的。当白家少爷来到姐姐家送过年礼物时，姐姐还害羞地躲藏在里屋，从门帘缝偷偷看着。母亲喊她：“三丫头，快给倒水。”她和二姨家的妹妹为此在里屋互相推让起来，小她五岁的妹妹也是害羞不愿见人，后来姐姐把水杯放在妹妹手里后，就一下子给推了出去。
就这样穿着碎花小袄，梳着厚厚留海、低眉顺眼不胜娇羞的妹妹，就这样走进了一个历史瞬间，走进了白至诚惊喜不已的眼中。他怔怔地看着她，以至忘了接过递来的水杯。
这个长相像孩子一样的小姑娘，让他感受到一种心脏骤然搏动而产生的空气震颤。小姑娘没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他竟感到她身上散发的一种花的味道，就跟静寂的傍晚不知从哪飘来的淡淡的栀子花一样。他硬是克制着，没有陷入神情恍惚的境地。此后他就在自己家的院子和屋子养起了栀子花，并对它发呆。
而豆蔻年华的姐姐是那么喜欢他，谁都无法想象背后她对白至诚的情热如炽，几乎不用接触，只要一想到他，就会让她幸福地眩晕。然而就是这样心仪的男人，却突然提出了退婚的要求，他要沿着淡淡的桅子花香的踪迹寻找一种纯洁的味道，而不是她这种因劳动过于成熟，失去少女妩媚和柔美声音，甚至身上散发着浓浓烟草味的女人。
她七、八岁就学会抽烟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没觉得不好，因而从来也没有人制止她。白至诚以种种方法相胁迫，最终使家里人帮他退了亲，不久，更让姐姐痛苦的是他竟要迎娶姨家的妹妹。
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立刻失去自制，一下子坐在地上毫不羞愧地大哭起来，继而大骂。此后十三岁的妹妹一次次来家里跟她解释道歉，最后那次她丝毫不露生气和焦躁之色，一下子把自己冰凉的手从妹妹那温软的小手中抽出来，勉强露出笑容说：“你就不用说什么了，这都是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会给你绣对枕头当结婚礼物呢。”
此后她像往常一样做完家务活后，把门一关，坐在炕上绣着一对鸳鸯戏水的大红枕头，屋里的灯会亮到后半夜。家里人发现她常常把夜晚绣好的，白天又给拆掉，她说是差针了，人们说差一针两针的也看不出来，她说这是送人的东西，得讲究些。于是在这反反复复的拆绣过程中，她每天都是体验在一种在对妹妹无声的怨恨和对自己未来消极的失望之中。
她一面绣着，心会不顾一切地跑出来，异常坚定地要对妹妹的婚事进行阻拦。对妹妹无法消除的怨恨，已溶化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幻想报复中了。结婚那天，一场暴雨形成的山洪，使妹妹的花轿无法走过她家门前的小河；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让妹妹的脸上留下数不清的麻点子；或许那些传说的日本兵一夜之间来到这里，抢走了她，就是把那个没良心的白至诚抓去当壮丁也好。凡是能想的都在她脑子里一一尽现，越是恶毒也最能让她解恨。
家人常常听到她在走神时被针扎了手，半夜时发出的一种清晰可辨，又十分忧伤的像蛇吐信子一样丝丝的声音。白天看不出她的异常，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越来越感到被人退婚是一种侮辱，渐渐要变成暴怒，却能在这些幻想的报复中变得冷静和平静下来。人们也都安慰她，说白家这事办的不地道，怎么能看把婚姻大事当儿戏呢？看上妹妹就不要姐姐了！受到人们谴责等于受到阻咒，她恨恨地想，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她的平静还来自张瞎子对妹妹未来的预言。一个庙会的日子，她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张瞎子卦前，把妹妹的八字报了上去。在张瞎子一番摇头晃脑的拈算下，说她命硬，克夫无子是孤寡命。这是女人最悲惨的命了。从此她对妹妹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对这个未来预言的验证却充满信心，她想看到妹妹这种悲惨命运的结果。这好像是她内心隐秘的快乐消遣，此后她虽然闷闷不乐，性子倒随合不少，不久家里又给她找了婆家，她也不在乎，问都没问，父母叫嫁就是了，她便嫁给了远在五十公里外的曲家堡子的一个农民。
白至诚退婚后，委托媒人走进妹妹家提亲时，没费什么事，因为白至诚的家境富裕，在当地很有名声。让张家的老两口感到是攀了高枝。没想到，她这个小女儿却不同意，母亲不断地问她什么原因，她把一个气乎乎的背影给母亲，她知道姨家姐姐脾气，姐姐的怀恨在心令她害怕。但无论母亲怎么问，她却没法对她说出原因。
父母总是让她来陪白至诚，还都借故躲了出去，家里只有他们俩，这时家里显得又静又空荡，让她十分害怕。白至诚总是教她识字写字，并手把手教她，那种耐心像对一个小孩，更像老师对学生，既真诚又纯洁。不久这种耐心和真诚诱惑了她，她十分愿意这样跟他呆在一起。
那时婚后的女人大多没有名字，只把丈夫的姓和娘家姓连起来，后面加个“氏”字，这样的名字使女人一下子就老了。白至诚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有这样苍老的名字，他想起清晨白桅子花上晶莹的露珠，总让他有一种清新和年轻的感觉，于是给她起名叫张露，并说这也是她婚后的名字。这个名字让女人们嫉妒，姐姐更是不明不白的愤怒。
当初张露去跟姐姐解释时，她怒不可遏地说：“你这是要遭报应的，你是在抢我的男人，我是不会原谅你”。生性胆小的张露受到姐姐的恐吓和诅咒大为震惊和深感不安。尽管白至诚一再要求，她还是找种种借口一再推迟婚期。后来把结婚的日子告诉姐姐，姐姐却出奇的平静，还要给她绣对枕头，这更让她胡思乱想、忧心忡忡，常常躲在里屋，咬着大拇指愁眉不展。
其实姐姐根本不希望她一次次来跟她解释，或者告诉她的一些消息，而张露无非是想在自己真诚的解释中得到姐姐的理解和原谅，好像得不到姐姐的理解和谅解，就不能安心结婚。后来常给姐姐送些礼物，但这种讨好没有得她想要的结果，更能激起姐姐的烦恼和不快。她摔摔打打看完礼物，一副不满意的样子，她走后，就把这些礼物一古脑地扔进猪圈。
张露几乎一生都对姐姐谨慎恭敬，这跟姐姐想的正好相反，并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而是想恢复她们以前那种因彼此交谈而产生的姐妹关系。妹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因内心的隔离和忌恨，处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孤独之中，于是她一次次来找姐姐，努力跟她交谈沟通，终于有一天姐姐哀求她：“别再来了，我求求你。”看着姐姐不再忌恨的样子，她才答应了白家的婚事。
婚期在选好的日子里如期举行，姐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送的一对大红绣枕，被张露包进了陪嫁的包袱里。三天以后是她出嫁的日子，在出嫁的前夜，张露却偷偷地把这对大红的绣枕扯了出来，她不敢用，她看到的不是人们眼里绣工精美，五彩缤纷的鸳鸯戏水，而是绣满了姐姐各种恶毒的诅咒。
婚礼并不顺利。婚礼的头一天是白家接待老亲少友的日子，白家大院一大早就显示出喜庆气氛，院子里到处是筹备婚礼的人们，老亲少友都穿簇一新陆续走进院子，引得男女主人不时发出惊喜之声。但是随着傍晚的暮色也走进一队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这证实了前几天传出的县城被日本人占领的消息。据说是日本人没费一枪一弹，守城的官兵全吓跑了。
因为白家的房子是最好的，日本人要征用来办公。他们带的翻译态度较好，劝他们离开。白家的老爷子还在据理力争，说这一大家子人，天都黑了让他们上哪去，哪怕让他们呆一宿。翻译说：“走吧，老爷子，保命要紧哪！还说什么呢，你看看！”
周围的情景使他们明白过来，他们怔怔地看到，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竟已站在院子外面。门口站着两个手持枪的卫兵，家已不属于他们的了。“强盗！”这句话是从白至诚的嘴里发出来的，他还重重地踢了一脚大门，这时门口那两个士兵手里的枪同时响了，一股火焰带着子弹掠过他的头顶。这些密集凝固的人群，才像受了惊吓似地动了起来，那些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各自逃散，只有白大院子里的二十几口人还在路上机械地走着，他们要穿过几个村庄到一个山区，那里有他们一处山场。
走到半路下起了暴雨，人们浑身湿透，听不到叫喊，也没有半点悲叹。白至诚感到像走在一种永远没有归程的噩梦里，头上感到有些痛，才提醒他这是真实的。天亮时他们住进了山场的房子里，开始点火烘烤衣服，这时人们才发现白至诚的头上流着血，原来那两个日本兵不是吓唬他，而是动真格的。白至诚一刻没停，又来到张露家告诉情况，他们的婚礼不得不拖延下去了。
面对白家一贫如洗的情况，张露的爹妈觉得白家的败运来了，这家所有人的命运都打上了倒霉的印迹，最好还是离远点，在以后日子，表现出的怠慢让白至诚疑心他们要悔婚。白至诚在一种无名的焦虑和烦躁中，把这股仇恨转向贸然闯进他们家的那些日本兵身上，是他们把他的婚礼给搅黄的，想到将要失去的心爱的女人，他的仇恨达到了顶点。
一连几天他看到就是那十来个兵，当天晚上就在霜降的下半夜，用一把杀猪刀砍下了那名站岗士兵的脑袋，第二天他又砍死一个，他觉得像这样不出一个月就能让这些日本人产生恐惧而离开，但事实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日本人如临大敌，不但调来了大批士兵，还制造出更加令人恐怖的气氛，他们随意抓人，严刑拷打，要找到凶手。
白老爷子好像知道是儿子所为，逼着他进深山砍木头。而张露的父母也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们把小女儿看管的更严，白至诚跑来想见她一面，他们都不让：“你别出去，我去告诉他，说你到亲戚家串门了。那是个杀人犯，早就上了阎王爷的花名册了，我们不能让你跟个要死的人呆在一起。”
当白至诚一次次怀着想见张露的渴望受到岳母阻止时，知道是岳母在哄骗他。在日本兵制造的越来越恐怖的气氛中，有一天白至诚带着张露逃走了，像是两个早就商量好的一件事。除了人们的猜测，多少年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消息。
随着三儿子的出生，才听到一些关于张露的消息，说她居住的地方经过了场著名的战役，死在逃难的路上。坐在谷草铺的土炕上，血污破布还没收拾，在一股干涩腥臭的血污里，觉得自己跟张露一样面临死亡的惊惧，想着张露流落异乡遭遇的种种苦楚，伴随着那张娇媚的面庞消失所带来的遗憾，觉得像是自己当年焦急热切的咒诅起了作用。但真正发生了，她感到良心又过不去了。
这种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让她不禁回忆跟张露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日子。在诸多姐妹中，她唯一喜欢这个妹妹。她的绣活相当好，但除了张露，所有的姐妹都受不了她的挑剔和脾气，既不愿跟她学，也不愿跟她在一起。而她对张露是从不发脾气的，张露性格温和听话，她说什么都听，对她那种依赖，就像是对母亲，她们相互陪伴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和无聊的日子！
后来当张露一次次来努力跟她交谈，想打破她们彼此间的孤独感，她也是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才答应下来，但心里并没有真正接受。一开始她也喜欢张露那种温和的性格和娇媚可爱的样子，只不过白至诚看上之后，内心的嫉恨才使她对这副美好的长相反感起来，觉得是对男人的勾引，一种下作。
她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带给她身体上的疲劳，同时生活也更加艰苦。婆婆每天还要用一些老一辈传下来的，各种繁琐的礼节习俗来驯服她。晚上她缝缝补补，做靯纳鞋底要熬到半夜，天不亮，就会被婆婆敲烟袋锅催起来。梳洗完毕先给婆婆点袋烟，烧热水伺候婆婆洗完脸，开始做早饭。吃饭时也要等她把饭盛好，把筷子递到手里才会吃，就像卖身的小丫环伺候一个地主婆。
年年如此，天天如此，都快把她折磨疯了。稍有不满，婆婆不但指桑骂槐，还在儿子面前告状。只要一告状，丈夫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暴打一顿。在别人看来他是多么粗暴和没有脑子，而在母亲眼里则是大孝子。使她对婆婆和丈夫都充满了怨恨和诅咒，虽然他们是一家人，但她心里从来没把他们当亲人看。
她也从不看丈夫一眼，晚上忙到半夜，一躺下就会像石头样沉甸甸地睡去。有时她很困惑为什么来到这个家，像是为生这些儿子来的，每天为他们忙碌和辛苦，可仔细想想，也正是有了这些孩子，她的苦日子才有了寄托，才减轻了丈夫赌博和夜不归宿带给她的各种妄念和痛苦。她克制着自己的暴怒，没有悲哀。
她在心里寻找使她在这种痛苦生活中幸存的力量，好像就是为这些儿子们活着。她的决心是那样坚不可摧，好像不是来自那天然的母爱，而是一种日后与张露比较胜负的筹码。于是她既不指望婆婆帮她带孩子，也不指望丈夫干活。丈夫不知是跟她较劲，还是赌博的恶习，早养成懒散的习惯不愿劳动，最后什么活也不干，连家都不愿意回了。
她权当没有他们，或者养着两个废物，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她变得不像女人，下地干那些农活，上山割柴，打柴不是女人干的活，女人的手劲小，拧不了捆柴禾的繇子，但她用自己的方式，出门时自带一根绳子，每天回家顺道捎回一捆柴禾，给人们留下了刚强能干的印象。
当她怀着曲彩云的时候，传来了张露在哈尔滨过着吃好穿好，还上戏院子看戏的幸福日子。这回消息是真的，张露的老爹亲自去看望过他们。当年白至诚杀鬼子的消息被某抗联组织知道，他接到组织来的人递给他的一张纸条，在他们的安排下领张露逃走的。
开始俩人在队伍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在一场战斗的撤退中，两个人当了逃兵。当时他们没有坚强的意志，也没有远大的人生目标，更谈不上信仰，只看到组织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明争暗斗，两边阵营都在争取他们，他们无法选择，最后偷偷逃走了。
事后才知道，组织安排他们去的那支部队刚刚撤离，误入的是另一支队伍，这支部队是土匪接受要求参加抗日的整编队伍，打仗还行，纪律不严，没有大局观念，明显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
两人来到哈尔滨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段日子应该说是张露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幸福的让她觉得，世上最干净和清静的生活莫过她和白至诚的日子。谁也不来打扰他们。白至诚给一个从乡下逃难出来的老财主家的儿子上课，丰厚的薪水让张露过上了安逸富足的生活，她穿起了旗袍，偶尔上戏园子看看戏。
几年后，日本人投降走了，他们才给家里捎了平安信。临近年底，他们回来跟家人团聚。
几天后张露出现在姐姐家又小又暗的屋子里，出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挺着个大肚子的姐姐前。姐姐又惊又恼：“你！你！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笑话？”
看到张露还是那样年轻漂亮，仍然像个小姑娘，此时她那强烈的自卑完全盖过了嫉妒和怨恨，竟产生不安，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她觉得女人只有过上好日子，才会有这样年轻的状态。
不知是嫉妒还是羡慕，这次的印象如此强烈而深刻，竟成为她脑海中常浮现的永恒的画面，并会借此打开她那些纷乱的记忆。她先是看到命运的造化弄人，后又为自己被捉弄的命运深深叹息，她就是在这种的心境中孕育着女儿曲彩云的生命。
几年后丈夫曲连运在一场伤寒病中去世了，婆婆在失去儿子的悲痛和儿媳不敬的气恼中中了风，慢慢瘫在炕上了。失去了儿子的靠山，同时也失去了摆布儿媳妇的精神头，尽管她的神志还异常清醒，但是除了忍受她再也没有办法了。她怀着不满每日的摔摔打打，让婆婆发出她“将来一定会遭报应”的诅咒，平平静静地承受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时光又过去了几年，人们安定的生活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而开始了。
白至诚总是不知不觉跟人们谈起他的家乡，说那是世界上最光明宁静的地方，就是大冬天，太阳也是暧暖地照着，天空总是瓦蓝瓦蓝。他还讲起家里的房子冬暖夏凉，母亲做的衣服和饭菜，他是那样迫切而固执地回忆着被眷恋之情美化了的家乡。
不久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开展，白至诚领着张露回到了家乡。他觉得只有回到家乡，才能过上一种安心平静的生活。
他们家的成份是地主，山场土地都被分掉了，但因为受到日本兵的侵占，还有白至诚杀鬼子的英雄壮举，政府和人们把他当抗日英雄对待，家里的房子没动，几个哥哥还住在这里。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家里好像没给他们留房子，他们在家住了几天，便搬到了曲家堡子，因为这里有一所小学校，白至诚在这里既是校长也是老师。他们住在学校旁边的小房子里。
白至诚来到曲家堡子，有一天跟她走个头碰头说：“把孩子们送来念书吧！”没有称呼，这是距那场沸沸扬扬退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比起当年，他的身材略显高点，肩膀更宽了，胡子和一副眼镜把他颧骨的棱角衬托的更分明。她为他一种庄重高大的神采感到局促不安，感到心中又萌动了从前想象他时的那种眩晕和颤栗，但她对这种情绪似乎感到害怕，更是极力回避他那真诚无私的关怀，像没听到，也没看到似的理都没理昂头走过去了。
在白至诚看来，还没消除对他的怨恨和气恼，从此两个人见面，谁都不说话。两人的关系看起是那样的僵硬，张露到她家也常受到冷落和拒绝。
即使这样，张露也时常去家里看她，很多时候是帮姐姐照看孩子。那时曲彩云五岁，常常一个人被扔在家里，姐姐一再阻止她不用来，她则放心不下，临走还把孩子们该补和该洗的衣服拿回来。
时间长了姐姐有些不过意，也会跟她唠唠嗑，说说心里话。对张露是好是坏，要看她的心情而定，好在张露从来就不在乎姐姐的脾气。看起来她跟白至诚像解不开疙瘩的仇人，但内心对他从未有过真正的怨恨，不但保持着对他一如既往的崇拜，还因为这些年尽心尽力培养了她的儿女们，心里还生出一种感激之情。
她的三个儿子是在同一天上学的，大儿子曲兆和快十五岁了，小儿子曲兆昌七岁较符合上学的年龄。曲兆和成天被要求坐在凳子上写字认字，是极不耐烦的，他牵挂地里的活和没有放的牛。不到十天他就不想念了，白至诚竟然同意了，让他回家好好帮母亲干活。
另外二个孩子可没有这么幸运，他从不放松对他们的管教。夏天，哥俩常在河里洗澡而误了上课，他宁可不睡午觉，在校门口耐心等待。看见俩人顺墙根溜进来，堵住了他们，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两人还支支吾吾撒谎说是睡过了头。白至诚抓起他们的胳膊用指甲在油黑泛亮的皮肤上，挠出像飞机留下的白道道，说这就是洗澡的证明。
这个测试洗澡的方法，让两个孩子感到新奇，并对他充满了敬畏，这个方法很快就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
白至诚常把他俩叫到办公室，拿着他们的成绩单又拍桌子，又拧耳朵地训斥。他对曲兆吉更严些，对这个刚入学就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孩子大加赞赏，说他将来一定能出息。有人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何以从写几个字就能判断人的前程？更多的人相信他说的话，把它当作一种预言。
曲刘氏深知白至诚的严厉，是对孩子的有意培养，所以从没像那些糊涂家长，因孩子被打而找到学校兴师问罪。反而儿子们回到家里，她不问原由，不分头腚，还要对他们愤怒地打骂一顿，使得儿子们对母亲的暴力感到反感，对老师则充满敬畏和害怕。他们不禁要逃避，寻找一个能给他们爱护和温暖地方。
他们像捉迷藏一样绕过老师和母亲的视线，偷偷溜到张露这里来，因为姨娘总是给他们留些好吃的东西。无论他们是调皮鬼，还是脏泥猴，姨娘仍一如既往地喜爱他们。
耐心地给他们剪去长长的指甲，掏净指甲里的污垢。给他们理完发，还把他们弄到水井旁，在充满香味的姨子沫里给他们轻轻搓洗，她的动作充满着小心，生怕弄痛了他们，因为没有母亲急躁情绪下的粗暴动作，他们竟沉浸在一种温柔的母爱中变成了无比听话的孩子。
姨娘对他们的淘气虽然也是絮絮道道，但那慢声细语的批评竟像是母爱的叮咛。其实老师、母亲，还有姨娘对他们的教育是一致的，只不过姨娘这里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于是白至诚常把不听话的交给妻子管教，姐姐也常把孩子送到她这里，张露一度充当了孩子们的教母。张露一直没有孩子，那几年曾怀过二次，都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逃难中流产，并导致不孕。好在她感觉从不缺少孩子，每天站在家门口，看着满院的孩子，觉得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还把姐姐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现在姐姐好像并不希望妹妹的命运被张瞎子算中，她不断帮张露寻找怀孕的药方，当张露告诉她，不想再治了，看着这些药就想吐。姐姐就把药熬好拿过来逼着她喝下去，以期来解除命运对妹妹的制约。她说：“没有孩子怎么行，日子过到后来，就会觉得没奔头没意思。”
那几年，张露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教育姐姐的这些儿女时，姐姐一点多余的精力也都付与了让妹妹怀孕的这件事情上。她细心地观察到张露没有孩子，白至诚没觉得不好，也没有把错误归结于妻子，没有在两人情感上造成任何破坏。
张露体质较弱，每天忙碌的白至诚还要照顾无所事事的妻子，从来没有看到他对妻子大声说话或者发火。两人好像是对对方有亏欠，互相照顾和爱护。
他一口一个张露地叫着，在姐姐眼里则是对张露无比的宠爱了。白至诚的两鬓有了白发，但张露的容颜仍像当年出现在她狭小黑暗的屋子里时的样子，这副像没有结过婚的容颜让姐姐十分恼火。时间在她身上好像停止了一样，这么多年流浪艰苦的岁月似乎都没消耗她的青春，这种被人爱的痕迹，让她的嫉妒之火又燃烧了起来。
在她挑着全家重担的一生中，在她那没享受到男人半点宠爱的婚姻生活里，在她对男人世界几乎封闭的孤寂中，却是那么敏锐，从张露安静的性格中，哪怕一个微不足道的神态，足以洞察白至诚对张露的爱。
她体验着这原本是她的幸福，在乱七八糟的回忆中看到了自己劳累痛苦的命运，内心充满对张露的怨恨，好像谁都无法把她从这种痛苦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以至张露跟她说话时，常常带着不耐烦的情绪和强势的说一不二的态度。
在张露面前挑三捡四，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跟谁说话都有一股火药味，就连二儿子曲兆吉上了大学，也没能使她内心祥和，语气快乐。三儿子曲兆昌虽然没有被白至诚培养成大学生，好歹读完了初中，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在生产队当队长。她那失衡的心一直没能调整过来，人们议论她对女儿曲彩云都不太正常。
张露常把曲彩云接过来给带着，曲彩云在她这里同样感受到一种母爱。一天姐姐进门，一眼看到张露给女儿梳小辨子那种温馨的母女图，不禁想起人们说女儿长得像张露的议论，她掩饰不住嫉妒之情，恶狠狠地把女儿扯走了。
此后她没有再把女儿送过来，把女儿带到田间地头，用一根绳子拴在一棵树下或是一块石头上，直到地上的潮湿让女儿的腚根肠子伸出来，才在张露的哭诉中把曲彩云抱回她的热炕上。她平生第一次数落起姐姐：“你这是要的哪门子志气！孩子要是落下病根怎么办？”
自从干扰了女儿的初恋，母女就同时陷入黑暗的世界不愿出来。这时曲兆吉要接她去沈阳，他和爱人上班，实在没有时间照看家和孩子。她不太愿走，张露劝说应该去，说儿女需要的时候应该帮一把，并说兆吉多有出息多给她争脸，并夸她这些儿女们懂事。看到张露对她羡慕的神情，才打定主意走。当堡子里的人为她送别时，她表现出这一生少有的快乐和张扬。
她跟怨恨一生的男人，没过一天幸福泰和的日子，却生下三儿一女，张露跟爱她的男人厮守了一生，却没留下一男半女。老辈人常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实也是，老天总让人有亏欠，留遗憾。姐姐是情感的亏欠，妹妹是没有子女的遗憾，两姐妹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了。
曲刘氏在二儿子家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日子。这个家她说了算，家里又陆续添人进口，让她整天处在忙碌的状态中，但她却是快乐的。曲兆吉和王凤杰一心一意扑在工作岗位上，常参加劳模表彰会，他们的幸福感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曲刘氏感受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并把这种好日子归功于新社会和毛主席。
她也一直关注着张露，每当家乡来人，总要打听她的状况。但只要听到来人说出张露的名字，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水里激起她心里阵阵的涟漪，还真不想听到。张露也主动上门，向回去的人打听姐姐的情况。相隔几百公里，两人彼此忘却又彼此牵挂。
一天曲刘氏听到白至诚死去的消息，情感异常复杂。来人是坐着傍晚的火车到达的，家里的人都睡觉了，她坐在床上抽烟，听到来人嘴里说出这样惊人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就好像等待的是一个应该早已到达的消息。它是往日怨恨中的诅咒？还是平静心境中对老天爷的祈祷？还是她那坚强生命的等待？在生命的神秘之处，让她感到了某种公正与平衡，竟觉得她那颗备受折磨的心有了一种荒谬的平静。但马上意识到这恶毒心性的不妥，怕遭报应，于是表现出应有的悲伤，还给张露捎去安慰的话和一份厚重的奠礼。
白至诚死于一场运动。当年送纸条的人，揭发了他当年是叛逃组织，在一场战斗中不知去向。白至诚和张露在哈尔滨的那段真实生活，只有那个逃难的老财主一家才能证明，外调的人千里迢迢去调查，老财主和妻子早已死在镇压反革命陪斗的惊吓中，老财主的儿子不知流落何方。
白至诚一下子成为一个历史说不清楚的人，他被学校清除，变成了一个受贫下中农监管的人，但人们对他恨不起来，上级追问下来时，只是走走形式，开开批斗会。人们只记得他是那样认真辛苦，教育了自己的孩子。
只是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些楞头青敢于对他下手，用皮带、用脱下的胶鞋打他，戴着白色纸帽子游街取笑侮辱他。一天，人们发现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夜里。
后来不断有人跟她诉说，张露那孤苦无助的日子，一种迟来的同情唤起了她旧日的情意，理智也使她明白，张露生性善良，根本没有勾引白至诚，要怪也是怪自己，是她把张露推到他跟前。
当她以七十高龄回到曲家堡子时，所看到的张露比她平日想象的还要可怜，是个五保户，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了事实。她们像当姑娘时那样，出于孤独的需要而走到了一起，她们需要交流和分享内心的话语，还有对往日生活的追忆，现在她们内心没有任何阻碍，也毫无芥蒂。
姐姐用自己最好的衣服换下了张露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并把自己喜爱东西分送了大半。张露身体不好，她就在厨房烧火熬药。她穿着上个世纪老太太的黑衣服，性格古怪，但在张露眼里，则完全没有令人害怕的样子。如果不是她身上大友谊雪花膏气味的提示，竟让张露觉得跟自己的母亲有点相像。
她还大骂自己那几个孩子没有良心不管她。张露说可别委屈了孩子，哪个都孝敬我，说着从炕席底下拿出一些钱，说都是他们给的。在张露的诉说中，不但没有一丝的抱怨，反而有一种知足感，她说：“我好着呢，你看我什么也不用干，无儿无女的，这要是在过去，还不得饿死，现在新社会，有生产队管我，吃的用的都给我送家来了，穿破点有什么，你看哪个人的身上没有一两块补丁？”。
此后姐姐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过来，她们有说不完的话。冬天在热炕头上，夏天在门前的老槐树下，沉浸在自己的老年生活中。没有谁来打扰她们，只有些散步的鸡，偶尔看到她们吐在脚下的清痰会过来抢吃，或者五月间的槐花飘落在身上，她们随随便便掸几下。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半年，张露说晚上做梦，看见白至诚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见她走过来抓住她的手叫她进屋坐坐，当时她就觉得他已经死了，出于从小对死人的害怕，不由分说地挣脱了他的手惊醒过来。
醒来她后悔，自己干吗怕呢，早就想跟他在一起了。这个梦让她预感到一种大限的临近，她对姐姐说：“可能是他叫我去吧”。觉得应该准备那些死去时用的东西了。姐姐不相信她的说法，但看她病秧秧的身子，年龄也不小了，准备也行，省得到时抓瞎。她说：“也行，咱俩都该准备准备了。”
两人都不想穿现在人的衣服走，短衣短裤精穷精穷的样子，于是细细商量起来，被褥是铺金盖银，黄布是细布，白布叫白花旗，姐姐嫌它粗糙和颜色发黄，要用那种白丝绸。外面要穿长袍，即使是三伏天走，也要穿这样的衣服，要以这种宽大厚实的长袍，来遮掩她们死时躺在那里瘦小卑微的形象，还要用彩色的丝线绣上许多精致的花边和富贵吉祥的图案，为自己平凡卑微的生命去争一个富贵不凡的结果。
黄、白，蓝三种布料公社的百货商店里都有，白绸子和彩丝线来的就大费周折了。曲兆吉家的三女儿铁军找她的同学，她同学的同学又不知托谁在苏州和上海买的，当雪白的绸缎和彩色的丝线来到这里时，历经了二个多月的时间。
此后两个老女人戴着老花镜快乐地开始了，每天为自己准备妆老衣裳的日子。她们那精致的手艺和耐心让人惊叹不已，这些围着看的“半边天”、“铁姑娘”，无法想象她们从小就在这种重复又简单的程序中，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保持一个的姿势，就像被漫长和枯燥日子摆布的木偶。
她们可没有这样的耐心，也不可能任日子的摆布，每个人都能为自己做主。而她们也没有过“半边天”、“铁姑娘”这样开放粗犷式的生活，跟男人们在一起，像男人一样活着。同样也无法猜透她们的心思，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为了争夺一个“半边天”和“铁姑娘”这样一个空洞的荣誉称号。
张露体弱，一天干不了多少活。当她把那件白绸子的长袍绣好，姐姐已把全套用品做完了。这时张露病倒了，发烧咳嗽，开始觉得不过是感冒，都没在意，只有张露说自己不行了，几天后她就起不来了，堡子里的人都来看她，队长曲兆昌问她想吃点什么，张露说：“就想吃红烧肉。”
那时猪是集体饲养。曲兆昌领着一个杀猪的直奔堡子东头的猪场，身后跟着一群欢蹦乱跳的孩子，因为不过年不过节就要吃猪肉，令他们兴奋异常。曲兆昌在这些皮毛油亮的黑猪中间转来转去，都舍不得，最后眼光落在一头即将淘汰的老种猪，它骨架高大风烛残年在那里苟延残喘。
家家都霍霍磨刀，堡子里竟充满一种节日的喜庆。傍晚的饮烟升在半空时，整个堡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尿骚味，那么浓那么密，半夜刮起的大风都没能把它们吹散。是那头公猪肉的气味，许多妇女和孩子拒绝吃它，男人们虽然不在乎，却也觉得味不正，但还是觉得比白菜土豆好吃。
张露吃了一碗这样的红烧肉，但她却带着一种满足感。当她出现昏厥时，按着习俗就要把她当死人抬上灵台时，被姐姐严厉地制止了：“住手！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许给我动！”
人们停止了一切动作，静静地看着。她拉着张露的手，俯下身子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想用亲切的感情唤醒她。一会儿张露还真的醒过来，脸上充满着红色的光亮，微笑着一一辨认围在她身边的人，还费力说：“大家都那么忙，还来看我。”当目光落在姐姐脸上时，她的嘴动了动要说什么，却一下子闭上了眼睛，就像被什么力量突然带走。姐姐感到自己的手越来越攥不住妹妹的手，离她越来越远……
曲兆昌吩咐在大门挂起黑纱，堡子里停止一切生产活动，都来为她安葬。她躺在大红贴金的棺材里，穿的富丽堂皇庄重安详。人们没有悲哀，这不是跟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原故，觉得她终于跟白校长合葬，死对于她是最好的归宿。
因为是个大三天，张露要停放三天才能下葬。三天里前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了，其中大多是周围村子的人前来一睹她那身豪华精致的死人装束。觉得她就像戏台上的贵妇人，她以这样的身份和形象到了另一个世界，让许多上了年纪的女人羡慕不已，她们觉得死不是小事，能死出贫贱和富贵。
连孩子们都不害怕跑来看一看，他们只是感觉有点古怪而已，就像公社九英寸电视里的马王堆女尸。
人们对辞世的人不免爱追忆，人这一生就像个多棱镜，给人留下不同视角的印象。从她来到曲家堡子，就像灵前那张黑白照片，人们从来就没觉得她有多漂亮，单眼皮，脸色发黄，没有屁股，每天病怏怏的样子。但她和蔼善良，帮大多数挣工分的女人带过孩子。曲兆昌曾斥责这些女人说：“你们没看见她身体不好么？有能力给你们看孩子么？告诉你们，不准再往她家送了。”
第二天家里仍会有孩子，但不是这些女人送来的，是她上门把孩子抱回来的。除了回报人们对她的照顾，心里是真喜爱孩子，白至诚走后她的生活更是依赖这些孩子。说一看见孩子，身上哪也不痛了，就想笑。看来她不是活在无儿无女的孤独中，而是活在对快乐的感受里。
大伙都知道她姐姐心里跟她那点过节，觉得是她用善良包容了姐姐那失衡的心态。在姐姐被儿子接走后，她像母亲一样照顾被姐姐弃之不顾的女儿，用耐心和善良化解了存留在曲彩云心里，跟母亲赌气时发出的冒着丝丝凉气的终生不嫁的毒誓，使她没有成为一个老死在孤独里的老处女。
姐姐面对灵前那副黑白照片有点神情恍惚，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副瘦弱善良的老妇模样，跟心里嫉妒的那个穿着碎花小夹袄，梳着厚厚留海的小姑娘形象统一起来。追忆妹妹的一生，她没有悲哀和痛苦，只感到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没想到这一年来的日日夜夜的追赶，竟是为张露做了一身精致的妆老衣服。现在想起有点怪，她像是受了什么催促，像年轻时的急性子，有时半夜醒来，也会点起灯绣，可能还有一种攀比的心理吧，她事事总是想抢在别人的前头。
其实她从来没有看到这一点，在刺绣上张露是永远无法超越她的，因为一个抢尖要强的人，只要用心和付出，技艺就会高超，处处占人上风，只是她无法跟命运较量而已。
姐姐就是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做自己的妆老衣裳，却因张露的突然病逝，给她穿走了。她抚摸着这些绣工精致，华丽无比的妆老衣裳有些恋恋不舍，但还是叫人拿走了。看到她穿得这样富贵吉祥，觉得这一生对妹妹的亏欠，老天爷让她以这样的方式给予补偿，心里是很安慰的。
这个在她面前总是逆来顺受的女人，让她看到自己往日是多么任性和蛮不讲理。在她后悔的间歇，忽然明白张露的离去，将给她带来多大的孤独和寂寞，不禁害怕起来，感到对妹妹的诅咒和怨恨，并没有得到老天爷的原谅，正因她的离去而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
她没有地方去了，没有说话的人了。往日一吃完早饭，就挟个包袱离开儿子那闹哄哄的家，像赴一场约会来到张露这里，她们不管别人，默默分担着彼此光临的老年寂寞和孤独。
张露的去逝，让曲刘氏的日子没了盼头，精神都垮了，整天躺在炕上昏睡，就是坐起来吃饭，周秀华都要用枕头和被褥支撑着。她不梳头不洗脸，目光混浊，充满着心不在焉又疏忽大意的样子。
周秀华从来没有看见过老太太如些衰弱和不整洁的样子，请来的大夫都看不出她的症状所在，只叮嘱周秀华给她喝绿豆稀粥。周秀华忙着家里家外，不时要跑过来看看，这样过了二个月，快要把她拖跨时，一天清晨，老太太忽然坐了起来，不顾人们的劝阻，开始收拾起自己那些物品，并开口骂人。
她骂张露，说狠心把她扔下不管了，骂天骂地，骂阎王爷，怎么不把她领走，这种像年轻时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样子让周秀华大惑不解。
此后她总是生气的样子，一大早起来就归置她那些物品，弄得叮当乱响。一边骂，一边用苕帚不停地扫炕和她的被褥。要有太阳，就晒被子，一边用鸡毛禅子敲打着被子，一边骂着：“臭不要脸，臭养汉老婆，还安假屁股，破鞋精。”刚开始声音不大，就像老年人的自言自语，一会儿声音就大了，堡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们跟周秀华一样费力猜测：“这老太太骂谁呢？”
在每天不厌其烦的骂声中，“臭不要脸，臭养汉老婆，破鞋精”，这是几个固定、必有的词汇，一般的女人倒是可以这样宽泛的骂。但安假屁股这一条，有针对性，周秀华搜寻所有认识的人，跟谁也对不上号。老太太跟人接触少，也挨不着她这样骂。难道是城里那些年轻女人？还是对张露怀着永远的嫉恨，才给她留下这永不消逝的妒恨之声？
那时对于封闭的乡村人，见识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想象不出假屁股是什么样？用什么做的？它像老太太出给曲家堡子人一个谜。对于那些好奇人的询问，她从不给予正面回答，骂的更起劲了，也不正眼看这些对她不怀诚意的人。
这些试图接近她的人并不是带着关心，而是对她探寻和猎奇，有人问周秀华对她好不好，有人问想不想女儿，还有人问当年被白家退婚的真相，他们更想知道她每天在骂谁？但她的思维世界是清楚有秩序的，并不像展现给人们的那样混乱，除了骂，对他们一个字都不说。
一年后的一天，她的孙子孙女和一些孩子们，在院子里把一些彩色的纸片往树枝上粘，使它们看上去就像一束束绽放的花束，拄着拐杖的站在秋天的老阳里看着，这些孩子们手里举着两束纸片花上了公路。
公路上有游行的队伍，打着标语呼喊口号：“打倒四人帮！毛主席万岁！”多年后“四人帮”是一个名词概念，对后来人来说不过是一个用来称呼某种遥远而又模糊事件的字眼，它们唤不起人具体的感受。对堡子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只不过是内心震荡后又百思不得其解的糊涂而已，谈不到高兴，只是顺应上级的要求，扎花、游行庆祝。
老太太的表现有点异常，她坐在门口，看见来人竟然主动打招呼，而接下来继续骂人，：“呸！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毛主席死时她一个眼泪都没掉，假门假式，呸！按个假屁股，戴个假奶子，还戴个假发！呸！”
人们终于明白，原来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骂一百杆子、一千杆子、一亿杆子也打不着的一个女人——江青。无论是社会角色的差异，还是地理时间上的差异，她每天对这个女人咒骂不止，就像对外星人咒骂，就像对上个世纪人的咒骂，显得滑稽可笑而又毫无意义。而她骂的是那么认真和执著，带着自己强烈的愤怒，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她的骂中人们还知道了，这位中国红色第一夫人的一些传言，不过是些在曲兆吉家听到。说她要当女皇，早就是个破鞋精。这些天，人们分批分拨地到公社礼堂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因为老太太透出的信息，对九英寸黑白电视上穿一身黑的江青有种模糊的好奇和想象，这多少冲淡了一种悲痛情绪。
回来后的女人们纷纷来到周秀华屋里，争抢着表达自己的好奇，发表对江青的看法和议论，这种乱哄哄的嘈杂简直像国会议员在争吵辩论。周秀华不时用手指捂住耳朵，怕把自己的脑袋弄炸了，她笑着看着这种热闹场面，没有制止她们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
男人们也来到曲兆和的炕上，曲兆和还没有回来，饭桌上的饭菜被周秀华用盆扣上了。在曲兆和没回来前，大伙的谈话比较轻松，不像西屋的女人，从来不是回到自己的角色中去理解和探询，而是带着社会惯有的态度，对人简单粗暴地批判、指责、嘲讽。他们是在沉闷乏味的生活里带着聊以解闷的快乐，小声地议论假屁股、假奶子和假头发的一些事情，他们对这些根本没有用的、甚至有点低俗、跟自己生活毫无关联的事情感兴趣，这除了唤起人的好奇心，还会让人感到世界的奇妙。
这种爱八卦并不表现人性的可恶，甚至有点可爱。他们从老太太的骂声中知道江青竟然不是处女，有过好几个男人，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和理解。他们所在的环境不但要求自己是纯净无暇，还习惯要求一个崇拜的领袖拥有一个纯洁的造化物。
连日有好几家夫妻闹了矛盾，周秀华调解后当笑话讲给人们，都是男人夜晚禁不住向妻子发问，江青要是把假发、假屁股和假奶子拿掉是什么样子？这种想入非非的神情触动了妻子敏感神经，觉得不但损害了自己的纯洁，更要避免他们道德滑坡才忍不住打骂起来。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思维，甚至有些大不敬，但人的大脑就是这样率性而动，大多数人对于这些八卦的偏爱程度，远远高于生活中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每天晚饭后，曲兆和都要来看看母亲，给她装袋烟，陪她坐一会，他们只是各自抽着烟，既不看一眼傍晚的霞光，也不说话注意对方，不一会曲兆和就陷入沉默寡言的深渊，母亲也开始了让人受不了的咒骂。
那时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来找周秀华的女人们的穿戴打扮有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这样的女人一进大门，她就骂开了：“臭不要脸，养汉老婆，狐狸精！”包括她的亲生女儿曲彩云。好在来人没感到是骂自己，以为是老年人的特性，谁也不在意。有些人给她送上礼物后，还试图跟她唠嗑套近乎，老太太根本不正眼看她们，骂得越来越起劲，越来越生气的样子。周秀华知道老太太的心思，她不喜欢打扮漂亮的女人，吓得赶紧把她们带到自己屋里。
没有人敢劝她改改骂人的毛病，家里人也没有把这当疾病，她每天都呆在自己的屋子里，既不上老儿子曲兆昌家坐坐，也不进周秀华的屋子跟女人们唠嗑，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形，连饭菜都吩咐送到她屋子，自己一个人吃。
每天做早饭的时候，周秀华在厨房里忙乎着，有时还撅着腚从虚掩的门缝中往里面窥视。老太太起的也早，她一边收拾炕上的行李，一边骂人。开始的骂声不大，怒气也不大，就像平日的牢骚和怨言，数落起一生中那些重要事和跟她相关的几个人，张露，白至诚，丈夫，婆婆，女儿等。倒有点像对人生一种回忆的方式，最后生活好像已荡尽了她全部的怨恨，一上午她都处在一种老年式的清心寡欲的平静中。
中午午睡起来，或者是家里来的某个女人激怒了她，她坐在炕上，腰板笔直，神态专横，就胡乱骂开了。越骂声越高，有时怒气能把自己给震起来，就像盘膝打坐练武的人离开地面。本该是一双混浊温和的老年人目光，因为长期的愤怒，却具有食肉动物咄咄逼人的目光，骂到江青时她的怒气更加强烈，就像突来的一场暗无天日的沙尘暴使人感到惶恐。这不像是一耄耋之年的老妇，倒像一个有着年轻人精力特征的悍妇。
周秀华真怕她把自己骂坏了，倒头来还得给她看病，她劝过她，但不起作用。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糊涂，却不知是一种嫉妒的心理疾患。嫉妒者可以把被妒嫉者骂得一无是处，以为会被诅咒的一生不得安宁，熟不知，这丝毫不会损伤被嫉妒者，自己却遍体鳞伤。
嫉妒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使她一生陷于怨恨，变态，疯狂，后悔等内心善恶挣扎的痛苦境地，始终也没被自己认识，也就没有消解的一天，只能是长年累月地变成天天啃噬她内心的隐疾，痛了她就大骂。
而每天咒骂江青、丈夫、婆婆、张露、女儿和来家里的这些跟她毫无关联的女人们，其实是疏导多少年来积郁在她心里的不平和那些绵绵不绝的怨恨，是身体的自愈能力。所以老太太一直无病无灾，精力充沛，身体硬朗，九十高龄无疾而终。
那天起来做早饭的周秀华，没有听到老太太那回忆式的骂声，撅着腚从门缝里一看老太太仍躺在哪里，有种异样的寂静，她心里一惊推门进来，发现老太太已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她慌乱地跑回屋子告诉像铜像一样坐在哪里的曲兆和：“你妈走了”。
然后叫来了人，这时天下起了鹅毛大雪，看着在纷乱大雪中忙碌的人们，周秀华心想这个家终于要清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