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事情开始变得可怕。今天早上大约十点，格雷高瑞尤斯太太又站在了我的房间里。她看上去苍白而凄惨，眼睛大大地瞪着我。“出什么事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小声地回答：
“昨夜他强奸了我，跟强奸能做的一样。”
我坐在写字台边，手指拨弄着一支钢笔和一页纸，似乎打算写下一个处方。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可怜的孩子，”我说，仿佛自言自语。我找不到其他可说的。
她说：“我生来是被蹂躏的。”
我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始陈述。他在半夜里弄醒了她。他睡不着，他哀求、痛哭。他说他的幸福在危险之中。如果她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不知道究竟还将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做这事是她的职责。职责先于健康。上帝会帮助他们，上帝总会让她恢复健康。
我呆坐着，惊得说不出话。
“那么，他是个伪君子吗？”我问。
“我不知道。不，我想不是。但他有这习惯，凡事都拿上帝来说话，这对他最合适。他们总这样，我自然认识好多牧师，我恨他们。但他并不是伪君子，相反，他总是认为他的宗教的正确显而易见，他倾向于认为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是骗子和恶人，故意说谎来给别人带来毁灭。”
她平静地说着，只是声音中带了小小的颤抖。她说的这些某种程度上让我吃惊；此前我不知道这小女人思考过，不知道她能判断一个男人，如她在谈论的这样的男人，这么清晰的、局外人般的，虽然她对他定然是感到致命的仇恨和深深的厌恶。我感觉到了那厌恶和仇恨，在她声音的颤抖里，在每一个她吐出的字眼里；并且这也传染给了我，当她述说完事情的全部：她想起身，穿衣服，走出去，走到大街上待一整晚，直到天明；但他死死抓住了她，他力气大，他不让她逃脱。
我感觉自己在发热，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几乎害怕会大声说出我的念头，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我答应了这小女人的，这有着明亮丝绸般头发的女人花，我会保护她抗拒你。你给我小心，你的命在我手里，我愿意，我也能够在你祈求前送你到极乐天地。当心，牧师，你不了解我，我的意识和你的一点不同，我是我自己的裁判，你根本就没察觉过有我这样一种人存在！
她是果真坐在那里，听见了我隐秘的念头吗？我打了个寒颤，突然听见她说：
“我但愿能杀了他。”
“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自然，这只是一种惯用措辞。但即便如此，像这种话还是不该采用的。”
我的话是到了嘴边的：“绝不能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几乎是一口气地说下去，以便转换话题，“告诉我，您究竟是怎么会嫁给格雷高瑞尤斯牧师的呢？来自父母的压力，还是坚信礼时期的一点狂热？”
她摇摇头，像打寒颤似的。
“不，全不是那样，”她说，“一切来得很怪，全不是您能猜测和理解的。我当然从没爱过他，一丁点也没有。连少女对坚信礼牧师通常会有的爱慕也没有——全不是那样！但我会试着告诉您，解释全部。”
她在沙发的角落里蜷得更深，耸着肩像个小姑娘，目光越过我，迷茫地朝着外头不确定的什么，开始了叙述：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非常快活。当我回想那段时光，一切跟童话似的。大家都喜欢我，我也喜欢大家。然后就到了那段年龄，您懂得的。起初并没有变化，我还是特别开心，甚至比以前更开心——直到我二十岁。一个年轻姑娘也有对性的渴望，这您能懂，但在青春的早期，这带给她的只是快乐，至少在我是如此。血液在我耳里歌唱，我自己也唱——不停地唱，在家做杂务时唱，走在街上我也总轻轻哼着曲子……并且我总是坠入情网。我生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但我没觉得被亲吻是什么了不得的罪。假如我爱上了某个小伙子，而他亲了我，我就随他去。我知道还有另一件事是得小心的，那是罪，但那对我来说模糊得很，还离我很远，我并没受什么诱惑，不，一点没有。我甚至不明白，那怎么就能诱惑人呢，我以为那只是人结婚后，又想要孩子时必须服从的，那事儿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当我二十岁时，我深深爱上了个男人。他模样俊，人也好——至少当时我觉得是，现在当我想起他，我还是这么认为。是的，他一定是那样的——后来他和我年轻时的女友结了婚，他让她过得很幸福——那是个夏天，我们在乡间遇见的。我们接了吻。有一天他把我带到林子的深处，在那里试图侵犯我，他几乎就得了手。哦，如果他得了手，如果我没挣脱着跑开，一切会和如今多么不一样！也许我就和他结了婚——至少我决不会同我现在的丈夫结婚。我兴许有了孩子和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永远不需要成为一个偷情的妻子——但我因害怕和羞耻而完全发狂，我挤出他的双臂，跑开了，拼命地跑了。”
“接下来的是段可怕的日子。我不愿再见他，不敢见。他送我花，写了一封接一封的信求我原谅。但我以为他是坏人；我不回他的信，将花儿从窗口扔了出去——但我想他，不停地想。这时我想的已不只是他的吻了，这时我知道了什么是诱惑。我感觉好像自己已发生了变化，虽然什么也没做。我幻想人们能在我身上看出什么来。没人知道我受的煎熬。在秋天，当我们回到城里，有一天我独自走在黄昏里，风在房子周围打转，有雨点儿不时地飘落。我拐进了那条街，我知道他住那儿。经过那幢房子，我停下脚步。能看见他的窗户点着灯，他在灯下，埋头看一本书。这像磁铁般吸引了我，我想，和他一起待在屋内该有多好。我闪进大门，上了台阶，走到一半，在那里我回转了身。”
“如果那些天里他给我写了信，我是会回答的。但他已疲于写那始终得不到回音的信了，然后我们再没见面——好多年都没见到。当然那时一切都已变得那么不同。”
“我自然跟您说过，我是在虔诚的宗教氛围中被教养的。现在我更是完全陷在宗教里，我成了护士学生，但又不得不中断，因为我变得有些虚弱；我就返回了家，跟从前一样做些家务，梦想着，期待着，并且祷告上帝将我从梦想和期待中解脱出来。我觉得那发生过的一切难以忍受，必须有些改变。于是有一天，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格雷高瑞尤斯牧师已请求过我做他的妻子。我站在那里，完全惊呆了。牧师从没有以这种方式接近过我，让我感觉到什么。他和我们家来往很久了，母亲崇拜他，而父亲，我想父亲有些怕他。我进了自己房间哭了。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我一直觉得牧师身上总有些什么让我很排斥；我相信一定是这使我决定说同意。没人强迫我，没人劝说过我。我以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人们让我学会以为，上帝愿意是这样，上帝的旨意总和我们自己的相悖。就在前一夜，我还在床上祷告上帝给我自由和安宁。如今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以他的方式。我觉得上帝的意愿清晰地在眼前闪现。我想和这男人在一起，一定能熄灭我的欲望，消除我的梦想。我感到，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上帝将这一切安排给了我。并且我确信，他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他是牧师。”
“一切和料想的自然完全不同。他并不能消除我的梦想，他只将它们弄脏。他慢慢摧残了我的信仰，这是唯一我可以感谢他的事，因为我并不想回归信仰。信仰，当现在回想这一切，我只觉得可笑。所有人们向往的，觉得愉悦的，都是罪。一个男人的拥抱是罪，如果人向往这，喜欢这；倘若遇到丑陋和讨厌的，灾祸、折磨、恶心事——假如人不愿接受那些，那是罪！格拉斯医生，您说，这难道不古怪吗？”
说了这么多，说得她灼热和激动。我透过眼镜朝她微微颔首：
“这确实古怪。”
“或者您告诉我，您是否认为我现在的恋爱是罪？这不仅仅是快乐，或许更多是苦闷，但您是否以为那是罪呢？如果那是罪，那我所拥有的一切全是罪，因为我不能在我所有的一切中找到比这更好、更有价值的。——但或许您对我感到吃惊，坐在这儿跟您说这些。我当然有另一个人可以说。但当我们见面，时间是那么短促，他跟我说得很少。”——她突然脸色绯红，“他很少和我谈这些，而这是我考虑得最多的。”
我平和地默不做声地坐着，我把头埋在手中，透过半合的眼帘看她，那里，她坐在沙发的角落，茂密的金发下是盛开的玫红，处女般柔滑的脸颊。我想：如果她是对我有了那样的感情，那我们也不会有多少时间来说这些。她再开口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径直走过去，用一个吻来封上她的嘴。但她现在默默地坐着。通往候诊室的门半开着，我听到了走道上我的女管家的脚步。
我打破沉寂：
“但是告诉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就没想过离婚吗？您并不是因什么经济上的需要和您丈夫捆在一起——您父亲给您留了财产，您是他唯一的孩子，而您母亲还健在，境况不错。不是吗？”
“哦，格拉斯医生，您不了解他。离婚——一个牧师！他永远不会同意，永远！不管我做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情愿‘饶恕’我七次和七十次[1]，挽救我，或尽其他一切的可能……他甚至会在教堂里为我祷告。——不，我生来就是被蹂躏的。”
我站起来：
“那么，我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现在希望我为您做什么呢？现在我看不到其他的出路。”
她茫然地摇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别的。但我估计他今天会来您这里，看心脏，昨天他提起过。您不能跟他再说点什么吗？但您自然不能让他觉察我今天来过这儿，和您说到这事？”
“那么，看情况吧。”
她离开了。
她走了以后，我拿了本医学杂志来转移思路。但这是徒劳的。我看见她一直在我眼前，耸着肩蜷在沙发的角落里，讲述她的命运，讲述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一步，她走偏了路，到了这世界疯狂的边缘。这是谁的错？是那在某个夏日，在森林里想引诱她的男人的错吗？唉，在这世上，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使命，除了引诱还能有什么，可能在森林，可能在新娘床上，然后全面地帮助她、支持她，像遵循诱惑一样。这到底是谁的错——是那牧师的吗？他不过对她有了欲望，像成千的男人对成千的女人有了欲望，对她的欲望是另外奉送了原则和光荣的，用他滑稽的术语来说——而她没弄明白也并没理解，只被她成长于其中的古怪而混乱的想法左右着，就同意了。她跟他结婚时并不清醒，她在睡梦中做了这一切。梦里自然会出现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虽然在梦里，它们以完全自然和平常的姿态出现。但当人醒来，记得梦里的一切，人是震惊的，不是笑出声来，就是怕得发抖。现在，她醒了！而她的父母毕竟知道婚姻是什么，竟同意了，也许他们甚至是觉得高兴和受宠若惊的——他们当时清醒吗？至于那牧师本人：他就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里有不自然、粗鄙和不体面的成分？
我从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伦理道德不过是只旋转木马。我其实从前就知道这一点，但我总以为这旋转的时间会是几百年或几万年——现在这时间在我看来却只有几分甚至几秒。一道微光在我眼前摇曳，就像女巫舞蹈中唯一的指引，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
完全正确，诊疗时间里他果真来了。从开着的房门看见他在候诊室，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隐秘的喜悦。在他之前只有一个病人，一个老妇人要更新处方——然后就轮到他进来了。大衣下摆铺展着，他以沉思的体面姿态坐在沙发角落，就是几小时前他妻子蜷缩过的地方。
和往常一样，他自然是从谈论一堆琐事开始的。他一直和我谈圣餐问题，心脏病简直是顺便提及。我得到个印象，似乎他果真要知道我作为医生对圣餐的看法，是否那有害健康。近来所有的报纸都在讨论圣餐，作为讨论了大湖怪兽后的一点变化。我没跟踪这场讨论，时不时地，我也浏览过一篇半文，但远未达到对这话题了解的程度。于是，牧师得把问题给我摆出来。如何对付领圣餐时的感染——这是问题所在。牧师非常遗憾这样的问题会被提出，但问题既已提出了，那就得回答。有好多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是，每个教堂准备些小杯子，教区执事在每次领圣餐后在圣坛里清洗。——但那一定很贵，或许钱少的乡下教区就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银杯。
我随意地评论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宗教的兴趣正稳步增长，既然大量的银杯被用在每场自行车赛上，要找到用于宗教目的的特制银杯，不该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我可想不起来圣餐制度里有什么和银相关的字眼，但这点意见我保留给自己。“人们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牧师接着说：“就是每一个领圣餐的人自己带杯子来。但如果有钱人带了艺术装饰的银杯，而穷人带了喝烈酒用的玻璃杯，那看起来像什么呢？”
就我而言，我以为那看来丰富多彩，但我保持沉默，让他继续说下去。“然后，”他继续说，“有一个摩登牧师，自由思考的那种，他建议受难者的血可以用胶囊方式来饮用。”开头我以为我听错了，“胶囊，像蓖麻油？”“是的，一句话，用胶囊。最终，一个皇室牧师发明了一种绝对新型的圣餐杯，拿了专利，成立了一家合资股份公司。”牧师对我解释了这发明的细节，那似乎多少是沿着和魔术师的杯子、瓶子同样的思路来设计的。至于格雷高瑞尤斯牧师，作为他，他是正统的。他一点也不是思想自由开阔的人。因此这些消息全都给他带来深刻的疑虑——“但这么着不也还是有细菌，那该怎么办？”
细菌——听他吐出这个字眼，我心头突然一亮。我完全清楚地记得这语调，我记得以前听他谈起过细菌，显然，他患着一种叫“细菌恐惧症”的毛病。清晰地，在他眼里，细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立于宗教和世界的伦理秩序之外。这是因为它们是那么新。他的宗教则是古老的，大约一千九百年之久，而世界的伦理秩序，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从德国哲学和拿破仑的垮台开始。但细菌，在他的老年来攻击他，完全毫无准备。照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不是直到最近，细菌才开始了它们肮脏的行动，当然他此前从未被卷入。从我们能判定的来看，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晚餐的饭桌上传递的陶罐里，也一定有大量的细菌。
无法断定，他更多是一只绵羊还是一头狐狸。
我转身背对着他，任他说下去，同时整理了一点仪器橱里的东西。我随意地叫他脱了大衣和背心；关于圣餐的问题，我没再多加思考，决定选择胶囊法。
“我承认，”我说，“刚开头这方法连我也觉得抵触，虽然我没法夸口自己是特别虔敬。但再仔细一想，所有的疑虑也就全部自行打消了。不错，圣餐的精髓并不在面包和葡萄酒，甚至也不在教堂的银餐具，是在信仰。而真正的信仰自然不可以被诸如银杯或胶囊这样外在的事物影响……”
说着最后一句话，我将听诊器放在他胸部，要他保持平静，并听了会儿。我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只是心跳不太规则，年纪大些的人若是晚饭习惯于吃得比需要的多，爱在沙发上躺着打个盹，有这样的症状是常见的。兴许有一天会来个心脏病发作，这谁也说不准，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不是特别有威胁的可能。
可我已拿定主意，要把这诊断弄成一桩严肃的事情。我听了比需要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我移了移听管，敲了敲，又听下去。我察觉到这一切是如何让静静地被动坐着的他开始焦虑——他当然习惯于不间断地说话，在教堂、社团、他自己的家里。他明显有那才能，不难推想，正是这小小的才能首先引领他走向了他的职业。他有点怕诊断，也许他情愿继续关于圣餐的讨论，然后突然看看时钟，冲向大门。但我已将他按在了沙发的角落里，我不放他走。我听了，保持着沉默。自然，我听的时间越是长，他的心脏就越是不好。
“严重吗？”他终于问道。
我没立即回答，我来回踱了几步。一个计划在我内部发酵。计划本身很小、很简单，但我不习惯于诡计，所以我犹豫着。我犹豫还因为，这计划全部或部分地立足于他的愚蠢和无知——他是否真的够蠢，我究竟敢不敢？这是否过于粗暴？他会看穿我吗？
我停止了踱步，用我非常锐利的医生的目光朝他注视了几秒。那灰白的胖短脸打着懦弱、虔诚的褶皱。但我捕捉不到他的目光。他的镜片上只反射着我的窗户、窗帘、印度橡胶树。我决定要大胆。他可能是绵羊，也可能是狐狸——我想，但一只狐狸也到底比一个人要愚蠢许多。人可以不担惊受怕地和他玩那么一会儿吹和骗——他喜欢吹和骗的方式，明摆着的事；我在他询问后的苦思状踱步和长时间沉默已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已经软下来了。
“真奇怪，”我终于嘀咕道，就像自言自语。
我再次靠近他又听了一次：
“对不起，”我补充道，“我得再听一会，以便确定我没搞错。”
“嗯，”我终于说道，“据我今天听到的，牧师的心脏可不那么好。但这不是通常所谓的不大好。今天这情况是由一些特别原因引起的！”
他匆忙地试图在脸上做出一个疑问的表情，但这没奏效。我立即看到，他的不好的自我感觉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巴，要说些什么，也许要问我，是什么意思，但他说不出，只咳嗽了几声。他也许想避免进一步的说明——但我现在可不肯。
“让我们彼此坦率，格雷高瑞尤斯牧师，”我开口道。这样的开场白让他绝望。“牧师一定没忘，几星期前我们有过的谈话，因为您太太的健康问题。我并不想提什么不文雅的问题，关于牧师在我们的谈话后如何做了处理。但我只想说，如果当时我知道牧师的心脏状况，我会说出允许我提那建议的更重要的理由。对您太太来说，这牵涉到她的健康，但对牧师自己来说，这牵涉到性命。”
我说这话时，他看来很可怕——有那么种颜色涌在他脸上，不是泛红，是绿和紫。他那样子太丑陋了，简直不堪入目，我不得不转开视线。我打开窗，好让肺里进点新鲜空气，但外头几乎比里头更压抑。
我接着说：
“我的处方是简单和明了的：就是分房睡。我记得牧师不喜欢这样，但这没办法。不仅仅是在这一场合的终极快乐会导致严重的危险，避免一切会让欲望兴奋的事也十分重要。——是的，是的，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会说您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个牧师，但不管怎样，我是个医生，我有权利坦率地和病人说话。并且我不觉得我在越过理性的界限，如果我指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持续接近，特别是在夜间，这对一个牧师和对其他平凡男人的效果是一样的。我在乌普莎拉学习过，我在那里接触到不少神学人员。我并没有获得这样一种特别的印象：对神学的学习比其他更适合于帮助年轻身体抵御欲火。至于年龄，对了，牧师多大了？五十七岁。这是个临界的麻烦年龄。在您这年纪，欲望和从前差不多大，但满足度却在报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我承认，看待人生的方式多种多样，价值观也多种多样。如果我是和一个老浪荡子说话，我自然会准备好从他那儿听到，在他是很合乎逻辑的回答：操他妈的！光为保命放弃给生命带来价值的东西一点没意义。但我自然知道，这样的论调对您的世界观来说是完全奇怪的。作为医生，我在这种场合的职责是指明和警告——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确信现在牧师已明白这有多严重，这是全部所要做的。我很难想像如已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或更近些的菲利·福尔总统[2]那样倒毙会是牧师您的趣味……”
我说这些时避免看他。但当我说完，我看见他坐在那里，用手遮盖着双眼，而他的嘴唇在动。我猜到，多过听见他在说：我们的父，那在天堂的、神圣的、您的名字……不是将我们带向诱惑，而是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
我坐在写字台边，给他开了点洋地黄。
把处方递给他时，我补充道：
“在这么个大夏天里一直待在城里对牧师您可不利。一个六周的水浴旅行会很有好处，泊拉或者热内比[1]。但那样的话，当然，牧师得一个人去。”
注释：
[1]圣经中有人问耶稣，原谅一个得罪他的兄弟七次是否足够，耶稣说，是要原谅七十个七次。
[2]弗朗索瓦·菲利·福尔（Francois Félix Faure，1841—189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六任总统（1895—1899）。1895年在意料之外当选法国总统，使左派人士大挫。1899年2月16日猝然逝世。
[3]泊拉（Porla）和热内比（Ronneby）都是夏天的度假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