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
陆军营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普通地方。大多数时候，你都知道那里有些什么——早晨的起床号、晚上的熄灯号、班、连、营、体育锻炼、操练、行军、命令、规章、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强化训练、“长官”以及敬礼——还有野生动物的管理。
在美国，许多陆军基地都有野生动物保护计划。在经过选择的田野和训练场地上，种植了玉米、小米、向日葵、冬小麦以及其他粮食作物，这样鸽子、鹌鹑、松鸡、火鸡、鹿和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在那里生长繁衍，栖息隐蔽，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此外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土地能给喜欢狩猎的军人提供绝好的狩猎场地。在适当的季节，在某些野生动物保护区，每个星期六都能看见军人猎手的身影。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卡尔·斯廷纳上尉到杰克逊堡已经16个月了。他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完成高级步兵课程之后被调到这儿来的。这是个晴朗而又暖和的下午，是打鸽子的理想天气。突然一辆吉普车呼呼地驶来，车上的喇叭嘟嘟直响，把整个气氛都搅乱了。两个宪兵跳下车，径直朝斯廷纳走来。
“长官，”年长的宪兵匆忙上前，急切地对他说，“有你的命令，长官，是调动，你必须回去看命令。现在就走，长官。要你这个星期就动身。”
这种情况不同寻常，于是斯廷纳问道：“什么性质的命令？”
“我们不知道，长官。他们说是秘密，你必须回去。”
“谁派你们来的？”斯廷纳进一步追问。
他们说了被分配到训练中心指挥部的一个军官的名字。
“唔，这就清楚了，”斯廷纳自言自语地说。他很熟悉这个军官，知道他骗人是出了名的。
他对两个宪兵说：“唔，我是不会马上回去的，要过一会儿再走。告诉他不要着急。”于是他们就走了……明显露出担心的神色。斯廷纳留下来继续打猎。
不过，那两个宪兵传达的口信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不断地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没多久，那辆吉普车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斩钉截铁地说：“长官，你必须返回。那是一道秘密命令。营地准备这个周末就为你和你的家人搬家。”
对此情景斯廷纳心想：也许根本没人在跟我开玩笑。
重新分配的去向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他拿到一个大楼的号码，是他去报到的地方，可是军事专业编号（MOS）确实是保密的。斯廷纳不知道自己会进哪个部门，不过不管是哪个部门，是陆军让他调动的。所以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休开始准备搬家，还要带着他们幼小的女儿卡拉。
第二天他们住进了布拉格堡附近一处租借的活动房内，因为当时还没有住房。星期一斯廷纳按照给他的号码到那幢大楼去报到。他一进去，就看见一排军官站在那里，大约有50个人，大多数是上尉，也有一些中尉。他们都是因同一个目的而来的。他们都是接到通知就来了，而且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欢迎来特种部队。
当斯廷纳被调到特种部队时，对特种部队是什么或者干什么都不甚了了。这支部队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在整个军队里是出了名的。他不知道特种部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也不知道它的训练是高强度的。就部队的编制而言，它们的规模很小（1964年大约只有17700人，包括从事心理战和从事民政事务的部队）。他知道这些部队是非常规的，不仅是它们的思想、组织和使命，就连头上戴的都是非正统的绿色贝雷帽。其他东西他还要不断了解。
斯廷纳被分配到（因越南战争升级）新近启用的第三特种兵大队A连，让他去找连长报到。那个连长叫勒布朗，是一位小个子少校，腿上绑了一把猎刀——斯廷纳第一眼就注意到了。
斯廷纳精神抖擞地走进勒布朗的办公室，少校抬起头，皱了皱眉。斯廷纳头上戴着陆军标准的平顶大檐帽。连长见了十分不悦。“这是绝对不行的，”他大声说道。“在你见老头子之前，我先替你纠正纠正。”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你头上那个飞碟。只要你还在我这个部队，就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戴着它。如果再戴，我就把它扔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去。
“你下面要做的事，就是到军需仓库领两顶贝雷帽。要明白，你还没有获准佩戴徽章。”那徽章是他所在部队的标志，表明他是个真正的绿色贝雷帽。“不过你可以佩戴巧克力色的横条条。”这个小横条代表当他有资格领取肩章时，可以佩戴的肩章的颜色。“在你获得前缀Ⅲ的资格之前，你就先这么戴着。”一有了那个徽章，才能说明他通过了特种部队资格课程考试（即所谓的Q课程）。这一般需要10个星期。
接着连长话锋一转谈起了正题。“要你到这儿来，是要把你培养成A级小分队队长。也就是说有两件紧迫的事要你去做。第一件是要你学习收发莫尔斯电码，速度要达到每分钟6个词。能快一些那当然更好，但不能低于6个。你要像小队里的其他人一样，轮流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发电机。”
虽然带领一个普通连队——通常一个连有100多人——的上尉军官应当精通无线电之类的设备，可是并不指望他在战场当无线电员。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的上尉就不同了。小分队里只有12个人，由于有那么多事情要干，特别是进入敌后时，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干许多工作，不能因为军衔不同就有所区别。在60年代初期，战场通信主要是靠老式的安格拉（ANGRA）-109无线电收发报机，用莫尔斯电码进行联络。收发报机（没有电池）的电源是笨重的手摇发电机，所以要两个人操作。一个人把电键绑在自己的腿上，进行收发报，另一人则坐在旁边用手摇发电机发电。
勒布朗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学会小分队里每个人信仰的宗教中的临终祈祷。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没有随军牧师与你们一起行动，所以你要能做这种祈祷。小分队连你在内12个人，其中可能有三四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这就是给他的指示的内容。
“现在下去把装备领出来。”
接下来就是“老头子”出场——佩里中校。斯廷纳记住了到时候要戴绿色贝雷帽。
“你最后一次跳伞是什么时候？”佩里问道。
特种部队的所有人都必须会跳伞。有些人是参加特种部队之后获得跳伞资格的。有少数人到布拉格堡之前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跳伞了。
“大约6年前，”斯廷纳回答说。
“是这样，我们现在用的降落伞和你用过的不同，所以你必须参加复训。我们这儿还有个规定：你的第一次跳伞通常是在夜间进行。你会喜欢夜间跳伞的。它就像跟老婆上床睡觉一样。”
接着他又说：“你必须知道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星期五下午4点都要集中欢度1小时。希望你偕同夫人一起来，你将得到一只第三特种兵大队的啤酒杯。我只收你3美元。”实际上，他的办公桌下面就有一箱这种杯子。斯廷纳掏钱买了一只。佩里把杯子递给他的时候说：“你可以在来的时候把它带来，也可以把它挂在我们军官俱乐部酒吧的墙上。”那个军官俱乐部是一间二战时期的平房。
像欢乐时光和啤酒杯这样小小的仪式，在当时比较适宜的政治条件下，也许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但那只是当时陆军中的一种做法——很不完善，比较自由。在整个陆军中，社交文化活动远远比不上现在这样有组织，而且当时对许多行为都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社交活动往往主要是聚会，聚会上每个人都饮酒；星期五下午的“欢乐1小时”成了惯例，而且聚会上往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如今，一个军官如果酒后驾车，就可能断送自己的前程。而在当时，陆军要宽容得多。“军官俱乐部里根本不讲礼节礼貌，”斯廷纳说道。“里面发生打架斗殴，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有掷骰子的，打扑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搞笑逗乐、即兴表演和故意卖弄——都是男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文化。”
“我并不是说陆军生活就围绕着这些东西。远非如此。这些只是我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时间很长，而且很累。我们的训练也很艰苦。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就像现在一样。不过，我们玩起来也很尽兴。
“不要忘了，我们谈的只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年的事情。当时陆军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么专业化。例如，当年的指挥官并不直接参与士兵的训练，而且也不管家属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是在征兵制被取消，我们成为志愿兵之后才开始的。从那以后，对军官和士官的训练也变得比较正规化和制度化——休息时间内的社会活动也是这样。除了大单位一级的社会活动之外，社交生活再也不以军官俱乐部为中心了。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军事设施能够继续以军官俱乐部的活动为中心了，这是由于国会立法的财务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因此，指挥官们往往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招待军官和他们的家属。这样也相对宽松一些，不那么正规，喝酒也有限了。
“这样有利也有弊。如今陆军中也许没有我们当年那样的自发性了，这是一种损失。可是胡闹的人少了，这是一种进步。”
训练
现在，斯廷纳必须学会如何成为特种部队的军人。
1964年，特种部队的使命主要集中在非常规战争（UW）方面，它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整个特种部队第10大队都驻扎在欧洲，在东欧以及可能被苏联人控制的西欧部分地区，都已隐藏了一些金钱、武器和补给。万一出现华沙集团的入侵，可以把A级小分队空投到敌人后方。他们可以隐蔽起来，等入侵部队过去之后再出来，然后和友好的游击队以及地下武装组织联手。他们的任务是：破坏、颠覆、组织与装备抵抗运动。所有这些都要求有高度的独立性、分析与决策能力。
领导反应课程是训练和检验这些能力的方式。它特别注重协作、想象、智慧、灵活，当然还有领导能力，刚开始的时候还要注意解决物质上和智能上的困难问题。例如，设想一条护城河水深8至10英尺，河面宽度为12英尺。一支进行训练的小分队有一个55加仑的汽油桶以及三根木料，其中两根长11英尺，一根长8英尺。小分队的任务是利用现有材料，把汽油桶（以及他们自己）送到护城河对岸。如果这个小分队具有特种部队军人的素质，他们就能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训练方法是“感觉剥夺”法。在敌人后方独立作战对军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最困难的是没有感情支持。友情、信任和信心就像服从一样，是军人的素质；及时得到支持，能使军人得到强大的平衡力，以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许多优秀的军人之所以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表扬。他们需要来自上级的肯定，承认他们是优秀的、脚踏实地干工作的人。
但特种部队的军人就不是这样。在他们的作战环境中，他们能得到的支持很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或者只是短时间的。有些军人在这种形势下表现出精神和意志力，但也有许多人缺乏这一点。
特种部队采用感觉剥夺训练计划，目的是发现谁具有这方面的素质。事先并不跟这些军人说希望他们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标准，也不说他们做得好与不好。有一天某个军人也许会接到这样一个通知：“早晨6时00分，背着背包到这条路的交叉道口来。”他到达之后，一名军士会拿着一纸命令在那里等着他，命令上也许写着“你必须从某一点运动到某一点”——比方说25英里。这时他就独自出发，除了一张地图和一只罗盘，他没有更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东西，也不知道从这一点向另一点运动需要多长时间。当——或者如果——他在指定地点出现的时候，他们只是作一个记录，并不告诉他通过还是没有通过，也不说他是否按时到达。训练的成功不仅要看是否完成了一项困难任务，而且要看这个军人在完成任务时是否完全依靠自身内在的资源。
特种部队的训练大多数是根据类似“规则”进行的。
与此同时，特种部队的军人必须进行特定技能的训练。前文已经说过，A级小分队的每个军人不仅要掌握自己的专项技能，而且要掌握其他人的专项技能。
斯廷纳见到那个将由他指挥8个月的A级小分队之后，印象很深。他的小分队的成员都是很有经验的职业特种部队军人。大多数人年纪都比他大许多，也许有一半是《洛奇法》生效后来自东欧国家的志愿者。他们已经熟悉了非常规作战和秘密作战，而且都会说一到两种其他语言。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也刚认识不久，是在第3特种兵大队成立后被重新分配来的，还没有作为A级小分队在一起训练过。在斯廷纳参加资格课程训练的几个星期内，他的小分队学习了必要的知识，即作为一个群体应当如何运作。
在60年代，A级小分队的全体成员都进行了下面几项技能的训练：
每个军人都要成为神枪手，能够熟练使用个人的武器（手枪）和M-16步枪，还要熟悉其他武器，例如AK-47步枪，因为他可能被派到使用这种武器的地区。他必须能用这些武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射击，对他们进行分解和保养。在诸如迫击炮和机关枪这些较大的武器方面，他应当能够正确地架设与使用，发挥它们应有的防卫与支持能力。
每个军人都要学习爆破技术。为了实施桥梁或输电线路爆破，他要掌握所用的炸药种类、炸药形状以及如何安放，学会如何进行漏斗式装药和排障式装药，如何进入封闭的、有人守卫的建筑内部进行爆破，把对建筑物的破坏或建筑物里关押的人质的伤害降至最低程度。他还要学会在自己没有炸药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必要的东西，并能用当地的资源制造炸药。
每个军人都要接受通信联络方面的训练——收发莫尔斯电码和编写电码。小分队在敌后行动的时候，只能每隔一两天用无线电联络一次。通信军士将用电台发送信息。不过，小分队每个人都能操作他们所使用的各类设备。
每个军人都要接受急救训练。
每个军人都要学会秘密作战与隐蔽作战的方法，学会如何建立情报网、逃脱与规避网；学会如何在夜间接受补给；学会如何建立飞机降落场并引导飞机进场；学会如何建立伞兵降落场。他还要学习秘密渗透以及秘密渗出技术、地面导航，以及特别（深度）侦察，即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接看到敌人不希望他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他要一连几天潜伏在隐蔽地点——小分队开挖的地下洞穴，然后在上面覆以泥土和树枝或者其他用作掩蔽的东西。
每个军人都要学习他所在地区的实用语言知识，比如在欧洲的第10大队成员就要学习一些德语，而第3大队的人则学习一些斯瓦希里语。后来，熟练使用语言的要求被大幅度提高，特种部队的人要在6个月到1年的时间内全日制地投入语言学习。1964年的时候还不要求熟练掌握外语，只要求军人能用外语进行简单的基本会话。
与此同时，每个军人都要接受适当的文化训练。这样，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后，他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能在他所帮助的人民中赢得朋友，而不是失去他们或者与他们产生隔阂，从而影响自己任务的完成。
最后，虽然每个A级小分队的指挥官都有一个作战参谋军士和一个武器参谋军士帮助他，但他仍然有责任间接了解火力支援情况——炮兵火力和迫击炮火力——以及如何最准确有效地运用这些火力。他必须了解如何部署防御火力，以及在必要时如何请求空中与海上的火力支援。
资格课程是课堂教学与野外训练相结合的课程，而且特别侧重于野外。对卡尔·斯廷纳和与他同时调来的其他五十来个军官来说，这是一个——再一次——被加速的课程。它不是常规的10个星期训练，而是压缩到7个星期。如今的资格课程时间要长得多。
在60年代，大部分课程都在布拉格堡的烟幕弹山的特种兵总部大楼、在二战时期留下的挡风板搭建的营房里进行的。有时候还在比较小的勤务兵住的平房里进行。空调是想都不要想的，因为学员不是到那里去享受的。
一个星期的基本训练课程结束之后，每个人都要到野外去一两个星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运用到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整个课程的标准模式。
野外教学与实践都在布拉格堡和邻近的麦考尔营训练场进行。麦考尔营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离北卡罗来纳州50英里。后来，这个营地被改建成一个设施齐全的特种兵训练场地。可是当年它根本没有训练设施，只有一个二战时遗留下来的第82空降师滑翔机训练场以及房屋被拆除后留下的钢筋水泥地基。
最后，所有的教学和训练都反映在尤沃里国家林地中进行的一次大型演习中。演习的名称是火鸡林，现在叫罗宾·塞奇。
火鸡林演习大体上是这样的：军官学员被编成模拟的A级小分队，被部署到一个假想的国家（出于演习的原因，往往被称为佩因兰[1]）。他们在那里将与佩因兰的当地人接触，并把他们转变成游击队。这些人的角色往往由来自布拉格堡的支援部队的军人担任（也许有250人），他们的衣着和行为都跟老百姓一样。
A级小分队的任务是和游击队队长合作（而这个队长往往很难打交道），把他的追随者们转变为游击队，让他们做小分队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炸毁桥梁，炸毁输电线路，设置埋伏，从事其他形式的非常规战争任务——同时进行民政事务方面的工作，目的是在当地赢得人心。
能够圆满完成这些任务的军人所受到的奖赏是，在他们的绿色贝雷帽上加一个徽章。如果完不成任务，他们将有机会再参加一次资格课程学习，或者把他们送回常规作战部队。和斯廷纳参加这一课程学习的大多数人都通过了考核。
今天已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被淘汰的人更多了，部分原因是现在的标准提高了；另一个原因是，斯廷纳和与他在一起的其他军官是经过精挑细选后被分配到特种部队来的。陆军想把他们留在那里。正如斯廷纳所指出的，今天的特种部队完全是一个志愿部队——“一个三次志愿者的部队。第一次是参加陆军，第二次是获得空降兵资格，第三次是参加特种部队。”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课程都不容易。那些成功地通过这一课程的人，可以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赢得他人的信赖。
完成资格课程之后还有更多的训练。例如……
秘密进入
进入不欢迎美国兵的国家有好几种方法。可以用掩护身份——旅游者、工人或者生意人——偷偷进入；也可以用秘密方式进入——用潜艇、轮船或者飞机；还可以通过空投——这是经常采用的办法。
这就意味着，特种兵大量的时间要跳伞。
卡尔·斯廷纳谈到他们在1964年的做法：
用大型机群空投大批人员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他们全部安全着陆。常规空降部队跳伞的时候，使用的是标准降落伞（不可操纵的），为的是最大限度减少空中纠缠的可能性——这是最容易发生伤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他们遵守某种规则，这样成千上万的人跳伞时散落的区域才不至于过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采取“交叉装载”的运载方式。每一架飞机上都装载着若干个班或排，再加上机组成员，以便他们到各自的目标地区上空跳伞。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落地后的集结时间，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在执行跳伞任务时，飞机驾驶员统管一切。在飞机尾部的跳伞长负责指挥所有伞兵。这就意味着跳伞长必须对自己的职责了如指掌。他的具体做法是，随时与驾驶员保持联系，随时研究地图，在图上标出检查点——如地面上的河流、桥梁和其他具有自然特征的标记。对这些检查点，他在飞往降落地区上空的途中，要能够逐一识别。
与此同时，在驾驶舱中的驾驶员视野比较开阔，可以随时通报情况，提供帮助。报告“我们已经飞越某某河”或者“我们正在接近某个地貌特征区”。
把A级小分队嵌入我们所说的“不友好地区”（美国军人不受欢迎、可能非常危险的地区），就要求小分队着陆时相互之间能尽可能地靠得近些。
那时候，东条降落伞已经取代了我们当年训练中使用的老式的、比较简单的降落伞。东条降落伞在下落过程中可以控制角度，但还不足以达到使你能够瞄准地面目标射击的地步，不过已经足以使小分队在空中相对集中，使他们在落地后相互之间距离不至于太大。
东条降落伞的外形与普通雨伞的伞盖相似，但它的背后有一个椭圆形的、面积20平方英尺的开口，可以产生8节风速的推力。这种降落伞上有个带滚轮的升降杆，在你跳出飞机之后就启动了。通过它可以使伞盖向某个方向倾斜，你就可以控制推力的方向。
你刚跳出飞机时，升降杆是用叉子固定在吊伞绳上的。到了空中之后，你拔掉那个叉子，升降杆被松开，可以在滚轮上移动。例如，如果你想向右转，你就把手伸到右后侧，抓住右后侧的升降杆，用左手抓住左前方的升降杆。接着压下右后侧的升降杆，抬起左前方的升降杆，这样就使降落伞发生倾斜，你就会向右转。等你转到理想的位置，再使它们回到原来位置，这时你的身体就垂直了……或者说，你想尽量转向某个方向，因为你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沿那个方向运动。
在准备着陆之前，伞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降落伞转向逆风。（如果降落伞转向顺风，他的着陆速度就等于风速加上从降落伞的开口处产生的8节风速。）而降落伞往往都会转向顺风并会顺着风飘，也就是说，跳伞者必须不断调节升降杆，从而保持正确的方向。由于特种部队的跳伞大多数是在夜间进行的，能够表明风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跳伞者面部的感觉。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跳伞者将依次顺利跳出飞机。领跳者一般会面对着风，等待大家调节降落伞向他靠拢。大家都力争做到这一点，这样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会在100英尺左右。对于有经验的伞兵来说，50—100英尺的距离是正常范围。这样小分队成员在落地之后相互间的距离就不会太大。这样着陆有利于自卫，因为在着陆地区极易受到攻击。
相互间距离的大小至关重要，因为如果降落伞纠缠在一起，伞盖就有塌缩的危险。东条降落伞尤其如此，因为它们往往会相互推撞。
每个伞兵都有一个备用伞。只要离地面还有500英尺，这个伞就能发挥作用。万一需要打开备用伞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右手去拉那个把手，左手放在备用伞前面。等备用伞从伞包里弹出的时候，立刻用手抓住它。接着你把右手挪到备用伞的边缘，尽量用力把它向你的左侧扔下去，使它能够顺利地打开。
如果还打不开，你就要再来一次。有时候备用伞可能无法完全张开，或者和没有完全张开的主降落伞缠绕在一起。跳伞者受伤的事故通常都发生在落地的时候。如果降落伞被缠住，那就真的麻烦了。
现在，备用降落伞已经大大改进。它的上面装了一发子弹，可以把降落伞盖推向远处，从而大大提高了备用伞张开的百分比，不用担心你的主降落伞会发生故障。
跳伞者还要了解一点，那就是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不要去搜寻地面或者把手伸向地面，而是要寻找林木线的轮廓，因为看见林木线就说明离地面还有50至30英尺。这就提醒他要做好着陆准备。这时跳伞者务必要使自己面对着风，务必把双腿和双膝并拢，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着陆后立即顺风翻滚，从而把腿部骨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等所有的人都在领跳者四周相对集中之后，领跳者应当尽量对准降落区——那里往往没有很大的空间，也许只是一片林中空地，大约有200—300码宽。他一旦着陆，其他人也都大致到了他的上方，可以直接对准他的方向下来，而且往往能在离他100英尺左右的地方落地。
着陆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分队形式建立自我防御体系。但是你还必须处理降落伞。处理方法有两种：你可以把它带着，也可以把它埋掉。你决不可以把它留在降落区，因为如果这样，就可能被地面上或空中的人发现。
在这两个办法中，带着降落伞走是不可取的。这不仅增加了负载，而且加大了负载物的体积。最理想的办法是走出降落区，在山谷或树林中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掩埋掉，这样它就不会被发现。
无论采取哪种办法，你都要带着降落伞尽快离开降落区。等走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点后，你通常可以在15—20分钟之内把降落伞掩埋掉。
然后你就可以从那儿出发，根据你的计划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地面导航
从给定一个目标到实地找出这个目标，其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原因是在夜间；地形不熟悉，老百姓有潜在敌意，当年还没有夜视镜或者全球定位系统卫星来帮助导航。这些小分队必须非常熟悉地面导航，并且能够用传统方法寻找目标——也就是利用地图、罗盘和天上的星星——也许在突击队员学校就学到了这种方法。
他们必须是识图方面无可非议的专家，他们要会熟练使用罗盘，他们必须知道如何计算自己的步子。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做准备的时候，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研究目标地区的地图。我们必须绝对熟悉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找到我们的目标（可能是一支游击队或者是我们为比较大的行动而进行潜伏的地方）不容许有大的误差，而且我们也必须避免错误地进入许多我们不受欢迎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记住所有必须了解的东西——所有的地面标志——江河、小溪、水坝、桥梁、道路、交叉路口、发射塔、变电所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筑，此外还有城镇、村庄、警用和军用设施。
一旦进入实地，就要有一个人用罗盘来定向，确定路径，两个记程员要相互配合，进行记步。这些工作，小分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小分队队长通常不做这些工作，他负责指挥和协调小分队的行动。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精确地记录走过的里程。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派2个人来干。可是我们也必须确保即使遭到伏击或遇到其他情况，所记的里程数也不丢失，因为有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会把所记的数字忘记。
与此同时，尽管我们记住了地图并对使用罗盘和如何记步很有信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看我们是否偏离了方向。这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意味着要核对地图——由于不能发出任何亮光，在黑暗中看图谈何容易！
我们的方法是钻到雨布下面，打开军用手电筒看。军用手电筒电池舱的盖子上有一系列滤色镜，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红色滤色镜，因为红光对夜间的视觉影响最小。队长、他的副手（万一队长遭到不测，此人就接替他指挥）、罗盘员、记步员都钻到雨布下面查对地图，以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正确的位置，而小分队其他成员就在雨布四周担任警戒。如果发现自己偏离了方向，他们就会拿出一个调整的方案。
比方说，如果我们的罗盘出了问题，那么根据天上的星星确定方位也是一种可用的方法。但我们还是最喜欢用罗盘，因为它不受天气的限制。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认识一些基本星座——在北半球的北斗星、猎户座、天蝎座；在南半球的仙后座。我们知道北斗星勺边上的两颗星的延长线是指向北极星的，这段延长线的距离相当于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5倍。所以只要我们能看见星星，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规划行动路线的最后一点，就是要找到集结地点。如果我们遭到伏击或者与敌人发生其他遭遇，我们就脱离接触，分散行动，到下一个集结地点或者刚刚经过的上一个集结点会合——这取决于队长的决定。
有一种神话认为，特种部队军人喜欢打枪——他们都是像兰博[2]一样的杀人机器，除了消灭敌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这个神话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特种部队军人不是杀人机器；到处都能体现他们的价值。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把他们置于有较大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是经过高级训练的宝贵财富。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要避免战斗。他们要悄悄地隐蔽到树林中，而不是站出来证明自己是多么具有男子气概。实际上在选拔特种部队成员的时候，就从不挑选这样的人。不要兰博式的人，不要蒂姆·麦克维式的人[3]。特种部队的军人都是战士，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技能杀人；可是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要像激光束一样准确地把自己的作战能力集中起来。
再补给
在隐蔽或者秘密的环境中生存是不容易的。生活条件无异于旧石器时代。食物靠到处采集。饮水往往是受污染的。很多当地人都想折磨或杀死“美国侵略者”，尽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欢迎他们在那里。
与此同时，野外生存是有限度的。尽管小分队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也许仍然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的弹药和药品可能会逐渐耗尽。受伤的人也许不得不撤离。从你所在的地方到好几英里之外的那条供应线也许充满了艰难险阻。
在组织和帮助游击队的时候，对供应的需求也许会变得特别强烈。游击队也许会欢迎或容忍他们的存在，或者愿意与他们发生联系，但他们一心想得到的是美国人的施舍，他们深信美国军人会给他们带去大批的物资——食品、药品、服装、电子设备、武器和弹药。大量的施舍并不是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可是游击队往往更感兴趣的是物资而不是作战——这样就给A级小分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多动脑筋，锻炼谈判技巧：“如果你们做了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们就向你们提供食品和武器。”
不管怎么说，小分队必须知道如何获得再补给。通过潜艇补给的情况是很少的。通常都是通过空投或者空运。
卡尔·斯廷纳谈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需要补给的时候，你先在安格拉-109无线电收发报机上用电码发出一个单子，说明你需要什么。至于通过什么办法进行补给——是空投还是空运——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如果是通过空投获得补给，你就要选择一个接受空投物资的地点——树林中的空地，一片平地的边缘，道路上一段空旷处，或一个开阔的小山包。空投场地的信息以及用来向驾驶员提供信号的代码字母（用小的燃烧罐排列组成）都包括在所提出的要求中。一两天之后，你将得知补给送达的时间。送达时间往往在夜里。比方说4月17日3时30分。
4月17日，你要带领小分队和游击队（如果你们和游击队合作）在空投场附近设立必要的岗哨，并把空投物资运回营地。在空投前的几分钟，你要用自制的点火罐标出空投点——这些点火罐的制作方法是，在空的C级配给罐头（或者其他金属罐）中装上沙子，然后灌进汽油。在指定空投时间前2分钟，你把罐子的火点上，让它们燃烧两三分钟，但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如果到了指定时间飞机还没有来，你就把火灭掉。
通常执行这种飞行任务的只有一架飞机。驾驶员必须渗入敌人领空，超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确立一条航路，而后利用短暂的5分钟时间寻找这些火光点，空投物资，然后按自己确定的路线向前飞行，这样，也许进行监视的敌人就发现不了空投地点（如果实施了空投的话）。
自然，如果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驾驶员没有发现你，你就得不到补给。那你还必须再一次尝试。
一旦飞机到了头顶上方，你就把那些罐子里的火焰扑灭，准备去抓空投下来的一捆捆东西。通常那些包上都有一盏小灯在闪烁，你可以看见它下落的方向，接着你就向那个地方运动。
找到空投物资以后，你还必须把降落伞以及兜货物的网兜收起来，把空投物资分给搬运的人（他们有可能只是你的队员，也可能是游击队员），然后把这一地区清理干净，让别人看不出你在这儿得到了空投物资。这一切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免被发现而发生危险。
看一看自己实际上获得了什么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空投的食品经常会是一些活的动物。有时候你会听见天上传来“哞哞”的叫声，你知道他们空投的是一只活动物。如果是这样，你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农场工作的经验，你会感到庆幸。牛是不会安静的，也没有受过从飞机上跳伞的训练；如果它们着地的时候摔断了腿，那你就麻烦了。即使落地时没有受伤，它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任你摆布。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常常都会吼叫或者发出各种声音。所以你必须当场把它们杀掉，然后把肉分割开来，这样搬运的人才能把可食用的部分运走，而把其他部分全部掩埋掉。
有时候你得到的可能是山羊、猪或鸡。总的来说，我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而不大喜欢牛。因为这些动物比较容易弄到，也比较容易控制，而且重量也轻一些，通常一个人就能扛走。
在树林里吃东西使我认识到辣沙司的价值。每个特种兵部队军人的背包里都有一瓶辣沙司。每当我们把动物或者禽类带回营地宰杀之后，我们通常不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好好地烧着吃。在这种情况下，放上一点辣沙司就能掩盖许多不足——路易斯安那州辣沙司、得克萨斯彼得沙司或者塔巴斯科沙司——确实可以起到调味作用。它也有助于为空投的配给食品调味。
当然，补给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A级小分队。让我们从司令部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
假定有一项给某个外勤A级小分队运送补给的任务。这个任务下达到A级小分队所属的C分队的军需官那里。这位士官的任务就是把东西集中起来。如果是山羊、猪、牛或者鸡，他就必须到某个农场去买（会拨款让他去买的），而且还要为买来的东西准备笼子。
他还要了解其他一些细节，例如用什么样的飞机去完成运输任务，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例如跳伞舱门的尺寸，因为比这个门大的东西是进不去也出不来的。换句话说，它必须根据这个门的大小来选择空投的动物，并且为这些动物准备笼子。
这位士官要亲自参与这次飞行任务，而且还要监督空投。飞行员进入空投地区上空后，这位士官必须把握适当时机，把那个动物、笼子或者那包东西推出舱门，使它落在地面上的A级小分队用火光标出的空投区。
我曾经担任过C分队作训参谋，当时有一个A级小分队要求提供补给，我们准备了空投物资，由一架陆军U-10“快信差”飞机担任空投任务。这是一架高机翼、单引擎、超短距离起降的螺旋桨飞机，对机场的要求不高，起飞和降落的滑行都比较短（每次乘坐这种飞机降落，你都会怀疑是不是在迫降，因为飞机着地的撞击很厉害）。虽然从技术上说它是一架四座飞机，我们通常都把后座拆除，给货物留出更大的空间。
准备进行这次补给飞行的当晚，我决定随机前往，看看执行任务的情况。到达机场之后，我发现后勤供应士官正准备把一个装满白色来亨鸡（公鸡与母鸡混装）的大篓子装上U-10。篓子的长度大约是飞机内径的2倍，所以篓子有大约一半还在飞机外面。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还在外面，所以在前往空投地点的飞行过程中，那位士官不得不坐在篓子和降落伞上面，防止篓子因颠簸而被甩出飞机。
飞机一发动，羽毛就开始四处飞舞，是螺旋桨产生的风把羽毛从鸡身上吹了下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他的演出，不是我的。从机场起飞时，那些飞扬的鸡毛几乎足以把飞机包起来了，不过我一直保持沉默。
然后，事情的进展非常顺利，我们飞到那里，准确地把东西投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沼泽地。A级小分队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集结营地，来检验他们自己的表现。我一眼就看见了一只光秃秃的公鸡，而且腿上还绑了一根粗电线——这是他们惟一能拿来拴它的东西。它的浑身上下光溜溜的，只有尾巴上还有一根大约3英寸长的鸡毛，而且还折断了。
我问他们究竟准备怎么处理那只公鸡，他们说：“这个嘛，我们还没决定。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了，那就是它应当活下去。经过那次飞行活下来的东西都应当多活一段时间。”
处理空投任务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们在把给养用飞机直接运送的同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了解如何选择和建立简易跑道，如何标示以及如何于夜间引导飞机降落。这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因为做这些事情要完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空军战斗控制员跟随我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小分队的成员和游击队员（如果有游击队员的话）。这样，当飞行员进场的时候，就只能绝对依靠我们的判断。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机场。这对他来说是个空白。
当年我们可以用来完成这项任务的飞机有好几种，而且都是固定翼飞机，因为直升机缺乏足够的航程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陆军用的是U-10和驯鹿这两种飞机，而他们都能在泥土机场上起降。但是我们还可以利用比较大的空军C-123和C-130，但它们必须在道路上降落。我们到现在还有少量的C-47在服役。我们还不定期地租用本土民用飞机进行秘密飞行。
接着你应当弄清机场的长度，是泥土地、泥土道路还是铺装道路。你要从头到尾走一遍，务必要确保它的表面不至于太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你要把石块、电线和其他障碍物清除。你要检查四周的树林，计算出飞机进场的滑翔路线，确保飞机不至于撞在树上。你（和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的话）还要摆好点火照明用的火焰罐，以便标示出跑道的长度。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要通过无线电汇报与机场相关的数据——它的所在地点、大小等——并安排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你们的司令部将制定出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并把这些细节连同你们的任务一起发回给你们，类似这样的内容：“飞机将于6月23日3时30分到达。”这常常意味着有5—10分钟的降落时间。“飞机将从某个方位进场。”
当空投时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和飞机驾驶员之间不会有任何无线电联系。它将根据你提供的视觉信号降落。
等飞机还有5分钟就要到达的时候，你把火焰罐点燃。与此同时，管理机场的无论是谁（军官或者士官），都要带一个有滤光镜的手电筒（通常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蓝色或者绿色）躺在跑道上飞机进场的那一端等候。
飞行员最先看见的就是摇曳的火焰罐发出的闪烁信号。他看见这些信号，就知道可以安全降落。也就是说，他不仅知道了机场的位置，知道你已经把机场准备好了，而且知道你已经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警戒，附近没有敌人。接着他看见的是跑道顶端手电筒发出的信号。于是他就把飞机的左轮对准这个信号（因为他的驾驶座在左侧），在它上方6英尺处滑翔而过。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拿着电筒的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飞机进场的时候就好像是对准你来的。当几吨重的飞机（如果是空军的大型飞机）在你上方大约一个人的高度上笨重地飞过的时候，你要非常冷静。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体验。
飞机降落之后，我们立即卸货。飞行员对你带去卸货的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怀疑。卸完货之后，他就掉转机头起飞，朝相反的方向飞去。
所有这一切我们演练过许多次。
生存、逃脱与规避
特种部队的军人应当是生存、逃脱与规避的行家。他们必须知道如何野外生存，如何设置陷阱和圈套抓捕动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他们必须是游泳的能手。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1964至1965年在越南的时候，有两名士官为了逃避抓捕，在游泳过河时溺水身亡。后来就制定了一项要求：我们都必须学会游泳（我想是要求游1英里）。我们在穿着靴子、全副武装的时候至少要能够游半英里。
如果你背着背包，而且必须带着它，那你就用雨布做一个筏子把背包和其他较重的装备和给养，包括你的武器放上去。你在游泳的时候把它放在后面拖着。
你还必须知道如何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帮助进行营救，特别要了解如何建立搭载区以及如何用镜子向搜索救援飞机发出信号。
军官还要学会特种密码的编写，以便万一在被俘后使用。那是一个非常复杂诡秘的系统，包括在特别设计的密语中如何安排字母的位置。这样，如果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就可以使用密语，表明我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特遣小分队的指挥官还必须有设立和运行逃脱与规避网的专门技术。当然，可以利用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从事秘密活动的安全屋[4]、空投点，以及运输网。但是更重要的是挑选适当的人来运行这个网（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系统来检验他们，确保他们是你可以继续信任的人），并建立起不同的隔离（单元），这样如果你的某个特工人员或者隔离单元出了问题，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不至于受到影响。如果建立起这样的系统，而且能够正确运行，那么一个单元的人就不知道另一个单元的人是谁。
你必须用同样的方法组织和分割你的运输系统。如果你的计划是把人员从这里运送到那里，并把他们放在某个地点，由其他人运送到另一个单元的安全屋，整个体系的完整运作只有分队的指挥官才应当知道。
与此同时，进入这个网的“贵重货物”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命运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通常也没有自我防卫能力：他们的生命完全取决于建立这个网络的人们。
我在接受生存、逃脱与规避训练的时候，来自情报系统方面的报告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被越共和北越人抓住的美军战俘的可怕生活状况和所受到的折磨。因此，在我们的训练计划中专门增加了一项特别的内容，即抵抗训练。
虽然我们受到的训练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强度和符合实战，但是依然非常严格，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这样的训练，而且我们的课程也拿不出太多的时间。它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好处。
今天——我们有了那些战俘的体验，他们挺住了并且活了下来——在特种部队资格课程中增加了19天的强化训练，课程的名称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SERE）。在这个训练中，学员被置于战俘的地位（只是没有人员受伤，而且受到专业医务人员的密切监护），体验一下如果被俘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和受到的对待。这种局面使学员了解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和身体耐力的绝对极限，对于被俘后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等我完成了这项训练之后，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接受了可能是最好的训练，从技术和战术水平上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战斗指挥官。然而，我还没有经历过实战。
资格课程，特别是“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使我有了战斗的真实体验，这是我在其他所有训练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它们使我懂得，为了使指挥官在战斗中具有并表现出自己部下所期待的勇敢精神，他自己必须找到与自己和平共处的办法。对我来说，这种力量来自我与上帝的信任关系。这种力量使得一个人毫无畏惧地度过每一天。据我所知在战斗中是没有无神论者的，我也不指望发现一个这样的人。
我认为卡尔·斯廷纳不是发现这个启示的惟一的人。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对战场上的所有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来说，信念是大多数人内在力量与动机的源泉。我知道它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
毕业演习：火鸡林/罗宾·塞奇
毕业演习是一次非常规战争的战地训练演习，在布拉格堡西北约75英里的尤沃里国家林地及其周围的居民区举行，持续时间大约3个星期，是资格课程的高潮。在这段时间里，特种部队学员被编成若干个A级小分队，把他们在训练中学到的技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
为了斯廷纳他们所参加的火鸡林演习，这个训练地区成了一个名叫“佩因兰”的虚拟国家。它由一个腐败的左翼政府领导，受到一个较大的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有一支反政府游击队正在力图推翻这个政府，引进民主，但是他们需要帮助。那个共产党大国保证派出部队帮助佩因兰政府消灭游击队。
这次演习组织得尽可能真实。例如，当地老百姓扮演了各种角色，并向双方提供支持。反游击队武装通常是一个战备旅，而游击队大体上有100—150人，是从布拉格堡的各个支援部队抽调来的。
缺乏经验的特种部队学员在自己的A级小分队里接受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战术技能和总体表现的评估。
卡尔·斯廷纳继续说道：
我参加了这次演习的两方，既当了学员也当了游击队长。这次演习不同于1964年那次演习：
A级小分队领受任务之后就进入了“孤立地区”，开始进行准备（孤立地区是每个特种部队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进行准备工作的一个地区）。进入该地区后，他们就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与任务准备工作无关的人员。在火鸡林演习中，这段时间大约有1个星期；如果是一项实际任务，这个时间可能长达6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研究行动的安排以及作战地区的各方面情况——那里的政府、地形、气候、人的个性、游击队、人民、文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能够得到许多专家的帮助，这些具有高学历的人将向他们提供具体领域的指导。
孤立阶段的最后一步是向大队长及其参谋人员进行简要汇报，通常包括这次使命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完成使命的步骤——精确到第n度。这些细节全都要记在脑子里。小分队的任何成员都不得携带任何命令和书面文字。简要汇报之后，就可以对他们是否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作出判断。如果作出了“是”的判断，他们就直接从孤立地区进入出发机场，准备离开。
在A级小分队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游击队长（通常是特种部队的一名少校或者上尉）已经进入行动地区，开始争取当地老百姓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个支持游击队的群众基础。
在扮演游击队长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休一起驱车前往阿尔伯马尔县（在佩因兰），花上一天时间与人交谈。我去那里的杂货店、餐馆以及我能找到的人多的地方。我想寻找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例如，在一个地方，我听说有个大型奶牛场的主人遇到了麻烦，无法及时为他的奶牛挤奶，而且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割，主要原因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情况很糟糕。
我去看了他，说明了我的身份，跟他说了我们即将开始的训练演习。他对我说，虽然他听说过，但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告诉他，我是在田纳西州一个农场长大的，非常理解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为他既要经营农场，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
“再过一两天，”我对他说，“我将要有大约150名士兵，全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来当我的游击队员。我将从这些人里挑选四五个农场长大的士兵，让他们和你住在一起，帮你干活。你可以让他们住在鸡舍里，或者住在挤奶场里，或者你想让他们住的任何其他地方。他们听你的使唤，可以帮你收庄稼，挤奶或者干别的活。”
“如果来了反游击队武装，要抓我的游击队员，我只要求你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想抓人，我只求你说一句：‘那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跟那些事情从来不沾边。我不希望你们的卡车从我的地里开过。’”这一次扮演反游击队武装的是101空降师。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那就是向你借一辆卡车，也许一个星期用一两个晚上，运送15到20名游击队员去模拟炸毁一座桥梁或者某个类似的目标。”
“这没问题，”他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这太好了，”我说道，“你是不是问一问你的朋友们，看他们是不是也需要什么帮助？”
他告诉我他愿意这样做，而且确实这样做了。
然后我提醒他说，我们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我对他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可能损失所有的游击队员，那样我们也就无法帮助你和你的朋友们了。”
他告诉我，他懂得这一点，他也这样做了。
另外，通过这位农场主的帮助，我得以同其他人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最终成为我在整个社区中的活动基础的主要部分。
我还和当地的一些牧师取得了联系，想看看他们的教区有哪些人需要帮助。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人，这些人为我的游击队小组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把人民组织起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都想参与并且提供帮助——有时候大大超出你的实际需要。
通常在特种部队学员进入之前，我就把我的游击队带进了那个地区，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与当地人密切接触，建立起适当的行动基地。他们来了之后，我就挑选一些人，让他们去帮助我事先联系好的那些人（比如那个奶牛场的主人），并且让他们住在那里。
不过在他们去之前，我就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原则和行为法规。我跟他们说：“举止行为要绝对端正。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爱护他们的财产，不许胡来（口头上或者其他方面），不许愚弄人，不许发生有损于你们的道德以及妨碍我们与人民生活与合作的任何事情。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如果我能这样做，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的。没有他们的保护和支持，我们就无法生存。你们谁出了事情，谁就完蛋——你的职业生涯也就完了。顺便说一句，不许饮酒！”
我还会对他们说：“要去教堂，如果有可能，就参加唱诗班，要熟悉教堂里的每个人。如果你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尊敬你，他们就会保护你，我们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能得到他们的合作。”
我总是想把我的游击队员放在社区的关键部位。他们和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就是我的情报网。这样我就能及时了解整个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A级小分队进入的前两天，我的游击队员会集中起来，以便组织我们的“集结营地”，研究与A级小分队接头和接待他们的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一次确保空降区安全的演练。
小分队空降之后，通常是助理游击队长（特种部队的士官）去接头，并引导他们进入集结营地。等他们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游击队长明天上午与他们见面。这天晚上的其余时间，小分队就在营地里，通常由游击队为他们站岗放哨。
上午的见面会通常为1小时。游击队长总是要出一些难题。他开始的时候总是提出一些很难满足的要求，使得A级小分队队长感到非常为难。我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评估小分队队长的能力，看他能不能和游击队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并获得他足够的信任，从而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见面之后，游击队长会提出一份他所要求的补给和物资的单子，并简要说明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以及训练方面所需要的帮助。
A级小分队队长在布拉格堡的孤立阶段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现在他提出了他的游击队训练计划。
正规训练的初期阶段往往于第二天上午开始。这项工作展开之后，A级小分队对游击队为作战而进行的训练进行评定与估价。与此同时，小分队队长和游击队长共同制定行动计划，为完成总体战略目标而提出具体的目标。
这项计划中除了战术方面，还有心理战和民政事务的内容，因为它们在确保得到人民支持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全部的努力都必须是真正协调一致的，局部要支持整体。
当然，我已经做了一些社区的民政工作，向当地人提供经过挑选的游击队员，与他们一道工作，比如帮助那个妻子患了癌症的奶牛场场主。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比如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让我们的卫生兵为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我们还让游击队员（免费义工）清扫操场和墓地之类的地方。为了扩大和加强我的情报工作网以及群众的支持基础，我还让游击队员（两人一组）到城镇和乡村的维修部门去工作。
A级小分队还增加了一名心理战方面的专家，他除了干其他事之外，还要能制作传单（当然和我们今天相比，那只是一种很土的办法）。然而，我们制作并散发了传单，目的在于破坏反游击队部队的士气、忠诚和战斗力，赢得和扩大人民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在夜间从空中撒传单或者派人分发传单；它们的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抑制反游击队武装方面。例如，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都不让他们使用，甚至不让他们通过他们的土地，而与此同时却向我们提供了掩护和支持。
我认为这是我对心理战的真正力量的初步理解。如果你能够影响并控制人们的思想，那么你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可以把人员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到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训练游击队的工作进展顺利，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袭击一个突出目标（例如桥梁）。与此同时，当地的农场主、送面包工人以及县里的维修部门都为我们的运输提供了车辆——甚至为我们对某些目标实施侦察。到第二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学会了对较大的目标进行排级规模的袭击（30—40人）。到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星期，他们就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袭击。
在这项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在一个我们以前根本不了解的社区运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反游击队武装抓获——虽然他们日日夜夜对我们进行跟踪。我们的A级小分队队员和游击队员没有干过一件坏事。没有一个人干过任何使我们感到丢脸的事。
由于我们的行动，佩因兰的左翼政府被民主力量所推翻和取代。
现在是不是到了A级小分队返回的时候了？还没有。
非常规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它有个结束。很简单，任何一个新政府，如果得不到扶持它上台的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的。它也不能允许一个强大武装力量游离于它的控制之外。处理这些可能性的最佳办法，是由我们的人来制定一个计划，对游击队进行改编或者解除它的武装。这是他们返回之前必须做的工作。（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行动的顺利进行通常取决于新政府对游击队领导人的让步。）
1964年的资格课程就这样结束了。我很自豪地说，参加这一行动的特种部队的所有学员都赢得了一枚“徽章”，表明他们成了完全合格的绿色贝雷帽。
今日特种部队的训练
在最近几年中，特种部队的使命地区已经扩大。由于出现这种情况，人员选择过程的范围以及训练计划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今天，正规资格课程的第一阶段长达24—36个月，这取决于学员的军事专业。
申请参加特种部队的都是志愿者。他们必须是空降训练合格、身体条件好，而且在他们的背景中，至少没有不符合秘密等级安全要求的污点。
特种部队资格课程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阶段（麦考尔营）：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25天
●第二阶段（麦考尔营）：地面导航，小单位训练，实弹射击——48天
●第三阶段（布拉格堡）：军事专业训练：
18B（武器使用）——2个月
18C（工兵技术）——2个月
18D（医疗卫生）——12个月
18E（突击队）——4个月
●第四阶段（麦考尔营）：包括罗宾·塞奇演习（2个星期）——39天
●“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阶段（麦考尔营）：19天
●毕业典礼：授予徽章
●语言训练：4—6个月
从体能上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是特种部队评估和选拔阶段，因为在此期间，军人受到不断的评估，看他们是否具有必要的素质。第一个星期的目的是评估学员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情况，主要是通过笔试和实际检验。第二个星期是测试学员的耐力、体力、意志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它包括一个完整的体能测试计划，其中有计时跑步、障碍课程、负重行军、白天和夜晚的地面导航，还有穿着军装和皮靴的泅渡。在这个星期里，将剥夺学员的睡眠，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心理测试，对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能否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力等进行评估。第三个星期把学员看作一个个体以及群体中的成员，对他的领导能力进行评估。
在这3个星期结束的时候，一个由一批公正的高级军官和士官组成的委员会对每个学员的表现进行考察，对他是否适合接受特种部队的训练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委员会还为每个学员推荐一个他所擅长的军事职业技能。
评估和选拔阶段的课程每年举办8次。在过去，平均入选率大约是29%。可是近年来入选率上升到50%。一个更加严格的预选过程以及申请者的较好素质说明，这种较高的入选率并没有影响质量。没有被选上的学员回到自己部队的时候，都带着一封推荐信。有些人获准再次参加选拔，有些人在第二次选拔时被选中。
与此同时，那些被选中的人将参加资格课程（第二阶段）训练。他们必须令人满意地完成他们必须学会的军事专业（包括罗宾·塞奇演习以及“生存、逃脱、抵抗与规避”训练课程）。
在毕业并被授予“徽章”之后，每个军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基层部队，但是在他加入A级小分队之前，他还必须完成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语言培训（取决于他所在部队未来的活动地区）。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可是作为一个小分队的成员，他还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不断进行训练。他的另一个正式课程（很快就要进行）将是军事自由落体（降落伞）或者战斗潜水（水下呼吸器）训练。此外，他还将开始接受他的使命地区的文化知识的正规强化训练。
卡尔·斯廷纳，绿色贝雷帽
从资格课程毕业后的2个月中，斯廷纳参加了跳伞长学校的学习（在布拉格堡，2个星期），并且在尤沃里国家林地的野外训练演习中，进一步提高了他领导A级小分队方面的能力。
1965年1月以及随后的6个月，斯廷纳是第3特种兵大队A连B分队的队长。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野外训练，而且规模也更大。
有一个演习我记得特别清楚（按照“火鸡林”演习的模式），有两个B级小分队参加——我的小分队扮演的是反游击队的角色，对垒的是查理·约翰逊上尉扮演的非常规战争游击队的角色。演习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它的北面是泰特斯维尔市，南面是墨尔本市，西面靠近圣约翰河，东面濒临大西洋。这一带是老百姓的私人土地，还有一些是用作军事训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接受过某一个B级小分队的组织和训练，而且参与热情特别高。为了提供支持，陆军航空部队被广泛用于支持。双方都使用了汽船（为越南战争进行的大规模预备训练）。
演习结束的时候，为了使那些参与我们行动的平民朋友减少一些敏感性，重新团结起来（有些人过于投入——他们实际上想继续和他们的“敌人”战斗，有些人还带着枪），我们为整个社区的人举办了一次烧烤野餐会，还进行了军事表演。这很有作用。和平得以恢复。
第二天，在我们准备飞回布拉格堡之前，我看见飞机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乱哄哄的一大群人。
有几个士官想把一条4英尺长的鳄鱼作为连队的吉祥物偷偷地带回去。我走过去看他们在干什么，发现那条鳄鱼挣脱了绳子，他们正想办法制服它。最后他们终于制服了它，用绳子把它从头到尾捆了个结结实实。
我们降落之后，受到我们的长官霍伊特中校以及亚瑟军士长的欢迎。军士长立刻发现了偷运鳄鱼的事，把4个偷运者和那条鳄鱼带回连里，让他们花了大半夜时间为鳄鱼挖了一个水塘。他们把它的腿用铁链拴住，这样它就无法挣脱，不会把连队真正的吉祥物（一条狗）吃掉。
我没有就此停下来。士官们认为那条鳄鱼也必须具有“空降”资格，尤其是因为那条狗已经有了这个资格。所以他们偷偷地与管索具装配的人谈妥，给它打一个笼头，再特制一顶降落伞。大约1个星期之后，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进行了一次计划中的跳伞。他们把这条鳄鱼推出飞机，然后跟随它跳伞降落到地面。它落下去的时候没问题，可是等他们走到它着陆的地方，他们只看见那条铁链和那顶降落伞。那条鳄鱼已经挣脱了链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13年之后，布拉格堡的野生动物管理员在圣母教堂空降区西端的沼泽里发现了一条7英尺长的鳄鱼。那是布拉格堡惟一的一条鳄鱼——它是如何到那里的，至今仍是个谜。
军人，尤其是特种部队的军人，总是在发挥想象，寻找自娱自乐的办法。只要是合法、合乎道德、不伤害他人，就没有错。
1965年7月，在佛罗里达州的训练演习结束之后，我当上了连里的作训参谋，负责训练和战备。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66年春。后来我离开特种部队到堪萨斯州利文沃思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
在这段时间里，各军兵种都由于越南问题而扩大，大量的新兵被征召到陆军中，训练中心达到了饱和。
当年8月，整个连队被调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皮斯加国家林地，在崎岖的高山地区进行训练。连队当时有一个连部和两个B级小分队（第三个B级小分队在埃塞俄比亚执行任务）。这项训练任务持续了大约1个星期的时候，我在调频收音机上收到了霍伊特中校的呼叫——我可以判断出他是在一架直升飞机上——要我到离我们的集结营地大约10英里之外的一个道路交叉口去见他。
我跳上租用的皮卡小货车，径直朝那个地方开去，心想他飞这么远过来（100多英里）有点异乎寻常。无论是什么原因，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比他先到那个交叉路口，在路口旁边一块小空地上用我们经常随身携带的橙黄色信号布板标出了降落场地。
10分钟之后，他的直升机降落，他没有关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就跑到我面前。“你把部队带回布拉格堡需要多长时间？”他问道——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要一会儿，”我回答说。“因为他们都分散在山里，在不同的训练区，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力量把整个连队一次运走。用我们现有的车辆，加上他们从当地有关系的老百姓那里借一部分车辆，我想我们可以在夜间某个时候回到布拉格堡。”
“好的，”他说道。“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出发。”
接着他解释说：“训练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今天早晨刚接到一项任务，要我们为三四天之后就到布拉格堡来的大约500名新征召的步兵进行基本入伍训练。”
“大队正在研究让他们住在哪里，”他接着说。“哪一部分训练可以比较有效地由委员会来完成”——武器使用训练之类的——“等我回去的时候，这项工作就应当有个最终的眉目了。”
“在大队里，你对这种训练比其他人都有经验，”他接着说，“大队长”——当时是勒鲁瓦·斯坦利上校——“和我想让你带一批精选的干部前往杰克逊堡，于上午6时出发，去看看他们如何进行基本作战训练”——这里他指的是前8个星期的训练——“然后把你能收集到的课程计划带回来。”
“这没问题，长官，”我回答说。“我马上就回连里，让他们行动起来。至于基本训练的部分，从头到尾我都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可以把这些科目教下来。但是，开始的时候还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一些基本训练，这我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完成，并且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继续进行。”
“长官，为了比较顺利地组织训练，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去挑选和配备一个训练营的干部。这个训练营由3个连组成。”接着我大体上说了这样一个结构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这3个连应当由上尉军官指挥，军士长由一名一级军士长担任；每个连的4个排长由中尉担任，副排长由一名军士长或者一级军士担任；每个排有4个班，班长由参谋军士或中士担任。”我还对他说，如果能让3名连长加上各排派出的1名代表（军官或者士官）和我一起去杰克逊堡（总共15个人），亲自看一看这项训练是如何组织的，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可以，”霍伊特回答说。“其中一个连由你指挥。你把你那儿的人集中起来，我回去确保挑选适当的人前往杰克逊堡。”
在返回集结营地的途中，我心里在想：“伙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造就一个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营。有这么多优秀的士官，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些新兵训练出来。”
这时候我不禁把我们参加训练的特种部队的表现与我上一次在杰克逊堡参训时要处理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对比。当时参加训练管理的人有我、内德·莱尔（一名优秀的军士长，据我所知他是陆军中惟一获准把刺刀作为奖章佩戴的人）、一名专业4级连部文书（当时正面临着囤积信件和私藏色情材料的指控）、4名士官（都有医生证明，免除他们早晨20分钟的跑步；于是我把他们放在战略位置上，这样，我在管理连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管管那些掉队的人）、一个伙房的军士（他服用止痛药物已经上瘾），此外还有一个我不信任的军需士官。这就是与我共事的几个人，我认为我们干得不错——实事求是地说。
在杰克逊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要管两个连200多名新兵的训练，每个连都有自身的训练周期：其中一个连已经开训7个星期，另一个连才刚刚开始1个星期。我们在安排训练的时候，确保每个连自始至终有一个士官跟着。另外2名士官和我从凌晨4时到中午训练一个连，从下午1时到晚上9时训练另一个连。
换句话说，考虑到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将是一批有才干并且能关心部下的干部，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小菜一碟，对我们以及那些新兵都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霍伊特中校离开后，我就打电话给集结营地，告诉无线电员通知各分队长，要他们做好准备，我一回去就开会。
开会的时候，我把新的任务告诉了各分队长，指示他们以“渗透”的办法把部队拉出来，以便在午夜时分到达布拉格堡。“渗透”意味着可以单车行动，可以走不同的道路，而不必形成车队，走同一条路。我没有告诉他们怎样去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出“怎么做”的办法。
现在是大约下午3时；他们有9个小时来完成返回任务。
第二天早晨5时，我在连部见到霍伊特中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我所推荐的营级编制的人员名单已经开好，而且挑选出来准备去杰克逊堡的小组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可以出发。
出发之前，我向中校提出了另一项要求：“为了把那些新兵领上路，我们需要事先把营房准备好，包括准备好床铺。我们要尽早把这项工作完成，这样在新兵到来之前，我们才能有较多的时间对训练教官进行培训。”我知道有些老资格的士官也许会对准备床铺的事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也知道在训练周期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明白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将体现在新兵的态度和动力上，他们会意识到，在一批善于关心人的职业军人的手下，他们是何其幸运。
在杰克逊堡的日子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观察了正在进行的训练，和那儿的干部进行交流，并把他们的所有课程计划都带了回来。
回到布拉格堡之后，我们用了3天时间进行组织，把我们共用的训练场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我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训练教官培训”，这个训练将使我们顺利完成前2个星期的训练任务。
第四天的下午4时得到通知后，我们接收了大约500名直接从地方征召来的新兵。
随后的8个星期不仅对我们的干部，而且对那些新兵都是一段难忘的、有意义的体验。干部们表现出非凡的职业技能和爱心，整个受训营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悟性、动机和才智。
虽然受训者后来都作为单个兵员去了越南，许多人都选择军队作为终生职业。有些人后来成为优秀士官，而且又回到了特种部队。另一些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后来都成了职业军官。
越南战争向特种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特别重要的是训练B级小分队，于是这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我在第3特种兵大队的最后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组织、训练、部署了3个派往东南亚（泰国和越南）的B级小分队。
由于在越南越来越强调反游击战和顾问活动——组织、训练、装备和部署山民部落来对抗北越军队渗透；组织南越机动特攻部队；向南越部队提供顾问——的重要性，战术训练的主要方向集中在营和营以下单位的战术，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及炮火支援的部署和整合。
实际上，我将被安排去部署我们派出的3支部队。可是大约在部署他们之前的1个月，我接到通知说，陆军人事局还没有同意让我去。后来我从人事局得知，原因是我已经被挑选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然后我将去越南（虽然这一点没有特别说明，我知道我很可能会被分配去那儿的特种部队）。
1966年5月下旬，我离开了第3特种兵大队A连。
注释：
[1]佩因兰是英文Pineland的音译。
[2]兰博是电影《第一滴血》的主人公。
[3]蒂姆·麦克维是制造1995年4月19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市联邦大楼爆炸案的主凶，在这次爆炸中有168人死亡，伤者更多。后来麦克维被判处死刑。
[4]安全屋（safe house）看上去与普通房屋一样，实际上是用来从事秘密活动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