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在1665年伦敦大劫难
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
公众或私人事件的
观察或纪念
由始终居留伦敦的一位市民撰写。
此前从未公之于众
伦敦
为皇家交易所的E.纳特；沃尔维克巷的J.罗伯茨；坦普尔栅门外的A.多德；还有圣詹姆士街的J.格雷夫斯刊印。1722年。
约摸是1664年的九月头上，我在那些邻居中间，在平日的谈吐中听说，瘟疫又回到了荷兰；因为它在那儿非常猖獗了，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在1663年，他们说它被带到了那些地方，有些人说是从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是从列文特[1]，夹在某些货物当中，而那些货物是由他们的土耳其舰队带回家乡[2]；另一些人说它是从坎地亚[3]来的，另一些人说是从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的，这无关紧要，可是大家都赞成，它又来到了荷兰。[4]
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有印刷的报纸这类东西，用来传播事情的流言和报道；并通过人类的发明得以增进，像我后来活着看到的那样习以为常。[5]但这一类东西是来自商人和其他海外通讯者的书信，然后从他们那里单靠嘴上传来传去才搜集到的；因此事情并没有像眼下这样，顷刻之间传遍全国。但事情好像是政府有了一份关于它的真相报告，还开了几次会，商议有何办法阻止它到来；但是一切都捂得非常严实。因此，这个流言又悄无声息，而人们开始把它遗忘，像是我们很不关心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希望它不是真的；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他们所在那户人家，想方设法努力加以隐瞒，但由于在邻近一带的谈吐中已经走漏了一些风声，那些国务大臣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殷切询问此事，为了弄清真相，派两位内科医生和一位外科医生到那所房子里去，进行检查。他们这么做了；从两具死掉的尸体上面都发现了这种疫病的明显标记[6]，于是他们当众表达意见，说他们是死于瘟疫：这之后被呈报给了教区执事，而他又将他们报告给本部；然后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7]上照通常的样式刊登，如下，
瘟疫2起。被传染教区1个。
人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切，然后惊慌开始传遍了城里，还有更多地方，因为在1664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周，又有一个人死在了同一所房子里，死于同样的瘟病：随后大约有六周时间我们又感到宽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带着传染病的记号死去，有人说，疫病消失了；可是从那以后，我想大概是在二月十二日吧，又一个人死在了另一所房子里，但在同一个教区，而且是同一种死法。
这让人们的目光都大大地转向城里的那一头；而每周的《统计表》显示，圣迦尔斯教区葬礼的数目比以往有所增长，人们开始怀疑，瘟疫就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而且许多人已经死于瘟疫，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尽量瞒着不让公众知道：人们的头脑里却怎么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而且很少有人想去穿越德鲁里胡同，或是其他有嫌疑的街道，除非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务，逼着他们这么去做。
《统计表》的这种增长是这样的；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教区，还有圣安德鲁的霍尔伯恩，一周葬礼数目通常是从12起到17起或19起，差不多各是寥寥无几；但从瘟疫最初在圣迦尔斯教区开始那个时候起，有人注意到，普通葬礼的数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迦尔斯——16
圣安德鲁——17
一月三日到十日，圣迦尔斯——12
圣安德鲁——25
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迦尔斯——18
圣安德鲁——18
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迦尔斯——23
圣安德鲁——16
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迦尔斯——24
圣安德鲁——15
一月三十日到二月七日，圣迦尔斯——21
圣安德鲁——23
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迦尔斯——24
那个有一起是瘟疫。[8]
《统计表》上相同的增长见之于圣布莱德斯那些教区，毗邻霍尔伯恩教区一侧，还有圣詹姆斯－科勒肯威尔教区，毗邻霍尔伯恩另一侧；两个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通常是4个到6个或8个，而在那个时候它们却增加了，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圣布莱德斯——0
圣詹姆斯——8
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圣布莱德斯——6
圣詹姆斯——9
一月三日到十日，圣布莱德斯——11
圣詹姆斯——7
一月十日到十七日，圣布莱德斯——12
圣詹姆斯——9
一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圣布莱德斯——9
圣詹姆斯——15
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圣布莱德斯——8
圣詹姆斯——12
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七日，圣布莱德斯——13
圣詹姆斯——5
二月七日到十四日，圣布莱德斯——12
圣詹姆斯——6
除此之外，人们是怀着极大的忧虑不安注意到，这几个星期里每周的《统计表》总体上增长了很多，虽说它是处在一年中的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的《统计表》通常是相当温吞的。[9]
一周《死亡统计表》中包含的葬礼通常的数目，大概是240起或240起左右到300起。后面这个统计数字让人觉得是相当之高了；但是在这之后我们发现《统计表》接连不断地在增长，如下。
增长
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埋葬291，——
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349，——58
一月三日到十日，——394，——45
十日到十七日，——415，——21
十七日到二十四日，——474，——59
最近的这个统计数字着实是吓人一跳，高于前次1656年的天灾以来一周内埋掉的已知数目。
不过，这一切又都销声匿迹了，然后天气确实是寒冷了，十二月开始的霜冻仍在持续，非常凛冽，甚至持续到差不多二月底，伴随阵阵刺骨而又减弱的寒风，《统计表》又下降了，然后城市变得健康起来，大家开始把这种险情视同结束；只有在圣迦尔斯，下葬的次数仍在持续走高：特别是在四月初它们保持每周25起，至18日到25日这一周，当时圣迦尔斯教区的葬礼有30起，那个有两起是瘟疫，有8起是斑疹伤寒，而这被看成是一回事儿；死于斑疹伤寒的数目整个也增长了，前一周是8起，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有12起。
这又让我们全都惊慌起来，人们都诚惶诚恐，尤其是眼下天气变了，变得越来越暖和，而夏天已经临近：不过，接下来这一周却好像又有些希望了，《统计表》是低的，而死人的数目总共不过是388个，瘟疫一个都没有，而斑疹伤寒只有四个。
但随之而来的一周里它又回来了，瘟病蔓延至其他两三个教区（亦即）圣安德鲁－霍尔伯恩、圣克莱门特－但恩斯，而让这个城市不胜其烦的是，有一个死在了城墙内，在圣玛丽－乌尔教堂教区，也就是说，是在靠近股票市场的毕尔邦德胡同；总共有9个是瘟疫，6个斑疹伤寒。不过正是通过调查才发现，这个死在毕尔邦德胡同的法国人，就是在朗埃克住过的人，在那所被传染的房子附近，因为害怕瘟疫才搬的家，殊不知已经给传染上了。
这是在五月初，可天气是温和的，变化无常的，而且是够凉快的——而人们还抱有一些希望：让他们觉得深受鼓舞的是，城市是健康的，全部97个教区只埋了54人，而我们开始希望，由于它主要发生在城里那一头的人中间，它不会再进一步了；还真有几分是这样呢，因为接下来那一周，从五月九日到十六日，只死了3个，没有一个是在整个市区或市外管辖地范围内，而圣安德鲁只埋了15个，这个数目是很低的：确实，圣迦尔斯埋了32个，但只有一个是瘟疫，所以还是低的，人们开始感到宽心，整个统计同样是非常低的，因为前一周，统计只有347个，而上面提到的这一周只有343个：我们将这些希望保持了几天，但也只是几天而已；因为人们再也不这样受蒙蔽了；他们搜查了房子，然后发现瘟疫果真是在到处蔓延，而且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于瘟疫：这样我们所有的宽缓之处眼下都减少了，而且是再也瞒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显得像是传染病自身的蔓延超过了所有减轻下来的希望；在圣迦尔斯教区，有好几条街道给传染上了，有好几户人家全都病倒在一起；因此在接下来那一周的《统计表》上，事情本身开始显示出来；实际上瘟疫登记只有14个，但这全都是无赖欺诈和串通勾结[10]，因为在圣迦尔斯教区他们总共埋了40个，那个可以肯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死于瘟疫，尽管它们被登记成其他瘟病；尽管下葬的全部数目没有增长到超过32起，而整个统计只有385起，斑疹伤寒却是14起，瘟疫也是14起；而我们把整个统计视为理所当然，认为那一周有50人死于瘟疫。
接下来那次统计是从五月二十三日到三十日，这时候瘟疫的数目是17个：可是圣迦尔斯的葬礼有53起，一个吓人的数目！其中他们登记的只有9个是瘟疫：可是在治安推事的一次更严格的检查中，而且是在市长大人的要求之下，结果发现有20多人，在那个教区确实是死于瘟疫，却被登记为斑疹伤寒或其他瘟病，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隐瞒。
但对于随后即刻到来的事情而言，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眼下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从六月的第一周起，传染病便可怕地蔓延，《统计表》升高，热病、斑疹伤寒、出牙齿记录[11]，开始上涨：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掩盖他们的瘟病，这么做是用来防止邻居躲着他们，不肯同他们打交道；还用来防止当局封掉他们的房子，这件事情想来是还未实行，却有到来的危险，而人们一想到它就吓得要命。
六月的第二周，圣迦尔斯教区，那儿仍是传染病的重灾区，埋掉了120个人，那个尽管《统计表》上说只有68个是瘟疫；可大家却说至少有100个呢，是从上述那个教区葬礼通常的数目算出来的。
到这一周为止，这个城市一直都是平安无事，全部97个教区之内，还没有任何人死去，除了那个法国人之外，我在前面提到过他。眼下城内死了4个，一个是在伍德街，一个是在芬丘奇街，还有两个是在克鲁科特胡同；索斯沃克整个儿都平安无事，河[12]的那一边还没有死过一个呢。
我住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位于这条街的左手边或北侧[13]；由于瘟病还没有到达城市那一侧，我们这一带仍旧是非常安心的：但在城里另一头，他们都不胜恐慌；而那类资财较丰的人，尤其是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从城市西区蜂拥出城，带着家眷和仆人，行止非同寻常；这在怀特夏普尔尤可见到；也就是说，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是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驮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像任何人可以从他们的外表看出来的那样。
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它让我心里充满非常严肃的想法，想到那种惨祸就要降临这个城市，还有留在这里面的人那种痛苦不幸的境况。
好些个星期里，人们都慌乱成这副样子，以至于不付出千辛万苦就到达不了市长大人的门口；那个地方是那样紧迫和拥挤，为了搞到通行证和健康证明[14]；为了外出旅行这档子事情；因为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准许在沿途市镇里通行，或是在任何客栈投宿：由于眼下这阵子城里一直都没有死过人，市长大人毫不费力就给那些人发了证件，所有那些住在97个教区的人，也包括所有那些在市外管辖地住了一段时间的人。
这种慌张忙乱，就像我方才说的，持续了好些个星期，也就是说，整个的五月和六月还要再长一点，因为有谣传说政府就要签发一项命令，要在大路上设置栅栏和关卡，用来阻止各色各样的人旅行；而沿途那些市镇，将不容许从伦敦来的人通行，怕的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传染病，虽说这些谣传没有一个是有根据的，只是想象而已；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眼下我开始认真考虑我自己，关心我自身的状况，我该如何给自己做出安排；也就是说，是否我该打定主意留在伦敦，要不就是关掉家门，然后逃之夭夭，像我许多邻居所做的那样。我把这一点那样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我只知道，它对于比我后来的那些人也许是重要的，如果他们快要陷入同样的苦难，要去做出同一种选择，所以我很想让他们随便看一看这篇记录，作为他们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为的历史，因为让他们注意到我的结果如何，这未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我面前摆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照常经营我的生意和店铺，这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这里头搭进了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资产；另一件是要在那样惨淡的灾难当中保住我的性命，正如我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样，灾难就要降临这整个城市；而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我的害怕说不定是跟其他各色人等一样，表现得比它会有的还要大得多呢。
这头一个考虑对我来说关系极为重大；我做的是鞍具商这个行当，由于我的交易主要不是通过店铺或机会买卖，而是在商人中间进行，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因此我的资产大半是搁在这类人手上。我是个单身汉没错，可我有一个由仆人组成的家庭，我让他们照看生意，我有一所房子，一家店铺和一个塞满货物的仓库；总之，要把它们全都给扔下，作为此类情形下必须被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管理人或是适合的人员可以将它们托付，这就成了要去担当那种损失的风险，不仅是损失我的买卖，还有我的货物，事实上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所有。
与此同时我在伦敦有一个兄长，从葡萄牙回来没多少年；同他商量，他的回答是三个字，和在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形中给出的一样，（亦即）自救吧。[15]总之，他赞成我退居乡下，像他自己携家带口决心要做的那样；跟我讲他好像是在国外听到过的事情，说预防瘟疫的最好办法是从它身边溜之大吉。至于我争论说要损失买卖、货物或债款，他把我给大大地驳倒：他告诉我说，我赞成留下来的那个理由，（亦即）我要把安全和健康托付给上帝，便是对我那种损失买卖和货物的说法最为有力的反驳：因为，他说，你要把损失买卖的可能性和风险托付给上帝，跟你要在那样迫在眉睫的一个危急关头留下来，把性命托付给上帝，不是同样说得过去的吗？
说到要去的地方，我没法争辩说我有什么为难之处，因为在北汉普顿郡有好几个朋友和亲戚，咱们家最初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尤其是，我只有那么一个姐姐在林肯郡，非常乐意接收我，款待我。
我的兄长，他已经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去贝德福郡，决定要随后跟他们去，非常热心地催促我走；而我曾经决定要答应他的要求，可那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搞到马儿：因为，尽管所有人确实都没有离开伦敦城；可我还是敢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所有的马儿都离开了；因为整个城市有几个星期几乎买不到或者说是雇不到一匹马。我曾决定带上个仆人徒步旅行；而且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不睡旅店，而是随身带上一顶士兵的帐篷，去野地里睡觉，因为天气很暖和，不会有着凉的危险：我说，正如许多人做的那样，因为有好些人最后就是那么做的，尤其是过去还没多少年的那场战争里从军的那些人；而我必须要说，说的是自身的原因，要是绝大多数出门旅行的人都那么做的话，瘟疫就不会被带进那么多的乡镇和房舍，结果造成巨大的破坏，事实上是毁掉成千上万的人了。
但是接下来那位我有意要带在身边的仆人，骗了我；他对瘟病的增长感到害怕，而且不知道我啥时候走，便采取了其他措施，把我给丢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耽搁了下来；而不管怎样，我总是发现定下来要走时，总是被这样那样的意外妨碍，以至于落了空，又耽搁下来；而这样就招来一段经历，本来会觉得是毫无必要的节外生枝，（亦即）招致这些上天注定的挫折。
我也是把这段经历当作最好的方法来讲述，可以用来告诫任何落入此种境遇的人，尤其是，如果他是那种把良心当作义务的人，那么他就会从中得到指导该如何行事，换言之，他应该牢牢盯着当时那种天意的具体显现，而且应该用复杂的眼光看待它们，由于它们彼此相关，也由于整体上关系到他面前的那个问题，那么我想，他确实可以把它们当做是上天的旨意，什么才是他在此类境遇中要去履行的不容置疑的义务；我的意思是说，当传染性瘟病降临时，是要离开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呢，还是留下来不走。
它非常温暖地来到我心间，一个早晨，当我在单单沉思这件事情时，我想要是没有神意的指示和准许，那就什么都不会来看顾我们的，因此这些挫折落空必定是包含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而我应该考虑到不管它有没有清楚地指示出来，或是透露给我，上天的意志就是我应该不走。我随后便立刻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的意思，我该留下来不走，那他就有能力在所有包围我的死亡和危险中，好好保全我；而如果我想通过逃离我的住所来保住自己，行为有悖于这些旨意，而我相信它们是神的旨意，那就成了从上帝的身边逃走，而他就会用他的判罚来声讨我，只要他觉得时间和地点合适。
这些想法又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决心，当我又去跟兄长谈话时，我跟他说，我倒是想留下来不走，在上帝派给我的那个位置上听天由命；而由于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这就似乎让我的义务变得更特别了。
我的兄长，尽管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却对我提出的天降旨意的那一套说法付之一笑，还跟我讲了好些个故事，讲的是类似于我这种有勇无谋的人，照他对他们的称呼；说如果我得了瘟病或疾病横竖是残废了，然后不能走了，那我确实应该服从它，把它看做是天意所为，我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指示，他作为我的创造者，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对我做出安排；那样一来，要确定什么是神意的召唤，什么不是，这个就不难了：但仅仅是因为我雇不到马儿出行，或是因为要伺候我的那个人逃走了，我就要把它当做是天降旨意，我就不出城，这是很可笑的，既然与此同时我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又有其他仆人，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做一两天徒步旅行，而且既然拥有一份健康极佳的可靠证明，那就可以要么雇上一匹马儿，要么乘坐驿马[16]，看我觉得什么合适。
然后他继续跟我谈他去过的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我兄长作为商人，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从国外归来的，最近从里斯本回来还没几年）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伴随他们主观臆想的那些有害结果，[17]是如何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他们就漠不关心地进入受传染的地方，跟受传染的人交往，因此之故他们的死亡率达到每周10000或15000人，而那些欧洲人，或是基督徒商人，他们离群独居，谨言慎行，基本上都逃脱了传染病。
凭着这些议论，我的兄长又改变了我的决心，而我开始打定主意要走，于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简单地说，我周围的传染病增加了，而《统计表》几乎高达一周700人次，而我的兄长告诉我说，他不敢再待下去了。我希望这件事情他能让我考虑一下，只需等到第二天，然后我会做出决定的；由于我已经尽量为每件事情妥善做了准备，有关我的生意，我的事务需要托付的人，所以除了要做出决定，我没什么要做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里，心情极为沉重压抑，犹豫不决，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把整个傍晚都用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是独自一人。因为人们已经是，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日落之后足不出户的习惯，原因我稍过片刻会有机会多说一点。
在这个傍晚的潜心退隐之中，我努力要决定下来的首先是，我要履行的义务是什么，而我把兄长催促我去乡下的论据陈述出来，然后把我心里想留下来的种种强烈感受拿来对照；我似乎拥有的那种可见的天职是来自我职业的特定状况，还有我对于保护我的资产应有的关切，而那份资产，正如我会说的那样，是我的身家产业；还有我认为是得之于上天的那些旨意，对我来说这便是意味着一种冒险的指示，而这让我想到，如果我得到了我所谓的要留下来的那种指示，那我就应该想到它含有一种保全性命的承诺，只要我听从。
这种想法靠近我，而我的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鼓舞，想要留下来，并且被一种秘密的满足感所支持，那就是我会受到保护的：这么想的时候正在翻阅《圣经》，它就放在我面前，而我的思绪以非同寻常的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候我大声嚷嚷，哎呀，我不知该怎么办，求主指引我！等等之类，那个节骨眼上我刚好翻到经书《诗篇》第91章停下来，我的眼睛盯着第二节诗，往下读到第七节为止；读完之后，又读了第十节，如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惟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18]
我几乎没必要告诉读者，从那一刻起我做出决定要留在城里，把自己整个儿都交给全能造物主的仁慈和保护，丝毫不寻求其他任何庇护；而既然我的时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有能力在传染病肆虐的时间里保护我，就像在健康的时间里保护我一样；而如果他认为拯救我并不适合，那我也仍然处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他觉得该怎么处置我好就怎么处置我，这么做是恰当的。
带着这个决心我上床去睡觉；到了次日由于那个妇人生病，我对此变得更加坚定了，而那个妇人我是打算把房子和所有事务都托付给她的：但是恩惠在同一个方面进一步落到了我头上；因为次日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对劲；这样即便我本来想要走，也走不成了，而我接连病了三四天，这件事完全把我给留住了；于是我向兄长告辞，他去了苏里的达尔金，后来兜了个圈子跑得更远，到了白金汉郡，要不就是贝德福郡，他在那儿为他全家找了一个隐退所。
这个时候生病是很糟糕的，因为谁要是不舒服了，立刻就会说他是得了瘟疫；而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那种瘟病的症状，却是病得非常厉害，脑袋里还有肚子里都是这样，我也不是没有担心，怕我真的给传染上了；可是大概过了三天我变得好点了，第三天夜里我睡得很好，出了点汗，精神活跃了不少；我的病好了，我得了传染病的担心也就跟着烟消云散，而我像往常一样着手打理生意。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把我要去乡下的所有想法都打消了；而我的兄长也不在了，那个方面的问题，我便不再跟他争论，也不再跟自己争论了。
眼下到了七月中旬，主要是在城里另一头肆虐的瘟疫，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在圣迦尔斯、圣安德鲁－霍尔伯恩教区，对着威斯敏斯特方向，眼下开始朝东边我居住的地方过来。事实上可以注意到，它并没有朝我们紧逼过来；因为这个城市，也就是说在城墙以内，仍然是无动于衷的健康；那个时候它还没怎么闹到河对岸的索斯沃克去；因为尽管那一周所有死于瘟病的有1268个，那个可以推测有900人以上是死于瘟疫；可在整个城市，在城墙以内，却只死了28个；在索斯沃克，包括兰贝斯教区，只有19个；而单单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和圣马丁斯教区，那儿死了421个。
但是我们察觉到传染病主要在外围教区流行，那儿的人口非常稠密，穷人也相对要多些，瘟病在那儿比在城里找到更多猎物，正如我后来会看到的那样；我是说我们察觉到瘟病朝我们这边移动；（亦即）在科勒肯威尔、克里普尔盖特、肖迪契和毕晓普斯盖特教区的附近；后面两个教区毗连埃尔德盖特、怀特夏普尔和斯台普涅，传染病最终在那些地区蔓延开来，最为猖獗和猛烈，即便在西部教区它开始的那些地方，当时它减弱了下来。
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是，单单在这一周，从七月四日到十一日，那个时候，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仅仅在菲尔兹的圣马丁和菲尔兹的圣迦尔斯这两个教区，有近400人死于瘟疫，在埃尔德盖特教区只有4个，在怀特夏普尔教区是3个，在斯台普涅教区只有1个。
同样在下一周，从七月十一日到十八日，当时的《每周统计表》上是1761个，而在索斯沃克整个河滨地区，死于瘟疫的却不超过16个。
但是事情的这种面貌很快就改观了，尤其是在克里普尔盖特教区，还有在科勒肯威尔，它开始变得严重起来；因此，到了八月的第二周，单是克里普尔盖特教区，埋掉了886个，而科勒肯威尔是155个；前者有850个，大可算作是死于瘟疫；而后者，《统计表》自己说，145个是死于瘟疫。
在这七月期间，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此时跟西区相比，城里我们这边好像还是幸免于难，我照常在街上走来走去，我的生意需要这么做，尤其是通常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到城里去，到我兄长屋里去，屋子是他让我负责照看的，去看一看是否安全：兜里揣着钥匙，我常常进入屋子，绝大多数房间都走过一遍，要看到一切都还好好的；因为尽管说起来有些让人称奇，处在这样一场灾难当中，说到偷窃和抢劫，任何人都应该横下心来才是；可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候城里照干不误的各种坏事，甚至那些轻薄行径和淫乱勾当，跟以往一样不加掩饰，我却不会说是跟以往一样非常频繁，因为人的数量在许多方面都减少了。
但是眼下城市本身也开始受到侵袭，我是指在城墙范围内；但那儿人的数量确实是急剧减少，由于那样巨大的一群人去了乡下；甚至在这整个七月里他们还在接连逃离，尽管不像此前那样为数众多。事实上在八月，他们逃成这副样子，以至于我开始想，城里头除了行政长官和仆人之外怕是真的没有人留下了。
由于眼下他们逃离了这个城市，因此我会注意到，宫廷早就搬走了，（亦即）在六月份，去了牛津，在那儿托上帝的福保全他们的性命[19]；而那种瘟病，正如我所听说的那样，就连碰都没有碰过他们一下；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见到过，他们对此有任何了不起的感恩戴德的表示，也几乎没见过有什么洗心革面的事情，虽说他们不乏被人告知，他们的昭彰罪行，并没有背离乐善好施，却可以说是已经变本加厉，把那种可怕的判罚带给这整个国家。
伦敦的面貌眼下确实是奇怪地改变了，我是指这整个大片的建筑、城市、市外管辖地、郊区、威斯敏斯特、索斯沃克以及所有地方；因为，就所谓的城市或城墙以内这一片特殊区域而言，那还没怎么受到太大传染；但是在总体上，我是说，事情的那种面貌，则是大大改变了；悲叹和哀伤挂在每一张脸上；虽说有些地区还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所有人看上去都深怀忧戚；随着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到来，每个人都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家庭看做是处在极度危险之中：要做到把这些时刻准确地描述给那些没有看见过的人，告诉读者什么是随处可见的真正恐怖，那就必须给他们的心灵以恰切的印象，让他们充满惊讶。伦敦大可说是整个儿浸泡在泪水里；送丧的人其实并没有在街上走来走去，因为没有人穿黑丧服，或是身着正式礼服，为他们最亲近的朋友默哀；但是哭丧的声音确实从街上听见；妇女和孩子的悲号响彻屋子的门窗，他们挚爱的亲属或许在那里面奄奄一息，要不就是刚刚断气，当我们从街上经过时，屡屡可以听见，连世上最刚强的人听着也会为之心碎。家家户户几乎都见到眼泪和悲叹，尤其是在最初受灾的地区；因为越是到了后来，人的心肠也变硬了，而死亡在他们眼前是如此习以为常，他们对失去朋友也就没有那么多关切了，指望着，自己在下一个时刻就要被召去。
有时候生意把我带出家门到城里另一头去，即便当时疾病主要是在那一带出现；由于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新鲜的，对其他人也一样，因此最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样熙熙攘攘，眼下变得荒芜凄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还迷了路的话，那我有时就要把整个街道，我是指把整个背街小巷都走上一遍，还看不到有人为我指路呢，除了那些看守人，驻守在被关闭的那类房屋门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要来说一说。
有一天，在城里的那个地区，正在处理某笔特殊的生意，好奇心驱使我注意到事情非同寻常；而事实上我是走了好长一段路，那儿我并没有生意要做；我走到了霍尔伯恩，那儿的街上满是人；但是他们都行走在大街中央，既没有走这一边也没走那一边，因为，照我推测，他们不想和那些屋子里出来的人混杂在一起，或者是不愿接触到也许是从被传染的屋子里飘出来的香臭气味。
四法学协会全都关闭了；在坦普尔，或是在林肯斯协会，或是在格雷斯协会，那儿也见不到很多律师。人人都相安无事，没有律师要做的工作；此外，这也正好是在休庭期，他们多半是跑到乡下去了。有些地方整个一排的房屋都门窗紧闭；居民全都逃离了，只剩一两个看守人留下来。
当我说到成排的房屋都门窗紧闭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被那些行政长官关闭的，而是说大量的人都跟着宫廷跑了，出于职业上的需要，以及其他种种依附关系：而随着其余的人隐退，确实让这瘟病给吓怕了，某些街道便全然一片荒芜：不过理论上讲，这种害怕在所谓的城市里还没到那么厉害的程度；具体而言，是因为他们起初虽说是处在难以言表的不胜惊恐之中，但是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瘟病起初常常是间歇性的；因此他们可以说是被惊动了，然后又不惊动了，这样反复好几次，直到他们开始对它熟络起来；而即便当它来势凶猛时，也还是觉得它不会马上蔓延到城里去，或是到达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人们开始胆壮了，照我说呢，是有点儿强硬了：是啊，是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逃走了，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可他们主要是出自城西那一头；出自于我们所谓的城市心脏，也就是说，人群中最为富裕的人；诸如不必为买卖和生意所拖累的那类人：但是其余的人，那些平头百姓留下了，看来是要和最糟糕的局面共处：因此在那个我们叫做市外管辖地的地方，还有在郊区，在索斯沃克，还有在东区，诸如瓦平、拉特克利夫、斯台普涅、罗瑟西斯，等等之类，人们多半是留下了，除了各处的几户富裕人家之外，这些人，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不必靠他们的生意过活。
这里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在此劫难之时，我是说，在它开始之初，城市和郊区的人满满当当，多得不得了；因为虽说我是活着见到进一步的增长，人们蜂拥蚁集居住在伦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可我们总是那么在想，大量的人，由于战争结束，军队解散，王室及君主政体复辟，成群结队来到伦敦，以图安身立业；或是投靠和侍奉宫廷，求取供职的奖赏，求取拔擢提升，等等之类，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城里容纳的人口据估算比它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十万人以上；非但如此，有人还放胆说，它拥有两倍之多，因为保王党所有破产的家庭，都向此处麇集：所有老兵都在这里开张买卖，数不清的家庭居住在这里；宫廷又一次带来他们滔滔不绝的荣华尊宠，还有新时尚；所有人都变得欢快而奢靡；而王政复辟的喜悦把许许多多家庭带到了伦敦。
我常常在想，如同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20]，那个时候犹太人集结在一起，庆祝逾越节，因此之故，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儿遭到袭击，而他们本来是应该待在乡下其他地方：瘟疫也是这样进入伦敦的，当时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特殊情况，时不时地出现人口的暴涨：由于这股人流的汇聚，冲着那个年少而欢快的宫廷，在城里大干营生；尤其是每一种属于时尚和华美的行当；其结果便是招来大量职工、产业工人，等等之类，绝大多数是穷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份给市长大人的有关穷人状况的报告中，它估计说，城里和城市周围住着不少于十万名缎带织工；他们中最主要的人口，大约五分之一左右，当时是住在肖迪契、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和毕晓普斯盖特教区；换言之，相当于斯皮特尔－菲尔兹；也就是说，像那个时候的斯皮特尔－菲尔兹；因为眼下它没那么大了。
不过这样一来，人口的数量总体上也许就可以有所判断了；而事实上，我时常感到诧异，起初那些为数甚多的人跑掉之后，却还有那么多的人大量留下来，正如它看起来是有的那样。
但是我得再回到这个触目惊心时期的开端，虽说人们的那种恐惧心理还是稚嫩的，却因几个怪异的偶发事件而不可思议地得到了增长，总而言之，这一点着实让人觉得诧异，整个一群人没有步调一致地起身，然后抛弃他们的家园，离开这个地方，上天指定作为亚革大马[21]的这一方土地，命中注定要从地球的表面被摧毁；但凡身居其间的人，就会和它一起灭亡。我要提到的只是这些事情中的几件；但毫无疑问它们是那么的多，且有那么多的奇才术士和智多星繁衍传播，以至于我时常觉得诧异还会有谁，（尤其是女人，）落在后头。
起初，在瘟疫开始之前，一颗灼热耀眼的星星或彗星[22]出现了好几个月，正如又一年之后的那年出现的那样，比那场大火稍早一些；那些个老妇人，还有黏液质的患有疑病症的女性[23]，我也几乎只能把她们称作是老妇人，议论说（尤其是在后来，虽说是没有持续到这两种判罚结束之时），那两颗彗星径直越过这城市，跟房屋挨得那么近，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它们独独对这座城市表达了某种不寻常的意义；时疫流行之前出现的那颗彗星，颜色昏暗、浑浊、无精打采，而它的运行非常沉重、庄严而缓慢；但是大火之前出现的那颗彗星，明亮而火花四溅，或者正如他人所说的那样，火烧火燎，而其运行迅疾而狂暴；因此，一颗是预示了沉重的判罚，缓慢但是严厉，可怕而又瘆人，如同那场瘟疫；但是另一颗预示了飞驰、突然、迅疾和暴烈的判罚，如同那场大火；非但如此，有些人还那样特别，他们在观看大火前那颗彗星时，觉得他们不仅是见到了它迅疾而威猛地经过，可以用眼睛觉察到它的运行，而且甚至还听到了它的声音；它发出一阵急促的汹汹嘈杂声，威猛而可怕，虽说是隔开一点距离，却刚好听得见。
这两颗星星我都看到了；而我必须承认，我脑子里拥有那么多有关此类事物的寻常观念，因此我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上帝判罚的前兆和警告；尤其是当瘟疫尾随着第一颗而来之后，我却看到了类似的另一颗；我只能说，上帝仍然还没有把这个城市责罚个够呢。
但与此同时我还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提到别人所提及的那种高度，又还懂得，天文学家给此类事情所归结的种种自然成因；它们的运行，甚至它们的周转都得到了推算，或者说是自以为得到了推算；因此之故，它们还不能够那么完全地被称为前兆，或是预示，更不用说是此类事件的诱导了，诸如时疫、战争、大火，等等之类。
不过我是怎么想的就让我怎么想吧，或是让那些哲学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这些事情对普通人的心灵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他们对降临这个城市的可怕灾难和判罚几乎是怀有普遍的忧郁不安；而这主要是源于这颗彗星的奇观，还有发生在十二月里的小小惊动，如上所述，由于两个人死在圣迦尔斯。
人们的这种忧惧不安，在时代谬见的影响之下同样是不可思议地得到了增长；在此期间，我觉得，人们出于我无法想象的原则，比他们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沉溺于预言，还有星相学咒文，占梦，还有无稽之谈：是否这种愁苦气质原本是让某些人的瞎编乱造给捣鼓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出版预言书，还有占卜书，他们借此赚取金钱，这个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书市让他们大大地吓一跳，诸如黎里日历啦，加德伯利星象预测啦；可怜的鲁宾日历啦，等等之类；还有几卷伪装的宗教书籍；有一本的标题是《我的人民都离开吧，免得瘟疫也有你一份》；另一本叫做《恳切的警告》；另一本叫做《不列颠备忘录》，还有许多这样的书；所有这些书，或者说绝大部分书，都是直接或公开地预言这个城市的毁灭[24]：非但如此，有些人还那么狂热大胆，居然带着他们的口头预测，在街上跑来跑去，自以为受到派遣给这个城市布道来了；特别是有一个人，正如约拿之于尼尼微城，他在街上大叫大嚷，再等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25]我不能确定，到底他说的是再等四十天呢，还是再等几天。还有一个人赤身裸体跑来跑去，只在腰间拴一条衬裤，日夜号叫；像约瑟夫斯[26]提到的那个人，他号叫，为耶路撒冷悲泣！就在那个城市快要灭亡之前：于是这个赤身裸体的可怜家伙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啊！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重复这些话，至少，我能听到的始终是那个样子，嗓音和容貌布满恐惧，快步疾走，没有人见过他停下来，或是休息一下，或是补充点食物。有好几次我在街上碰到这个可怜的家伙，本是想跟他说几句话的，可是他不想跟我，或是跟别人有言词之交；只是接连不停地发出他那种凄惨的号叫。
这些事情把人们弄得再恐怖没有了；尤其是那个时候，有两到三次，像我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发现《统计表》上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圣迦尔斯死于瘟疫。
仅次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便是那些老妇人的梦：确切地说，兴许是老妇人诠释别人所做的梦；而这些事情把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搞得神经错乱：一些人听到了声音警告他们走掉，因为伦敦会有这样一场瘟疫，弄到活人都没法埋葬死人：另一些人看见了空中的幽灵；而这两件事情得允许我来说一说，希望没有违背宽容仁慈的原则，那就是他们听见的声音从未响起过，他们看见的景象从未显现过；只不过是人们的想象实在变得恣意妄为和鬼迷心窍罢了：无怪乎，他们这些人，要是连续不停地盯着那些云彩看，就看见种种鬼魅和人影，种种表象和姿态，实质一无所有，只不过是大气和水蒸气而已。这儿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看到了一把喷火的剑拿在手上，从一片云彩中探出来，尖端径直迫近这城市。那儿他们看见柩车，还有空中的棺材，抬着去下葬。而那儿又看见，成堆的死尸躺着未下葬，等等之类；恰恰是由于可怜之人的那种想象吓唬人们，供给他们兴风作浪的事物。
于是疑病症患者的幻觉勾勒
军舰、部队、战役，在那苍穹之中；
等到镇定的目光，将那水蒸气解释，
一切便都化为，初始之物，云彩。[27]
我可以让这篇记录充斥奇谈怪论，这类人每天都在讲的，他们看见的东西；大家对他们看见的，自以为看见的东西都那样确信，因此也就不加驳斥，不伤和气，一方面免得被视为粗鲁无礼，另一方面也免得被视为亵渎神圣和冥顽不化。瘟疫开始之前有一回（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在圣迦尔斯），我想是在三月份吧，在街上看见有一群人，我为了满足好奇心，加入到他们中间，然后发现他们全都仰起头盯着空中，在看一个女人告诉他们的，她清清楚楚地看见的东西，那是一个身披白衣的天使，手持一柄喷火的剑，在那儿摇晃着，或是在他的头顶上空挥舞着。她把这个形象的每个部分都描述得栩栩如生；把那种动作，还有把那种样子做给他们看；而这些可怜的人是那样热切地赞成，还一样的欢喜快慰；对呀，我全都清清楚楚看见了，有人说，那把剑是再清楚没有了。另一个人看见了那位天使。有个人正好看见他的面孔，然后大叫起来，他是多么绝妙的一个人啊！有人看见这个，有人看见那个。我也跟其余的人一样认认真真地看了，但是，说不定，还没有那么自觉自愿地被人哄骗；事实上我说道，我什么都没看见，只是一块白云而已，一边亮堂堂的，被太阳耀眼的光照着另半边。那个女人竭力指给我看，可是没法让我承认，说我看见了它，而事实上，要是我说我看见了，我就肯定是在撒谎：可是那个女人转过身来对着我，望着我的脸，还以为我笑了呢；那也是她的想象把她给骗了；因为我确实没有笑，而是非常严肃地在思考，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被他们自己的想象所驱使，以至于给吓坏了。然而，她从我这儿转过身去，把我称作不敬神的家伙，而且是个嘲笑宗教的人；告诉我说，这是上帝发怒的时辰，种种可怕的判罚正在临近；而那些轻慢骄矜之徒，像我这一类人，要惊奇，要灭亡[28]。
她身边那些人跟她一样显出厌恶的模样；而我发现我怎么都没法让他们相信，我并没有笑话他们；而我与其说是能够打破他们的迷梦，还不如说是要遭到他们的群起而攻之。于是我离开了他们；而这个幻象和那颗灼热耀眼的星星一样，本身被当做是真的了。
我碰到的另一次遭遇也是在这样一个空闲日子；而这一次是发生在穿越那条狭窄通道的时候，从佩蒂－法兰西进入毕晓普斯盖特教堂墓地，旁边是一排养老院；有两座教堂墓地是通向毕晓普斯盖特教堂，或者说毕晓普斯盖特教区；一座是我们穿过那个叫做佩蒂－法兰西的地方进入毕晓普斯盖特街，刚好从教堂大门的旁边出来，另一座是在那条狭窄通道的一侧，左边是那排养老院；右手边有一道带栅栏的矮墙；而城墙在另一边，更靠近右侧。
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中间站着一个人，透过栅栏朝里张望那个掩埋死人的地方；有许多人停下了脚步，多到允许在这个狭窄通道里停下来而不妨碍别人通行；他异常热切地在跟他们说话，一会儿指着一个地方，一会儿指着另一个地方，肯定地说，他看见一个幽灵走近那边的一块墓石；他把它的模样、姿势还有动作描绘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大家都没有像他一样看见它，让他觉得这简直是世上最可惊诧的事情了。突然间他会大叫起来，它在那儿呢：这会儿朝这边过来了：然后是，它转过身去了；直到他终于把人们说服，坚定不移地相信，弄得这个人以为他看见了它，那个人以为他看见了它；像这样他每天都来，弄出一阵不可思议的鼓噪，考虑到这是在那样狭窄的一条通道里呢，等到毕晓普斯盖特教堂的钟敲响十一点；然后那个幽灵像是吓了一跳的样子；仿佛是被叫到别处去了，突然间消失不见。
我认认真真四下里张望，而且就在这个人指点方向的时刻，却连那东西的一丁点儿影子都没能见到；但这可怜的人是那样确信，把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向人们大吹特吹，结果把他们都给抖抖索索地撵走了，而且吓得要命；直到末了，那些知道这件事的人，极少有人想要从那条通道里经过；而且无论如何，几乎没有哪个人想从夜里经过。
这个幽灵，像那个可怜的人断言的那样，朝着这些房子、这块场地，还有这些人打手势，显然是在暗示，否则就是他们这样来理解，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来埋葬在那块教堂墓地里；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可是他所见到的此类景象，我必须承认，我根本就不相信；反正我本人是什么都没能看见，虽说我是尽心竭力，指望着或许有可能看见它呢。
这些事情有助于说明，人们实在是被种种妄想蒙蔽到什么程度；由于他们拥有那种大祸临头的想法，他们所有的预测便时刻不忘怀于一场最可怕的瘟疫，它就要散布在这整个城市，甚至散布在这王国的不毛之地；而且几乎要毁掉这整个国家，连人带牲畜一起毁掉。
占星家，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将行星不吉利地会合并且带来有害影响的那些传说加在这上面；其中一次会合将要在十月发生，而且确实是发生了；另一次是在十一月；然后他们拿这些天象的预测塞满人们头脑，暗示说，那些会合预示着干旱、饥馑和时疫；不过，前面这两点，他们完全是弄错了，因为我们并没有碰上干旱季节，而是在这一年的开初，遭受了一场严霜，从十二月几乎持续到三月；那以后是温和的天气，比较暖和，还算不上炎热，伴随着阵阵清风，总之，是非常适时的天气；还下过好几场很大的雨哩。
为禁止诸如此类吓唬人的书籍印行采取了一些努力，并对四处散布书籍的人发出威胁，其中有些人被抓了起来，可是据我所知，这中间其实是什么都没做；政府不愿意触怒那些人，而那些人，照我说来，全都已经是神经错乱了。
我也无法为那些牧师开脱，他们在布道的时候，与其说是让听众的心灵得到鼓舞，还不如说是让他们消沉；他们许多人这么做无疑是为了增强人们的决心；尤其是为了让他们快些悔罪；而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没有达到，至少和它在另外方面所造成的伤害不相称；而事实上，由于上帝本人在整部经书中，更多是通过种种邀请拉近和他的距离，让我们去依靠他，高高兴兴过日子，而不是通过恐怖和惊诧将我们驱逐；因此我得坦白地说，我认为那些牧师本来也是应该这么做的，在这个方面仿效我们神圣的基督和导师，他的整个福音，充满上帝慈悲的天国宣言，还有他对那些悔过者的欣然接纳，然后宽恕他们；愁叹道，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29]；因此，他的福音叫做和平的福音，恩宠的福音。
可我们有一些善人，属于各种教派和各种主张的善人，他们的讲道充满了恐怖；这些人除了惨淡的事情什么都不讲；而由于他们是用某种恐惧把人们召集在一起，把他们泪水涟涟地撵走，因而除了噩耗什么都不作预言；用那种大毁灭的恐惧感吓唬人们，而不是引导他们，至少是引导得还不够，去向上天乞求慈悲。
关于宗教，我们事实上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分裂时期[30]：数不胜数的宗派、分支和独立主张在人们中间盛行；英格兰教会其实是随着君主制的复辟而复辟，大概在四年前；可是牧师和神父，来自长老会、独立教会和所有其他种类的修道团体，已经开始集合分离的会团，树起对立的祭坛，而所有那些团体都各有其举行仪式的礼拜会，由于当时它们还没有那么多，那些反对国教教徒并没有像他们后来那样完全拧成一股绳，这样子集合起来的会众，便还只是寥寥无几；而就算是那些个会众，政府却还是不许可，只是竭力压制他们，还关闭他们的礼拜会。
但是这场劫难又使他们协调一致了，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许多最出色、最重要的反对国教的牧师和神父，得到允许进入那些教堂，那儿的牧师都逃走了，和许多人一样，没有能够坚持住；人们蜂拥而至，不分差别，听他们布道，不太去过问他们是谁，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可是这场疫病结束之后，那种宽容博爱的精神消退了，每一座教堂又提供他们自己的牧师了，要不就是那儿的牧师死了，由其他人充任，事情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坏事总是一桩招来另一桩：人们的这些恐惧和忧虑不安，使他们干出成千桩软弱、愚蠢和邪门的事情来，而他们不缺乏某一类确实邪门的人物，怂恿他们这么去干；这里说的就是跑来跑去找那些算命先生、智多星和占星家，去了解自己的命运，或者按照低俗的说法，是要让命运来告诉他们，把他们的天宫图推算出来，等等之类；而这种愚行蠢事，顷刻之间让城里涌现出一代邪门的冒牌分子，幻术师啦，魔法师啦，照他们所称呼的那样，而我都不明白是些什么人；非但如此，比他们确实犯下的罪孽更坏的，是与魔鬼的成千桩交易；而这种买卖变得那样公开，并且那样盛行，以至于在门口挂出招牌和字号这种事情变得寻常可见；这儿住着一个算命先生；这儿住着一个占星家；这儿可以让你的天宫图推算出来，等等之类；而油炸食品商培根的黄铜头像[31]，这些人住所的惯常招牌，几乎每条街上都可见得到，要不就是西普顿妈妈的招牌[32]，或是有梅林头像的招牌[33]，等等之类。
这些魔鬼的神谕，用了什么样的胡乱、荒唐、可笑的鬼话，让人高兴并且满足，我确实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天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围堵在他们家门口；但凡有个神情庄重的仁兄，穿天鹅绒外套，戴戒指，身披黑斗篷，而这是那些江湖术士惯常的行头，但凡在街上让人看见了，人们就会尾随其后，挤成一团向他们提问，跟着他们一路朝前走。
我都不必说，这是多么可厌的虚妄迷惑，都不必说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了；但这种状况是无药可救的，直到瘟疫本身把它给一举荡平；而我料想，城里绝大多数能掐会算的自身都要被扫除掉。坏事之一是，假使有穷人问那些假冒的占星家，瘟疫到底有还是没有啊？他们全都众口一词地回答说，有的，因为那样就可以把他们的买卖做下去了；而要是人们没有被那种东西给吓唬住，那些玩魔法的人立刻就会显得没用了，他们的行当就难以为继：可他们老是如此这般地跟他们讲星宿的影响，行星如此这般地会合，必定会带来疾病和瘟病，随之而来的便是瘟疫：有些人还信誓旦旦地跟他们说，瘟疫已经开始了，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他们那样说的时候，对于事实一无所知。
那些牧师，说句公道话，还有绝大部分神父，都是严肃而有分辨力的人，对这些，以及对其他那些歪门邪道的营生痛加申斥，把它们的愚蠢还有邪恶一起揭露出来；那些最为清醒而有见识的人对此也表示蔑视和嫌恶：但是那些中不溜秋的人，还有穷苦劳工，要对他们施加影响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恐惧心理支配了他们所有的激情；凭着那些心血来潮的念头，他们丧心病狂地扔钱。尤其是女仆，还有男仆，成了他们首要的顾客；而在首先询问之后，他们的问题多半是，会有瘟疫吗？之后，我是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噢，先生！务必请告诉我，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的女主人会把我留下，还是会把我辞退呢？她会留在这儿，还是会去乡下呢？要是她去乡下的话，她会带上我跟她一起走，还是把我留在这儿挨饿了事？那些男仆也与此相仿。
实际情形是，那些穷困仆人的状况是非常惨淡的，像我过会儿有机会要再次说起的那样；因为显而易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被打发走，而事情果真是这样；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人要灭亡；尤其是假先知用了种种希望奉承他们的那些人，说他们会继续留下来做仆人，男主人和女主人会把他们带到乡下去；要不是公共慈善给这些可怜人提供了救助，这些人的数量极其庞大，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人必定都是这样，他们就会处在这个城市中任何人都会落入的最为恶劣的境地里。
这些事情让那些老百姓的心灵躁动了好多个月，就在最初的忧惧不安侵袭他们的时候；而瘟疫在那个时候，照我说来，都还没有爆发呢：但我也不可忘记，较为严肃的那部分居民是照着另一种方式行事：政府鼓励他们祷告，还指定了公共祈祷文、斋戒和谦卑为怀的日子，进行公开悔罪，乞求上帝慈悲，避免那种悬挂在他们头顶的可怕判罚；不用说，各种信条的人是以怎样的欢喜雀跃拥抱这个机会；他们是怎样拥向教堂和礼拜会，而他们全都是那样蜂拥堵塞，弄得常常都没法靠近，不，是没法踏上最大教堂的那道大门；好几个教堂指定了早晨和傍晚的每日祈祷文，还有在别处做私下祷告的日子；在人们出席的所有场合，我是说，人们都怀着一种不寻常的虔诚：好些私下里的家庭祷告也一样，持这种主张和持那种主张的，进行家庭斋戒，而这他们只容许自己的近亲参加：因此简而言之，那些人，那些确实是严肃而虔敬的人，以一种真正的基督徒方式，让他们自己专注于悔罪和谦卑的正业，正如基督教的人民应该做的那样。
公众又一次表明，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会担负起自己的那一份；即便是那个宫廷，当时欢快而又奢靡，也摆出一副公正为怀的样子，针对那种公共危险：所有的戏剧和幕间插曲，仿效法国宫廷样式，已经开张搭台，开始在我们中间日益风行，都被禁止上演了[34]；那些赌博台桌、公共舞厅、音乐馆，成倍地增长繁殖，开始让人们伤风败俗，都被关闭查禁了；那些滑稽艺人、搞笑丑角、木偶戏、走软索表演，还有诸如此类的节目，让穷苦老百姓看得心醉神迷，发现事实上没有生意可做，都关门歇业了[35]；因为人们的心灵，在为别的事情躁动不安；而对这些事情的忧伤和害怕，甚至也挂在了老百姓的脸上；死亡摆在他们眼前，大家开始想的是他们的坟墓，而不是寻欢作乐。
那些有益的反思，处理得当，会让人们怀着最大的幸福感跪下，忏悔其罪孽，仰求其仁慈的救世主宽恕，在这样一个危难不幸的时期，恳请他施予怜悯；这样我们或许还可以成为第二个尼尼微[36]呢，然而即便是那些有益的反思，在老百姓那里也完全走向一个相反的极端；这些人的反思无知而愚蠢，正如他们从前的粗蛮恶劣和缺乏思想，现在被恐惧带向荒唐无稽的极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他们跑去找那些巫师和巫婆，还有各种各样的骗子，去了解自己的结果如何；那些人喂给他们恐惧，让他们始终保持惊慌，保持警醒，故意哄骗他们，然后掏他们腰包：于是，他们像发了疯一样，迷恋那些江湖郎中和江湖骗子，还有每个挂牌行医的老妇人，求取药品和药物；那样大量地给自己储存药丸、药剂，还有他们所谓的预防药；这样他们不仅花了钱，而且还事先被毒害了，因为害怕传染病毒害，让他们的身体为瘟疫作准备，而不是保护它们抵抗瘟疫。另一个方面，令人难以置信，也几乎想象不到的是，何以房屋柱子上，还有街角，糊满医生的告示，还有无知之徒的纸片；在药物方面招摇撞骗，引诱人们去找他们就医；这些招贴多半招人眼目，用了这样一些花哨浮夸的字眼，（亦即）绝对可靠抗瘟疫药丸。万无一失传染病预防药。特效补药防止秽气。严密细则指导身体，以防传染病：祛除时疫药丸。举世无双饮品防治瘟疫，前所未有。全疗法治瘟疫。独家正宗瘟疫药水。上佳解毒剂防治各种传染病；而这一类数量多得我都无法合计；要是我能做到的话，把它们登记下来本身就会写满一本书。
另一些人打出招贴，叫人们去他们寓所寻求指导和忠告，以防传染病：这些也都有堂而皇之的名目，就像这些。
一位高地荷兰著名内科医生，新近从荷兰过来，整个大瘟疫期间都居住在那里，在去年的阿姆斯特丹；治好了大批确实是染上瘟疫的人。
一位意大利贵妇从那不勒斯来，刚刚抵达，携有精选秘方防治传染病，该秘方得之于她的非凡经验，在上次那个地方流行的瘟疫中具有神奇疗效；那次瘟疫一天之内死掉两万人。
一位旧时贵妇挂牌行医，在本城上次流行的瘟疫中，在纪元1636年，大获成功，只将其忠告给予女性。可以面谈，等等。
一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长期研究抗各类病毒及传染病的解毒原理，经过四十年行医生涯，医术已经好成这样，谢天谢地，可以指导人们防止任何传染性瘟病的接触。免费指导穷人。
我是把这些当做样本来加以理会：我可以给你们两三打这样的玩意儿，却还有许许多多要被遗落呢。凭这些就足以让大家知悉，那些时候的那种心态；那帮窃贼和扒手，如何不光是抢穷人的钱，骗穷人的钱，而且还毒害他们身体，用那些可恶而致命的配制品；有些是用水银[37]，有些是用别的一样坏的东西，跟那种假托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在随后那场传染病当中，对身体是伤害多于用处。
我不能把其中的一个江湖郎中，把他的一桩诡计给漏掉了，他骗得那些穷人因此都围着他团团转，可要是没有钱，就什么都不给他们办。据说他把这句大写字母的广告词，（亦即）免费给予穷人忠告，添加在他的招贴上，而那些招贴他在街上四处散发。
许许多多的穷人因此都来找他，他对他们说了很多好听的话；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及他们的身体素质，然后告诉他们好多事情，要他们去做，而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要点和结论全在于，他有一种配制品，如果他们每天早上都服下这样一个剂量，他就拿他的性命担保，他们绝不会害上瘟疫的，哪怕是跟被传染的人住在一个屋子里，也不会：这弄得大家全都一定要得到它；但接下来那个东西的价格却是那么高，我想是半个克朗[38]吧；可是，先生，一个穷妇人说，我是个养老院的穷妇人，而且是教区赡养的人，而你的招贴上说，你是免费给穷人帮助。是啊，夫人，那位大夫说道，我是这么说的，正如我广告上写的那样。我是免费给穷人忠告；但不是我的药。天呐，先生！她说，那么说是给穷人上的一个圈套啰；因为你免费给他们忠告，也就是说，你白给他们忠告，是要让他们拿钱买你的药；每个店主都是这样推销他的货色的呀。这当口那个妇人开始对他说些难听的话，然后在他家门口站了一整天，把她的闲话讲给所有到来的人听，直到那位大夫发现她把他的顾客都赶走了；只好再把她叫上楼去，免费给了她一盒药，而那盒药，大概同样是吃了也白吃的吧。
但是回过头来说说那些人，他们的惊慌失措适合于让各种冒牌分子，还有每个江湖骗子乘虚而入。这些招摇撞骗的家伙从那些悲惨的人身上筹得了大笔进项，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发现，在他们身后追逐的人群无限庞大，而挤在他们家门口的人比挤在布鲁克斯医生、厄普顿医生、霍奇斯医生、贝尔维克医生[39]，或是随便哪位医生家门口的还要拥堵，虽说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物：而我得知，他们有些人每天靠卖药挣得五英镑[40]。
不过还有另一桩癫狂之举超过所有这一切，它或许有助于让人了解那个时候穷人狂乱的心态；这里说的便是他们追随某一类骗子，比这些骗子当中任何一个都要坏；因为那些小偷只是蒙蔽他们，掏他们腰包，拿他们钱；这当中它们的那种歪门邪道，不管那是什么，主要是在于骗子的欺骗这一方，而不在于被骗的一方：但是在我所要提到的这个方面，它却主要是在于被骗的人，或者说同样是在于双方；这里说的就是佩戴符咒、魔药、辟邪、符箓[41]，还有我都不明白是什么的配制品，用它们来强身固体，抵御瘟疫；仿佛瘟疫不是上帝之手，而是某种类型的邪灵附体；用画十字、黄道十二宫、打了那么多个结扎起来的纸，便可以将其驱除的；那上面还写有某些字词或图案，尤其是像Abracadabra这样的字眼，构成三角形，或金字塔形，像这样：
A B R A C A D A B R A
A B R A C A D A B R
A B R A C A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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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另外是在十字架上刻有
耶稣会标记。
I H
S[42]
另外是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样
一个标记。
我可以花上大把时间发表感慨，针对那些愚行蠢事，实质是针对那些事情的歪门邪道，在一个如此危险的时候，在一场全民传染病诸如此类的影响问题上，但是我记录这些事情的备忘录，更多只是关乎对事实的理会，要说的是实际状况：穷人是如何发现那些事情的不足，他们许多人后来是如何让运尸车给拉走，被扔进各个教区的公共墓穴，脖子上挂着那些毛骨悚然的符咒和冒牌货，在我们随行时留待一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那种心急慌忙造成的结果，是他们首先意识到瘟疫近在眼前之后：而这可以说是大概从1664年的米迦勒节[43]，尤其是十二月初圣迦尔斯死了两个人之后。然后又是在二月的另一次惊慌过后；因为当瘟疫本身明显是在蔓延的时候，他们很快开始看到，去相信那些空口说白话的家伙是愚蠢的，那些家伙把他们的钱给骗了，然后他们的恐惧便以另一种样子发作，换言之，是惊诧莫名，呆若木鸡，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方针，或者说不知该如何是好，去帮助或是解救他们自己；可是他们跑来跑去，从一户邻居家里跑到另一户邻居家里；甚至在大街上，从一扇门跑到另一扇门，嘴里不停地号叫着，上帝对我们发发慈悲吧，我们该怎么办呀？
其实，那些穷人单单在一桩事情上是让人同情的，他们在那里面没有或者少有得到解救，而我很想以严肃的敬畏和反思把它记录下来；而说不定，大家读了之后，不会觉得它津津有味：换言之，虽则眼下死亡，照我们说来，还没有开始专门在每个人头上盘旋，可是朝他们的屋里，还有卧室望一望，然后仔细看一看他们的脸：虽说或许是有着某种心灵的愚笨和呆滞，而事实上就是这样，极大的愚笨和呆滞；却是有着某种极大的真正的惊慌，潜入他们灵魂的最深处，要是我可以这样来说别人的话：许多的良心惊醒了；许多的铁石心肠溶化成泪水；许多忏悔者的告白是由长久隐瞒的罪行所组成：听到许多绝望之人的那种垂死呻吟，又没有人敢走近去安慰他们，这会让任何一位基督徒的灵魂为之撕裂：许多的强盗，许多的杀人犯，那个时候大声忏悔，而没有人活着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们从街上经过时甚至都能够听到人们，通过耶稣基督，呼喊上帝大发慈悲，并且说，我是一个窃贼，我是一个通奸犯，我是一个杀人犯，等等之类；没有人敢停下脚步，对这类事情发出一点点询问，或是对这些可怜人施与安慰，他们因此在灵魂和肉体的惨痛之中大声疾呼。有些牧师起初确实是访问过病人，有过一小段时间，但是不了了之；走进某些屋子，就会有死亡浮现：就连那些掩埋死人的人，他们都是城里头心肠最硬的家伙，有时候也要被击退，而且吓成这副样子，他们都不敢走进屋子里去，那儿整户人家被一举扫荡，那儿有些人家的景况尤其显得令人毛骨悚然；但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出在瘟病的第一波热潮之中。
时光让他们习惯于这一切；而他们后来胆敢去往每一个地方了，毫不犹豫，像我此后有机会要详细说到的那样。
眼下我在寻思，这场瘟疫就要开始，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而那些行政长官开始将人们的处境，纳入其严肃认真的考虑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对居民还有传染病家庭的管理而论，我会让事情本身来说话；但是说到卫生状况，这里提一提倒是适当的，鉴于人们那种愚昧的心态，热衷于江湖郎中和江湖骗子，还有法师术士和算命先生，像上面说过的那样他们趋之若鹜，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市长大人[44]，一位非常清醒而虔诚的绅士，派了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去救护穷人；我是指，那些生病的穷人；还专门下令内科医生学会[45]颁布廉价医疗指南，为那些处在瘟病各种状况中的穷人。这确实是那个时候能做到的最仁慈和最合宜的一桩事了；因为这把经常光顾每一个招贴散发者家门口的人驱散；不让他们盲目地，而且是不假思索地，把毒药当作药品吞下，用死亡代替生命。
内科医生指南是在整个学会审议之后制定下来的，由于它是特别为穷人的使用而筹划；又由于廉价医疗已公之于众，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手册免费送给所有想要的人：不过由于它已经公之于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就不必让读者费心费事地来读它了。
我并不是要去贬损内科医生的权威和能力，那个时候，我是说瘟病的那种猖獗，当它到达极点的时候，好比次年的那场大火；那场大火吞噬了瘟疫未能染指的东西，藐视一切补救措施的运用；消防车弄坏，水桶白费；人力被挫败，然后收场告终；瘟疫也是这样藐视一切医疗；就连那些内科医生也害起病来，嘴里含着预防药；而这些人四处走动给别人开药方，告诉人家怎么做，直到那些标记出现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倒下死掉，恰恰是被那个敌人，他们指导别人去对抗的那个敌人所毁灭。这便是好些个内科医生的状况，就算他们当中有些人还算是最杰出的；这也是好些个技术最好的外科医生的状况；许许多多江湖郎中也死了，这些人愚蠢到了相信他们自己的药品，他们自己一定是心中有数，那个派不来用场的；他们多少应该是，正如其他种类的窃贼那样，觉悟到自己有罪，从他们不会没有料到的将要惩罚他们的正义女神那里，溜之大吉，就像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受到惩罚那样。
说他们在共同的灾祸中倒下，这并不是说要去贬低那些内科医生的辛苦和勤勉；我可没有这样的意思；这毋宁是对于他们的称赞，他们为人类服务，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失去生命；他们努力行善，挽救别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要去指望，那些内科医生能够阻止上帝的判罚，或者说能够阻挡一场显然是由天国武装起来的瘟病，执行它被派遣的那个使命。
毫无疑问，内科医生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的睿智和勤勉帮了不少人，挽救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健康：但这么说丝毫没有贬损他们的品德或技术，说他们不能够治愈那些已经有标记在身的人，或是那些派人去叫内科医生之前便严重传染上的人，就像这种情况屡屡发生的那样。
眼下要讲的还有行政长官为全体安全采取的公开措施，以防瘟病蔓延，当时它刚刚爆发：我会经常有机会讲到那些行政长官，他们的智虑明达，他们的仁慈博爱，为穷人，也为维持良好秩序所做的那种警戒；供给粮秣，等等之类，那个时候瘟疫像它后来那样增长起来。可我眼下要说的是他们为管制受传染家庭而颁布的规定和条例。
我在上面提到过将房屋关闭起来的事情；对此有些东西特别需要来谈一谈；因为瘟疫的这个部分的历史是非常凄惨的；只是非讲不可的最让人痛心的故事。
大概是在六月，伦敦的市长大人，还有市参议员会议，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开始对城市的管理有了更为特别的关心。
米德尔塞克斯的治安推事，奉国务大臣之命，已经开始关闭菲尔兹的圣迦尔斯、圣马丁斯、圣克莱门特－但恩斯等教区的房屋，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在瘟疫爆发的好几条街道，由于对那些被传染的屋子实施严格警戒，小心埋葬那些死掉的人，在得知他们死后立刻加以埋葬，瘟疫在那些街道便中止了。而且还可以看到，瘟疫在受其侵袭的那些教区到达顶点之后，比在毕晓普斯盖特、肖迪契、埃尔德盖特、怀特夏普尔、斯台普涅以及其他教区下降得更快，以那种方式及早采取措施，成了遏制它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种将房屋关闭起来的做法，依我之见，是1603年发生的那场瘟疫首次采用的方法，当时正值国王詹姆斯一世加冕，而将人们关闭在他们自己屋子里的权力，得到了法令许可，名曰，《有关瘟疫感染者的慈善救护和安排整顿条例》[46]。在此法令基础上，伦敦城的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他们在这个时候制定了法规，并于1665年七月一日实行，当时城市范围内受传染的人数，只有寥寥几个，92个教区最新的统计数据只有4个；而城里有些房屋已被关闭起来，有些病人被转移到了那座传染病隔离所，在邦西尔－菲尔兹外面，去往伊斯林顿的途中；我是说，通过采取这些手段，在一周总共死掉将近1000人的时候，城里面的数目只有28个，而在整个传染病流行期间，城市从比例上讲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保持得更加健康。
市长大人的这些法规，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在六月底颁布的，并从七月一日起实施，如下，（亦即）
由伦敦市市长及参议员
酝酿并颁布的法规，
关于传染病瘟疫。1665年。[47]
“鉴于我们已故君主詹姆斯国王[48]在位时的幸福记忆，一项有关瘟疫感染者慈善救护和安排整顿条例得以制定；据此授权于治安推事、市长、市政官及其他行政负责人，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任命检查员、搜查员、看守人、管理员、下葬人，负责受传染人员及地区，并责成各位宣誓履行其职责。该法令也批准发布其他命令，出于他们根据目前需要所作的考虑。眼下出于特殊考虑，为了防止和避免传染性疾病（但愿全能的上帝会来帮忙），认为如下这些官员获得任命，这些规定随后得以严格遵守，是非常合乎时宜的。
各教区指派检查员
“首先，我们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故而加以规定，各教区参议员及其代理议员，还有各区的区议会挑选指派一名、两名或多名品望良好者，以检查员之名义，持续履行其职务至少两月之久：倘有任何合适人选受到指派，不愿承担该职务，上述当事人固辞不受，则被课以监禁，直至他们随后遵从为止。
检查员之职
“此等检查员须向参议员宣誓，要时时查询并弄清各教区有哪家房屋受到侵袭，有谁患病，患有何种疾病，要做到透彻了解的程度；万一有疑问发生，要下令禁止接触，直至病情得到证实：若发现有人身患传染病，则下令警察关闭其房屋；若发现警察怠慢疏忽，则即刻告知该区之参议员。
看守人
“每座受传染房屋指派两名看守人，一名负责白天，另一名负责夜晚：看守人须特别留心不让人员进出此类受传染房屋，他们要对此加以监督，违者处以严厉惩罚。上述看守人按照病屋的需求进一步履行此类职责：倘若看守人有事被人差遣，则要锁上房屋，随身带上钥匙：负责白天的看守人值班至晚上十点钟：负责夜晚的看守人值班至凌晨六点。
搜查员
“各教区须特别留心指派女性搜查员，诸如此类具有诚实声望，能够跻身此列的最佳人选：这些人须宣誓严格履行其搜查职责，尽其所知做出正确汇报，对其奉命搜查的那些人的尸体，尽可能查明是否确实死于传染病或其他疾病。那些奉命负责防治传染病的内科医生，须当面传唤上述搜查员，而这些已被指派，或是将被指派负责好几个教区的人，分别受其看管；以便他们估量考虑，她们是否有资格胜任其职；倘若她们在岗位上表现不称职，则视其原由，时时加以训导。
“在此传染病侵袭期间，搜查员不得任用于任何公职或职业，也不得开店或摆摊，也不得受雇为女洗衣工，或其他任何公共职业。
外科医生
“为了更好协助搜查员工作，鉴于此前对疾病的误报泛滥成灾，与传染病的深入蔓延不相上下：故而发布此项规定，挑选并指派干练而审慎的外科医生，除那些确实已在传染病隔离所任职的之外：将城市和市外管辖地分割成片划给他们，使他们处在最恰当和便利的地方；每个人以其中一个区域为其负责范围：上述外科医生各在其负责范围内，和搜查员一起工作，查看尸体，以便对疾病可以做出正确报告。
“此外，上述外科医生要对或者是由各教区检查员派人去叫他们来查看，或者是由各教区检查员指名并直接送交他们的诸如此类的人员，进行访问和检查，并对上述人员的病情作出透彻了解。
“鉴于上述外科医生要与其他所有医务工作尽量脱离，专门看护此项传染性疾病；因此规定如下，上述各外科医生每检查一具尸体获十二便士，从被检查人员的财产中支付，如果他有能力支付的话，否则便由教区支付。
看护员
“如果有人死于传染病之后还不到二十八天，看护员本人便从被传染的房屋里搬出来，则上述看护员自己这样搬出来的房屋要被关闭起来，直至所述二十八天期满为止。”
注释：
[1]现在大抵是指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
[2]英格兰和近东贸易的土耳其舰队。
[3]克里特岛。
[4]人们普遍认为瘟疫产生于亚洲和非洲；1663年的阿姆斯特丹——像鹿特丹这样主要的贸易城市——记录有9752人死于瘟疫，而1664年的数目是这个的两倍多。
[5]《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是英格兰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自从克伦威尔在1655年查禁所有报纸以来，这个时候它是仅有的两家获准出版的报纸之一。它基本上是政府的喉舌。到了笛福出版《瘟疫年纪事》时，报纸——包括他自己的《观察》——是丰富的，而且是有多种声音。
[6]字典上说，“标记”（tokens）是“身体上标志疾病的斑点，尤指瘟疫这种疾病。今作废或罕用。”本篇叙事人将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除了字典上它现有的定义“某种用来指向事实、事件、对象、情感等的符号和象征”之外，它还有钱、货币、交易方式的含义），例如，土地拍卖市场（Token-House-Yard），以及叙事人稍后在文本中对瘟疫标记的定义：“他们称之为标记的那些斑点，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
[7]有97个教区——政府的市政和教会区域——在伦敦市内被伦敦旧城墙圈起来，其中16个在城墙之外，5个在威斯敏斯特，12个在大伦敦，包括贝斯纳尔·格林、贝尔蒙塞和哈克涅，但并不包括诸如玛丽尔伯恩和圣潘克拉斯之类的西边延伸段。全体教区书记员在他们所谓的《死亡统计表》上追踪记录其教区的葬礼和洗礼情况；这位（菲尔兹的圣迦尔斯）教区书记员将每周的统计表向在温特瑞区布劳德林的全体教区书记员本部呈报。《统计表》是出了名的不可靠，尤其是因为它们只记录英国国教徒的生死，一般不认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教徒。但它们提供了尚算是精确的生死率趋势。
[8]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早期人口学家，在1665年出版了《驳〈每周死亡统计表〉》，他在文中（作为对照）罗列了人们死亡的种种典型病因，其中包括老死、流产、各种热病、天花、中风、咳嗽、疝气、脾脏、坏血病、“牙齿”（或者叫齿龈病）、呕吐、肠虫、恐惧、悲恸和事故：“有一个是在圣迦尔斯的克里普尔盖特，被蜡烛烧死在床上。”（在1665年九月十二日到十九日这周）
[9]见附录H.F.的伦敦地图以追踪瘟疫模式。这个时候它仍然在城市西边。
[10]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都有隐匿瘟疫死亡人数的动机，避免造成恐慌和避免遭到隔离。
[11]孩子们在出牙齿期间常死于传染病。注意叙事者通篇使用的与瘟疫相关的双关语：标记（token）、肿块（swell）、记号（sign），等等。
[12]泰晤士河。
[13]作者对H.F.的居住地非常熟悉——笛福是在圣伯托尔甫的埃尔德盖特教区教堂结的婚。他住在城墙外，伦敦的怀特夏普尔栅门边沿。
[14]宣布持有者身体健康因而可以安全（对于他人）旅行的官方文件。
[15]见《新约·马太福音》（27:40）、《新约·马可福音》（15:30）。
[16]公共旅行意味着在每个驿站更换马匹。
[17]自由意志与宿命论或是与上帝的活动在人生中的影响（是否上帝帮助那些自救的人）之间的争论。不逃离瘟疫被某些人视为异端——藐视上帝的警告。
[18]偶尔受到谴责却是经常举行的一种用《圣经》占卜的基督教行为（叫做“《圣经》占卜”或“《圣经》卦”）——“碰巧”翻开的字句成了上帝的指令。
[19]国王的家庭及其廷臣、随从六月离开伦敦，在牛津住到九月，以避开瘟疫。国王查理二世二月回到白厅。
[20]发生在罗马皇帝提图斯统治时期，公元70年。
[21]用犹大出卖耶稣的三十块银币所购的“血田”。见《使徒行传》（1:19）
[22]1664年12月和1665年4月看到的彗星，分别被视为瘟疫和1666年大火的预告。
[23]中世纪生理学把身体分成四种主要的“体液”或“气质”：多血质（热烈和旺盛）、黏液质（冷淡和旺盛）、胆汁质（热烈和干燥）和忧郁质（冷淡和干燥）——其所占据的比例决定体质和生理气质。“疑病症”是忧郁质或忧郁症的一种形式。
[24]威廉·黎里（1602—1681）所著的当时流行的星相学历书，此人于1665年逃离了瘟疫。约翰·加德伯利（1627—1704），此人出版了好几种关于瘟疫的著作，（或许）分别还有威廉·温斯坦利（1628？—1698）的著作。这些历书遭到时人的讽刺。而那些有名有目的“伪装的宗教书籍”，较难确切查找，许多小册子和书籍都有相仿的题目。
[25]见《旧约·约拿书》（3:4）。
[26]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37—100），犹太历史学家。
[27]此处H.F.援引的是作者笛福写于1691年的诗歌《旧策术的新发现》。
[28]见《新约·使徒行传》（13:41）。
[29]见《新约·约翰福音》（5:40）。
[30]王政复辟初期通过各项法规，使在英国国教之外的信徒不容易礼拜上帝（甚至犯法）。
[31]罗杰·培根（1220—1292）发明的铜头被认为是能够开口说话。伦敦的店铺和商家通常是用画得栩栩如生的木制招牌给自己做广告，让不识字的人也能看得懂。
[32]西普顿妈妈是1641年的一本小册子里首次记载的一位传奇女巫和先知。
[33]梅林是亚瑟王传奇中的魔法王子。
[34]共和政治时期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于1660年登基，当时他重新开放被清教徒关闭的戏院。但是作为公共场所，它们是传染病的危险之地，从1666年6月到9月被关闭起来。
[35]滑稽艺人和搞笑丑角是跟随江湖医生在集市上表演滑稽戏的演员和小丑。木偶戏和走软索表演（早期高空秋千）是街头和戏院幕间的表演节目。
[36]见《旧约·约拿书》（4.5:10）。
[37]水银或汞用于各种疾病，包括花柳病的治疗，但它经常可以把人治好，也经常可以把人治死。
[38]半个克朗等于两个半先令。旧时英国货币将一英镑分成二十先令，每先令十二便士。五先令等于一克朗；常用零钱包括六便士银币、三便士银币和一铜元（四分之一个便士）。金额写成￡.s.d.（英镑、先令、便士［来自拉丁银币名］）。另有两种金币也通行：金镑（1英镑）和半个金镑（十先令）。
[39]布鲁克斯医生、厄普顿医生、霍奇斯医生、贝尔维克医生：很可能是指汉普瑞·布鲁克斯（1617—1693），《健康保护》（1651）一书的作者；纳撒尼尔·厄普顿，瘟疫期间伦敦市传染病隔离所所长；纳撒尼尔·霍奇斯（1627—1688），《伦敦1665年瘟疫的历史记录》（1671）一书（初版为拉丁文，1720年从拉丁文译为英文）的作者，瘟疫期间受指派为穷人治疗的内科医生；还有彼得·贝尔维克（或巴尔维克）（1619—1705），查理二世的内科医生，和霍奇斯一样，受委派为几个教区的穷人治疗。
[40]每天卖药赚5镑是一笔巨额款项。《济贫法》记载说，十七世纪晚期，五口之家年收入约13镑可以维生，其中9镑可用于食物。一位农业劳工每年可赚15镑。
[41]符咒、魔药、辟邪、符箓：各种物件和药物用于驱赶疾病和邪灵。最受欢迎的物件包括胡桃壳内的水银，还有皮线上的蟾蜍。
[42]Abracadabra作为犹太神秘哲学用语，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的诺斯替教作品；布鲁厄指出，这些字是用这里所显示的三角形写在羊皮纸上，然后挂在脖子上。IHS是I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稣，人类的救星）的缩略语，作象征性使用；有时也代表In hac salus（用这个［十字架］拯救）。第三款是一种印刷体的“花卉”或花样。
[43]米迦勒节的期限现在从九月二十九日（旧时是十月十一日）开始，到米迦勒节这一天，庆祝圣米迦勒和众天使；一年的四分之一日子，按照传统，这个时候各种付款的项目到期，各种租借开始和结束。其他日子包括报喜节（四月六日）、旧仲夏节（七月六日）和旧圣诞节（一月六日）。
[44]约翰·劳伦斯爵士。
[45]皇家内科医生学会，是亨利八世为应对瘟疫而于1518年特许其成立的学会。该学会控制内科医生的教育和行医执照。在1665年瘟疫期间伦敦有多少会员留下来，这一点尚不清楚。
[46]此项条例是基于更早的一项条例（1583）制定的，将人们在其家中实施隔离。
[47]这些法规出现在《珍贵罕见文献辑录》（1721）中，笛福重新加以印制，极少更改。
[48]即詹姆斯一世，他在1646年签署了相同的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