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忘的修复期后，隆武十年，也是东吴的天纪四年，曹魏的咸宁六年，当然了，司马攸是坚决不肯承认这个被司马炎“篡改过”的年号，依旧使用咸熙，咸熙十七年（总之，当时的纪年是乱得很，王迪已经彻底懵了，他倒是想用公元纪年，但毫无头绪，甚至连自己“来了多久都记忆混乱”了），横扫了整个神州大地的瘟疫，终于在荆州，在王迪的治下，率先看到了终结的曙光。
因为种种条件的制约和限制，虽然王迪做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但架不住其他人的给力，所以，在荆州自行隔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连益州，也被牵连其中——病毒经曹魏境内流传至雍凉二州，因为隔离导致经济运转困难的季汉不得已和汉中方面缓和关系，结果，经济短暂复苏没有几天就急转直下，随着病毒的不设防，无数人中招，甚至就连南中地区也无法幸免。在疫病与贫困这两种“绝症”的夹击之下，出于对无为而治的政府不满（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无数民众开始揭竿而起，各地纷纷爆发大规模动乱，哄抢物资攻击政府机关事件层出不穷，而这，加剧了政府机关的混乱，以及病毒的扩散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神学色彩组织，纷纷成立。
王迪对于这种局面是很揪心的，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严峻的局面让他无法直接出手干涉，不然，镇压不力，还导致那里的大批难民涌进荆州可就不妙了，这不是添几副碗筷的问题，二次交叉感染啊。
食物链上最后一环的益州尚且如此不堪，北部地区和江东就更不用说了。北部地区，饶是石苞和陈骞的反应足够迅速，立刻摆脱了和庐江地区的纠缠，改为严控，但是，忍耐不住对荆州地区的渴望，又低估了病毒的传播速度（没想到连南郡也无法幸免），结果，在侵扰南郡以及宜都边境，跑到村里打劫的时候，疫病“不幸”在军中感染，即便是仓促撤军，并且还很没有人道的抛弃了多达3000人的病患者，但是，还有数量不明的携带者没有被察觉（并非当事人的刻意隐瞒，他们自身也没有察觉），结果，病毒也很顺利的流传至荆淮一带，再接再厉的一路北上，就连冀州和幽州一带也出现了中招的人，甚至，连入侵的北方各族当中也有人因此倒下。
司马攸焦头烂额的同时，也是感觉有点“幸运”，因为北方蛮族和雍凉二州，也因此暂缓了强大的攻势，唯一的遗憾就是，目前，雍凉二州的患病率是目前最低的。
江东方面则是完全可以用一片糜烂来形容了。
庐江在战争、疫病的双重夹击下，经济方面一下倒退二十年，原本就只有不足四十万的人口，因战乱、病痛和逃亡而锐减至不足十五万人，这里面还包括丁温勉强拼凑出来的三万多军队（多为新丁，经验丰富的老卒不少都挂了，几乎换了一茬），即便是这样，还做到了四处都是盗贼——社会秩序已经崩溃，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要想活着，只能去抢，不然的话，就成为他人眼中的猎物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丁温还能吊着一口气活下去，一是因为石家和陈家本来就开始了眉来眼去，自然希望有他横亘在这里当一个缓冲带、桥头堡，二是因为疫病不可防不可控，即便是想吞下这里也没有胆量，三是因为盗贼虽多，但多出于求生本能，还没上升到推翻丁温“暴政”的历史性高度，四是因为孙皓放在这里的宗室集团已经全军覆没了。
他们，并非死于战乱，完全是因为疫病而死（都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了，本就风烛残年，这种大环境，再有特供食物供应也是没用的）。
本来，依着脾性，孙皓是断然无法忍受丁温的继续存在的。
但是，孙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更加恶心的存在，那么，只好让丁温继续苟延残喘了。
作为此次泛滥整个神州大地的“罪魁祸首”（至少是之一），孙秀和邓朗居然还活着。
不光活着，居然还在豫章、鄱阳和庐陵站稳了脚跟。
因为孙秀甩锅了，在邓朗的操作下（毕竟和王迪混了一段时间，宣传舆论战还是会点皮毛的），四处宣扬：一、孙皓得位不正，在孙休有子嗣的前提下，主动串联朝中奸臣欺负孤儿寡母，实乃窃国大盗，不忠；二、孙休在为期间对孙皓算不错了，但是，孙皓呢？上位之后还是成功的干掉了孙休四个儿子中的两个年纪大的，另外两个流放边地（事实），不义；上位后一边大肆利用宗室控制边地，一边又对宗室进行内部分化瓦解，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爷爷辈、叔叔辈的选手痛下杀手（比如自己），不孝；为阻挡自己的“匡扶正义”，居然释放一些不明污秽之物，致使疫病在军中扩散，最终流传至民间，不仁。
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不推翻他还留着干什么？
邓朗这仓促之间罗织的罪状大多是捕风捉影，但人，还是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那么多“罪状”里面，孙秀控制区的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最后一条：疫病的元凶是孙皓。
本来，他们是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孙秀疯狂盗挖先人坟墓，惹得天怒人怨，这样虽然可以让自己舒服一些，但是，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不管是主动参与还是被人胁迫，这个遭天谴的活动，大部分控制区的老百姓都参加了，这样说来，岂不是连自己也给骂进去了？那些没参与的到还好，真的参与了，还受益匪浅的怎么说？
所以，邓朗的第四条，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一般的存在，无形中，对国家和民族就少了大大的负罪感（其实这种感觉并不是持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自己还有做人的底线）。
之所以这个甩锅的效果并没有马上体现出来，只是埋下了一颗种子，那是因为出于惯性，很多人即便是屈从于孙秀的压力，但并不敢明着和孙皓为首的中央政府对着干。
成功的把他们推到对方的阵营当中，彻底和孙秀捆绑在一起的“助攻者”恰恰是孙皓自己。
本来活路就比较艰难，之前还能搭个顺风车赚点外快，现在好了，来钱路被切断了不少，还因为战争和疫病，死亡率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三郡不少百姓，都是在一边配合着孙秀喊着口号，一边想着往外跑。
往外跑的话，方向有两个，一个是荆州，一个是扬州的其他区域。
荆州是个好地方啊，虽然那里疫病也很严重，但是，听说医疗条件很好啊，后勤保障也很到位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是把荆州锁定为第一目标，甚至，很多人心底里已经筹划好了“死也要死在荆州”这样的决心和口号——如果荆州方面有人问的话。
可惜，他们的逃难路径只能选择长沙和桂阳两郡，陶抗和濮阳开，自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有外来人口移民进来自然是好事，但是，这帮人里面肯定有大量的携带者啊，自己本来就焦头烂额（第一阶段实质性的被王迪甩在了救助名单之外，当然，这是策略，王迪要扮演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角色，就必须让这两地独自承受一段时间），再来一批怎么办？因而内心是抵触的，再加上，就算是要抢人，也不能从孙皓这位领导的手底下抢吧？
所以，濮阳开和陶抗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严防死守，还照搬了王迪颁发的隔离法令。
本来，这个隔离法令的锅是甩在王迪的头上的（这是事实），可是，长沙和桂阳虽然医护大队、后勤大队没有及时跟进，一批不怕死的舆情司（人数不多）还在，他们尽可能的做到去扭转舆论风向：荆州还是东吴的地盘，整个东吴的最高领导人是皇帝孙皓，这个隔离法令也只是按照最高领袖的指示执行而已。
怀揣着半信半疑，民众们只得考虑往东移动——虽然绕道交州和广州也能够进入荆州，但是那里还是陶家的地盘不说，路途遥远，说不定还没到人就挂了。
结果，孙皓对这帮子民，注意，不光是江东，更是江东扬州的子民，采取了关闭大门的冷漠态度：你们都是染疾之人或者潜藏的携带者（北方的大爆发给了江东方面这种警示），所以不能过来，老实在家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