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过年，借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叫：“乡下的过年各有各的滋味，城里的过年都是相似的。”
我们家下放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全家七口人借住着农民的一间半泥屋，暗无天日、憋憋屈屈，完全没有心境过乡下味的大年。可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有了一大排敞亮的屋子，九架梁，前后五间，每一间都可以从玻璃窗里欣赏到一望无际的田野。远远近近的农民们喜欢站在运河大堤上看我们的房子，所见略同地称它为“火车”。
这一次过年，我们也有自己养的猪可以杀了。不过这只猪饲料吃得太精，只长油光水滑的皮毛不长膘，一双漂亮的双眼皮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瞧人，谁忍心杀它或者是谁屑于杀它呢？于是农民赶紧争着把他们杀完猪后的猪大腿给我们扛过来——他们最爱跟下放干部做交易了，马上可以现金到手，而赊给乡亲们的猪肉，猴年马月也见不到收益。
这样，妈开始拿那些猪肉煎炸烹煮，还用最新鲜的猪油丁和山楂糕丁做了很多极品水晶汤圆馅儿。我于是泡了半笆斗糯米，到后面的腊月子家去借石磨磨汤圆粉。那石磨竟然还会欺生，我不会使用腰和腿的巧劲儿便罢了，那湿糯米在磨盘里却又比其他粮食滞重无数倍，我跟这半笆斗糯米较劲的过程，如今想来简直可以称作九死一生。
腊月子的爸有家传的炒米手艺，那年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不敢走街串巷，就带着工具挨个潜入雇主家的灶房。他替我们炒炒米不用锅铲，用一只小竹推子，边炒边指点火候，然后悄没声里，一粒粒雪白的糯米就开始珠圆玉润。
乡下人过年待客，一般都是用炒米泡茶，再加上一勺红糖。有一天，我们正在煮水晶汤圆，一个口碑很坏的大队干部掀开我们用新稻草编的厚门帘，闯进来“打秋风”。妈把锅里的水晶汤圆拨到一边，只用煮汤圆的水给他泡了一碗炒米，然后就把他打发了。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碗炒米茶就为我今后的招工和上大学设下了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
转眼到了年初五，陆陆续续有人背个口袋拿只瓢，上门来讨吃的。这一带有冬闲以乞讨为副业的习俗，队里还给开证明。一般来说，到我们庄子的都是外庄人，而我们庄子的人到外庄去。当地的老百姓过年，事先会蒸上很多包了青菜或咸菜的馒头，冻硬了放在缸里，一直要吃到度过春荒。那时候馒头都裂了口子长了毛，里面的菜一掰拉好长的丝，用菜刀刮一刮就煮到粥汤里吃。而这些趁着过年乞讨的人，就是冲着别人家缸里的馒头来的。
我们家也蒸馒头，每天现吃现蒸，发面用的不是农民家的面头和碱，是外婆夹在信里从上海寄来的干酵母。那时候没有干酵母供应，外婆每次买了鲜酵母放在北窗台上吹干，然后用手仔细地捻成碎末，这才给我们寄来，每次只能寄一点。我们家的馒头又香又暄，妈不舍得把她母亲的母爱拿去施舍，有乞讨者上门，她宁愿给他们舀上一碗米，他们更是欢天喜地。
快到中午的时候，远处冻得硬邦邦的田间阡陌上，摇摇晃晃地走来了“菜老头”。
为什么老远就认得出他呢？乡间挑担子的人多得是啊。说来简单，这是因为菜老头的打扮独一无二：他穿一件旧式的长棉袍子，为了方便走路，棉袍的一角撩起来掖在腰带上，里面的棉裤上还扎着绑腿。老头有八十多岁了，经常从城郊贩点蔬菜过来卖给下放干部。菜老头的经历好像跟新四军沾点边，又是五保户，所以别人严禁做生意，他可以例外。
妈跟菜老头特别谈得来，他那些干巴巴的土豆、萝卜和冻得缩成一团的“青菜”，妈往往兜底都买下来。赶上饭时，妈还会掰开一个大馒头，夹上两块红烧肉递给他，菜老头鼻涕吊好长地吃，妈一点都不嫌。
远远看上去，菜老头的挑子里有点红颜色。妈说：“不会是红辣椒吧？”近了再看，原来那些芹菜、白菜都拦腰贴了一条红纸。菜老头蹒跚着到得门前，搁下挑子抹一把鼻涕，突然之间仰天高歌，有板有眼的，只是不知道唱了些什么。邻家的女人笑道：“老头子给你家唱喜歌哩！”
菜老头远远走来时，我们都以为他手里牵着个什么东西，这会儿才发现是一根细细长长的芦柴篾子。菜老头唱完，郑重其事地把这根篾子送进我们厨房，放到我们的柴火堆上。
这是干什么？给我们添一根柴？
“哈哈，老头搞‘四旧’哎——他给你家送‘财’哎！”邻家女人说。
妈笑着，递一条凳子请菜老头坐。菜老头不坐，一脸凝重地对我妈说：“你这几个孩子我都替你看过相了。将来个个有出息。”
菜老头临走的时候，妈用笼布包了十来个冻结实的水晶汤圆掖到他的腰带上。妈说：“煮熟了吃的时候慢着点啊！当心里面的馅儿把您老烫着了！”
我至今都很想知道，菜老头咬开汤圆皮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被那里面流出的不可思议的、红色的、透亮的、酸甜浓稠的蜜油给吓一大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