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散文·报告文学
散文写作是最需要心灵自由开放的，无关写作境界和写作技艺的高低。30年前我在答《文学青年》学员问时就坦承，自己曾经是个“杨朔散文模式”的狂热追随者和模仿者，杨朔的几篇抒情散文代表作《茶花赋》《泰山极顶》《荔枝蜜》等，在整个中学语文学习中几乎是占据了我对散文理解和喜爱的全部，直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文学多元化的洗礼，我对散文作品和散文创作理论阅读视野才不断开阔，不断检讨自己过去的偏执和狭隘。于是广泛阅读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阅读曹聚仁、聂绀弩、柯灵；阅读沈从文、施蛰存、孙犁；阅读余光中、王鼎钧、董鼎山兄弟；阅读龙应台、林文月、张晓风；阅读史铁生、梁衡、冯骥才……
我的散文观念的解放无疑是跟随着社会的文艺思想的解放步伐的，也是跟随着散文阅读广度和深度而拓展的。杨朔散文固然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美文，但那种主题先行的时代讴歌，那种精美到极致的描写述怀，且被模式化加以推崇，导致严重偏溺，本就不是件正常的事，至少给和我一样的一代文学青年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我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痛苦反思过程。从辑入这个集子里的几十篇散文来看，前后的变化是比较大的，这个变化主要就是我的散文观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后期的散文真正是在心灵自由开放的状态下随心而写，纵令性情流淌于纸上，“一蓑烟雨任平生”，便多了几分坦荡，少了几分矫饰。而如散文大家杨朔先生他们这一辈作家就因为种种的缘故而难能像今天这样任文思驰骋。记得有一次，一位省报副刊编辑朋友向我约稿，他正色对我说，以后少写一些《画眉声声》《哪儿是大海，哪儿是平原》那样的散文了，我怦然心跳，接受了朋友的劝告。
1982年我在《安徽文学》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竹话》。至今我还珍存着责任编辑黎佳老前辈为指点我如何修改这篇习作给我的一封长信，而且特让我惊奇的是前辈在信中还画了一幅我家乡徽州山区常见的竹编斗笠图，多年后我才知道老先生还是位著名漫画家。一封信，足见编辑老师对文学青年的提携是何等的热心！1990年，家乡文化局局长吴建之先生来信嘱我为《祁门文艺》供一组散文稿件，并要配发评介，为我辟专刊。为此《合肥晚报》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曹志培先生为我撰写了《乡情·亲情的呢喃》，真让我如见黼黻，如听琴瑟，给我以很大的激励，所以这次我附录了曹志培老师26年前为我写的这篇评论。还有一件事不可不记，有一次我为白榕老先生送去一摞稿纸，一见面先生就和我寒暄谈笑，猝然间顺手拿起一支笔，在稿纸上写了“文章虽不多，篇篇尚可读”，字写得很大，我问：“是说我吗？”“当然是说你，你送我10本稿纸，我送你10个字。”他老顽童般笑眯眯地看着我，慈祥透过镜片传递给我。来自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不虞之誉，让我这个后学晚辈在和他议散文创作、议社会风气的侃侃而谈中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写作是件苦事，需要激情，需要思考，需要坚持，需要沉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几十年的散文学习实践，我逐渐积淀了一些新的领悟，而今重翻旧作，尚未有不忍卒读的反应，所以才敢每日戴起老花镜端坐于书桌前，数月劳作拾掇这件事。
我的散文创作的灵感，得益于平日的留心观察思辨和认真倾听，随时记下片鳞半爪。报告文学《黏质》和《用灵魂铸造》也是如此。《黏质》来自和老朋友许公炳的一次闲聊，“太后瓷厂”其人其事就发生在他插队落户的地儿，他是个对生活敏感度极高的戏剧作家。我大受感动，趁着春节返乡探亲，竟置父母于不顾，一头扎到厂里去数日不回，收获了《黏质》。《用灵魂铸造》的触媒点来自当时的同事钱维道先生，听他对儿子的班主任多次猛烈夸耀而大受感染，先后采访了几十位学生、家长和老师，丰收了《用灵魂铸造》。而那篇《“荣事达”向您招手》乃是受人之托的软广告，为了报社利益。但因对工厂环境极度的陌生，而对现代家电生产又殊觉新鲜，故而采写中似乎就特别地深入细致，唯恐差错。虽是动机不纯的帮忙之作，现在倒也还勉强看得下去，姑且留下它了。
散文是我一生的钟爱，只要鬓毛虽衰但尚可动笔，我还是想继续读、继续写的。
201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