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4月17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的洪亮钟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莫斯科各教堂和修道院的几百口大钟应声而响,彼此呼应，交相轰鸣。莫斯科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了街道上宫廷传令官由远而近的锣声和喊声：“尼古拉大公添丁进口了。”这位孩子就是后来著名的亚历山大二世。
历史的发展总是复杂的,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则是多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历史上曾被称为“农奴的伟大解放者”、“解放者——沙皇”，但最终他还是走向了另一极，死在了革命者的炸弹之下。
从屠格涅夫说起
大家都知道，俄国有个著名的作家叫屠格涅夫。可是大家或许不知道，他就出身于一个大奴隶主家庭。屠格涅夫的母亲叫瓦尔瓦拉，是一个拥有五千个农奴的地主。在屠格涅夫的家里女人说了算，虽然他的父亲谢尔盖依·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军人，但这位老兄可能对军队的那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生活过于习惯，以至于他从1821年退休以后就无法应付平常的生活了。过问家事的大权就落到了屠格涅夫的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处于更年期的原因，瓦尔瓦拉脾气极其暴躁，她像一头狂暴的母老虎，整天拿着一根棍子不停地发号施令。她在家里配了三百多个仆役，仆役们穿着都很讲究，但只要稍不遂她的意,就要遭到严惩。她甚至可以借口桌子没有擦干净，就将打扫房间的女仆弄得抛夫弃子，赶到遥远的农村去养牲口；要是她偶尔发现花园里少了一朵花，就会下令把全体园丁抓到马厩鞭打。
说起俄国的农奴制，可是有些历史的。实际上，一直到15世纪下半期以前，俄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当时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因为那时候俄国还没有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农民创收多少跟中央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农民问题也不被沙皇重视。但随着国家集权的加强，沙皇逐渐认识到加强对农民控制的重要性。可以想一下：如果不准农民自由活动，那他们就得老老实实地待在田里干活，自然可以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沙皇一旦想通这个道理，俄国农民农奴化的进程就开始了。
伊凡四世颁布法典规定：农民在交清住宿费后，才可在特定的时期离开封建主两周的时间。但是这个所谓的住宿费对当时的许多农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所以许多农民因交不起住宿费而不能离开封建主。到了16世纪70年代，俄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恐慌，税收大大减少，沙皇的日子捉襟见肘，这下伊凡四世坐不住了，他于1581年开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登记，首次实行“禁年”，禁止农民迁徙。到了1593年，人口土地调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登记在某个封建主名下的农民，就成为该封建主的农奴，不得迁徙换主。4年后，伊凡四世的继任者费多尔颁布追捕逃亡农民的法令，作出了一个更离谱的规定：凡农民逃亡在5年之内的均可由原主人带回。
这个口子一开，下面的沙皇就开始肆无忌惮了。1607年，沙皇叔伊斯基颁布法令，规定追捕逃亡农奴期限从5年延长到15年。一年一年地往上涨沙皇也嫌麻烦，于是终结者出现了：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最终推出《法律大全》，彻底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出走权，并且规定农奴主对逃亡农奴拥有永久追捕权，确立了农奴及家属在人身、土地和司法上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这标志着农奴制在全国范围最终确立。
在这个法令的规定中，农奴的一切财产、人身、子女都属农奴主所有，他们必须无怨无悔地任凭农奴主打骂，心甘情愿地被当做物品买卖，被当做礼品转赠。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中，还保留着19世纪上半期的报纸上登出的一则出售和交换农奴的广告：出售家奴两名，一名为照看猎犬者，并会做鞋，现年三十，已婚。其妻为洗衣妇，并会放养家畜，现年二十五。如有意者请与阿列克西联系。
这种农奴制愚昧得一塌糊涂。可以想象，在农奴制下，农奴被看做牛羊一般的牲畜，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摧残，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本没有自尊心，机械、麻木地活着，一个个成为愚昧的文盲、愚钝的苦力。他们必须整天无偿地为封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农奴被束缚在农业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需的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大大落后于西欧诸国。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当时俄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连戒备森严的皇宫也感受到了局势的动荡。
“是谁给这可怕的权力，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与他同样生活的人的意志，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主人为了排解愁闷，随意将他当做一头牛卖出，换进来一匹马，或者一条狗，而他却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爹娘、兄弟姐妹……”著名作家、评论家别林斯基愤怒谴责当时还在俄国盛行的农奴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大批俄国进步思想家、作家那时也纷纷撰文，抨击俄国农奴制的惨无人道和残忍。这是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事。
到了19世纪中叶，基本上世界上已经到了文明社会。而且俄国的主要工业、农业基地都在西欧，按理说应该早就呼吸到英、法那自由的空气了，可事实却是农奴制依然很稳健地坚挺在俄国大地上。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惨无人道的农奴制在俄国兴旺呢？熟悉俄国历史的人马上会脱口而出：因为东正教的束缚。
东正教的精神力量
说起东正教，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它的真面目。其实，东正教是人们常说的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亦称正教。同时，由于它是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希腊语地区发展而来，所以又称为希腊正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国等一些斯拉夫语系国家相继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直接管辖，建立自主教会，逐渐形成用斯拉夫语的俄国正教，希腊正教目前则主要指使用拜占庭礼仪的东正教会。
俄国接受东正教是从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开始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78~1015年在位）娶拜占庭皇族公主安娜为妃，公元988年接受东正教，史称“罗斯受洗”。几百年过去了，等到16世纪的时候，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早已融入到俄国人的血液中，成为构成俄国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相比于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被认为是三派中最保守和最墨守成规的教派，它的清规戒律多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就像少林寺的戒律院一样。东正教会认为，只有它才是最正统的基督教派。它的教规教义是绝对真理，绝对不会发生错误，而且绝对不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
由于对自己的正统性深信不疑，所以东正教没有发生宗教改革，对对古代的教规教义从未进行过革新运动。在西方宗教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东正教却依然如故地保守旧有的一切，这对之后俄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正教信仰对于俄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国家制度及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信仰这个层面上讲，沙皇政府得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奴制及广大农民基本顺从地接受农奴制，并承受农奴制长期残酷的剥削，东正教的影响绝对是不可忽略的。由于俄国社会各阶层基本上都信奉东正教，所以他们的思想中普遍具有一神论的倾向，并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圣徒等级制和来世报应的思想，这种“今世受苦，来世享福”的思想给农奴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使得人们对于统治完全服从，而且绝对不以暴力对抗。
同时，这种宗教信仰使得人们普遍具有一种博爱的思想，也就是说服从上帝就是服从沙皇，因为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就很容易把东正教的许多宗教思想当成维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由于坚信“今世受苦，来世享福”，广大劳动人民就陶醉在宗教的麻痹之中，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
受拜占庭东正教的影响，俄国人的思考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服从上帝就要服从沙皇，服从沙皇就是服从上帝。这样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教权服从于王权，因为教权是看不见的，王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东正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不断强调沙皇与上帝的血亲关系，它告诉俄国人民，任何人不得强行篡夺王权，同时也要求王公向人民和上帝负责，如果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俄国人民深受此影响，认为沙皇不但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又是圣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在这种思想体系中，沙皇不但要管理国家，还要拯救灵魂。另外，东正教提倡苦练修行，特别鄙视世俗的享乐，认为肉体上的快乐本质上是罪恶的，是与精神上的人对立的。为了拯救灵魂，必须牺牲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