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马克思
（一）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经济条件已逐渐有所好转，他再也不用每天为生计而奔波、发愁了。这时，马克思的主要经济来源已不是稿费，而是朋友们无私的援助。他的最亲密、最忠诚的战友和朋友恩格斯对他比亲兄弟还要亲，将自己的财产看成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财产。在60年代以后，恩格斯每次对马克思的经济支援已经不是几英镑了，而是几十英镑，甚至是上百英镑。
从1870年起，恩格斯在6年内每年供给马克思350英镑的生活费。1876年以后，他每年供给马克思不少于150英镑的生活费。当然，除了生活费之外，其他急用的钱，恩格斯也会保障供给。
在60年代，马克思已经是著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了。他不仅在工人阶级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在资产阶级进步学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67年，马克思因出版《资本论》曾到过德国的汉诺威。汉诺威的许多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得知后，都纷纷前去拜访他，甚至请他作客。
汉诺威市统计局的局长梅尔克尔在拜访马克思时，不无钦佩地说：
“我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都徒劳无功，而你却一下子就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了。”
马克思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一生都在为人民谋求幸福，长期的繁重工作也累垮了他的身体。在海牙代表大会结束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到纽约，马克思便不再参加领导工作，自此得以卸下国际领导工作的重担。
这也是马克思多年的愿望。在卸任后，他说：
“我终于摆脱了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组织工作。这项工作让我负担过重，在我从事我的理论工作的同时兼任这份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
马克思不只一次地说，自己工作很忙，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即使一天有48个小时，他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每天的工作。
有一次，马克思将自己的这种情况称为“奴隶地位”，他说：
“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无论是在总委员会，还是在不列颠联合委员会，我将不再需要担任组织职务了。”
当然，卸下国际领导工作的重担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离开了国际的事业。正如马克思在海牙大会的告别演说中所说的那样：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
第一国际宣告解散后，马克思才真正有可以比较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此后。他将大部分的精力都继续投入到校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工作当中。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就打算尽快出版法文版。他希望这部著作能够在罗曼语各国传播，以便消除普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
为此，马克思曾一度想加入英国国籍，因为他想亲自去法国促成法文版的出版。但去法国的话，就可能会被逮捕，除非他是英国公民。
不过，马克思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和出版者。直到1872年时，马克思才与出版家拉沙特尔谈妥出版法文版的事宜，确定以翻译费尔巴哈著作而著名的约瑟夫·鲁瓦担任法文版译者，根据1872年出版的德文第二版进行翻译。
约瑟夫·鲁瓦是一位十分认真负责的翻译者，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译文显得过于拘谨，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为此，马克思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逐字逐句修改，而且为让读者更易理解，还对文章作了一些篇章结构、内容及表达形式上的调整。
像德文第二版一样，《资本论》的法文版也是分册出版的，共有14个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先后出完。
（二）
长期以来的辛劳工作，特别是在巴黎公社时期的紧张工作，以及法文版的校订工作，导致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
马克思长期被失眠多困扰，尤其是在海牙大会期间，他几乎整夜无法入眠。在校订《资本论》期间，出版者的坚持要求以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的事，令马克思的病情更加恶化。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停下手中的工作休息，最后失眠严重到服用很大计量的三氯乙醛也不起作用。
为了让马克思能获得充分的休息，医生限制了马克思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但他的健康状况还是越来越差。到1873年底，马克思的脸上又长了好多痈。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疾病”。不久，他的肝病又出现了急性发作症状。为此，马克思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
1874年8月，在医生、恩格斯及马克思一家人的劝说之下，马克思最终决定带着当时也在患病的小女儿艾琳娜一起前往当时奥地利境内的卡尔斯巴德疗养。
在去之前，马克思的亲友不得不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因为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将这个“红色恐怖博士”看成是一切骚乱的根源。为防止奥地利警察的拘捕或骚扰，马克思又想起了那个加入英国国籍的方法。如果他能拿到英国国籍，那么在其他国家就会比较安全。
为此，1874年8月1日，马克思向英国内务部提交了申请，当局直到月底才给予马克思否定的答复，但拒绝的理由并没有告诉马克思。从侦查警官的特别报告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拒绝理由：
“该人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德国鼓动家，第一国际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的捍卫者。该人对其君其国都不忠诚。”
事实上，马克思没等收到这个否定的结果就于8月14日启程了。5天后，他来到了卡尔斯巴德。
卡尔斯巴德气候宜人，欧洲许多国家的人都在这里疗养。马克思住在一家名叫“日耳曼尼亚旅馆”的疗养院中。为了避免当局和警察的注意，马克思在旅馆的疗养者登记簿上登记的是“查理·马克思”的化名。
然而刚刚在这里安静地待了10来天，马克思的身份就被披露了。不久，维也纳的《喷泉报》上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第一国际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领袖，即波兰普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
这则消息一公布，奥地利的警探立即开始监视马克思的行动。但由于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们对马克思也无可奈何。
在卡尔斯巴德，马克思一共疗养了一个多月。每天，他与女儿艾琳娜严格地遵守医生规定的作息制度，定时起床，定时进餐、散步、泡温泉、就寝。后来，艾琳娜回忆起与父亲一起疗养时的情形说：
“摩尔是一个很令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不管是美丽的风景还是一杯啤酒，他都尽情享受。他的历史知识十分渊博，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我们见到的还要生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肝功能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1875年，马克思又前往卡尔斯巴德进行了一次疗养。这次疗养的效果相当好，除了偶尔情况之外，他的睡眠状况大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