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
——马克思
（一）
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新莱茵报》的语调一天比一天更加猛烈和热情。每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的战斗正在准备之中，尤其是4-5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相继镇压了德累斯顿、爱北斐特的人民起义后，立即将矛头指向《新莱茵报》。5月26日，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下达了限他在24小时内离开普鲁士的驱逐令。《新莱茵报》的其他主编也都相继收到了驱逐令和通缉令。反动当局终于按捺不住要下手了。
这是一个悲壮的时刻。5月19日，《新莱茵报》在即将迎来一周岁生日之际，使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它的最后一期——第301号。从1848年6月1日创刊，到1849年5月19日终刊，《新莱茵报》共出版了301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350多篇文章。
随后，马克思在处理报纸停刊的善后过程中，再次展现出了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补贴报纸停刊后工人和编辑人员的工资，他把从订户处得到的收入和出卖快速印刷机的钱全都发给了工人和编辑。由于钱不够，他还另外从朋友处借了300塔勒，结果令他自己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以至于燕妮只好将刚刚赎回来的银质餐具再次拿出去当掉。
在《新莱茵报》最后一期出刊后，马克思便离开了科伦。此后的一段日子，他先后辗转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巴登、普法尔茨等德国西南部的一些地区，与恩格斯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6月初，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宾根分手，马克思带着普法尔茨民主派的委托书前往巴黎，争取法国民主派对德国起义的支持；恩格斯回到普法尔茨，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维利希领导的一支工人志愿部队，并任维利希为副官，亲自参加战斗，直到起义最后失败，于7月12日逃往瑞士。
马克思来到巴黎后，不久又等来了燕妮和3个孩子，此时的燕妮又要分娩了，可是马克思却两手空空，全家只能靠借债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
7月19日，法国当局又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大西北部的摩尔比安去。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变相的谋杀”，因为那里当时正是热病的沼泽地。在马克思拒绝前往后，法国当局再次向马克思发出驱逐令。但由于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安家费用，马克思只好于8月24日只身前往伦敦。
8月26日，马克思抵达伦敦。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但他却没料到，以后他将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从此，英国便成为马克思的第二个故乡，尽管马克思对此并不是十分情愿。
9月中旬，燕妮和琳蘅带着3个孩子也来到伦敦。不久，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出生了。但孩子们不知道，等待他们一家人的将会是异常艰难的流亡生活。
（二）
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处流亡之时，欧洲各国的革命已相继失败。马克思为了能尽快开展工作，在到达伦敦后便立即同流亡而来的亨·鲍威尔、卡·蒲芬德、格·埃卡留斯等人组成了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以此推动同盟各地支部的恢复工作。
1849年11月，恩格斯也来到伦敦，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来到伦敦之后，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也开始对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他们完成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革命论著。
1850年6月，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形势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目前正处于新的繁荣之中，暂时不会有革命形势，新的革命只是在新的经济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爆发，而信贷经济危机和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思考从政治斗争退回到书房。同时，这也是在流亡条件下不得不如此做的一个出路。一方面，这种流亡生活缺乏基本的生活来源，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马克思的家庭状况严重恶化；而恩格斯在伦敦也找不到依靠写作维持生活的办法。另一方面，流亡生活也让流亡队伍中产生了无休止的争吵，这种争吵使共产主义者联盟陷入危机之中。
马克思就当前的形势对同盟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说明，想让他们清楚客观形势已经使革命陷入低潮，革命者应耐心地积蓄力量，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宣传科学的理论和培养革命干部上，为将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为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具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他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但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却狂热地认为，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并整天讨论马上投入革命的问题。他们不仅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和危害，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见看成是立场不坚定，甚至说他们是革命的“叛徒”。
内部争吵越来越激烈，中央委员会内部分成了两派。在两派当中，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6名委员，占据多数，被称为多数派；而支持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只有两名委员，被称为少数派。
争论在日渐加剧，站在马克思一边的年轻的施拉姆甚至要与维利希决斗。马克思和恩各地竭力制止，但依然没有成功。决斗在安特维附近进行，结果施拉姆给手枪击中了头部，幸好只是轻伤。在这种情况之下，分裂已经不可避免。
为了使分裂不至导致同盟瓦解，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将中央委员会迁往德国科伦，由科伦区部重新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则宣布解散，分别由两派建立两个平行区部，都直接受同盟中央领导。经过激烈的争吵，最后会议表决通过了马克思的方案。
9月15日，维利希、沙佩尔组织了宗派主义集团——特殊联盟，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里怀有“打回祖国去”的思乡情绪的多数成员都参加了这个冒险集团。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施拉姆、沃尔夫、李卜克内西和埃卡留斯等人退出了协会。
11月中旬，马克思建议中央委员会将分裂主义的头目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报全盟。
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后，恩格斯于1850年11月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经营商业，；而马克思则回到自己的书房，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著述工作。
（三）
1850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发展很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们在德国建立了18个中心、6个总部。为此，德国反动政府整日惶惶不安。
当时，德国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被谋刺。枪击国王的是中士军人泽弗洛盖——一个极端的保皇主义者，是“忠实者同盟”第二部分的成员。
在事件发生后，德国反动政府将谋刺国王的案件嫁祸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们身上，并要求英国政府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政治迫害，企图使英国政府对德国政治流亡者重新实行早已作废的外侨管理法，将他们全部驱逐出英国。
在德国反动政府的怂恿下，英国政府对马克思进行了警察监视，密探一连好几天都守在马克思的门前，每当有人进出都要进行记录登记。
与此同时，《新普鲁士报》还制造了一起极其荒唐的谣言，称马克思曾到德国各地旅行，在柏林住过两个星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马克思自从来到伦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而《新普鲁士报》之所以制造这样的谣言，就是企图将马克思与谋刺国王的案件联系在一起，作为陷害马克思的“证据”。
密探们的监视活动日渐猖獗。他们不但监视马克思的行踪，还监视马克思的朋友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马克思认为必须马上将反动政府的卑劣行为公诸于世，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让英国和德国反动政府不敢对他们妄加迫害。
于是，马克思分别在英国的《太阳报》、《旁观者报》、《地球报》和《北极星报》写了公开信，公开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阴谋，抗议英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对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警察监视和恢复外侨管理法的做法。
在公开信中，马克思还指出，他在8年前曾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反对普鲁士政府的统治方式。当时，政府官员声称，如果这些先生不喜欢普鲁士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自由离开这个国家。因此，他来到国外是具有充分理由的。而现在，他在国外到处都遭受普鲁士政府对他的迫害，并因此多次被所在国家驱逐出境。甚至现在在伦敦，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他。
紧接着，马克思又叙述了英国警察监视他的详细情况。最后他说，如果他现在因普鲁士政府的干涉而必须离开在欧洲剩下的英国这个避难所，那么，普鲁士将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马克思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此后，密探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英国反动政府也被迫停止了对马克思及其朋友们的阴谋迫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