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于1950年12月，1953年9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57年11月停办。共办了四期文学讲习班，其中还有研究班，均没有学历。1980年1月，文学讲习所复办，1984年11月12日经中宣部批准，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从1980年1月至1985年一共办了四期；1985年起，又办了为期一个学期的文学创作进修班（这种班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总计20多期，后才改为“高研班”，仍是一期四个月，又办了16期）。从成立之日起，鲁迅文学院的师生们一直为学历而苦恼奔忙着。1986、1987年两度到当时的国家教委申请备案均未果。1986年年底，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彭佩云派人来鲁迅文学院考察，学院备案及学历似已提上日程了，可是由于彭佩云于1987年初调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此事又被搁置；1987年秋，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向国家教委转呈申请备案的报告，后来也只接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给王蒙的一封语气委婉但否定备案的公文性质的函件而收场。于是，鲁迅文学院的领导转而谋求同高校联合招生以解决学生的学历问题。这就是于1988年春天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洽谈联合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宜。由于我与时任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童庆炳教授是福建同乡，私交不错，一时谈起联合办学的事，他说北京师大也有这个意向，于是联合促成此事。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大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于1988年4月开始商议，经两院一系列筹备工作和招生考试，预备班于当年9月21日正式开学，1989年4月举行正式入学考试，1989年5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1989年4月至1991年元月为研究生班正式教学时间，1991年1月17日，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44名学员修完了7门学位课程和7门专题选修课，修满了30分以上的学分，领取了两院共同颁发的研究生班毕业文凭，其中，绝大部分在以后的两年中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证书。
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共同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下面是关于这个研究生班举办前前后后的一些回忆。
一 为了青年作家的学者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文艺方针的调整，“双百”“二为”方针的落实，文学创作开创了历史新时期的新局面，逐渐走向繁荣，文学新人辈出。但是，由于文化基础的薄弱，大批青年作家在经历基于直接生活积累的创作喷涌之后，出现了创作上的停滞状态，亟待文化上的提高。有鉴于此，为了满足青年作家学者化迫切需求，武汉大学于198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下，创办了作家班；北京大学也于1984年同鲁迅文学院联合创办了作家班，鲁迅文学院把第七、八两期文学创作班的学员大部分转入北大作家班进行大学本科教育。然而，这种大学本科教育仍然满足不了青年作家学者化的需求，于是就有了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动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于1988年6月22日呈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中这样陈述：
目前我国文坛上有一批青年作家很活跃，他们的作品有不少在国外获奖，如《红高粱》作者莫言、浙江的余华、大兴安岭作家迟子建等。但他们的通病是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偏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所以，对这部分青年作家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招收的作家班，把不少作者提高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但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家已将封闭已久的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我国派作家出访二百五十人次，达数十个国家，同时几乎相同数量外国作家来华与中国作家交流；来访者大部分均属×××学院文学硕、博士，而我国作家，即使很优秀，知名度比较高，在学术、学位上却是“白丁”，充其量也只经过大学本科教育而已。所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没有一支有相当素质的作家队伍，几乎是空谈。因此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作出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使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作家“学者化”是许多作家多年来的向往。如果能办成“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将为中国作家学者化的工作尽一份力量。……
国家教委研究生司于同年7月21日在该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后来又补充批示说，“对于创作成绩确实优秀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也可以经考试破格录取，但该研究生班限招二十名”。根据这一申请报告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批示精神，北京师大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于1988年7月共同制定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招生简章》，并随后签订联合办学的“协议书”，开展招生工作。《招生简章》中明确指出：“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高青年作家的文化素养、理论修养和创作水平，为青年作家的学者化创造有利的切实的条件，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作家，根据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有关文件精神，并报请国家研究生司批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决定联合举办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随后，对“招生专业及学制”“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名额”“报名及考试方法”等事项做出明确规定。
1988年7月至8月，研究生班的招生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全国各地80多名创作上颇有成绩的青年作家报名。其中，余华、迟子建、王刚等三位青年作家均是我专门捎信让他们来报名的。因为余华在1987年上半年参加第二期进修班后回到浙江海盐，迟子建则在同期进修班结业后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插班学习，而王刚在第二期进修班结业后回到了遥远的新疆。这三位均是进修期间我接触较多、认为是可以造就的好苗子，故特别通知他们报名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后来他们都如愿以偿。其他80余位报名者，经过近两个月的作品审查和两位以上专家推荐，有近40名报名者被录取进入研究生班的“预备班”，“入学通知”是1988年8月24日发出的；加上同年12月补充招生录取的几名学员，共有40余名学员进入“预备班”学习，他们是：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王刚、严歌苓、肖亦农、邓九刚、路远、刘毅然、宫魁斌、李沙青、李本深、刘亚伟、张坚军、王连生、季清荣、刘恪、毕淑敏、冯敬兰、江灏、雷建政、王宏甲、简宁、李平易、黄康俊、王树增、魏志远、彭继超、海男、洪峰、何首乌、陈虹、白冰、寇宗鄂、李秀珊、蔚江、于劲、王明义、千华、岛子、贺平、黄殿琴、孙大梅、芳洲、徐星、贝奇、叶文福。
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于1988年9月21日开学，经过四个月的学习，开设了政治、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等辅导课，于1989年3月进行正式入学考试。入学考试的科目正是上述辅导课的相应科目，只有写作是限时命题作文，当场完卷。记得内容是每人的创作自述，参加考试的各位开玩笑说：“为了进入研究生班，把自己的家底子都卖了！”我在判阅这些试卷时，也常忍俊不禁，当然也因此加深了对各位青年作家的了解。
二 精心设置的课程与严格科学的管理
1989年春天，经过正式入学考试后，40余名学员进入研究生班的学位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并于1989年5月8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国作协领导、北京师大研究生院领导以及受聘的作为创作导师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如秦兆阳、林斤澜、韶华、从维熙、李国文、程树榛、谢冕、张志民、牛汉、宗璞、任洪渊、崔道怡、王朝垠、吴泰昌等出席了开学典礼。为文坛内外所瞩目的首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招生与预备班的学习后正式拉开了序幕。
研究生班的正式学习时间为两年四个学期，遵照国家教委和北京师大有关培养研究生的规定，共开设了14门课程，其中学位课程有《马列文论专题》《创作美学》《西方文论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史记〉研究》《英语》以及《创作实践及研讨》等七门，除英语每个学期3个学分外，其他六门学位课程每门均为3个学分；专题选修课开设了《文学鉴赏论》《西方当代文艺思潮》《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民俗学》《中国三十年代小说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等七门，专题选修课每门1个学分。14门课全部修满可以得到34个学分（其中英语三个学期共9个学分），修满30个学分者即可毕业。担任研究生班所开设的学位课和专题课的教师均为首都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他们以认真负责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并高质量地讲授了这些课程，传授了专业知识和创作、批评经验，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创作能力。例如《创作美学》由班导师、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资深教授童庆炳讲授。老童为这门课程专门备课，撰写讲稿，注意把文艺学基本理论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同创作实践结合，也尽量与听课学生的创作实践相结合，每一章（亦即每一讲）以一个学生的创作为例，这样既有系统深入的基础理论与最新的理论成果，又让学生听得入神、听得亲切，颇受学生的欢迎。童庆炳教授在后来的几个研究生班也讲授过《创作美学》，多次反复修改之后编成《维纳斯的腰带》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研究员把他关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他讲授的《中国三十年代小说研究》这一专题选修课之中，也颇受学生的欢迎。此外，如韩兆琦教授讲授的《〈史记〉研究》、张紫成教授讲授的《民俗学》以及我在《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这一学位课中讲的一些有关现代文体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都颇受学生的好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课程设计凸显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它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完全按照国家教委有关研究生培养的要求开设，突出其正规性，也就是规范性；二是它的实践性，尤其突出“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特点，诸如开设《创作美学》《中国三十年代小说研究》以及在《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中重点讲授现代文体学，等等，都是紧密联系创作实践的；而《创作实践及研讨》这门课延聘众多名家作为导师，更是一大特色，可以说这是别的任何文学研究生班所不曾有过的。
在研究生班里，对学生的课程学业学籍管理及生活管理也相当正规严格。研究生班领导小组曾明确规定，学位课程凡连续缺课全部学时三分之一者，取消其听课资格，当然也就取消其考试资格；而考试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当场的笔试，管理更严。监考者不仅有北师大研究生院和鲁迅文学院的教师和领导，还有北京市高教局专门派来监考的有关干部，规定考试开始半个小时内可以进场，超过半个小时就不准进场了。这样严格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可还是有以身试“法”者。有一位学员20世纪80年代初发了几篇有相当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便有些莫名其妙的傲气。童庆炳教授讲授学位课《创作美学》时（当在1990年上半年），他有意连续无故旷课达七次之多，虽然受到当面提醒，却依然旷课，于是我们通过研究，宣布取消他这门课的听课资格。这学期期末的英语考试是封闭式的当场笔试，他竟在宿舍待着而不进考场参加考试。他的一位在进修班学习的文友跑来告诉我：“何老师，他等着你去请他来参加考试呢！”然而，我断无亲自去请学生来参加考试的道理啊！于是，等半个小时铃声响过之后，他也就失去参加英语考试的资格了！那位进修班的学生、他的文友又跑来告诉我：“何老师，他在宿舍里号啕大哭呢，你是不是宽容一次啊？”集体的决定，铁的纪律，我当然没有通融之理！于是他一下子丢了6个学分。当1991年1月研究生班毕业时，学员中除了他，都拿到了毕业证书。依照规定可以发给他一本“研究生班结业证书”，但被他拒绝。几年后他又来索要“结业证书”，这时当然没有了。因为“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证书和结业证书是一次性制作颁发的，要北京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共同加盖钢印，还要盖上北京高教局的公章，方才有效。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临时为他弄出一个“结业证书”来！这就是研究生班里这位同学的一段故事。莫言就比他机灵低调得多。1990年春天开学后，莫言请假回老家高密盖房子，一去一月有余，《创作美学》连续缺课也达五次之多，濒临危险线。我托人给他带话，他很快就赶回来上课了，并真诚地交来一份有关缺课问题的“检讨书”。面对这样知错就改的学生，我们自然也不会为难他了！在研究生班里，大家最头疼的课程自然是英语，因为大部分青年作家都没有正式学过英语，基础不行，尽管经过“预科班”的突击，有所提高，但要达到四级或六级的大本、研究生的英语水平，难度可想而知！莫言也为英语伤透了脑筋，但在同学们和老师的鼓励支持下，还是坚持下来了。最后毕业考试的英语，他考了58分，补考一次还是58分，经两院研究，还是让他通过了。莫言不仅拿到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毕业后两年内，还通过其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拿到了蓝色的文学硕士学位证书。由此事我常想，莫言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
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都是从事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并有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的、颇有点名气的青年作家，针对这种情况，于是采取了同一般文艺学研究生班不同的教学方式。一是开设《创作实践与研讨》这门学位课程，延请十几位在京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家担任这门课的导师。一位导师带二至三名学生，以拜师带徒的方式进行辅导。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方式对于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写作能力是很有效的。更重要的是拜师带徒的方式，使学员与导师形成一种比较稳固持久的师徒关系，可以使被辅导的青年作家长期受益。我曾陪同学员冯敬兰等到老作家宗璞家进行辅导，陪同简宁、陈虹等到诗评家谢冕教授家进行辅导，陪同王明义等到老作家汪曾祺老先生家进行辅导，学员们都感受到一种亲切温暖的气氛，也被老作家们关心提携、悉心指导青年作家的热情感动着。
另一种行之有效的独特教学方式是举办学员的作品研讨会。这是鲁迅文学院从文讲所以来采取的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从正式开班到毕业，两年间共举办两次学员作品研讨会，均于1990年上半年举办。春天时，先与《十月》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刘恪的《红帆船》及其中篇小说系列“长江楚风系列”研讨会。刘恪是湖南岳阳人，1988年春进入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进修，之前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在葛洲坝工程局编过一段时间的文学杂志《江河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中篇小说《猎人家族》等引起反响的作品；1988年秋进入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之后，即开始包括《山鬼》《红帆船》《砂金》《寡妇船》等四部中篇小说在内的“长江楚风系列”的创作，并陆续在《十月》等刊物上发表。在研究生班里，刘恪是一位文化基础比较扎实、创作又比较勤奋的学员，因此研究生班同《十月》杂志编辑部针对其作品举办了规模较小的教学性的研讨会。但由于这个研讨会是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不久举办，又请了一些被无端扣上“自由化”帽子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参与，故有好事者兴风作浪，上下其手，准备把这次小小的作品研讨会打成“自由化”的“黑会”，差点酿成一场文坛风波。好在时任鲁迅文学院院长的唐因及时站出来，说这个会是由他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出面举办与主持的，方向正确，学术规范，没有任何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问题，这才粉碎了某些无事生非的小人的阴谋，最终安然无事。到了1990年夏天，我们又为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作品研讨会。王宏甲来自福建建阳，1987年春进入鲁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学习，结业后转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插班学习，后又被招入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他原来从事小说创作，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关于宋代清官宋慈的长篇小说出版后颇有些影响。正是1987年上半年在鲁院第二期进修班学习期间，他前往河北省无极县采访了当时任无极县县委书记的刘日，于是日积月累，有了相当丰富的素材，在进入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之后，即开始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的创作。该稿完成于1990年春，旋即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与该社于1990年6月为其举办作品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比起刘恪的“长江楚风系列”研讨会来，规模大多了，也风平浪静了许多。但在会上，莫言有一番“歪瓜裂枣”的宏论，引起与会者的一片笑声。
三 秋种春收硕果累累
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开学于1988年9月21日，正是北京的金秋季节；到这个班毕业之际，则是1991年1月中旬，虽值隆冬时节，但离春天已为期不远，故以“秋种春收”名之。经过连预备班在内的两年半时间的学习，参加这个班的40余名青年作家都有不少收获。他们除了完成14门学位课程和专题选修课程、各修满了30分以上的学分外，在创作上也获得颇多收成。因为一群思想活跃、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相聚一处，进行交流切磋、互相激发，对于创作是很有好处的；再加上文化视野的拓展，理论水平的提高，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和方向感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于是，在这个班学习的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上都进入一种积极或者喷发的状态。据粗略统计，两年半中，全班学员共创作和发表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1300多万字；诗歌44000多行；电影、电视剧本18部。其中，仅刘毅然一人所发表的小说就达93万字之多，他另外还写了四部电影剧本，产量为全班之最；简宁发表的诗达11000多行，为全班之冠。从作品创作和发表的数量来看，是相当惊人和喜人的。在全国的各种文学期刊上，这个研究生班学员的名字频繁出现，且常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仅以1991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而言，这一期刊物所发表的八篇中短篇小说之中，就有五篇出自这个研究生班学员之手，其中仅有的一部中篇小说《未完成的拉奥孔》也是这个班的学员蔚江所作。我还应当时湖北《长江》文学丛刊编辑部之约，为他们编了一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作品专辑”，发在《长江》1989年第五期，作品包括刘恪的《山鬼》、毕淑敏的《君子于役》、刘毅然的《乡村歌手》等三部中篇小说，肖亦农的《河边碎事》、余华的《与史铁生的第四次见面》、王明义的《老木——蚂蚁湾人物之一》、陈虹的《流浪》等四篇短篇小说，也算是对研究生班学员创作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
在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期间，除了为刘恪的中篇小说“长江楚风系列”和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举办过作品研讨会，使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以下一些学员的作品也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李沙青反映中国西部风貌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以其思想和艺术质量荣获一百家文学杂志共同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刘毅然的电视剧本《共和国之恋》和彭继超的电视剧本《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其爱国主义激情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分获全国优秀电视系列节目国家级特等奖和一等奖；刘震云一部反映机关日常生活的中篇小说《单位》和毕淑敏描写昆仑山上一个女兵感情经历的中篇小说《补天石》，均由于深刻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心态而获得北京市建国四十周年优秀作品奖。此外，莫言、余华和迟子建等人的作品影响也较大。莫言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有不少文章评论他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而且有专著研究他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余华的小说在艺术上独树一帜，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便有二十多篇评论，国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他的创作，在研究生班开办期间，我就接待过一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向我采访有关余华的创作情况，准备专门研究余华的创作；迟子建是这个研究生班最年轻的一位女作家，她继《北极村童话》之后，创作发表了一批充满北国情调的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坛内外的关注。
当然，这个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收获并不限于创作方面，而是多方面的。诸如理论水平的提高、知识结构的改变、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艺术思维的活跃等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该班40多位学员有了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活动经历。这段经历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的使命和价值，从而进一步端正了创作态度，也可以这么说，研究生班是他们创作经历中一个重要的加油站。在回顾两年半学习生活的总结座谈会上，不少学员在发言中认为这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是难以忘怀的，收获也是很大的。莫言说，这两年半“在人生道路上，走了很重要的一步”；寇宗鄂说，比较系统而又联系创作实际的教学活动使自己“理论上提高了，思想更活跃了”；毕淑敏说，这两年多的学习生活使她理解了“文学有一种特殊的规律”，将左右她的“文学态度”，决定她的“人生道路”；宫魁斌说，这两年多学习生活的收获，“其作用很可能在好些年以后会显示得更大”。这些看法，大致传达了全班学员的心声，这种对文学认识的提高，也许是这个研究生班两年半学习生活一种无形却更重要的收获。
这个班的收获还表现在学员们毕业后两年内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与答辩方面。两年之中，除少数几位没有申请学位和个别申请了学位却因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不合格而未能提交答辩外，其余30多位学位申请者均撰写出合格的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我作为答辩委员参加过他们的答辩、审读过他们提交的学位论文，发现他们的论文水平出乎意料之外，大都在优良水平，同别的普通文艺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相比毫不逊色。由于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大都有较丰富的创作经历，因此他们提交的论文中也都包含着他们的创作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长处。而其中，特别优秀者有这么三位作家的论文：一是余华的《论现代派的真实性》，余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即以先锋派的面目出现于文坛之上，并成为中国当代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在这篇学位论文里，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运用两年多来学到的有关文艺学的知识，阐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与关联，对现代主义的文学本质有了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二是莫言的《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这篇学位论文是在童庆炳教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运用创作心理学的知识，结合他自己的创作经验，深入地阐述了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普遍性的创作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三是毕淑敏的《当代苏联文学若干问题——寻找拉斯普金的“元语言”》，这一学位论文是在《创作美学》课上受到童庆炳讲授的关于“元语言”的理论的启发，并在童庆炳、程正民两位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它从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金的创作切入，深入解剖拉斯普金作品中的“元语言”，然后开展关于苏联当代文学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程正民教授在苏联当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同童庆炳教授联手指导，使毕淑敏受益匪浅。当然，毕淑敏也是公认的这个研究生班最为优秀的学员之一；她家住北京南郊宋家庄北京铜厂的宿舍，上学期间，在北京铜厂还有一些工作，因此只能走读；每天一早她从北京的东南角到东北角，要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来鲁迅文学院上课，从未迟到过，也从未缺过课，这是很难得的。而更难得的是，她那种孜孜以求、刻苦钻研的精神，使她在理论学习和文学创作上均获得丰收。因此，她能写出如此优秀的学位论文并不稀奇。
当然，这个研究生班学员的丰硕收获是在他们毕业二十余年中逐步显示出来的。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创作日趋成熟，并屡获国内外大奖，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栋梁。这一切，更加显示出这个研究生班收获的丰硕、生命力的绵长。
四 我与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
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学生们也已毕业二十年有余了，当年的文学幼苗大都已经长成文学的参天大树。可是，我仍然忘不了放不下那段创办研究生班以及陪伴四十多位学生走过的两年半风雨岁月！每看到当年的学生们在创作上取得一份新的成绩，接到当年的学生们每一声问候，一股暖意就油然而生，就感到有一股继续前行的力量。是的，我是为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付出过一些心血，但是比起付出，收获得更多——收获的是友情与希望。一些青年朋友的友谊持续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他们前进的步履与不断的文学收获也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与希望。这几年的经历，在我七十多岁的生命旅程中和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活中，是最值得记取的一段。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有可能和需要的话，我愿意再付出一次！
二十余年来，不少学生同我保持联系，有着深厚绵长的友谊，兹举出若干于下：
毕淑敏与冯敬兰。她俩都学过医，当过医生，1988年春一同进入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学习。同年秋冬，分别转入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然后经考试进入研究生班。入学前，毕淑敏是北京铜厂医务所医生、所长；冯敬兰则在华北油田某采油点工作。进修班期间，我们曾联合河北省文联、华北油田为冯敬兰举办过规模相当大的作品研讨会，随后，我又为她写了《冯敬兰小说创作初论》，发在《长城》杂志上，长达万言。大概自1989年始，我由于过度劳累患高血压病，那时毕、冯二位每日轮流来给我量血压、配降压药。正是她们的细心照料才保证我在繁重的研究生班教学期间能正常工作。后来，毕淑敏一直“兼任”我和我全家的医疗顾问，每有小恙，即致电咨询，而毕大夫则有问必答，毫无厌烦之状。90年代中期，我又添上了糖尿病，毕、冯更是关怀备至。有段时间心脏病也来凑热闹，冯敬兰还把她爱人、原曙光电机厂厂医院院长请来给我看病，不仅开处方，还管配药。就是因为他们的照料，我逐渐康复，并能坚持工作到今天。90年代中期，我带着一个残疾的孩子生活，每到过年过节，尤显孤苦伶仃。有一年大年初一，冯敬兰领着女儿带着案板、擀面杖、面粉和肉馅来到我家，为我们父子包了一顿美味的饺子，令我感动至今！
余华与陈虹。余华是有才气和成就的，这在1987年春他从浙江一个小县城来鲁院进修时我就看出来了。他说话不多，且有点口吃，因此不善言谈，但他的心是真诚的。陈虹则是经过九灾八难才走出巫峡边的那个小县城巫山，走进鲁迅文学院，进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继续她的诗歌创作之路的。余华与陈虹，他们从相识、相爱到结为伉俪我都是一个见证者。研究生班毕业后，陈虹参军到了空政文工团创作室，余华为了她放弃在嘉兴文联的工作，漂泊到北京成了自由撰稿人。但他们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聪明的儿子。这个儿子叫余海果，小名“漏漏”。我同他们一家，自然有着联系。漏漏小时候过生日，大概是8月27日吧，我还赶过去同他们一家为孩子庆祝，分享天伦之乐呢！
刘震云。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到《农民日报》当了机动记者。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塔铺》《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短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因为他住在《农民日报》分的宿舍里，便同鲁迅文学院成了近邻。1988年春夏之交，这位已成名的记者、作家，有时会穿着拖鞋抱着他刚一岁左右的女儿妞妞（大名刘语林，现已长成靓女，在美国纽约大学就读电影系）到我办公室喝茶、聊天，偶尔他会放下孩子到院里打打篮球。听我聊起正在筹备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他也来了兴趣，率先报了名，我们当然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他。其实，刘震云报考并进入这个研究生班并非为解决学历和寻找出路。他家住得近，不用住宿，而是走读；他是机动记者，不用坐班，也耽误不了工作。但他也是从来不缺课的。他同我的关系在师友之间：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有一次，他来办公室小坐，把广东著名女作家刘西鸿委托他要求插班进入研究生班的信函给我看，后来信就留在我处，而信封却搁在农民日报社他的办公室里了。由于研究生班开课大半年了不便插班，此事只好作罢。可没想到那个空信封却惹了事，有一天刘震云的爱人小郭到刘震云办公室时发现了刘西鸿寄给刘震云的信。这封只有信封没有信函的来信让小郭好生纳闷，于是查问究竟。震云的解释可能难以过关，只好请我到他家里说个明白。听了我的说辞，小郭也就释然了。我也顺便在震云家蹭了一顿饭，震云为此专门买了一只烧鸡，算是盛情款待了。多年后，妞妞长成大姑娘了，同她父亲到我家小坐，提起当年在她家吃饭的事说道：“爷爷，当时我家条件不好，只好请你吃烧鸡、喝稀饭，以后我请你吃一顿大餐。”震云说，妞妞有她奶奶给的压岁钱，还真有钱请吃顿好饭呢！可是，十余年过去了，妞妞的这顿大餐还没开吃。我很希望妞妞能像她的父母一样出色，学有所成后导演出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然后再请我吃大餐……
迟子建。1987年春天，她带着《北极村的童话》走进鲁迅文学院的大门，参加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那时，她刚刚毕业于加格达奇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在半年进修中，她不怎么引人注意，但这个来自大兴安岭的有才气的小姑娘终于脱颖而出；那年夏天进修班结业后她转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插班学习。秋天，我到西安为函授班举办面授活动，她一听说就赶到旅馆来看我。适逢我不在便留下字条，第二天我赶到西北大学去回访她。我在西北大学她的宿舍里读了好几篇她的小说原稿，着实被打动了。1988年夏天，当我们正在筹备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时，我主动通知她来报名，并允许她带着西北大学在读生的身份来上研究生班。于是她可以同时取得西北大学本科学历和两院合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硕士文凭。在研究生班学习的两年半中，我每次到她们宿舍探望时，她总是默默地削好一个苹果递给我。1991年春，她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回哈尔滨工作，大概先在《北方文学》当编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住在距鲁院不远处的芙蓉宾馆，住下后给我打电话相约一起吃顿饭，这让我大大感动了一番。1996年夏天，我们同时参加于庐山举办的百花洲笔会，相聚数日间有过很好的交流。21世纪以来，我受聘担任哈尔滨市阿城市（区）文化发展顾问，常到哈尔滨去，也常见到她。可我一直未曾为她写过评论文字。直至前不久在《文学报》的《新批评》上看到翟某棒杀她的长文，才下决心利用去洛杉矶访问探亲的几个月时间好好地读一下子建的作品，撰写一篇评述她二十多年来创作道路和创作成果的评论，于是让她快递了一大捆书过来。
严歌苓。她是于1988年12月补充招生时经李準介绍进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预备班的。那时，她已创作出版了“女兵三部曲”，即《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雪》和《雌性草地》，在文坛内外小有名气。进入创作研究生班后不到一年，她就退学申请出国。到了美国后，她同时考上了三所大学，最后选定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攻读英文小说写作。其间，我算是帮了点小忙，主要是为其出具一份在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学习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加盖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大研究生院的钢印，还有我和童庆炳教授两位班导师的签名，对于她在美国上学是有用处的。2000年6月，我同她一起出席在温哥华举行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由加华作协与温哥华华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那是分别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很高兴。十几天后，我由加赴美，又到她位于旧金山湾区Alanela小镇上的家中做客，她和她的丈夫劳伦斯·沃克先生（中文名叫“王老乐”）在奥克兰市的一家上海餐馆招待了我。此后，她经常有机会回中国大陆，我也就有机会在北京见到她了。她几乎每次见面都热情地请我吃饭，并送给我她新出版的大量作品。
肖亦农。1988年夏天，在审查报考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80多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时，我读到肖亦农的报考作品，中篇小说《红橄榄》，并为此作而心动，自然录取了他。在研究生班的两年半生活中，我同肖亦农成了朋友，是能够随便聊聊开开玩笑的那种朋友，实属难得。我喜欢他那种既豪爽又粗中有细的性格。1990年的夏秋之间，他找了个机会，让我和王蒙、林斤澜、谢永旺、蒋子龙等文友访问鄂尔多斯草原。从内蒙古的包头、东胜到陕北的榆林、葭县跑了一趟。2008年6月，北京奥运会前夕，为了讨论、定稿他的一部写鄂尔多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们一行又应邀再度访问鄂尔多斯。这一切，皆因有一个学生加朋友肖亦农在那里。
刘毅然。在进入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前，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教员，曾协助徐怀中同志办过军艺文学系的作家班。在研究生班的两年半中，他的创作处于喷发期，共创作发表了93万字的小说，并创作了四部影视作品。他的中篇小说《遵守军规》发表时让我写了篇同期评论，题为《在那潇洒幽默的文字后面》，记得他来取稿的时候，我还没写完；他就在我那个客厅、餐厅兼书房的房间里等了个把小时才取走稿子。研究生班毕业后，他回到军艺文学系后多次请我过去讲课，还曾策划过把我调到军艺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之后他自己也从军艺转了业，干起专业的编剧导演来。前年，我还在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播出时做了一回“老托儿”。
刘恪。他是研究生班最勤奋的青年作家之一，也是我可以托他办点私事的知心朋友。在他与陈染过日子的岁月中，由于他会做饭，也勤于乐于做饭，我曾多次去他们的家中蹭饭。后来，他编《新生界》大型文学季刊，在北京师大办作家班时也都想到过我，给我找些零活干。但是，《新生界》一停刊，他自己也没饭吃只好漂泊了。这些年，他不但教书糊口，也写小说和研究文体学，并出版了两本书：《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和《先锋小说技巧讲堂》，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也搞点现代文体学，刘恪为我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一直很感激惦念刘恪。如今他远在开封的河南大学教书，假期里回到北京时老打电话问候并总说要来看我，可至今没把他等来。可能他仍然在为生活奔波吧！
……
关于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故事，拉杂写来，够多的了，就此打住！
附笔：童庆炳教授与我同为研究生班班导师，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他的支持，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特此致谢！
2011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