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昨日，今日，明日
不久前【1】，在《优秀人物生平》系列中一本关于作家阿韦尔琴科的内容丰富的书中，我读到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在苏联时期，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顶着这样一个姓，是怎么生活的呢？”（В.米连科，《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莫斯科，2010年，第12页）他指的是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的侄子——伊戈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加夫里洛夫-阿韦尔琴科。
传言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人说阿韦尔琴科在苏联时期是被禁的，甚至人们连他的姓都不敢提及。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又怎么会成为苏联时期最著名的一位作家呢【2】？而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曼诺夫又怎么能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3】？
而对我却恰恰相反，在将近三十年前，阿韦尔琴科这个姓氏还在我出版他的作品集时帮过忙。
“阿韦尔琴科？是《真理报》那个吗？”出版社主任的脸上顿时放出光来，“那当然要出版。”
那段时间《真理报》员工中有个叫Б.阿韦尔琴科的人。非常感谢他。
很多年过去，阿韦尔琴科的很多书都出版了。他的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但至今很多读者对这位作家依然知之甚少。而他一生命运坎坷。他在世纪之交来到这个世界，这不仅是世纪交替之际，更是时代交替之际。先是大学生们掀起革命活动，紧接着是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世界在颤抖、在垮塌。而正是此时，一个边远省份来的小青年爽朗欢快地登上了文学舞台。我想，应该多少谈谈这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与创作吧。
在作家最早的一部作品《快乐的牡蛎》一书的开篇之作——挺欢快的《自传》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开始写作之前的一些生活片断。
在他1910年初发给著名文学史学家谢苗·阿法纳西耶维奇·温格罗夫的自传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片段：“我的名字叫阿尔卡季·季莫费耶维奇·阿韦尔琴科。1881年3月15日生于塞瓦斯托波尔。我父亲是一名商人，母亲出身于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我的家族身世因为资料不足而无法考证。只知道我的外祖父曾是一群土匪的头目，在波尔塔瓦开了一家大车店，并且良心毫无不安地抢劫那些大路上的过客。我的母亲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善良女人，她一回想起这段身世就胆战心惊……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商人。这两种特性的结合，导致了他在我满十周岁之前就彻底破产了……我只能在家里依靠几个姐姐的帮助来学习，因而所学相当有限……15岁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小男孩——我去布良斯克煤田（在卢甘斯克附近）当了一名文书，在一个毫无出路的大坑中，在恐怖吓人的环境中工作了三年。然后我去了哈尔科夫，还是在那个股份公司上班。”【4】在阿韦尔琴科的《轮船汽笛声》《闪电》《父亲》《非洲猎人之死》《“威尼斯嘉年华”餐厅》《三颗橡树籽》等短篇小说中，鲜明反映出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印象。这个初涉人世的腼腆小男生所遭遇的环境，未见得会给他很多嬉笑的理由。“一会儿是管理员帕兰京诺夫喝得酩酊大醉，被经理劈头盖脸地责骂，一会儿是采矿工长家的奶牛发飙了，一会儿是几头猪把绘图员家女厨娘的小儿子给啃了。有一天矿上的医生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把人家一条不该截肢的腿给截下来了……”【5】除了这种毫无节制的酗酒，还有那些年长员工对新人的欺侮。“大家对我绝不能说是友善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用最痛的方式侮辱我、挤对我——无论是主管经理人、经理人、助手、管理员，还是高级文书。”【6】
为了从这片能够吞噬人的、浑浑噩噩的生活沼泽中挣脱出来，从这种晦暗无光的境况中摆脱出来，他开始求助于文学作品（就在其之前几年，大洋彼岸的杰克·伦敦也刚刚走过同样的历程）。
在这里我们要做些许停留，回顾一下。
那么作家向温格罗夫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否属实呢？
大约五十年前，我结识了《萨蒂里孔》杂志最后一位在世的员工，并与其结为挚友。他就是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朗道（1883-1974）。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上司，并且怀着热烈的情感回忆了他的事情。除了其他问题之外，我还想确认一下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的生日。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我说：
“我直到最近才从各种刊物上了解到，他出生于1881年。而他在杂志社全体员工面前不止一次地说，他是最年轻的！”
稍晚时候，在1964年，我认识了作家尼古拉·尼康德罗维奇·尼康德罗夫（1878-1964）。原来，他的年轻时代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度过的，我马上就打探，他当时是否认识阿韦尔琴科。
“你是说阿尔卡什卡吗？【7】我们可是在同一个实科中学同一个班里上过学啊！”尼古拉·尼康德罗维奇·尼康德罗夫立刻说道，“他是个壮实、胖乎乎的小伙子。我俩总是比着搞笑和恶作剧，也经常因此而被赶出教室。然而我们并未因此收敛，反倒拼命地搞笑，将全班逗乐。但大约两年后，不知因为什么家庭原因，他离开了我们这所有名的学校。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我卷入了政治，坐了牢。我很少写东西，而且可能也不会像阿尔卡什卡写得那么可笑。而他很快就发展得很不错了。我甚至都不相信，那个孩童时期总和我打打闹闹、一起逃课、互相招惹的阿尔卡什卡，突然就名扬整个俄罗斯了。我为自己这个同学好一番高兴呢。”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特别相信他说的情况。毕竟年龄上相差了三岁，他们怎么可能在同一个班级上学呢？此外，假如两位作家真的共同学习了一段时间，那么从那时起到我们交谈之时，即1964年9月，已经过去70年了。记忆能够保留这么多东西吗？
但是2001年С.舍甫琴科发表了一篇文章《А.Т.阿韦尔琴科家族史》（《国家档案》，2001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有材料证明，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实际出生于1880年3月15日。这样的话，尼古拉和阿尔卡季的年龄差异就不那么大了。尼康德罗夫出生于12月7日，两人相差一岁多一点。这样的话，就得承认，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确实有一段时间在实科中学上过学。这与阿韦尔琴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介绍其人的书的作者说法不同。当然，他真的拥有那种天才，可以描述出各种各样他其实并未经历过的情形和状态。但是，阿韦尔琴科还是有很多写儿童和童年时光的短篇小说，非常直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学校生活，再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性格与行为。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丝毫不会怀疑：学校生活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并非只是道听途说。
有人会问，阿韦尔琴科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呢？这一点我们已经永远无法考证了。但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或者出于什么私利。而且还应指出，不只是阿韦尔琴科一个人曾经将自己年龄改小。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苔菲就曾经将其同时代的人完全弄迷糊了，甚至很多与她关系十分亲近的人，直到她去世，也没弄清楚她到底有多大年龄。
再回到本书主人公。刚开始工作的那些年对他而言显然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塞瓦斯托波尔的童年、父母姐妹的爱、夏日炎热的阳光和温柔的海水、游戏、开心的娱乐和梦想——突然之间这些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办公室文书毫无生气、日复一日的工作……
异乎寻常的、与生俱来的聪颖，那种善于发现、听到和捕捉人们性格中一些细微特征、言语特点的本领，以及善于分析人与事件之间相互关系的能力——这些都让这个年轻人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明白，他可以将自己的所见、所知讲给别人听，而且能够讲得让他们觉得十分有意思。并且他自己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世界，纠正他周围所充斥的各种不公平。于是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短篇小说家，而后成为真正的作家。
不言而喻，他读过很多书。他一直想通过每天的自学来弥补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不足，而且在这方面也颇有成效。
1902年，哈尔科夫的《蒲公英》杂志第一期、也是该杂志出的唯一一期上，发表了他的小说《善于生活》，而1904年首都的《大众杂志》（4月，第4期）上则刊登了其小说《正人君子》，这被他自己认为是其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我当时写东西不多，只是在《哈尔科夫省公报》【8】上发表了可怜的几篇幽默小故事。”他对温格罗夫说。
随着社会生活整体热潮的来临，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也在新闻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于1906年创建了“带彩色图片的讽刺文学和幽默杂志”——《刺刀》。该杂志在哈尔科夫乃至其他地区都大获成功。“整个杂志都是我一手操办的，从撰写文章，到编辑，再到校对。”作家回忆道【9】。阿韦尔琴科在这里尝试了各种体裁的文章。他笔下既有当下时政话题的讽刺小品文，也有讽刺短诗，有对剧院上演剧目的幽默评论，也有漫画。然而杂志的生命并不长。出到第9期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编辑被罚了500卢布，他交不起这笔罚款，也不想交，于是杂志就被关闭了。
但是，在品尝到新闻战线上初战告捷的欣喜之后，阿韦尔琴科并未就此放下武器，而是在1907年开办了新杂志《利剑》。不过出到第3期，它也遭受了与前者同样的命运。
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里保存着《俄罗斯工贸》杂志中一篇题为《俄罗斯全民初等教育》文章的单行本。所标文章作者是А.阿韦尔琴科。有多种证据表明，这个人就是年轻的记者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首先，这个杂志是在哈尔科夫发行的；其二，刊登这篇文章的那期杂志是在1906年出版的，当时阿韦尔琴科正好刚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其三，文章的很多情节以及作者特定的兴趣点，都与作家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的题材与侧重点是相吻合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民的愚昧无知；原始的经济方式，使用统计数据；通过成立社会机构和吸引社会资金来解决问题，等等。诚然，文章的修辞风格与小说和小品文有所差异，但文章的主旨和关注对象则与作家总体创作的主旨相一致。
文章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为除却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病痛而尽自己微薄之力的愿望。
这篇文章附在本卷之后的附录中，相信读者们也会认为，对本文作者的鉴定是准确无误的。【10】
高涨的革命热情终止了，1905-1907年期间出现的众多讽刺性杂志——《机枪》《大锤》《信号》《勇猛》《鼓》等，都被关闭了。
而就在这时，阿韦尔琴科来到彼得堡，并最终征服了这座城市。1908年4月1日，“讽刺与幽默周刊”《萨蒂里孔》杂志的第1期问世了，而阿韦尔琴科在杂志的创建中起了主要作用。就这样，他来了，看见了，胜利了。其来到彼得堡仅仅过去三个月甚至更少的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省来的记者，变成杂志的主要员工，并且很快就成为其主编（而过了几年又成为杂志的主要拥有者）——而这份杂志在未来十年间将成为俄罗斯革命前最受欢迎的刊物。
《萨蒂里孔》杂志究竟是如何开办的？阿韦尔琴科本人是这样写的：“第一个月（指来到彼得堡后。С.尼科年科注）只赚了2卢布40戈比，而第二个月——200卢布。我开始在《蜻蜓》和《自由思想》杂志工作。与《蜻蜓》杂志的出版商一拍即合，说服他停办这个没什么名气的杂志，而开办《萨蒂里孔》。到《萨蒂里孔》出至第8期的时候，我已经成了杂志主编，一直到现在。”【11】在与气数已尽的《蜻蜓》杂志开始合作后，阿韦尔琴科组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并将其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他们决定创建一个新杂志，并且从1908年6月1日起，将《萨蒂里孔》和《蜻蜓》杂志合并成一个杂志——《萨蒂里孔》。
作家О.Л.迪奥尔（О.Л.奥尔舍尔）对于阿韦尔琴科在《萨蒂里孔》杂志工作的最初情况回忆道：“一个28-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到我这里。高高胖胖，肉乎乎的，胡子刮得像演员似的一丝不苟，戴着夹鼻眼镜。他身穿一件干净、崭新的燕尾服。燕尾服下面可以看见一件时髦的单配西装背心。
“‘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年轻人开玩笑地说道，‘我叫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
“他温和地笑着，调皮、阴险、嘲讽、恭敬而亲昵。这些都不知道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从他的微笑中可以读到：
“我是一个好青年、出色的同志，但我恳请您，切勿将指头伸进嘴里来，我会违背意愿给咬下来的。我这人慷慨大方：有什么我都会分享的，但自己的可不会放手。去饭店这样的事我会随时奉陪……
“在生活中他也确实如此。
“‘请允许我坐下呢，还是站着继续说？’阿韦尔琴科开着玩笑问道。
“‘您还是坐下吧。’
“阿韦尔琴科坐下来。椅子在他身下咯吱作响。
“‘我当过《刺刀》杂志的主编，’他开始说道，‘这是在哈尔科夫。所以呢，您也知道，没什么人看过这个杂志。所以我就来彼得堡了。我又发现了一个杂志，也是没什么人看的，决定就拿它下手了。这个杂志叫《蜻蜓》……’
“曾经挺有名气的《蜻蜓》杂志在那时确实已经没人看了。这个杂志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逗全俄商人们开心，而在1905年以后则彻底凋萎了，购买量跌至谷底。
“‘我们想连名称一起取缔，’阿韦尔琴科说道，‘要给杂志起名为《萨蒂里孔》。这是……’
“阿韦尔琴科的面部表情变得无比严肃起来。
“‘……这个名称曾经在罗马时期和尼禄时期用过。这是由著名的佩特罗尼乌斯想出来的名称。’【12】
“他斜眼看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看看，我有没有为他的学识水平感到惊讶。
“我说这个名称我不喜欢。
“‘这没关系！’阿韦尔琴科严肃地说道，‘您要相信我，名称是小事，重要的是内容。重要的是：才华横溢的人。我们搜罗了一帮极好的画家。现在该找作家了。您、德莫夫、苔菲、萨莎·乔尔内。名称确实是很怪诞。要拿出好材料来，这才是关键。招牌不重要，重要的是商品。您会明白的……’
“后来我真的明白了，阿韦尔琴科说得对。《萨蒂里孔》的巨大成功，绝对是因为其材料。搜罗有才华的人并将其牢牢团结在一起——这是最大的一种才能。而阿韦尔琴科简直是完美地拥有此项才能。”【13】
阿韦尔琴科非常明白他所创办的这个杂志以及他所做事业的意义。而1913年他在《新萨蒂里孔》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这五年》中，也讲到了这一点。作家寥寥几笔，就将1905年之后革命希望的破灭以及反动势力的反扑状况描绘出来。在革命热潮中涌现的诸多讽刺杂志都被查封了：
“……已经习惯于色彩和内容都‘鲜红夺目’的讽刺杂志上刊登的嘲笑、讽刺和恶毒挖苦作品，而今他们重新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只有四种讽刺刊物的时代：《蜻蜓》《闹钟》《小丑》和《碎片》——这些杂志合起来大约有150年的历史了。
“当我来到彼得堡时（那是在1908年初），数十年来靠这些半腐烂的废物吃饭的‘丈母娘’‘假面舞会上微醉的商人’‘被小别墅摧残的别墅主人’之类的俄罗斯幽默刊物上的人物形象，已经将他们那些凶险的脸不住地往出版社窗外张望了。”
从这些文字当中就能看出，阿韦尔琴科根本不像有人指责的那样，其实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那些吃吃喝喝的日常题材。尽管受到书刊检查的种种刁难，该杂志涉及的题材还是非常广泛而尖锐的。还是在这篇文章中，阿韦尔琴科向读者解释了缺少某些题材作品的原因。他说道：
“我只列举一些我们绝对不能触碰的东西：
1）军事题材（甚至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漫画）。
2）饥饿的农民。
3）僧侣（哪怕是最为恶劣的）。
4）部长（哪怕是最为平庸的）。
在最后一期，一幅嘲笑《新时代》杂志的漫画，甚至都没能通过。”【14】
很多期杂志上的小品文和漫画都被禁发，而身为编辑的阿韦尔琴科也多次遭到罚款。这一切都说明作家的某种社会立场。而这一立场——即揭露现行社会秩序、对资产阶级现实状况不满——都反映在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所说的话，用在阿韦尔琴科及其诸多杂志社同事的文学命运方面，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最好的作品，一般来说，总是由那些属于这样或那样一个创作群体的文艺天才们创作出来的。因为当你被志同道合的人包围着，能够得到他们的建议、受到支持、能进行比较和竞赛时——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工作起来会更轻松。”【15】
的确如此。在《萨蒂里孔》（以及《新萨蒂里孔》）工作期间，是那些作家、诗人和画家们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比如苔菲、彼得·波将金、萨沙·乔尔内、奥西普·德莫夫、格奥尔吉·朗道、阿尔卡季·布霍夫、亚历山大·拉达科夫、亚历山大·罗斯拉夫列夫、列-米、瓦西里·克尼亚泽夫，当然还有阿韦尔琴科自己。
很多作家都注意到《萨蒂里孔》在革命前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在阿韦尔琴科、苔菲和杂志社其他员工个人命运中的作用。阿韦尔琴科去世不久，А.И.库普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阿韦尔琴科和〈萨蒂里孔〉》。他指出，阿韦尔琴科取得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个人的才华，但库普林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广大读者，因为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萨蒂里孔》代表着新闻学中的何种新现象。“阿尔卡季·季莫费耶维奇无须做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比如感激涕零地满脸堆笑、鞠躬致敬，并听取那些庇护者口吻的话：‘多亏了我，老兄，你才能出人头地。’
“阿韦尔琴科很快就找到了自我：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语气、自己的风格。而读者们——那些敏锐的人们——以极快的速度发现了他，并且口口相传，让他声名远扬，大受欢迎。这里也有我发出的声音，而且不是作为一名作家，而是作为一名读者。
“然而，杂志自己那些和善、忠实的读者们齐心协力，很快就将《萨蒂里孔》拉到了山顶，而到了山顶之后，它自己就在已经铺平的道路上飞奔起来。年轻的天才作家阿韦尔琴科，以其影响力、好运气以及心无旁骛的充沛精力，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确实也还是因为有一个光荣的员工大家庭。”【16】
阿韦尔琴科在杂志社中所奠定的那种友好气氛以及大家的共同志趣，将这个团队团结在一起。“《萨蒂里孔》这个年轻杂志的员工们曾经有段时间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走到哪儿都是成群结队的。如果你看到其中一个人，就可以预见说，你马上就会看到其他几个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在萨沙·乔尔内所著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走在最前面的是圆脸的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他是一个身材硕大、体型健壮的男人，一个多产的作家，一个才思永不枯竭的幽默家。他自己的幽默作品几乎就占了整个杂志的半壁江山。和他并排走的是拉达科夫，一位画家，一个总爱哈哈大笑的漂泊浪荡的艺术家。他毛发蓬乱但有造型，留着一大片毛茸茸像公鸡羽毛似的短络腮胡子。紧接着进入眼帘的是诗人波将金那长长的身影，而矗立在那里比所有人都高出一截的是列-米（或者可称其为列米佐夫），这是一位极好的漫画家，有一张温柔、聪明、长着翘鼻子的面孔……”【17】
除了《萨蒂里孔》以及《新萨蒂里孔》的固定作者，阿韦尔琴科还将一些著名诗人和散文家招来与之合作，如Л.安德烈耶夫、А.格林、А.库普林、Н.古米廖夫、О.曼德尔施塔姆、С.马尔夏克、А.马雅可夫斯基、А.Н.托尔斯泰、П.奥列申、С.戈罗杰茨基……阿韦尔琴科对与之打交道的人并非全都一视同仁的。1913年年中的时候，因为对杂志定位产生分歧（也是因为金钱方面的原因），《萨蒂里孔》编辑部出现了分裂。也就是在那时出现了《新萨蒂里孔》，而大多数人都追随阿韦尔琴科去了《新萨蒂里孔》。
他的个性、他内心的力量和独特的风格，让他从众多作家当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尊重。阿韦尔琴科最不能忍受平庸的、一味追求写作数量的人，但只要他发现某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哪怕有一点点才华，他也会千方百计地鼓励他、支持他。很多人都是在《萨蒂里孔》和《新萨蒂里孔》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而后又成为知名作家的。
以下是列夫·伊万诺维奇·古米廖夫斯基（1890-1976年）回忆他将自己的小说投给杂志后，与杂志编辑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我来到杂志社想了解一下，小说什么时候能发表。在佐祖利亚（编辑部秘书——С.尼科年科注）的桌旁坐着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非常考究的先生，像是位来访者，有一点胖乎乎，帅气而慵懒。这正是阿韦尔琴科。他和我打了一个招呼，谦恭地递给我他刚才看的那本书。“这是第一本书，”他说道，“您喜欢吗？”
在上角标有“萨蒂里孔”标记的书封面上印着：А.С.格林。小说集。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回答说：
“非常喜欢！”
“那好，以后我们也会给您出一本的。您又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没？那篇小说已经送印刷所了。”【18】
阿韦尔琴科自己在《萨蒂里孔》上发表幽默小说、小品文和戏剧评论，还开通了“信箱”栏目。因为发表了一些讽刺性作品，他还曾被告上法庭……1910年他出版了自己最早的作品集《快乐的牡蛎》以及《短篇小说集（幽默作品）》。
1911年，阿韦尔琴科和他的三位同事（作家格奥尔吉·亚里山德诺维奇·朗道、画家拉达科夫和列-米）决定去西欧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他们在欧洲奔波了几个月，到过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还去卡普里岛见了高尔基【19】……回来之后，他们出版了厚厚一本带插图的书——《萨蒂里孔员工西欧考察记……》。然而即便是在远离祖国的时候，阿韦尔琴科依然没有忘却俄罗斯的话题和情节，而那些刊登在杂志上、标有“罗马”、“慕尼黑”或者“蒂罗尔”的小说，讲述的根本不是阿尔卑斯山的美景，也不是第勒尼安海温柔的海水，而是某个“老河谷”或者下戈戈列夫卡【20】的事情。
1912年，阿韦尔琴科在彼得堡出版了《水上的涟漪》《给大病初愈者的故事》等书。他的很多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在彼得堡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充斥右翼刊物的沙文主义情绪也感染到《新萨蒂里孔》。很多期杂志开始刊出一些粗鲁的反德小品文和幽默作品、漫画和讽刺小诗，出现了一些仓促写成、缺乏品位的作品，有些甚至粗鄙低俗。阿韦尔琴科在革命前几年所写的作品中，也多少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1916年出版的旅行札记《沿伏尔加河而下》一书当中，除了那些鲜活生动、让人难以忘怀的伏尔加沿岸景致、民俗风情之外，我们还会看到一些讲述轮船上艳遇的空洞无聊、粗俗不堪的场景。1917年他的中篇小说《波德霍德采夫和其他两人》问世，小说因为其“嘲讽的消极旁观者立场”而遭到批评。但这样的问题作品在他那里为数不多。杂志上还继续出现一些严肃的、令人深思的作品，其中包括阿韦尔琴科所写的东西，比如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恐怖的小男孩》（1914年12月）。1916年又出版了其广受欢迎的一本书《孩子们的故事——给大人看》。
“二月革命”令《新萨蒂里孔》全体编辑们欢欣鼓舞。萨蒂里孔的员工们双手欢迎腐朽沙皇制度的倒台，期待着民主化改革。②然而紧随最初的欢欣鼓舞之后到来的却是失望，于是《新萨蒂里孔》杂志开始嘲笑临时政府，嘲笑其各个部长的无能、无原则，嘲笑其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和无法控制局势的窘况。阿韦尔琴科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临时政府倒台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也并未让他感到高兴。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一战造成的社会崩溃越发严重、国内战争开始后经济困难、生活艰辛——这些都引起作家的不满。《新萨蒂里孔》尽管还在继续出版，但它也所剩时日不长了，因为它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刊物的立场有着根本分歧。阿韦尔琴科站在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立场审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而革命胜利者却要求他明确自己的阶级立场。结果当然就是，一向为公平和民主法制而呐喊的他，在自己的杂志上严厉批评其多次目睹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阿韦尔琴科认为，正在发生的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于是在杂志纪念马克思100周年诞辰的期刊上，在这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肖像旁边印了一行字：“卡尔·马克思。1818年诞生于德国。1918年埋葬于俄罗斯。”
但革命并非像作家所想象的那样。他无法理解和接受新政权的立场，也不想接受。他所熟悉的、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破灭了，关系他生存大计的《新萨蒂里孔》也受到威胁。新政府于1918年下半年彻底关闭了这份杂志，因为它反苏维埃的情绪越来越明显。
阿韦尔琴科与杂志的部分员工一起于1918年去了白军占据的南方。开始，他们在顿河畔罗斯托夫与《亚速海沿岸地区》和《俄罗斯南部》报纸合作，而到1920年年底，又随弗兰格尔军队余部乘船去了君士坦丁堡。【21】
阿韦尔琴科无论是在流亡国外之前，在塞瓦斯托波尔待的那一年里，还是在君士坦丁堡，都未曾停止写作。他写了国内战争情况下文化的衰落，写了无家可归的人们，写了赤贫的百姓，写了漂泊到君士坦丁堡的那些前俄罗斯公民们暗无天日、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他所写的《老实人日记·我在欧洲》（1923年）一书，讲的就是这些人的生活，该书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可怕世界的可笑之事”。这部书描绘的是在异国他乡，当所有社会关系都中断、只剩下“生存”这个唯一目的时，人性、思想道德的堕落和沦丧的极为生动的全景图……
阿韦尔琴科依然十分活跃，在努力创作。他创建了文艺演出剧团“候鸟之家”，并随着剧团到欧洲很多国家演出。《沸锅》《孩子们》《可怕世界的可笑之事》《在荨麻草上休息》《无耻之徒的笔记》《地上天堂》等——这些书以及作者的其他新书，都是在柏林、君士坦丁堡、布拉格、巴黎、华沙、萨格勒布等地出版的。《给革命数刀》（1920年）一书中的若干短篇小说，是用讽刺口吻的社会反乌托邦风格写就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导致全面贫困以及文化和道德的衰落。В.И.列宁曾正确指出，《给革命数刀》一书的很多文章中都充斥着对革命的仇恨，但同时他也指出，“沸腾的仇恨既造就了这本天才之作引人注目的强大之处，也造就了显而易见的弱小地方”，本书“以极为惊人的才华，展现了地主、工厂主、富人、酒足饭饱的那些旧俄罗斯代表者的印象与情绪”【22】。本书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其中展现了另一方，即革命中失败那一方的观点，它能帮助我们明白在革命中曾有所失的那些人的立场。
在《可怕世界的可笑之事》（1923年）一书中，阿韦尔琴科还指出了苏维埃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的不足和畸形现象，例如行政机构臃肿（《穆尔卡》）、无休止的会议和集会（《布满虱子的箍锁》）、艺术与文学中的限制规定（《生产监控》）。新的、另一个俄罗斯中的许多事物，尤其是新政权，都令他懊恼气愤，因而他的小说和小品文都极尽嘲讽之能事，以怪诞手法展示布尔什维克党哪怕是最微小的失误和错误（而有些甚至是犯罪——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尤其卖力地挖苦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对其的追求（《地上天堂》，萨格勒布，1923年）……从历史高度上看，也许他并不总是正确、公平的。但要知道，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形势下。他又怎能站在历史高度呢！
1922年6月起他搬到了布拉格，那里在革命后聚集了大量俄罗斯侨民。1924年底，阿韦尔琴科重病不起。他去疗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从疗养院回来不久，1925年1月28日，他又住进布拉格市医院。就在这里，“在2516号病床上，在医院雪白的床铺上，3月12日晨，阿尔卡季·季莫费耶维奇·阿韦尔琴科离开了人世……”【23】阿韦尔琴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写了几部很好的作品，其中包括剧本《与死神游戏》，以及关于戏剧的很多欢乐小故事（当然，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作为剧作者和演员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细致微妙的作品，如《配着栗子的火鸡》和《白乌鸦》，以及描绘20世纪最初十年彼得堡文化生活场景的作品——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米西奈斯的玩笑》。然而他的精力已经耗尽，他还有着诸多想法，还在布拉格的病榻上创作着新小说，只是读者们永远也读不到这些作品了……
这位个性鲜明、独具一格的作家进行创作的年代，是一个充满世界性灾难和革命风暴的时代，因而文学批评家们也未能充分研究、并且公道地评判他丰富多样的文学遗产。
Л.А.斯皮里多诺娃（叶夫斯季格涅耶娃）写道：他“认真地学习丘明娜、多罗舍维奇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采用了《观众》《火炬》《地狱邮件》及其他彼得堡刊物的讽刺手法”【24】，“他生动活泼的幽默手段不禁让人想起早年的果戈理”【25】。О.米哈伊洛夫认为，阿韦尔琴科“丰富的想象力，与《蜻蜓》和《闹钟》杂志的员工安托沙·契洪塔【26】相似”【27】。诚然，米哈伊洛夫认为，也就是这点相像而已。因为安托沙·契洪塔年纪轻轻时，其身上就已经能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东西，而“阿韦尔琴科一直主要就是一位幽默作家，只能看到自己笔下人物生活中的可笑东西而已……”【28】
此外，还是在革命前，就有人试图用其之前一些作家的标准来比量他。苔菲就曾写道：“很多人认为阿韦尔琴科是俄罗斯的马克·吐温。有些人当时还预言他会走上契诃夫的道路。”紧接着苔菲写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既非马克·吐温，也非契诃夫。他是纯纯粹粹的俄罗斯幽默作家，没有病态的痛楚，也没有含泪的笑。他在俄罗斯文学当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29】
我同意这位女作家最后那段话，但我对前面那句话不敢苟同。毫无疑问，阿韦尔琴科不仅仅是个幽默作家：他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同样娴熟地掌握了从幽默到悲剧的各种体裁，只不过幽默和讽刺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占了上风。
在如今，广大群众看到太多粗制滥造的东西，因而说话用词也开始千篇一律，有时还会用两句引自国外俚语的舶来品，经常可以听到毫无实际内容的说法，如“一个天才在各方面都会是天才”。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无疑是一位天才作家，但他远不是各方面的天才：他的诗作水平其实很一般，他不会打高尔夫球，不会作曲，不会用大理石刻雕像，甚至也不会用木头来刻。他及时地意识到自己才华的主要方面是文学，而且也因为其拥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对人类的爱——而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
一个人的才华是天生的，是“上帝赐予的”。而这一才华将会如何发展，会呈现出什么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对于天才作家阿韦尔琴科而言，幸福就是他作为这种才华的拥有者，其最初的生活岁月不是在彼得堡度过的，不是透过脏兮兮的迷雾去观察隔壁那些高耸的围墙，而是在满世界奔波、游荡。在他的记忆中积攒了大量的面孔、传言，以及一针见血的词句和话语，这里也包括了孩童那些笨拙而惹人怜爱的任性话语——这些都是他的财富，他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毫不费力，如同呼吸一般自如。”【30】
库普林指出，阿韦尔琴科最早发出的笑声是纯净而毫无恶意的。显然，他掌握了前辈们的一些手法，但这并不是模仿和照抄。幽默感是不可能学到的。看到现实中可笑的东西，和善于用语言艺术将其表达出来、传达出去——这完全是两码事。只有将这种捕捉笑点的才能与作家的技艺相结合，才能达到需要的效果。而在阿韦尔琴科身上这两种才能是有机统一的。并且人们鲜有机会能指责他，说他不过就是在普普通通地逗乐，说他是为了笑而笑。笑有多种功能：人们可以将其视为武器、盾牌、药物、休息，等等。而阿韦尔琴科的作品承载了所有这些功能。
他的想象力永远不会枯竭，他可以从某个极为普通的场景中捕捉到笑点。尽管这种场景甚至都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一眼就能看出是杜撰出来的、不可能存在的——但你还是会大笑，还是会相信。因为遭遇这种场景的人物，其行为、举止、言谈等，都完全与其性格相符，与其所处的情形相符。比如，《在饭馆里》这个笑话，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段描写，却精确地表达出每个人的心理——无论是开玩笑的人，还是被捉弄的人——那个愚笨、固执、自以为聪明狡猾的人！
阿韦尔琴科的头脑中装着各种题材、人物性格和场景。同一时期、或许就是同一天写的小说和小品文，也会在语调、选题、对现实事件与关系的探讨深度上有很大不同。在阿韦尔琴科之前已有许多人写过诽谤中伤、流言蜚语的力量，而他依然可以为这个经久不衰的题目发掘出新色彩，在篇幅很短的小说《流言蜚语》中，深刻剖析这个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很常见的社会现象——并且写得轻松、调侃、让人信服。因为被流言蜚语包围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种批判的打击力度就更大。并且，与其说是那个小小的官吏阿克文斯基而让我们觉得可笑，不如说是他周围那些更加卑微、具有如此卑贱品行的小人物们让我们觉得厌恶。这样一来，阿韦尔琴科原本没什么恶意的笑，似乎已不受他的意志左右，而变成批判社会风气的讽刺檄文。
你想看他模拟别人风格的作品吗？那就请看看《达布斯失踪的套鞋》《无可救药》《随心而动》《给〈幼蛙〉杂志的一个故事》。
你想知道纷繁复杂的手段和微不足道的目标之间是如何不相称的吗？那就请看一篇极好的小说：《谎言》。
关于某人自我认为的个性与其真实性格之间的矛盾——《我的邻床》《别利梅索夫》《不祥的沃兹杜霍杜耶夫》《可怕的人》。
关于外表体面与内心卑劣之间的矛盾——《帕特列佐夫家的故事》。
想看到对一个人某种性格特点、某种品质的放大、夸张吗？那么请看极度吝啬、贪财的例子——《石蕊试纸》；愚蠢得不可思议的典范（同时还很贪财）——《吸尘器》；努力到不可思议的故事——《挑拨者》……这些故事都很可笑。但是我们难道可以说，作者仅仅是为了可笑而可笑吗？
阿韦尔琴科非常清楚流于表面的玩笑、对各种事态肤浅的嘲讽，即“给傻瓜们的幽默”（他也将自己的一篇小说如此命名，并在小说中对这类幽默进行了精彩剖析），与那些深入现象实质、挖掘个人秉性、分析主人公道德立场的真正幽默之间的差别。
一次偶然的交通事故，让文学家奥什米亚斯基与女演员布龙佐娃相遇（《果子羹里的剃须刀》）。毫不新奇的场景，司空见惯的情节。但就是从这样一个场景中，阿韦尔琴科挖掘出了最多的喜剧效果，因为他展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完全不匹配的性格，并且用细腻精准的心理描写，刻画了布龙佐娃幻想破灭的过程。
在小说《恐怖的小男孩》一文中，有大量温馨幽默的情节和性格描写，而结局却那样出人意料。有时候，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提到阿韦尔琴科的时候，会说，他最优秀的作品，已经达到社会讽刺檄文的高度。不过他们的意思是说，阿韦尔琴科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而事实上，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称得上是“社会讽刺檄文”。在其最著名、最流行的一本书《快乐的牡蛎》——该书在七年间再版24次——在此书当中有一章叫作《在自由的俄罗斯》。章节的名字本身就充满了凶狠的讽刺。“自由的”俄罗斯（指的是沙皇所恩赐的宪法自由）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这个俄罗斯的形象是骇人的，是无尽的黑暗，是底层老百姓——即农民的无知（《俄罗斯的故事》）；是每个居民没有任何权利并且受到监视，从而导致原本最没有政治倾向的居民变成“左”倾（《伊万诺夫的病史》）；是非法势力活动的猖獗（《是谁将它卖掉了……》）；是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搜查（《人们》《科学的受难者》）、监视和告密（《鲁滨孙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无所作为（《精铵》《十月党人奇卡尔金》），以及奸细活动（《错乱》）……在斯托雷平反动统治【31】的那个年代，哪怕只是让读者们关注到这样几个话题，也可称得上是某个公民社会立场的体现了。
应该充分肯定阿韦尔琴科身为一名作家和杂志编辑的坚定立场：他从未屈从于非法势力的宣传鼓动，总是坚持俄罗斯各民族的平等，从未触及也未伤害过民族感情。这种始终如一的坚定立场，可从其对贝利斯案的态度【32】，以及其他小说，如《冯克里曼和儿子》《金表》《一等父母》等作品当中看出来。当然，这也不可能不在黑势力阵营中引起相应的反响，他们也千方百计给阿韦尔琴科贴上“同情犹太人”作家的标签。
他每次公开发表揭露俄罗斯政府的政策，或者嘲笑俄罗斯性格中丑陋面的尖锐作品时，都会在右翼刊物中招来恶意反响。但这并不是因为阿韦尔琴科嘲弄一些人性的弱点。阿韦尔琴科的作品引发右翼阵营不满，是因为其作品向大家昭示了现实的黑暗、百姓的蒙昧无知、不良品行盛行等现象背后的真凶，即现有的制度和生存条件（《俄罗斯的故事》《忙碌的民族》《父与子》《科里布》《农活》《维克托·波利卡尔波娃》《挑拨者》《鲁滨孙们》）。
然而，尽管阿韦尔琴科当时创作的很多报道政治事件、反映当下关注点的小说和小品文，即使今天读来也颇具现实意义，令人回味无穷，但对我们而言更具吸引力和现实性的，还是那些探讨不与某个具体社会体制和时代相关联的人类性格特点的作品。是的，确实，这些性格特点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具体历史条件下展现得不尽相同，但它们从未消失过，始终是精彩纷呈的。
在读阿韦尔琴科小说的时候，我们总会因为他对生活和人的本性非同寻常的了解而感到震惊。他笔下塑造了各种职业、各种社会和民族属性的人物。每个人物都过着自己的生活，表现出自己的特性——而作者总能简短精练地将这种性格特点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作家瓦西里·波科依尼科夫（《一篇小说的故事》）、会计师助手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希米科夫（《可怕的人》）、县城中学的督查员别利梅索夫（《别利梅索夫》）、中学生波波尔祖欣（《斜角》）、卓娅（《普通女人》）、斯捷奥普的穷亲戚（《配着栗子的火鸡》）——阿韦尔琴科寥寥数笔，就将一个个个性鲜明、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勾勒出来。
阿韦尔琴科小说的形式总是简单、自然，情节发展一般说来都很快，没有多余的细节。如果出现什么多余细节，也一定是为了增加幽默效果（而这样说来——也不算是多余的了），而且他所列举的细节，总会被读者毫无差错地领悟到。
阿韦尔琴科塑造形象的鲜明性、作品饱含的浓浓喜剧效果，也在В.В.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中有所描绘：
群星光芒褪却的地方
明月笑靥在微微颤动
好似作家阿韦尔琴科
在夜空写下开心诗行
……【33】
如果仅从幽默作品的角度来探讨阿韦尔琴科的作品以及其个性本身，那就有失偏颇了，而其同时代的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阿韦尔琴科的真实面孔并不是读者们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的。”斯基塔列茨写道【34】；“在他身上结合了外表的嘻哈与内心的严肃。”彼得·皮利斯基回忆说【35】。
这种内心的严肃在其一些通篇看似调侃嘲弄的小说中隐约可辨，例如《父亲》《普通女人》《快乐的晚上》《被靴子踩倒的小草》等作品。
阿韦尔琴科关于儿童的小说以及写给儿童的小说，也见证了作者内心世界的丰富，以及其心灵与才华的多面性。阿韦尔琴科终身未婚，没有子女，但他很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三本小说集《孩子们的故事——给大人看》《淘气包和马大哈》《孩子们》——这些远不是阿韦尔琴科创作的关于孩子们的全部作品。
他能极为细微地描写孩子们的心理活动，会用孩子们的语言诉说（或者是从未忘记过孩童的语言，终生保持了这一能力）他们所关心和担心的东西，表现出儿童心灵中让人可笑、令人感动的方面，表现出儿童心灵的纯朴、真诚和对人性温暖的渴望。
阿韦尔琴科的作品尚未被充分研究、充分评价。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俄罗斯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独特的现象。他创立了自己的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形式简洁、明快，却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阿韦尔琴科以其高超的技巧运用了俄语的丰富、灵动和雅致。
他对俄罗斯国内的讽刺文学与幽默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这种影响都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在很多作家的文字和塑造的形象中，如米哈伊尔·左琴科、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格里戈里·戈林……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直接借用，但只要对比阿韦尔琴科的《不祥的奖品》和左琴科的《山羊》、阿韦尔琴科的《灾害》与П.罗曼诺夫的《自然灾害》，对比那个“怀疑一切、心无神灵、欺上瞒下”、在危机时刻表现出“心安理得的厚颜无耻、从而在现实中每每摆脱困境的”的波德霍德采夫的形象与奥斯塔普·本德尔的大幕僚形象【36】，对比阿韦尔琴科的《给傻瓜们的幽默》与格里戈里·戈林的《腿上的绷带》，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阿韦尔琴科的主旨、思想形象、关注的对象，都在苏联作家的作品中得到现实体现。
如今我们可以确信，阿韦尔琴科的作品承受住了最高级别的评判——时间的评判。因为阿韦尔琴科在其最优秀的作品中，以精致的文笔和简练的形式，展示了人类灵魂以及社会人际关系最深的层面；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引起大家对那些社会弊病和道德缺陷的关注，对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不会消失的问题的关注——这就是忌妒、逢迎、诽谤、卑鄙、虚伪、无原则、贪财、争权夺势，等等。
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的意义还在于，他留下了丰富多样的作品，写出了关于20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生活的幽默讽刺性百科全书。尽管那段时期对于现在似乎已经遥远而模糊，但了解那段时期，哪怕是以轻松调侃的方式，也能帮助我们感悟现实、思考未来。我们逐渐明白，我们面前并不是一个只会逗乐、搞笑、开玩笑的人，甚至不仅是一位在当时被称为“喜剧之王”的作家，而且是一位能深入人类灵魂（即使只是小人物、有时甚至是卑微人物）的艺术家。他能够敏感地捕捉到成人与儿童心理中最细微的地方，并且具备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可以用看似轻松、调侃的方式，如魔术师般在不知不觉中呈现出鲜活的生活场面。
如今我们完全可以称阿尔卡季·阿韦尔琴科为俄罗斯20世纪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而被广泛流传——从阿拉伯语到依地语【37】，他出版的书也远远超过500本。人们著书、写论文来研究他，将他的作品拍成电影、编成话剧。在每个新时代，他的作品都如一个世纪之前那样，依然具有现实性。而且我想，未来的读者们依然会对其作品充满兴趣、爱不释手。他针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提出了问题，也许并非总是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毕竟作家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但却总能一针见血戳到痛点，并让人们自己去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
С.尼科年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