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03年，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进一步提出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太后，不敢抗争，欲与沙皇俄国缔结这一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岂料《中俄密约》尚未签署，其详细内容就通过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舆论为之一片哗然，国人群情激愤。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这个敢于将这一惊天消息公之于众的爱国记者名叫沈荩，他因此获罪而被清廷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杀的新闻记者。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克诚，字愚溪，湖南长沙人。史载，其“性直倔强，雄于胆略”。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民族的危亡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期间，沈荩积极主张变法，认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他和湖南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触，交往密切。唐才常与谭嗣同同乡，同师于欧阳中鹄，并称为“浏阳二杰”。维新变法失败后，沈荩留学日本，其政治态度也迅速由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成为了坚定的革命主义者。
一年多后的1900年春天，沈荩从日本归来，在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共同组织革命组织“正气会”，随后又更名为“自立会”。沈荩任自立会干事。“自立会”公开宣布“我等认为满州（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求“新造自立之国”。自立会以汉口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以会党群众和清朝下层士兵为骨干的“自立军”。自立军共有七军，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为右军统领。下辖六个营。7月24日，沈荩携带花银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研究部署在新堤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并决定在8月15日举行起义。
唐才常在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后决定于7月28日在汉口起义。谁知在27日晚，张之洞就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三十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7月29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唐才常是自立军总司令，他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在新堤一直关注革命态势的沈荩得知汉口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主要领导人殉难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为了表示“继续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决心，会议决定提前举行起义。28日，“右军所部起事”。当天晚上，新堤卫队营偷袭清军水师营，各地自立军两千多人纷纷响应，自力军的黄绫旗“插遍全市”。然而，由于寡不敌众。沈荩领导的新堤起义也惨遭失败。
新堤起义失败后，沈荩并没有泄气，他很快又潜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荩受聘为“报馆访事”（即记者），同时兼任一家日本报纸的通讯员，开始以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控制时期，由于沈荩懂外语，且擅长交际，又有政治眼光和新闻敏感性，很快便与八国联军的部分人员混得相当熟悉。北京各界名流听说沈荩认识许多外国朋友，纷纷前去巴结。为了从这些贵族口里打听到有用的信息，沈荩尽量和他们把酒言欢，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1903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沈荩从一个满清贵族口中得知中俄两国要签订密约的消息后，忧心如焚，他决心在签约之前把密约内容昭示天下。但怎么才能获知具体的内情呢？他四处打探，一定要将密约的内容搞到手，并尽快在报端捅出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沈荩最终通过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约》草稿的原文。他不敢有丝毫的迟疑，迅速将《中俄密约》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新闻西报》收到后当即原文刊登。随后，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期号外，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
在报纸上获悉《中俄密约》丧权辱国的条款后，国内外舆论一时大噪。全国人都很是气愤，对腐败无能、一味讨好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更加失望，革命运动随之风起云涌。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在随时都可能激化的革命形势的逼迫下，陷入难堪境地的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沈荩的一纸新闻，保全了国家的主权，赢得了那个时代新闻工作者的集体荣誉，可谓居功至伟。
《中俄密约》的泄密，使颜面扫地的清政府气急败坏，他们立即派人全力侦察密约泄露的原因。此时的沈荩非但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以一个革命家的冲天豪气，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联络李莲英，置慈禧于死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旗人庆宽和前翰林吴士钊。哪知软骨头的庆宽和吴士钊，在得知沈荩的想法后，恐惧不已，决定出卖好友沈荩以自保。他俩联合向慈禧太后告发了沈荩。于是，悲剧便毫无悬念地降落到沈荩的头上，1903年7月19日晚上，沈荩在北京寓所被捕，落入了清廷之手。
沈荩被捕后，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在狱中写下了《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另一首是这样写的：“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到底慷慨赴死的豪迈之气。
审讯期间，沈荩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本来因光绪皇帝出生在六月（阴历），故六月被称为“万寿月”，“例不行刑”，加之当时清政府正在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但慈禧太后还是下令将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
1903年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八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朗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八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四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料沈荩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这是1903年8月4日与9月16日的《大公报》对沈荩之死的报道，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清政府以酷刑处死沈荩后，革命派办的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说：“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清廷的残暴野蛮，激起了社会公愤，连外国报刊也纷纷加以谴责。西方各国公使也因此事对清廷很不满。据1903年9月14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慈禧太后迫于各公使的压力，只好也装出了“悔意”。
沈荩赴死一个多月后，章太炎先生以义愤填膺的心情在革命派的报纸《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沉痛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愚溪）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章太炎先生笔下沉痛悼念的沈禹希（愚溪）就是沈荩。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他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还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
沈荩遇害时年仅三十一岁，他被称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沈荩事件在当时震动了国内外，进一步暴露了清廷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反动凶残的本来面目，更加激励着革命者为推翻清王朝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