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权力对生命的控制形式主要表现在对生命的剥夺，对于违法越轨的人，权力直接对他的身体施加暴力（普遍存在的残酷的肉刑），权力的最高体现就是剥夺个体的生命。而到了近代，权力控制生命的重心改变了：从剥夺生命改变为占有生命和管理生命，权力不再企图决定生死，而是“管理与控制”生命。福柯是这样说的：“肉体的惩戒和人口的管理构成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组织就围绕它们展开……这个权力的最高功能也许不再是杀生，而是彻底地占有生命。”（XS，第134页）“总而言之，在‘肉体’和‘人口’问题上，性成为一个权力的重要对象，这个权力围绕生命的管理而不是死亡的威胁而筹划、组织。”（XS，第141页）
权力对生命的占有和管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肉体的规训，另一个是人口的控制。从17世纪起，支配生命的权力以两种基本形式发展：首先形成的是以个人肉体为中心、把肉体当作机器的规训权力。第二种形式是以种族肉体为中心的控制人口的生物政治，主要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出生与死亡、健康水准、寿命等生物过程或生命过程。“注释1”
在此之前，生命的状态是散漫的，它基本上与知识无关，与权力无关，与政治无关。但是，从近代开始，“生命进入了历史，即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XS，第136页）政治权力“这时已直接延及个人的特征，能够触及他的肉体，浸染他的仪态、态度、言论、见习方式和日常生活”。“注释2”被占有和管理的生命处于一种驯服的状态，它循规蹈矩，遵命行事，成为权力的被占有物和管理对象。
“注释1”刘北成，第269页。
“注释2”转引自米勒，第5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