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大战略之外，福柯又把18世纪出现的对性的社会控制概括为三个坐标：教育、医疗和人口统计。福柯指出：“在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通过教育、医疗和经济，它不仅使性成为世俗事务，而且也成为一种国家事务。确切地说，性成为一种要求整个社会肌体及几乎所有社会的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监视之下的事情。说它新，也因为它沿着三条坐标轴伸展：一条是教育，以儿童特殊的性为目标；一条是医疗，目标是妇女特有的性生理；最后是人口统计，目标是自发和自觉的生育控制。”（XS，第114页）
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通过教育、医疗和人口统计这三种控制手段，个人的性活动成为一项国家事务。它不再处于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地位，而是被国家控制、监管起来。在此之前，个人的性只与当事人有关，与他人无涉，与社会无涉，更与国家无涉；而在此之后，个人的性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事务，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务，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
作为现代人，我们早已对国家控制个人的性活动习以为常，我们甚至不会记得、不会知道、不会相信个人的性活动曾经有过一段与国家无关的时期，在那时，性就是单纯的性，它不属于教育的范畴，也不属于医疗的范畴，更与生育控制和人口统计无关。在性的领域，我们变得更加不自由。每一个人私人生活的最后一个领域不仅受到监控，而且已经变成了只给个人选择留下很小空间的国家事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