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枟朱子语类》卷十三）
从周敦颐的“无欲”，到程氏兄弟的“明天理，灭私欲”，再到朱熹的“明天道，灭人欲”，完成了这——理论系统化的过程，这种反自然、反人性的理论与封建统治的思想禁锢是相——致的，这种理论的存在和盛行更多地依赖于政治的扶持，所以，理学中的道德伦理明显地掺杂了政治伦理的因素，而且，政治伦理明显地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依据，这也是统治者极力提倡和扶持的原因。理学在南宋朱熹之后大行其道，并为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理学体系最具杀伤力的还不是其为封建社会提供的政治伦理，更具毒害性的是其对女性贞节的鼓吹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朱熹、吕祖谦编选之《近思录》记载了程颐对女性贞节观念的看法：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程氏理论中最具毒害性的，朱熹对此理论加以附和，甚至公然写信劝人守节。朱熹之友陈师中的妹妹新丧夫，朱熹遂写《与陈师中书》劝其妹守节：
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原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
陈师中之父陈俊卿曾做过宰相，因此，信中有“丞相夫人”、“丞相”之语，出身豪门在朱熹眼中也成为守节的理由之——，因为其所起的表率作用更具奇效。程朱的这——理论在南宋之后，影响极为广泛，成为封建道德规范女性最严苛的枷锁和最严酷的教条，其流毒之深，使得历代女性前赴后继地践行着从——而终的教条，无数鲜活的生命死在贞节的祭坛上。正如胡适所说：
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是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分明是——个人的私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竟害死了无数无数的妇人女子。
程朱理学的贞节观念在宋代已有不小的影响，《宋史·列女传》中收录的贞节妇女有55位，在清人辑录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宋代贞节妇女达274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前代。至元代，贞节观念影响更甚，《元史·列女传》收录列女187位，这也只是当时守节者中的突出者，未被记载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能不说是程朱理学的“功劳”所在。不过，好在程朱理学的影响有——个渐进的过程。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在宋代提出之后并没有立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宋代除了禁欲观念，还有与其不同导向的其他封建伦理，宋初的李觏在其《礼论》中强调礼应该是“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又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观念。在此类观念的影响下，宋初的贞节观念并不是很严苛。当时的名臣如范仲淹就有将儿媳再嫁的举动。范仲淹的母亲就曾经改嫁，范仲淹丝毫不以此为讳。范仲淹的儿子病死后，儿媳在范仲淹的安排下改嫁其门生王陶。宋代中期时，贞节观念依然比较松弛，宋·王辟之在其《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了王安石嫁媳的故事：
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雩，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子，雩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妻曰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这种开放的举动出现在宋代，委实令人庆幸。宋代的宫廷妇女也有再嫁的权利，并没有成为贞节标本的牺牲者，《宋史·宗室传》记载汝南王允让曾特地为限制妇女改嫁奏本，请求取消此制：“宗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这——请求得到了皇室的准许。宋代朝廷曾多次下诏宗室妇女可以再嫁，条件是不能嫁人为妾。这说明当时的世风对女性贞节并不是特别严苛，相反，倒有几许温情脉脉的人情味。而且，当时的男女交往也还比较多，妇女的社交也比较广泛，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描绘了当时元宵灯会上男女交往的风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贞节观念日益加强的南宋，妇女再嫁、改嫁也还比较多，宰相贾似道之母胡氏曾先后三次嫁人，死后依然被朝廷追谥为“柔正”。这时社会舆论并没有完全被贞节的教条湮没，女性的生活还有——定的自由度。但是应当看到，这种自由是夹缝里的自由，自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奇谈怪论出炉之后，宋代的贞节观念日益严苛，至南宋朱熹之后，理学被扶植为封建正统思想，贞节观念遂被广泛接受，成为世人公认的女性应该遵守的教条。到元代，虽然为蒙古族统治，但贞节观念依然被当作规范女性的基本准则。
与日益严苛的礼教相矛盾的是，宋代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及时行乐的艳雅之风。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再加上统治者又以财富笼络官员，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时。这种享乐自然少不了舞榭楼台的点缀和轻歌曼舞的歌妓舞娘，因此，宋代妓院经济空前发达，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北宋还出现了两位以奢侈风流著称的宰相寇准和晏殊为此风助焰。寇准生活穷奢极欲，耽于声色之娱，蓄养歌妓舞女无数，其侍妾蓿桃曾作诗劝诫，寇准不以为然，依然故我，并作诗回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晏殊也是——位声色宰相，其宠妓被其妻赶出之后，晏殊怀念不已，叹息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遂将遣出歌妓赎回。
其子晏几道的词《鹧鸪天》更是将这种颓废生活描绘得颇为形象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种奢靡之风遍及朝野，皇帝也是此风的主导者。皇帝狎妓恐怕旦古以来未之有也，宋徽宗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在坊间里弄广为流传，这种“模范”的树立在朝野上下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皇帝尚且如此，宋代享乐之风的盛行就不难找到原因了。这种风气的盛行也成为宋代文艺的主题。纵观宋词，“流连光景惜朱颜”的基调几乎是宋词的主旋律之——。他们把人生的意义，贯穿在花间月下，流连于粉腮樱唇，往往从享受生活的欢娱中完成个体生命的体验。横刀跃马、建功立业只是在南宋特殊的情境中偶尔出现的个别情调，伤春悲秋、莺歌燕舞依然是宋代文艺的主题。李泽厚对文艺风气从中唐以来到宋代的改变做了精到的总结：
中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已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所以，这——时期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和艺术品是山水画、爱情诗、宋词和宋瓷，而不是那些爱发议论的宋诗，不是鲜艳俗丽的唐三彩。这时，不但教人膜拜的宗教画已经衰落，甚至蛾冠高髻的人物画也退居次要，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如果再作——次比较，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辩；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么，这里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应的是纤细柔媚的花间体和北宋词。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正是过渡的开始。胡应麟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区别到底何在呢？实际上仍是：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宋代这样——个整体社会趋向内省的时代，文化艺术也由向外拓展转到向纵深的内在挖掘，其所表现出的精致细腻程度是汉唐无法企及的。宋代的仕女画在风格上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唐代的雍容大度——变而为宋代的阴柔婉约，丰满壮硕也代之以孱弱纤细的清癯之美。
正是由于产生于既倡礼教又耽享乐的社会情境中，决定了宋代仕女画的表现必然遵从于这样的社会情境，因此，宋代仕女画中的仕女皆严装妍雅、规规矩矩，但又绚丽精致，讲究细节，充满情调。元代社会礼教风气的盛行度过于两宋，但也没有密不透风，女性也尚有——定自由度。且因为文人入朝为仕道路的断绝，文人隐居修道享受生活的风气也与宋代有些相似，因此，元代仕女画风比宋代仕女画除了加入了几许飘逸，其他与宋代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三、世风影响下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代社会文化精神的昂扬向上、意气风发已不复存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劝诫大臣“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已经为宋代的文化精神奠定了基调，追求现世享乐和精致生活是宋代自上而下的文化导向。这种文化导向和理学的兴起互相矛盾，但又同时并行，共同穿梭于社会的角角落落，构成了宋代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这种多元文化形态使宋代对女性的审美习俗也为之——变，女性美由雍容丰满走向清雅内敛。
宋代礼教风行造成了——个直接结果，就是女性缠足逐渐风行。关于缠足的起源有数种说法。元·陶宗仪《南村綴耕录·卷十·缠足》云：
（南唐）李后主宫嫔眘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眘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形，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黑月常新”，因眘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还有——说认为缠足起源时间更早，应在南北朝时，《南史·废帝东昏侯纪》记载，东昏侯荒淫无度，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六朝乐府《双行缠》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可为佐证。不管缠足起源于何时，在宋以前都还只是在宫廷中流行，到了北宋中晚期渐及贵族妇女，南宋初年，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书，叙述缠足之事时，云缠足“近代兴起”。元·陶宗仪《南村綴耕录》则云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可见，到了元代，缠足已成为流行，其流毒已成，从社会舆论“以不为者为耻”来看，此时缠足已相当普遍。宋代许多文人论及缠足，多为此鼓吹，以此为美，苏轼《菩萨蛮》词曰：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秦观《浣溪沙》则曰：
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
在以脚小为美的风气下，缠足成为对女性审美的——个重要条件，于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烈，流毒遂及民间。
在这种拘禁女性的风气下，对女性美的其他要求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当时最为盛行的文学形式————宋词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的审美要求。
晏几道的《鹧鸪天》云楚女腰肢越女腮，粉圆双蕊髻中开，《浣溪沙》云腰自细来多态度，脸因红处转风流，“香靥凝羞——笑开，柳腰如醉暧相挨”。秦观《满江红》云绝尘标致，倾城颜色，翠绾垂螺双髻小，柳柔花媚娇无力，《生查子》云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笑千金少。可见，在身材上，与唐代的丰满壮硕已完全不同，而以纤柔瘦弱为美。甚至身材壮硕还会被讥笑，苏轼就曾作诗讥笑——位身材高大的舞妓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元代，这种以娇弱为美的倾向更加明显，《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当时文人心目中典型的美女形象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这种瘦弱窈窕的纤弱形象来自于当时世俗的塑造，又得益于文人墨客的渲染鼓吹，以致于到明清已是恹恹病态，——至于斯了。
在身材形体上是这样，与此相匹配，在神态、情绪上则是慵懒忧郁，这在宋词中同样有许多表现。刘学箕《贺新郎》曰：“午睡莺惊起，鬓云偏，鬓松未整，凤钗斜坠。宿酒残妆无意绪，春恨春愁似水”。这种百无聊赖、萎靡不振的情态为历代文人咏歌不已，遂成潮流。这种情态加上闲愁简直就成了宋代文艺的情绪了。欧阳修《踏莎行》云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张来《青玉案》则云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几许？——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李清照《醉花阴》云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造就了这种文艺之风，加以文人的广为渲染，成为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时的——路挽歌。正如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所云：
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于证明女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的——件耻辱。
这种忧郁症在宋代仕女画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那些揽镜、奏乐、梳妆的女性无时无刻不满怀忧郁、满含闲愁。元代仕女画也未能幸免，即使描绘的是仙界神女，也哀怨愁闲。
总之，宋元时期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无出乎几个关键词：端庄娴静、娇小瘦弱、慵懒闲愁，这是礼教控制下的必然的审美形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世风的反映。
（第四节）礼教化之后
一、明清的礼教苛制
明清社会虽然有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是封建的礼教苛制却未因此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明清仕女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礼教苛制的产物，封建礼教所压抑的对象既包括明清仕女画中的主角，还包括它们的创作者————明清时期的封建文人。——方面，封建礼教的压抑不允许明清仕女画在表现上超出其规则约束；另——方面，明清仕女画在民间力量的支持下得到空前繁荣。明清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是明清仕女画题材的源泉，创作主体与艺术原型生活的社会环境是艺术创作的土壤，明清的社会环境是明清仕女画风格形成和繁荣的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