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败象终于表现出来了，中华大地普遍处在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之中，当时舆论称这种困难是“自然灾害”，又说这是苏联人要债造成的。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多少都有点道理，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造成那几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跃进”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经济建设的规律，是1958年以来，各地大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的必然结果。这是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在不少地方都发生了营养不良、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去搞社会调查，乡亲们对他说，再这样搞下去，就会弄得路死人绝，到时候恐怕连抬死尸的人都会找不到。作为一个太行山区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不可能知道更多的内情，但邻村普遍没有饭吃他是知道的。至今大寨人在他们办的展览里还称那几年为“自然灾害”，但他们也说到了，那种自然灾害邻村有，大寨几乎没有遇到。为什么呢？他们不肯说，估计心里是清楚的。
经济困难实际上是对前几年瞎折腾的一种惩罚，大寨人没有瞎折腾，也就没有受到惩罚。这不仅在太行山区，就是在整个中国农村也是不多见的。
太行山区非旱即涝，天灾年年都有，但只要在一个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就算好年景了。1959年是先旱后涝，但没有成大灾，大寨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人均口粮达到225公斤，大队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年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了“海绵田”，普通的干旱能抵御过去，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达到了325公斤。但此时，大环境是经济困难时期，穷村挨饿，富村难免要被“共一点产”。那年晋中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落实当年的生产和生活。会议确定，由于困难户多，有粮食的村子，社员人均口粮定为175公斤，最多不超过190公斤。175公斤也好，190公斤也罢，都是指原粮，也就是带着皮的粮食。把皮去掉后，也就是150公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蛋，很少副食品的情况下，一年吃这点粮食是很难填饱肚子的。在讨论中，地委书记贾俊介绍了大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从太原赶来参加会议的省委副书记王谦明确表态，大寨人的口粮不低于200公斤，这算是体现了多劳多吃的原则。即使这种在当时说来属于“格外开恩”的政策，今天看来仍很不合理，因为大寨村1960年比1959年每亩地多收了25公斤粮食，但每人的口粮却比上年少吃25公斤。
不管怎么说，大寨人当时是幸运的。他们在那样的年头，每人还能有200公斤原粮，蔬菜瓜果也比别的村好些，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吃得饱饭，但饿死人的事情确实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充实。那一年大寨户均向国家卖“余粮”1750公斤。
大寨人关于吃亏、合算的账确实与众不同。一天，县里打来电话，说是某公社的供销社有一套马车连带四匹骡子一并出售，价格十分低廉。这种事情在经济困难时期倒也不少，县里通知大寨无非是觉得他们还有这个购买能力。大寨正在发展的势头上，当然需要马车和骡子。但他们又觉得价格太好了，自己买来就占便宜了。此时，陈永贵想到了金石坡大队，那个大队没有马车，甚至连路都不通。他的意见是让给金石坡。但这样他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说服大寨村的一些人，因为人们毕竟不可能都达到劳动模范的水平；二是即使价格已经很低了，但金石坡仍买不起。
大寨村里有不同意见，陈永贵有办法。后来大寨党支部做过一个总结，说大寨人的脾气就是“好斗，七斗八斗，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后来的总结，60年代初，还不是这样的说法。陈永贵当时的法宝是开会。先开支委会，说服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支委们统一思想了，再开党支部大会，就这样一层层地开下去。谁要是不同意，就说服教育，给他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给他讲亚非拉美人民还没有解放。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说服不止，早晚让他同意了就算解决了问题。大寨人的这种做法后来推广时被概括为“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这种办法应当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一个村子总要有个权威性，陈永贵的说服教育总要比强迫命令来得温和些。但如果说村民们真的心悦诚服了，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对于太行山村的农民们来说，用支援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美人民来说服教育他们，显然有些云山雾罩。他们嘴上同意了，但心里不一定服气，甚至都不一定真明白那些大道理。例如有人在谈支援亚非拉美人民的体会时就说过，“压肥”我们倒是天天干，但“拉煤”就要跑很远。他们都不知亚非拉美为何人何事，谈何提高思想觉悟？其实就是大寨的干部们，真正弄清楚了亚非拉美革命的人也很少。70年代中期，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访墨西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了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那里的人们远不是大寨人所想像的那样急待“解放”。
不管用什么办法，大寨人算是都同意把马车和骡子让给金石坡了，但金石坡既然是穷村，就要穷出个样子来，他们没有钱买这套车马。但陈永贵认准了的事情，就要把它办成。在他的主张下，大寨人先把那套车及骡子买下来，然后再给金石坡送去。这才算是了了陈永贵的一桩心愿。
别人挨饿，大寨村有粮，来借粮的人自然不会少。有集体来借的，也有个人来借的；有的来借吃的，也有人来借种子。有的人原来帮助过大寨，或者赞扬过大寨，此时来借便觉得心安理得；有的人过去讽刺挖苦过大寨，此时来借粮自然就有些不好意思。大寨人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表现出了高尚的风格与非凡的大度，不论是谁，只要张开口了，都尽量给予满足。到了该还的时候，有粮食的就还粮食，实在没有粮食的，就按交给国家的价格收钱。在那个有粮就能保住人命的特殊时期，能够像大寨这样处理事情的村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一些邻近的村子原来与大寨不免会有些矛盾，但到了这个时候，几乎都得到了大寨的接济，都对大寨人心存感激，以往的不愉快也就随风而去了。
如果说对于前来借粮的人给予帮助还碍着面子的话，那么对于前来偷粮的人也给予关照就更不是普通农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了。
一次守护庄稼的人抓到了一个小偷，交给陈永贵去听候处理。既是小偷，就不会是偷大东西，无非是偷点吃的，因为太饿了，就顾不上体面与修养。小偷被送到陈永贵面前，心中十分害怕，认定要受到严厉惩罚了。没想到陈永贵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让他吃饱了饭，给了他几元钱和几斤粮票，告诉他缺粮食吃就来要，但不能糟蹋庄稼。那个小偷非常激动，以为是遇到了菩萨。陈永贵借机教育他：“要是在旧社会，你偷在地主门下，跑不了吊在柳树上挨皮鞭打的下场，可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我就活，你就死，这难道说得下去吗？我只希望你们一点：你回去以后，想办法战胜灾害，克服困难！”
别人抓来的小偷，陈永贵给放了不算，还给吃给喝给钱花，抓小偷的人当然有意见。陈永贵听到议论后，又拿出了他的法宝：开会。在会上他教育大家说：“我们过去打仗，讲优待俘虏，现在搞建设又要优待小偷；你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的秋粮为什么过去不丢，今年却老是丢？小偷为什么不偷别人，就偷我们？道理很简单哩！过去他们的肚子不饿，今年饿了。别人没有粮食，我们有嘛！这么说，我们如果见死不救，还犯罪呀！你们也反映了，邻村的人不偷，外地人偷，这又为什么？不就是邻村吃过我们的借粮，赞皇、和顺他们吃不上吗？道理也明白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找上门来，正是个机会，我们贴上一顿饭，正好向他们宣传艰苦奋斗，给他们一点克服困难的办法，把生产搞起来，这不是个意外的收获吗？他们学了我们的经验，有了粮食，叫他们偷，他们还来不来？”
陈永贵是个农民，但又不是普通的农民，从处理小偷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很有一些政治头脑。就是这些政治头脑，使他一有机会，便可以从农民群中脱颖而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叱咤了一番风云。
4.反对“投机倒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渡过难关，国家在政策方面放松了一些管制，只要能救人一命，对于做点买卖之类“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于是，濒临灭绝的市场又开始有了一点复苏的迹象。当时货物奇缺，只要有东西，无论要到什么价格，都不愁没人买。大寨就属于少有的有东西的村子之一。大寨村有粮，这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东西，不能拿到市场上卖，其实即使国家允许，凭着陈永贵这样的当家人，也不会拿去卖。陈永贵对于市场买卖关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于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后来陈永贵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除了劳动模范以外，对于“资本主义”的仇视，不能不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他不可能真正弄懂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所憎恶的资本主义，大多不过是一种想过舒适生活的要求，想通过倒买倒卖挣钱的行为，想穿件漂亮点的衣服，或者与漂亮的年轻姑娘说几句话。这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然的事情，在当年的陈永贵眼里，就是“资本主义”了。
大寨粮食收得多，谷草谷糠当然也就多。在粮食紧张的年代里，这些都是好东西，谷草可以喂牲口，那时的牲口饲料早就被人吃光了，但农活又离不了牲口。至于谷糠则是上好的代食品，因为它总要比树皮、草根、白粘土可口得多。大寨有这些东西，想买的人就很多了。开始村里有人对他讲，平定县城有人收这些东西，价格不低。平定是昔阳的邻县，那人的意思显然是劝他趁价格合适的时候把谷草谷糠卖掉。但陈永贵的答复是：“我们不能搞投机倒把”。所谓“投机倒把”，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概念，意思是抓住一个变动中的机会，把便宜东西转手卖个好价钱。这是很典型的“资本主义”了，所以陈永贵坚决不干。
但村中有好货，不愁人不来。有人逐渐找到大寨，找到了陈永贵。一方是做买卖，另一方是要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他们到了一起，就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
来人问谷糠多少钱一斤，陈永贵默不做声。来人主动开出价格：两角钱一斤行不行？陈永贵摇头说不行。那人过了两天又来了，说两角钱不卖就三角吧。陈永贵还是说不行。那人问，你到底想卖多少钱一斤？看来他是准备出大价钱了。但令他大为不解的是，陈永贵报价是：三分。但补充了一个条件：不过不卖给私人，要想买的话，得拿大队介绍信。这一下真的把商贩堵住了。后来大寨果真按三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谷糠卖了出去，当然买方一定要持有某个生产大队的介绍信。这种做法算经济账，大寨人是吃了亏，但算政治账，大寨人觉得他们做得对。
大寨人反感投机倒把，他们自己首先做到不投机倒把。他们村里有一头牛，因为受了伤不能下地，但从外表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寨要把这头牛卖掉，别人去卖陈永贵还不放心，担心卖得价高了，他便自己赶着牛进县城。路上就有人要买他的牛，他一再说这头牛中看不中用，但别人却以为眼见为实，看到的好牛不会有假。后来又上来几个人，他越说不卖人家越是想买，价格也一个比一个给得高。从第一个报价60元开始，有人加到70、80元，最后竟加到了100元。那阵式真有些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拍卖会。所不同的是，拍卖会上谁给的价格高就卖给谁，在这里，你给的价越高越是不卖。我们不知道当时陈永贵在想些什么，估计他一定觉得自己亲自出来办这件事是正确的，换了别人真有可能禁不住诱惑高价把牛卖出去。最后陈永贵还是将牛卖给了县食品公司，对方给了他27元钱，这才使他如愿以偿。
大寨人不仅自己不搞投机倒把，自己不卖高价谷草谷糠，还见不得别人搞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并且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他们展开斗争。
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市场上不能公开卖粮食，但可以卖馒头，当然价格是比较高的。开始的时候在昔阳县市场上，馒头卖到了2角钱一个。那时人们劳动一天挣十分工，大多还合不上2角钱，自然买得起这种高价馒头的人不多。大寨人看着这种买卖人不顺眼，就要搅一搅他们的生意。他们派出了不少人，满市场的叫卖声。别人的馒头2角钱一个，他们只卖5分。这么大的差价自然有吸引力，许多人就围住了他们要求购买。当然，他们只是想搅一搅市场，并不真想卖多少馒头。通常的做法是把人喊来了，他们就走，只是在人少了的时候才卖两个调动调动买者的积极性，人多了就又走。因为如果认真卖的话，大寨粮食再多，可能也顶不下一天来。如果今天有谁也学着大寨人的样子，干那样的事，非得让有关部门以扰乱市场的名义给处理掉不可，但在那个年代，搅一搅投机商的生意是受政府表扬的事情。
5.成为“太行明星”
大寨村在全国普遍发生经济恐慌的时候不仅自己的人有饭吃，还能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而且还尽力帮助周围的社队。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使大寨作为一个明星脱颖而出。
1959年冬，新任晋中地委书记贾俊利用来昔阳大寨开现场会的机会，在张怀英的陪同下，深入大寨搞调查研究，当他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声叫好。有人给他讲述大寨50条好汉修地造地的故事，他笑着说：“50条好汉，陈永贵是宋江”。看到大寨的整个情况后，他讲，要树大寨，它是晋中的榜样。又说，大寨的基层支部好，要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学习。
于是，晋中地区掀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热潮。晋中地委的报告报到山西省省委，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作了批示。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同年6月，《山西日报》发表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动员全省党员，特别是各村党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的榜样，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
1960年9月上旬，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来到昔阳和大寨视察工作。他一路走一路看。那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但在大寨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他颇有感触地说：“我转了不少地方，哪儿也没有昔阳县的情况好；在昔阳，哪儿也没有大寨好，竟看不出任何灾情，简直就是个‘世外桃园’！”
1961年4月，昔阳县委做出《关于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12月30日，《山西日报》又刊登出署名文章《太行山上一面高产红旗——介绍昔阳县大寨大队逐年增产经验》。
1962年2月，陈永贵出席了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大寨被评为“特等模范单位”，获得省里的奖励。1963年4月，陈永贵再次出席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大寨再次被授予“特等先进单位”称号。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讲话中对大寨大加表彰，要求全省每个农业先进单位都要像大寨那样，不仅自己要把自己队的事办好，还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带好两个落后的队，否则下次不要来开会。这就是随后在山西省农村开展的“学大寨，一带二”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