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它要求在玉米定苗后，当苗长到1尺高之前要进行深刨。即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苗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求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后不留草，不碎土。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脚不乱动，以免把地踩实，刨过以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一个盛水的坑，对土地吃饱水分特别有利。刨的深度因地看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大量伤根和打叶。沙地、漏地（土层很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通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减轻地面径流，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深刨对于清除杂草，特别是宿根性杂草，作用更大。这样做既对当年玉米生长有利，又能促进土壤熟化，加厚活土层，符合长远利益。因此，大寨人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坚持玉米适时深刨，从不动摇。
大寨人办这件事还在太行山区造成了一场小小的社会革命。因为那里的妇女还挺传统的，过去在外人面前，妇女脚上不能没有鞋，因此，也就不能光着脚下地干活。大寨妇女后来光脚下地，党支部还做了不少工作。
大寨玉米“三深”种植法，是在长期科学实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针对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基础，水、土、肥、温四结合，以蓄水保墒为中心。“三深”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秋后深耕有利于缓和春旱和熟化土壤；春季深种有利于保苗扎根，更好地利用土壤水分养分；夏季深刨可以蓄水养墒，提高土壤温度，有利于玉米发根蹲苗，也可以促进土壤养分分解，增加土壤有效养分，有利于玉米旺盛生长，还可以减轻夏季洪灾的威胁，变水害为水利。“三深”的一整套做法，把当年玉米增产措施和长远的培养肥沃土壤、加工改造耕地结合起来。深耕为深种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深种以后再加深刨，就能更好地满足玉米对土壤深层水、肥、气、热的要求。大寨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稳产高产，“三深”种植法立了大功劳。
4.种试验田
大寨人种田有不少创造，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年年要有“新套套”。这些新套套有的来自长期种田积累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来自种试验田。
一次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村民们听了半信半疑，他们觉得技术员是故弄玄虚，因为大寨人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对此，陈永贵主张试验。他弄了8分谷地，专门施用白发病谷草沤成的农家肥，春天苗出得不错，夏天长得也好，到秋天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根苗就有82根害上了白发病。村民们也都服气了，都承认科学技术厉害、管用。
按新技术要求，作物要适时播种。所谓适时，就是要适合地温。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这与老辈子的说法也不一样。老年人都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所谓玉茭就是玉米，也就是说农历小满时节播种玉米。又说：“小满谷，不如不”。意思是说，小满播种谷子就太晚了。到底哪种说法对？大寨人又作了试验。试来试去，发现新的说法对，旧的说法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天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水浸倒伏。村民们看了试验，都信服了。他们说：“要增产，还得靠这些新套套哩！”
为了提高产量，大寨人搞合理密植。大寨搞密植也有便利条件，这就是大寨的坡地、梁地多，地块小，通风透光比较好，而且经过改造，土壤肥力已大大提高。密植当然要有个数据，一亩地种多少株苗才算合理密植，这也要搞试验。他们分别在三块地里试验，将一块地种了2000株苗，另一块地种1500株，还有一块地种了1000株。结果发现只要管理得当，合理密植可以增加产量。当然，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于是他们就反复试验，一次看不清，再试一次，最后，将玉米种植由过去的每亩800至1200株，增加到1600至2200株。而且，同一块地里因为边行比中间通风透光条件好一些，所以，地边又比地中间种得稍密一些。于是密植就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
庄稼有几十种，每一种又有许多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哪种产量高？也要搞试验。试验来试验去，最后定下来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它们的产量比其他品种产量高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经过试验，播种期提早了半个多月。并随着播种的提早，相应地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玉米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大的金皇后等良种。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他们就买回了许多磷肥，开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往地里上化肥。结果，春天撒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有任何作用。他们便再次试验，又失败了，就第三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成功的途径。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与农家肥拌在一起，发了酵，再配上5%的氨肥，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肥使用起来。经过试验后，他们给玉米施用了过磷酸钙的磷素化肥，促使玉米茎秆坚韧，子粒饱满，子粒出粉率比未施磷肥的提高5%以上。
原来大寨的大田作物就是玉米，从1958年开始，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试种小麦，结果也成功了，这就使得大寨的粮食品种更丰富了。
庄稼种在地里，如果遇到一场灾，地里缺了苗，再种是不可能的了。而太行山区天灾随时可能发生，他们就寻找解决的办法。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个村民说：“每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有些谷苗还大模大样地长了起来，咱们能不能试试谷子地里移苗？”
他们就开始试验。他们将间下来的谷苗移栽到缺苗的地方，浇上水，果然有效，谷苗大多数都能成活。于是，他们就把这个成果推广开来。后来，他们又针对高粱和玉米的断垅进行移苗试验。开始有人说，玉米不比谷子，它根大茎粗，不好成活；还有人说，移苗时必须带着土胎，否则活了也不会出穗结子。为了证实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就试验。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发现高粱、玉米都可以移栽，而且带不带土胎都可以结出穗子结出果实。
大寨的试验田越搞越红火。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差地的试验田搬到好地里来；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也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村民们也都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5.干部，先干一步
陈永贵有一句名言：“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从互助组时起，大寨的干部就坚持做劳动的楷模。合作化以后，农业社无论干什么活，总是由陈永贵、贾进财、贾承让、梁便良这些人干在前面，由他们带领村民们冲锋陷阵。收工的时候，其他社员扛起工具回村，陈永贵等干部还得留下来检查当天的农活。正是由于干部们本身劳动过硬，大寨的社员们才干劲冲天。
陈永贵在入社以后的第一个支部会上就宣布：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就不能算是好干部。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陈永贵用人的一条原则，哪个干部劳动不积极，首先就过不了他这一关。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妥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主张。同年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此后，合作化跳跃式发展，在初级合作化基本完成的同时，高级合作化的高潮也随之而来。
这一年的12月，大寨与几个相邻的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陈永贵由于忙于高级社的事务，就安排一个党员负责大寨村的生产。这个人只注意抓村里的各项工作，而忽视了参加劳动这一环，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大为不满。在一次由他主持的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期的工作。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陈永贵问他：“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那人知道陈永贵不高兴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最近事情太多，工作太忙，没有顾上参加劳动。陈永贵提高了嗓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为这件事，陈永贵在会上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代理生产队长职务。
有一句从大寨讲起的话，后来曾经传遍全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车头就是指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靠什么来带动火车跑得快呢？陈永贵认为，就是靠参加劳动，而且要在劳动中发挥模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