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参观的人，除部分地区单独前往昔阳集中外，有600人左右在兰州集中，乘专列到阳泉后转乘汽车至昔阳。乘坐专列的人，每人预交150元（包括兰州至昔阳的全部往返车旅费）。后经结算，每人车费约140元。这样，600人就需8万多元。另有单独前往昔阳的200人，因路程较短，每人按100元计，共2万元。一次参观的车旅费，以最低标准计算就是10万多元。再加上路途和住勤补助，平均每人每天按6角计，又得好几千元。全年两次参观，少说也得20多万元。
“前往大寨参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这次我们在昔阳就遇到福建、宁夏等地和部队等不少单位。我国还有不少先进典型，如果每年都要组织人前往参观，一年就不知要花多少万元了。
“此外，为了组织人参观，需要动用多少交通工具，多少住房，多少服务人员？如果将这些交通工具、住房、服务人员用于建设事业或旅游业，又将增加多少收入？这一进一出的账，不能不算。”
这位读者进一步说道：“我不是一概反对组织参观学习，但参观的人数要尽量精简，要让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同志去。就我所知，仅张掖地区这几年到大寨参观的人，农村中几乎遍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的还去过几次。效果如何呢？不能说没有，但属于游逛性质者有之；参观回来后汇报一下，交差了事者有之；有的只学大寨的具体做法而把经验学歪了，收自留地就是突出一例。这样的参观劳民伤财，要不得！”
史福荣的来信所反映的是一个老问题了。早在1967年年初，陈永贵就曾向周恩来反映过，到大寨参观的人太多，影响了大寨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周恩来也答复说，你也想点办法，我也想点办法，把人数控制一下。但在当时的局面下，全国形势都很乱，大寨也不可能安稳了。后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总是再三强调学大寨“不走样”，实际上等于动员人们多去大寨参观“取经”。如今，在全党、全国人民开始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人民日报》通过一封读者来信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不能不使人感到另有含义。而且来信还将去大寨参观说成是“劳民伤财”，其措辞不谓不重。
史福荣的信见报后，《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全国农业展览馆的赵廷俊在信中说：“我是一个搞农业展览的工作人员，向你们反映一个情况。现在不但存在参观成风，而且存在办展览成风。”
赵廷俊在信中说：1977年至1978年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第三届农业学大寨展览，两个馆共展出30个典型，每个典型由省里花钱，少则5万元，多则7万元左右，共花费200多万元。制作一台大寨模型就用了2.3万元。每个展出典型和项目都要印发小册子1万至2万份，有的要3万份。有个展出县印发两万份，花了2.2万元。有的小册子直到农展馆已经停展才运到北京，只好堆放起来。10个馆共展出150个典型，97个项目，用的钱和纸张是多少，细心的读者可算而知。我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反映，用了这么多钱和物，要多少工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啊！效果又怎样呢？据统计，去年一年全馆共接待观众62.7万人，除接待了各省市区农业战线代表3000多人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市的观众。因为馆大，展品多，参观半天看不完。他们说：看这个展览，要跑马看花。有的反映：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
显而易见，赵廷俊的来信比史福荣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批评又进了一步。如果说，各地去大寨、昔阳参观大多还属于自发行为或者是由基层单位组织的话，那么，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展览则是由高层领导决策的；如果说，批评各地去大寨、昔阳参观是劳民伤财还只是对学大寨运动形式的批评，那么，批评学大寨展览“典型重复，内容相似，标语口号多，具体经验少，内行看不到门道，外行看不到热闹”，则已经涉及到这场运动的内容了。这样的信以前不可能有人写，即使写了也没有报纸敢刊登，而如今，这封信却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形势的变化应当说已经明白可见了。
4.问题被揭了出来
如果说《人民日报》记者对李顺达的采访和史福荣等人的来信还只是提供了某种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利的信息，那么接下来舆论对于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的一些做法直接提出批评，则是向大寨模式发出的严峻挑战。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会上承认，昔阳县1973年虚报了粮食产量。他承认，那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0.7448亿公斤，但是，上报的数字却是1.095亿公斤，虚报了3500多万公斤。他解释说，那一年大旱，春天抗旱播种，在庄稼生长过程中就估了产。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败了兴。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1979年年底，山西省委对昔阳县委进行了人事调整。7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消息，披露了新华社记者张进兴等人从山西省统计局获悉的准确数字：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共虚报了1. 36多亿公斤粮食，比这5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文章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继续说假话，只向中央报告1973年虚报了3500多万公斤，并由当时主持县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等人向各公社布置，按照县委决定的历年虚报数字，更改公社粮食产量账。”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假话者戒》，文章写道：
“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共虚报粮食产量二亿七千多万斤。一个曾经名扬中外的县，在粮食总产量这个极其严肃、极其重要的问题上，说了五年假话，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们党历来强调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历来反对言行不一，反对说假话、搞假汇报。多少年来，我们党以有这样一个优良的作风，博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昔阳县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几年就有人怀疑其中有假，而且昔阳县委个别领导开始也承认过，后来又矢口否认，还迫使别人改口赖账。为什么同说假话的行为作斗争，竟是这样的困难呢？原因也很清楚，有少数领导人依仗权势，竭力维护谎言。你要敢讲真话，那就给你扣上‘反大寨’、‘砍红旗’的帽子。这种政治迫害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它掩盖了事情的真相，才使谎言不得拆穿，假话横行无忌。
“昔阳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增长的谎言，终于揭开了。这是不幸中之大幸。脓疮与其让它长在身上，危害人体的健康，不如把它戳破了好。这里有一条经验，如果不对造假话的主要责任者加以更换，要他们承认错误讲出真话是不容易的。昔阳县委正是在更换了主要领导人，端正了思想路线，学习和贯彻《准则》的过程中，才把说了五年的谎话纠正过来的。纠正比不纠正好，所以说这还是一件好事。
“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责任主要是前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昔阳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他们是说假话的受害者。原县委的个别领导人弄虚作假，不仅欺骗了党，欺骗了全国人民，同样欺骗了昔阳的人民群众。”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报道，同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所谓“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5个公社，发展74200亩水地，改善15800亩灌溉面积，共计9万亩地。据说将潇河的“西水”，“东调”入昔阳的设想，有人在60年代就勘察、设计过，但由于工程量相当大，耗资也相当多，谁也不敢轻易拍板。为什么不敢轻易拍板？估计就是因为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吧。因为这笔钱昔阳县自己肯定掏不起，国家有这么多钱搞这项工程吗？至少当时不可能有。但到了7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昔阳县成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各方面对它就都开起了绿灯。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日报》的社论由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引发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社论指出：“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社论还对十几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些蛮干行为提出批评。社论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生产应该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搞农业基本建设，也应该从各个地区的特点出发，扬长避短，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小的黄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
《人民日报》社论最严厉的部分，是对“西水东调”工程随意性的决策方式和封建家长式统治的批评。社论说：“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做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愿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社论进一步剖析了封建家长式统治的危害：“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人民日报》的社论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既指出了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违反科学、劳民伤财的严重错误，又从这个典型事例中剖析了影响当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社论提出的尊重科学，反对封建家长式瞎指挥的问题，切中时弊，针对性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5.陈永贵淡出政坛
1979年年底，中共昔阳县委进行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这一人事调整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发展形势决定了的，也是昔阳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的必然结果。1980年5月，中共晋中地委进行人事调整。在这次调整中，陈永贵的中共晋中地委书记职务被调整下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请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接受了他的请求。
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与他谈了一次话。据孔令贤所著《大寨》一书披露，邓小平对他说：“永贵同志，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后来有记者写内参反映山西舆论说陈永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邓小平讲了两条意见：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陈永贵对于大寨和他本人过去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曾对来京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他还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做法值得考虑。尤其一些分配办法和打疲劳战，统得太死，对外面一些地方是不适应，这点要逐步认识。我常常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礼拜天，不想这还是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工人和资本家作斗争才争下的自由。唉，我老了，以后你们做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1981年，中央对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作出批语，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他自己说：“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