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各地对冬修水利工作的领导一般抓得较好。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发动、规划设计、技术培训和物料准备等工作，都比往年抓得早而且抓得好。冬修开始后，各地都派了不少干部深入基层和工地蹲点抓样板，并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加快冬修的进度。由于各级领导抓得紧，水利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大部分地区对于冬修和冬季农副业生产的劳动安排也比较合理。
由于注意发扬大寨人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那一年的冬修水利中，各地大部分工程都是社队自己动手搞起来的，一般花钱少，收益大，见效也快。
6.全国处处有大寨
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从首都北京，到大江南北、雪域边疆，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各地的干部、群众在运动中所发挥出的聪明才智和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感人至深。
大寨的事迹和先进经验，在北京郊区农村干部和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县区、公社的党政领导干部认真进行了讨论；不少党支部也学习了介绍大寨经验的文章。他们认为，大寨是发扬革命精神、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活样板；大寨为他们树立了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榜样。房山县十个山区公社学习了大寨经验以后，计划先培养14个“大寨式”的村庄作为样板，用以带动整个山区的建设。这些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纷纷搬到重点村居住，深入地进行工作。
大寨的经验，成为北京郊区许多社队“找差距”的一面镜子。他们以大寨精神对照本单位，进一步挖掘潜力，增添了干劲。与大寨的自然条件相似的房山县六渡人民公社，过去曾派人下山取“经”。他们看到一些先进单位有水有电，总认为自己条件太差，不好比；在学大寨运动中，他们听说大寨既无电又缺水，全凭两只手和一把头，战胜自然，夺得高产，便决心以大寨为榜样，大抓治坡、闸沟、改良土壤三项措施，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连年获得较大幅度增产的房山县石楼人民公社，听到大寨大队耕地都是梯田小块，而本公社一抹平川，土地连片，条件比大寨好得多，感到增产潜力还很大，全公社立即掀起了除治玉米钻心虫的热潮，仅两天时间，就发动了近3000名社员，一鼓作气在100多万公斤玉米秸中除治了越冬钻心虫，为当年粮食增产多增加了一项新保证。位于丘陵地带的崇各庄人民公社岗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市劳动模范吴春山，学习大寨经验以后，提出一个问题：“大寨有七道大沟，岗上有七条小沟；大寨大旱缺水，岗上的水地比人家多；可是为什么大寨粮田亩产很高，岗上亩产只有150.5公斤？”党支部委员会上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照大寨精神找到了两个不够，一是做人的工作不够，一是学习先进技术经验不够。会后，在进一步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由吴春山负责积极筹划建立试验田，准备先从棉花、谷子两项作物做起，全面试验推广先进技术经验。
有些公社学习了大寨大队不依赖国家支援、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高尚风格以后，提出“不坐等机械、化肥，不坐等国家贷款，不坐等成套经验，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平谷县熊耳寨公社北土门大队原计划依靠国家修建一条2公里长的马路运输果品，现在决定由社员自己动手修建，不向国家要钱。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白盆窑大队，沙岗地很多，学习大寨以后，决心不用国家一文钱，依靠自己双手，苦干几年，把所有沙地改造成良田。1964年入春以来，这个大队每天出动150多人，冒着寒风，推运黄土，改良沙荒。朝阳区东北部受到严重涝灾的一些公社，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组织了上千名社员，开始大规模平整土地，扩大水田，争取在1964年弥补上一年受灾的损失。北京郊区一些公社生产队在深入学习大寨经验和精神的同时，还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进一步学大寨、赶大寨的具体计划。
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所在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1964年获得了好年景，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加了3成，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林业、畜牧业、副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他们在取得好收成以后，马上就在全体干部和社员中间开展了一个“打了胜仗找差距”的讨论。他们跟大寨比产量，比干劲，比对国家的贡献。一比，大伙吓了一跳。发现他们比大寨还有很大的差距。总结了一下，找出了8条差距，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如大寨好。他们认识到，去年的生产成绩虽然不小，可是一点也不能自满。一自满，就会走下坡路。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四川省新繁县新民公社的罗世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候，听了陈永贵的发言，立刻写信给自己的公社，要求大家学习大寨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社员黄德永在学习中说：“人家大寨硬是在冰天雪地里搬大石头，人家那么大的困难都不怕，我们这里只落一点霜，挑几挑泥巴算不了什么。”一大队二队有个老农民亢良五，起初不信低产田能改造。人家改土，他站在一边看，看着看着，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也摸起扁担，下田干起来。
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公社南王庄大队大队长王玉坤，1964年12月来到首都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了大寨精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脑筋大大地开了窍。
1964年，王玉坤领导的南王庄大队虽然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但是总结起来，王玉坤认为生产上毛病不少。由于前一年夏季遭受涝灾，使粮食和棉花这两项主要作物都减了产。由此，王玉坤想到1963年到大寨参观的情形，对比一下，更觉得自己生产中有很多方面要加以改进。王玉坤说，大寨是个穷山沟，我们大队的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他们决定在新的一年里，要学着大寨的样子，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来。
他们决定要大抓平整土地和积肥两件事，要把村里所有高低不平的地都填平，这是防止地涝的重要一条。王玉坤说，填平土地，社员们倒不反对，但怎么个填法，用什么工具填，大家的意见却不一致。有人主张用推土机推土填地，说是用起来痛快，填得又快又平，还节省很多劳动力。王玉坤和他们算了一笔账：用推土机费用较大，如果买些小推车，每辆不到40元，除了推土填地外，平时还可用来积肥，用处大，又省钱。王玉坤说：“我参加这次会议，更觉得勤俭办社很重要，我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用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把队里的地平整好。”
在青海省日月山下，青藏路旁，有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村。这个村有汉、藏、回三个民族，217户人家，1300多口人。他们的6000多亩耕地，90%是旱地。这里海拔2700至3100米，农作物生长期只有90至120天，没有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度左右。解放前，这里山穷、地穷、人穷，许多土地“树不长，牛不站”。
1949年青海解放。1953年，小高陵人开始植树造林。那时，人们想得不远，只希望有些烧饭煨炕的燃料，有些生活用材。1956年，农业集体化把各族农民联结在一起，改天换地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小高陵人改天换地靠的是自力更生。他们说：自力更生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最旺盛；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经验最顶用；自力更生培养的人才最有本领；自力更生办起的事情最巩固；自力更生能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能减轻国家负担，等于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学习大寨的先进事迹，他们同大寨比思想、比干劲、比产量、比贡献，发现最大的差距是：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大寨过得硬；粮食产量和现金收入没有大寨高；对国家的贡献没有大寨多；科学实验不像大寨年年都有新套套。最主要的差距，则是跟不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为了学大寨、赶大寨，1965年他们又制定了五年建设规划，掀起了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在喜马拉雅山主脉冰峰雪岭之间，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个叫帕里的地方。这里自古不产粮食，过去人们只在帕里种马草，吃粮完全靠外地供应。1960年，帕里人在历来不长庄稼的喜马拉雅山台地上试种青稞，获得了成功。这是西藏从来没有的奇迹。但帕里人并不因此而自满。1964年他们组织了一些互助组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们说，平时看不出松柏的硬劲儿，要看松柏的硬劲儿，需要在严寒的冬天。帕里人一定要学大寨，做雪山上的松柏，创造出更大的成绩。1965年他们扩大了青稞试种面积，尽管遇到了5场酷霜，在庄稼扬花吐穗时节又遇到早雪，2000多克（克相当亩）土地，仍然产了10多万公斤粮食。至此，当地需要的口粮一大部分已经可以自给，有不少户的口粮还自给有余。
河南省林县，原来是一个“光坡秃山头，沙石枯河沟”的穷地方。从农业合作化时起，他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引漳入林，重新安排全县河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走陡坡，过高崖，穿过50多处悬崖绝壁，闯过130多个山头，凿通了42个山洞，在太行山腰挖出了长达71公里的山间渠道，使一向缺水的山区土地得到了灌溉。1964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200公斤，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1949年以前是一个几乎被风沙吞没的地方。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营造了林带和片林以防风固沙，修渠引洪淤灌以压沙，并用人力、水力和风力搬掉几百个沙丘，大大减轻了狂风和“沙龙”的为害。1964年学大寨运动中，他们又将2500亩耕地打上地埂，把大水漫灌改进为畦田浇灌，粮食亩产提高到179公斤，比1949年增长了5倍。大牲畜由1950年的47头发展到240头。
福建省连江县东升渔业大队，300多户渔民，从1955年起，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十年，走出了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他们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建造大渔船，安装机帆船，使渔业生产跨出闽江口，远航到浙江渔场。1964年，全大队实现了渔船机帆化，生产好似跨上“千里马”，当年捕鱼500多万公斤，比1958年以前翻了两番多，全大队积累起100多万元的财富。这个大队50年代初常年住“连家船”的贫困渔民，逐步富裕起来，在岸上盖起了一排排新楼房。
当时在全国确实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学大寨运动，各地涌现出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在北方的如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的下丁家村，十几年来年复一年地苦干，劈山造田，在石山区凭人力修垫了大量的平整、块大和土层深厚的耕地，并且实现了水利化，从而把一个产量很低、生活很苦的地方，变成了产量高、生活富裕的农村。在南方的如广东省四会县清塘公社的芙蓉村，苦战7年开挖了20多条排水沟渠，引出了田里的冷泉和铁锈水，把总产量极低的烂泥田变成了高产田。他们还用植树造林、建筑沙坝谷坊、挖环山沟等等办法，治理了日益崩坍的红土丘陵。这些先进的生产单位，像大寨一样都是些集体的“愚公”。它们都处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多年来自力更生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治山治水和农田建设，把过去的穷山恶水变成了青山绿水，把穷困的山区变成了农林牧三业繁荣的山区，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精心组织，通过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当时，县县有大寨，国营农、林、牧生产单位也有大寨；山区有，平原也有；干旱的沙漠地区有，低湿易涝的盐碱地区也有。新疆、内蒙古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沙荒干旱面貌的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江苏盐城专区和山区临沂专区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低湿盐碱面貌的大寨式先进生产单位。这样的先进生产单位也不仅是社队，还有一些县或者一大片地区，发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如河北遵化县、河南林县、江苏启东县、江西余江县、山东临沂专区、北京和上海市郊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温江专区等等就是。所有这些先进单位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征服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又具有一点一滴地做艰苦扎实工作的决心和毅力。它们的成就都是靠自力更生为主取得的。他们的经验在各地农村推广以后，对于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全国农业总产值来看，1964年、196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3.5%和8.1%。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589.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超出1957年536.7亿元的9.9%。在农业内部，农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都有了幅度不等的恢复或发展。
7.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全国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大寨人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考验。考验既来自自然，也来自社会；既来自外界，也来自大寨自身。
1965年，太行山区遇到了严重的干旱。以大寨说，从4月中旬开始播种起，除4月下旬下过一次小雨，到7月中旬近90天没有下雨，中间又刮了一场暴风。7月19日下了1小时暴雨，雨量达60多毫米。暴雨引起的山洪把大寨村最好的沟地庄稼冲毁了50多亩，冲断了狼窝掌沟中一些石坝。一场暴雨后接着又旱了，却在8月19日下了一场冰雹。陈永贵和大寨的村民们都说，这次的灾比1963年重多了。这次是旱、风、洪、雹一灾未平，一灾又起，其中最严重的是旱灾。
为了夺取当年的农业丰收，大寨人一开春就有防旱思想，就有两手准备。春播前整地，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利于保墒的措施，播种又实行了适当深播。播种后一个时期没有下雨，就及时采取了间苗和提早开锄等等防旱措施。旱象一形成，全村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旱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