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的虎头山下，旧史少有记载，连过去的县志上都难寻其名。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贾进财和陈永贵积极带领农民组织起来，走上集体化道路。
1947年冬，陈永贵被吸收入党，迈出了他政治旅途的第一步。
贾进财是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主动“让贤”，成为颇受后人赞誉的一段佳话。
大寨村的成绩和陈永贵的才干不仅受到昔阳县委的表扬，也开始引起晋中地委的重视。
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1.虎头山下大寨村
大寨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大的村庄。
按照中国古典名著《列子》的说法，太行山原在今天河北省的南部，与它并排着的还有一座王屋山。相传很久以前在山北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人，见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便率领他的儿子和孙子要把这两座大山搬走。有个叫智叟的人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对他讲：这两座山太大了，你怎么能搬得走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难道不知道，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不会再增长，搬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搬不走呢？于是，愚公一家老小每天挖山不止。后来这件事感动了“天帝”，他派了两个神仙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太行山这才被移到了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地方。
《列子》一书讲述的很多故事属寓言性质。寓言主要用来说明道理，故事本身却不可以太当真。
我们要讲述的大寨村，就位于愚公当年曾试图迁移过的太行山的深处。而大寨人所做的事情，竟真的与愚公移山相似。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全村现有居民约160户，500多口人。
关于大寨村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只能根据传说推测。相传在北宋年间，宋军为抵御金兵，曾派兵把守距今天的大寨东北方约5公里的虹桥关，大寨就是宋军的一个驻军营寨。据说当时守军建有两个营寨，大的叫大寨，小的叫小寨。这便是大寨村名的由来。据当地人讲，小寨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存在，但住户已经很少，再后来就没有了。
山西自古战事多，因此叫“关”、“堡”、“寨”的地方也就多。在山西，有名的大寨就有两个，除了昔阳县的大寨，榆社县也有一个叫大寨的地方，一度也较有名。因为那里也出过一个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叫张志全。还在1950年，张志全就成了全国劳模，而陈永贵当时还少有人知。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大寨穷也没有穷出名来，因为太行山深处的乡村普遍很穷，大寨并非特殊。
大寨村之所以名闻天下，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出了个陈永贵。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艰苦创业，重新安排家乡的山河面貌，从而引起了世人的景仰。而在陈永贵之前，大寨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印记。民国年间编修《昔阳县志》，尽管大寨距县城只有5公里，但由于“无可道也”，县志竟连大寨的村名都不记载。
昔阳在1940年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沦陷区。不过在当时，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太行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斗争的重点区域，除了正规军，还有许多抗日游击队。当时在昔阳一带活动的就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也教育了广大生活在太行山区的老百姓。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第二年，大寨贫苦农民贾承福、贾承财、贾进财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寨村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开始，他们被编入邻村武家坪的党支部。1947年，便在大寨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贾进财为首任党支部书记。
2.成立互助组
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昔阳县解放早，属于老解放区，土改进行得早，合作化进行得也早。
还在1946年，共产党员贾进财就在大寨组织起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15户农民组成，当时叫“变工组”。即在农闲时，各家干自己的活，到了农忙时节，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今天帮这家干活，明天帮另外一家，群众称这种办法是“工换工，不敢啃”。这个互助组后来被人称为是“临时互助组”。
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大寨，互助合作显然比一家一户的单干有优势，再加上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互助合作发展很快。1947年，贾进财的“临时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20户农家，另外，还出现了由陈永贵组织起来的由11户人家组织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此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已经成为贾进财下一步准备发展入党的对象。本来，贾进财这个互助组也是想争取让陈永贵参加的，因为陈永贵是大寨村数一数二的庄稼汉，凡是地里的活，哪一样他都拿得起，放得下。起初陈永贵也答应参加这个由村支书牵头组织的互助组。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陈永贵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牵头组织另一个互助组。
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与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各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组里各家各户的劳力、牲畜和其他生产条件大多比较接近。因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会感到自己吃亏。但是在大寨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劳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但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为如果让他们加入进来，别人就感到吃亏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贾进财此时似乎也爱莫能助，他总不能违反自愿互助的原则强行吸收他们入组吧。这便给了陈永贵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组接收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人们在困难的时候之所以会找他，说明他平时就具备济危助困的品格，说明大家信任他。陈永贵也确实没有令他们失望。他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他们不收你们，我们就再成立一个组。”
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
陈永贵出身贫寒，小时没有读过书。但从他创办互助组及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懂得人的心理，懂得辩证法。他知道在这个除他以外全部是老汉和娃娃组成的互助组里，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了干劲。人的力量来自体质，也来自精神与意志，来自团结奋斗。当听到有人讥讽他这个组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时，他一点都不在乎。他对组里的人们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这句话里，不仅有了辩证法，甚至还体现出一种关于未来的发展战略。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与贾进财的大组暗暗展开了竞赛。全组在患难之中，团结奋进，人人争先，谁都怕落在后面，谁都不愿意拖累大家。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他早上还没起床，老老少少们就已经下田了。
贾承联是这个组年龄最小的，那年才14岁。按照现在人们的看法，这正是一个读书上学的年龄。但在当时的大寨却没有那个条件。贾承联入互助组前，母子二人种着几亩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艰难。加入互助组后，他总怕自己干在别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干活。他往地里送粪，跑六个来回天还未亮。锄草时，陈永贵在前面，他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学习。几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比梁便良还小几岁。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几亩地。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几亩，就是20亩也保证你荒不了。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老陈干。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我老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多把身体搞坏。那时候有他掌舵，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后来陈永贵又想了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个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担时还可以互相说说话，将劳累的事情变个方式，加进欢娱的成分，便轻松了不少。
这两个互助组劳动竞赛的结果是双赢。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也都使自身获得了大发展。
当然如果细分析起来，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猛增到亩产100多公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250多公斤。平均亩产也比贾进财的组多出了15公斤。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而且，经此一搏，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个组里的许多人后来忠心耿耿地跟着陈永贵干，即使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可是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十几年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人们把贾进财的互助组称之为“好汉组”，把陈永贵的互助组称之为“老少组”。这种称谓本身就褒贬分明，就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而且人们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好汉组”说成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把“老少组”解释成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把两个组的劳动竞赛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显然是对历史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组织才能。他是组里惟一的壮劳力，可是在评分时，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互助组之间的劳动竞赛，形成了热烈的劳动场面。区里的干部在综合了各地的情况后，总结出几句“顺口溜”式的话，叫做：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留庄和金石坡都是村名，武家就是大寨的邻村武家坪。在所有这些“好”中，只有大寨的“好”是真正的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寨已经在区领导干部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1949年，大寨在临时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贾进财的互助组与陈永贵的互助组也合并在了一起，其规模比后来上级要求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要大。在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大寨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0年11月，昔阳县人民政府授予大寨互助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这是大寨所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3.迈出第一步
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吸收一批新党员，陈永贵是发展对象之一。陈永贵平时就积极靠近党组织，又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加互助合作，并做出了突出成绩。加上大寨村党支部成立不久，党员人数少，急需加快发展。而且村支书贾进财对他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当陈永贵又一次向贾进财表示了入党的愿望后，贾进财满口答应。按说，有了这些条件，陈永贵入党应当不会有什么障碍。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级下达了新的指示：发展新党员要从严掌握。在过去入党只要党支部决定吸收，报到区委就可以了。但这个新的指示要求，凡吸收新党员要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区党委批准，还要由区党委书记亲自签字才算生效。之所以会有这些新的规定，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解放区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已经出现了组织不纯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坏人混进党的队伍的现象。因此，当时共产党在解放区普遍开展了整党运动。运动过后，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便对入党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严格入党手续，不仅表现在要有二名正式党员介绍，区党委批准，区委书记签字等具体程序上，还表现在对入党申请人建立了一种比以往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
就是在这个审查过程中，陈永贵险些栽了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