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胤在永宁州官署里开的这次群贼会议，很快就定下了带领大队人马离开城池、转移进山的方略。
而在王嘉胤自称“横天一字王”之后的第二天，义军队伍里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一批不伦不类的王。
但凡自有部众过千者都纷纷称王。
王左挂自然光明正大地称起了“大梁王”。
吴延贵，也开始在自己的营头里面称起了“整世王”。
而吴贤庆也被王嘉胤这个所谓的横天一字王，封为了诸路贼军的“左丞相兼军师”，而“紫金梁”王自用则被封为了右丞相。
包括此时跟随在高迎祥麾下的小头领刘国能，也带着自己麾下的数百人投奔了王嘉胤，并且自立一营，称起了“塌天王”。
唯有老回回马守应的回回营里还没有动静，老回回不称王，手下的小喽啰们没有一个人敢称王。
王嘉胤等首领纷纷称王之后，麾下的众头领当然也是人人‘鸡’犬升天，各种雷人的绰号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跟着层出不穷。
什么‘混’世王、‘乱’世王、领兵王、整齐王等等，听着名号一个赛一个响亮，但是麾下人马并没有多少，不过是叫着舒服过过嘴瘾罢了。
不过这样一来，原本表面上已经合为了一股的义军，一夜之间形成了大大小小十二个营头。
当然，这个事情也让整个义军队伍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趁着这个时机，王嘉胤遂与众头领约定，以翻越吕梁山，向东进军太原、汾州乃至潞安的名义，在永宁州城之中大掠一番之后，放火烧了州城，然后率军向东转进。
其中“横天一字王”王嘉胤，率领着自己的左右丞相，以及大梁王王左挂、整世王吴延贵、塌天王刘国能，以及其他大小营头，累计十个，作为主力，带着大量的粮草人口，就近转进到了吕梁山脉之中。
而高迎祥、马守应两人，则与其他头领想法不同，不想跟着大部队就近进入吕梁山。
相反，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甘冒风险，主动提出率军北上芦芽山，与王嘉胤主力遥相呼应，帮忙牵制山西镇明军南下围剿的兵力。
王嘉胤所带贼军主力之中，许多不明所以的喽啰纷纷感叹闯王高迎祥的英雄仗义，但是王嘉胤这样的枭雄，却一眼就看出了高迎祥和马守应的用心。
这两人终究与自己不是一条心啊！
但是高迎祥和马守应说的又有一定的道理，他们离开自己北上芦芽山脉，不管在那里能不能站得稳脚跟，对自己在吕梁山上的经营，都是有利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高迎祥、马守应这数千人上了芦芽山，距离宁武关和山西镇总兵府的驻地代州那么近，山西镇的军队绝对不能坐视不理，这同样也能为自己减轻一部分压力啊！
所以，王嘉胤出面制止了吴延贵、王自用、王左挂等人的阻拦，而是爽快地同意了闯营和回回营分兵北上的要求。
太行上从北往南绵延千里，山势陡峭、奇峰林立，自古以来就是山西与燕赵以及中原大地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
然而，太行山虽然山势巍峨险峻，人马牲畜难以攀越，但是自古以来却也有着八个可以通过的山谷，俗称太行八陉。
这些太行山中呈东西走向的横谷，是由发源于山西境内的河流，历时千百年，不断地切割和冲蚀而成。
从北往南，一次是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
这八条可以穿越太行山脉的太行八陉，正是自古以来连通晋冀豫三地的八条咽喉通道，也是三地重要军事关隘的所在之地。
此时崇祯皇帝执意撵走了身边的所有人，独自站在武英殿的大殿中，一边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坤舆万国全图，一边在沉思这些恼人问题的时候，远在山西潞安府剿贼前线的洪承畴，终于等来了陕西的消息。
陕西此时因为大部义军东进进入山西，使得陕西境内义军大大减少，只有残部在陕西境内苟延残喘，不过在山、陕边界，依旧被义军袭扰的不甚烦恼。
延绥巡抚孙传庭，在得知黄河边上的葭县发生暴乱，并最终带兵赶到的时候，王自用、高迎祥、老回回早就往东渡过黄河不知所踪了。
几天之后，派去过河侦察的哨探回来，说陕北的这股流贼攻陷了黄河对面的吴堡，继续往东流窜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孙传庭有点拿不准到底是不是应该跟着过河，追到山西继续去剿灭这股流贼。
一来，他是延绥巡抚，这里才是他的辖地，要进入山西追赶流贼，怎么也得向朝廷报告一声，否则保不齐就有御史言官弹劾自己。
当然，孙传庭若是这样一个只考虑自己官声地位问题的话，那么他也当不起明末最后一个帅才的称号。
他所担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所倚重为臂膀的陈奇瑜，与参将黄庭政一起，带走了延绥镇官军五千骑兵中的三千，押送着近万名的乱民去宁夏屯垦，这个时候他在带着军队离开，整个陕北岂不过于空虚，一旦再有变乱，那可就是后路不保了。
再者说了，延绥镇的官军虽然战力强悍，但是其中骑兵的规模却并不大，满打满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陈奇瑜带走了三千，剩下的仅有两千，就凭这两千骑兵，一旦陕北再生变乱，前往弹压的力量都嫌不够，又如何敢稀里糊涂地跟着过河？
就这样，孙传庭带着贺时雨一边向朝廷上书请罪，一边请求允许追过黄河，进入山西，流贼既然是自己辖区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责任除恶务尽，无论追到那里，都要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时也抓紧时间让跟着流贼跑遍了陕北数个州府，辛苦征战了几个月的延绥镇官军休整。
到了五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没有追究延绥镇上下的责任，而且对有功将士进行了封赏，还及时下发了崇祯二年一月到六月的军饷。
崇祯皇帝采取的这几个举措，让孙传庭、贺时雨等人顿时放下心来，一边坐镇延安的监军御史马懋联络，遣人前去西安解取军饷赏赐，一边补充兵员，厉兵秣马，准备东渡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