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围一片安逸的田园风光，1971年却是我和绍进非常艰难的一年。绍进工作非常辛苦，物理系很欣赏他。他在颇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被认为是他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学生也都认为他是个好老师。对于像绍进这样一个母语并非英语的外来移民来说，这实在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所以入校仅仅两年后，绍进就被系里任命为副教授，并享有终身教职。不幸的是，这段时期，由于伊利诺伊州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依照政策，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学经费被冻结。那一年，全校员工工资都没有增长。绍进升了职但却没有加薪。此时我们不仅要付新的房屋分期贷款，现有的房子也需要重新改造。我们一家四口，有两个仍在幼年的孩子，手头一时非常拮据，我必须出去再找一份工作。
1971年秋天，我回到了哈格尔博士的实验室。我1970年春天离开实验室，但在没有工作的这期间，当有我感兴趣的学者来学校开讲座时，我偶尔还是会参加系里的研讨会。我时时提醒自己保持对我所在领域的关注，以免自己被时代落下。
我们把纯如送到我们家对面的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这样我早上上班之前，可以很方便地顺道送她上幼儿园。这也是我们买下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
纯如在幼儿园似乎不太开心。她开始不停地吮吸手指，半夜频频醒来。我知道，对纯如来说，一个新家，一个新幼儿园，再加上我们忙乱的生活，使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她晚上会做噩梦，她需要确认我们对她的爱。从很早起，我就发现纯如是个敏感的孩子。发生在她周围的事情对她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对其他普通孩子要多。我也发现，我需要以一种特别温柔的方式对待她的情绪。
1972年，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纯如和纯恺终于可以和他们的外公外婆见面了。尽管1968年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曾经来过美国，但纯如完全不记得她。纯如和纯恺知道他们的外公外婆在台湾，但面对面打交道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这时候，绍进有一个在1972年夏天访问长岛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的机会，那里和我父母的住处很近。
我父母住在一间我弟弟帮忙租下的房子里。我父亲那时已经73岁，我母亲58岁。这将是他们生命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最终在台湾安家。他们从来不曾料想到，有朝一日会来美国安度晚年。因为他们的5个孩子都在美国。
1972年夏我们拜访我的父母时，他们刚到美国几个月，还在努力适应新生活。我父亲尤其不适应，他一直抱怨越洋长途飞行让他头痛，他花了很长时间倒时差。但我母亲见到纯如和纯恺时喜出望外。纯如是母亲的第一个外孙女，而且正如上面提到的，纯如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曾在普林斯顿看了她几个月。正因如此，纯如在母亲心中占有特殊地位。我母亲是个好厨师，我们每次去看她，她的头件事就是下厨为我们做一顿大餐。对她来说，在充饥之外，这还是一种爱的表达。
我父亲从台湾带过来许多书，一箱一箱的堆在卧室里。看到这些，纯如很是惊奇。我告诉纯如，她的外公是个大作家，读过很多书，也写过很多书。
父亲利用一切机会教育纯如和纯恺。即使被严重的头痛折磨，他依然教育外孙们不要忘记中国文化，而且应该学习说中文、读中文。我想纯恺并不理解外公到底在说什么，他总是中途开溜。然而纯如却求知若渴。她认真在听，但之后总会问我，为什么外公说话那么大声。我敢肯定，两个孩子私下都更喜欢总给他们做好吃的东西的外婆。
我父亲曾把我叫到他身边，特别关照我，务必教纯如和纯恺中文。他跟我说话时的样子就好像我们不会再见面一样。他错了：他一直活到九十五岁高龄。但在我们阔别十载后在美国重逢的第一天，他说，“你是来美国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你应该知道，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说到哲学和道德，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
我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他忠于故土，热爱中国文化。他总是提醒我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的优美之处。他希望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中国根。他对我强调说，“你应该为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
1972年春天，绍进获得了斯隆基金会研究奖。这使他有机会摆脱教学任务。他决定于当年秋天再度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待上一学年。他的计划是，对普林斯顿研究院的访问结束后，他可以去欧洲访问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CERN）。因此，当我们1972年夏末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返回香槟城后，我们把房子转租出去一年，动身前往普林斯顿。
如许多当时和现在的女性一样，我仍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之间艰难取舍。我既想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纯恺出生后，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工作，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尽管我深爱纯恺和纯如，但仍会忍不住感到厌倦和沮丧。但重返工作之后，我又会感到另一种沮丧。保姆并不像我之前期待的那么尽职，当我回到家中，堆积如山的琐碎家务在那儿等着我。我极为疲惫。到普林斯顿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借此反思一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搬到普林斯顿后，我再次成为全职妈妈。或许是因为这个新泽西小镇上的美好风光会对我的一切有所改善。我很高兴重返普林斯顿。
纯如已经快5岁了。她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总是羡慕那些可以为全家做出美味佳肴，甚至还会烤饼干和蛋糕的家庭主妇。我想我或许应该为纯如的生日派对做点什么。碰巧，我在某人家里或某份女性杂志上看到了一张漂亮的姜饼屋的照片。就是它了，我对自己说。
我对纯如说，我要为她的5岁生日做一个姜饼屋，还会邀请她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庆祝分享。纯如非常激动。生日的前一天，她在厨房里看着我操作，还自告奋勇担任警卫，以防纯恺偷吃准备用于装饰姜饼屋的M&M巧克力豆。因为我不用外出工作，也不再整天忙忙碌碌絮絮叨叨，纯如和纯恺都非常开心，变得很乖。家中气氛十分平和，这份平和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家里出现了。
我们先是烤了一大张姜饼，然后按着配方将它切成墙壁和屋顶。我们把糖粉和水混合在一起，用做固定姜饼屋的胶水。此外，还烤了几个手拉着手的姜饼小人，让他们站在房屋前充当篱笆。红白相间的糖棍、巧克力饼干和五彩的M&M巧克力豆被用来装饰大门、屋顶和烟囱。最后，一个漂亮的姜饼屋完成了。纯如激动极了，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姜饼屋所征服，她建议说，我们不该吃掉它，或者至少在派对后把它保留一段时间。
生日派对最终到来那天，所有的小孩都爱上了那个姜饼屋。他们围在姜饼屋旁，指指点点，大声赞叹着它的美丽。所有的孩子都羡慕纯如的幸福。纯如非常开心，整个晚上，她都一脸骄傲地望着那个姜饼屋。我自己也深感自豪。
在普林斯顿的一年时光非常快乐，尤其是我们已经对研究院和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了。大多数到普林斯顿研究院访问的人都是外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和我们交往的家庭来自德国、瑞士、法国、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等地。在这种环境下，真的可以增长一个人的见闻。有趣的是，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大多不能很好地说英文，由此可以感觉到，掌握两门语言或更多语言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一种优势。这益发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看法：教孩子中文和英文会让他们终生受益。
那时候，我开始准备教纯如阅读。我看到了一篇关于如何鼓励孩子读书的文章。文章建议说，父母应当在索引卡片上写下某个东西的名字，然后把卡片贴到这样东西上去。于是，我们家里就到处贴满了索引卡片，诸如“椅子”、“桌子”、“台灯”、“沙发”、“杯子”等等。我们的朋友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如此投入，经常取笑我们。他们说，“哈，你们打算培养出一个爱因斯坦吗？”事实上，我们就住在爱因斯坦大道上。普林斯顿研究院所在的地方，所有道路都以著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或许，说不定，我们家中真的有一副“爱因斯坦”的脑子也未可知。
纯如当时的幼儿园位于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住宅区中。老师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太太。课堂上，她鼓励孩子们自我表达。纯如依然十分害羞，在幼儿园里不太说话。老师对纯如格外关照，想要帮她打破沉默。她对我说，纯如喜欢阅读。她建议我们引导纯如谈论我们一起读过的书，这样或许可以帮助纯如进一步谈论其他的事情。
有一天，纯如看起来一副想要给我讲故事的样子，我建议说，不如我们把它写下来。家里有许多用过的计算机打印纸，我们把它们拿给孩子，让他们在打印纸的反面写写画画。纯如开始用彩笔画出故事的情景。然后，在每一页上，我帮忙写下她口述给我的字句。这是一个“抓强盗”的故事。故事完成后，我把每一页装订好，做成一本书的样子。我们在第一页上写下“张纯如所著的故事”的字样。第二天，纯如把故事书带到幼儿园，展示给老师看。当我去接她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她让纯如当着全班孩子朗读这个故事，结果非常成功。这或许是纯如的第一本书，当然，也是她的首次“作品朗读会”。
普林斯顿离纽约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周末时，我们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拜访我们的父母。我姐姐菱舲比我父母先一步来到美国，她也住在纽约。菱舲比我大四岁，以前在台湾是一名记者。和父亲一样，姐姐也是作家和诗人，此前出版过几本书。纯如对此印象深刻。我暗自好奇：或许纯如内心深处也希望成为一名作家？
1973年春天，在普林斯顿的访问期结束后，我们准备到欧洲过夏天。绍进要去访问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物理研究所。但我有个更大的计划：我想利用这次机会游览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