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寻找一些精神病研究领域的专家，寻求一些帮助建议。B医生提到了两位当地医疗机构的精神病医师。
在B医生办公室里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终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我们离开办公室时，我看见纯如充满戒心，很不愉快。到家后，纯如告诉我，回家的路上，她和布瑞特已经作出决定，B医生年龄太大了，他们不相信他说的话。纯如不打算继续到他那里就诊。
得知纯如仅仅因为医生建议她住进疗养院就作出这样的决定，我非常吃惊。尽管如此，我告诉她，我认为B医生能够在周六下午立即安排与我们的特别会面，并且说出他自己的顾虑，这是一件很令人感激的事。然而，布瑞特说，当听到B医生说“诚实地讲，我从未治疗过像你这样的病人”时，他对B医生失去了信心。
我开始忙着查看B医生推荐的两位精神病专家的背景资料。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两位医生的专长居然是电击疗法。我的天哪，我对自己说，如果把这件事告诉纯如，这会益发坚定她再也不去B医生处就诊的决定。纯如很早之前就告诉过我，以往对精神病患者所使用的电击疗法是多么残忍。
事实上，当我告诉她我发现的关于那两名医生的事时，纯如非常不开心。她说，“你知道这是一种治疗精神病患者的陈旧手段吗？大量科学证据显示这种疗法毫无用处。我无法想象他居然会建议我去看使用这种疗法的医生……”
B医生的推荐只有让纯如感觉更加糟糕。
B医生即将休假一周，在他离开前，他让纯如在他度假归来后再去找他。这给了纯如不再预约下一次门诊的借口，她换了另外一个医生。
9月18日的那次会面中，为了帮助改善纯如的症状，B医生为她开了抗抑郁药Celexa。他让纯如在开始的4天中每天服用5毫克Celexa，然后将剂量增加到10毫克。在此之外，纯如依然要服用10毫克的Abilify。
这时候，纯如已经体验到了Abilify的强烈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她一直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此外，每当白天小睡之后醒来，纯如总是抱怨她的肩膀和腿关节酸痛。她认为这可能是药物导致的新症状。我很担心Abilify的副作用，跟B医生说了我的想法。但他说，剂量已经是最低的了，副作用会逐渐消失。反思过去，很明显，当时Abilify对纯如的精神状况影响很大。这是一个转折点，自打开始服用Abilify之后，纯如的状况就每况愈下，而在使用Celexa之后，情况变得更严重。
纯如决定不再去看B医生后，A医生度完假回来了。布瑞特替纯如挂了他的号，因为我们仍未找到另外的医生。约定的时间是9月20日晚上。因为布瑞特那天要出差，他请我们带纯如晚上8点15分去看医生。这可能是A医生当天的最后一个门诊了。
A医生把我们全都请进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非常疲倦。或许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觉得，他在听纯如的情况介绍时并不十分感兴趣。纯如说她去过B医生那里，但不准备再去，希望还是在他这里就诊。A医生不喜欢B医生开给纯如的Abilify。他说他打算把药变回Risperdal，但不主张马上换药。
他只跟我们见了十或十五分钟，就准备结束门诊。这时，他提醒纯如，应该像以前一样，当场支付医疗保险不负担的那部分诊疗费。这让我们都很不快。我们无法不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更关心他的诊疗费而不是其他。走出办公室时，我们非常失望，因为他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这次会议后，我对布瑞特说，我们需要马上找个有资质的、更关心病人状况的精神病医生。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9月21日，星期二，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天。那天早上，劳恩和我送克里斯托弗去幼儿园后，我返回家中。这时候，纯如已经起床，她说打算去趟邮局，然后再去图书馆。我打算和往常一样陪她去，但纯如拒绝了。我不想让她自己开车。药物的镇静作用非常严重，使得开车成为一件危险的事。然而，纯如很不高兴，因为无论她走到哪里我都陪着她，她觉得我跟得太紧了。她坚持自己开车去图书馆。我屈服了，跟她说，必须晚上6点钟之前回家。纯如同意了。
这个下午我都惴惴不安。6点快到的时候，我给劳恩打电话，听说纯如还没回家。布瑞特当时在俄亥俄出差。我非常担心，走到小区的入口处，站在街边等候。我观察每一辆经过的汽车，希望看到纯如的车子。我等啊等啊，直到天色变暗，仍没能看到纯如的那辆白色奥兹莫比尔轿车。不知她身在何处简直令我抓狂。
这时候，我给身在俄亥俄的布瑞特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情，跟他打听纯如的车牌号码。大约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们给警察局打了电话，报告纯如失踪的消息，跟他们说了车子的型号和车牌号码。然后，7点半的时候，纯如给我打了电话。她听起来糊里糊涂的。她说，她去购了物，感到很累，然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睡了一觉。纯如说她刚刚醒来，意识到已经是晚上。她的声音很柔和，甚至有一点内疚。
我安慰了她，跟她说这没什么。我问她要不要我过去接她。纯如说她在附近的购物中心，马上就会开车回家。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她才出现。她看起来很好，就是有些迷糊。几分钟后，两名警察来到她家中。我们跟他们解释说，纯如刚刚回来，不好意思打扰他们。警察问了纯如几个问题就离开了。
在警察提问的过程中，纯如告诉他们，她很好，但却没有提供任何细节。警察走后，纯如对我们说，她住进了一家旅馆，然后记得自己似乎吃了几片安眠药，想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非常迷惑不解，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绍进和我问了她许多问题，纯如说，她在旅馆里的确服用了安眠药。
这时候，纯恺也赶到了。我们跟他说了纯如失踪的事。我们觉得纯如跟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于是纯恺开车带着大家去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路上，纯如跟我们说，她真的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服用安眠药。从她的样子看，她很正常，很清醒，似乎没有服用药物的迹象。在急诊室等待医生的时候，纯如再次跟我说，她不记得有没有服用过安眠药。医生最终赶到时，他给纯如作了检查，问了她几个问题。医生说，纯如没有服用任何安眠药，并且说，如果她服药的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清醒。我对纯如在旅馆到底做了些什么也感到很困惑。
几天之后，我们在纯如的厨房柜子里发现了一大瓶未开封的伏特加。后来我们才意识到，纯如的确在旅馆中尝试自杀。她买了那瓶伏特加和安眠药，住进旅馆。但或许是因为她服用的处方药的作用，她在旅馆里睡着了。最后，纯如既没吃安眠药也没喝伏特加。当她醒过来的时候，纯如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吃药。那时候，我们仍未意识到，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居然可以对人的神智产生这么强大的影响，更没想到还可能会增强自杀的念头。我们现在知道了，Abilify的网站上警告说，这种药物“可能影响你的判断力、思想或运动能力”，以及诸如增加自杀风险、嗜睡、焦虑和肌肉僵直等副作用。而Celexa的网站上则警告说，可能导致自杀、焦虑和静坐不能（一种与自毁或侵犯性举动相关的危险症状。）
我坚持认为，药物的副作用对纯如影响很大。在我们作为母女相识相知的这么多年里，纯如一直十分坚强无畏，从来没有考虑过以自杀来逃避。她经常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自杀。她的第一次自杀尝试发生在开始每日服用10毫克Abilify的9天之后，而在那两天前，她又开始服用5毫克的抗抑郁药物Celexa。
从那之后，我从各种渠道了解到，Celexa这一类的抗抑郁药物是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同类药物还包括Prozac（百忧解）、Paxil（赛乐特）和Zoloft（左洛复）。荒谬的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令抑郁症患者更加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它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在某些患者身上，SSRI甚至导致了自杀。这些严重副作用在近年来得到广泛报道，但我们当时却对此一无所知。此外，更重要的是，研究显示，在服用SSRI类抗抑郁药物的最初几天中，以及在剂量改变时，副作用的风险是最大的。
发生在9月21日那天的事把所有人都吓坏了。这件事表明纯如已经在考虑自杀的问题，现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变成了事实，我知道，我必须比以往更密切地关注她。
第二天，纯如很早就起床了，看上去非常清醒。她告诉我，她准备回到家中的书房，打扫一番之后开始工作。我下午过去看她，她在书房里，忙着整理文件。这是从路易斯维尔回来之后，我第一次在她身上看到原来那个努力工作的她。
“你今天看上去不错。”我对她说。
她的声音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因为我不想死。”
听到她这样说，我大喜过望，随后在她的书房里又待了一会儿。去幼儿园接克里斯托弗前，我帮纯如收拾了一阵。克里斯托弗一回到家，纯如就跟他玩了起来，她还帮着劳恩打点家务。但几天之后，纯如便又陷入抑郁状态。
9月24日，星期五，布瑞特跟我们说，劳恩建议，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她把克里斯托弗带回伊利诺伊。听到这个消息后，绍进和我都对此深感不安。但当跟纯如提及此事时，出乎我们意料，她居然同意了。她说，或许搬到伊利诺伊去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是最佳方案。她的理由是，她认为有人打算伤害她的家人，克里斯托弗不跟她一起住最安全。
既然纯如和布瑞特都同意了，我们再加以反对也没用。动身的日子选在10月9日。肯10月1日来加利福尼亚，然后肯、劳恩和布瑞特一起带克里斯托弗回伊利诺伊。
9月29日，星期三，布瑞特陪纯如去看A医生，因为我们仍未能为她找到另外的医生。纯如对A医生抱怨说，Abilify的嗜睡作用太强了，于是A医生让纯如停止服用Abilify，改服Risperdal。
10月2日，星期六，克里斯托弗还有一周就要离开加利福尼亚了。一想到他马上要和妈妈分开，我们都很伤心。纯如也很伤心，但我能看出，她真心认为有人要伤害克里斯托弗。现在克里斯托弗要和劳恩和肯生活在一起，纯如似乎变得平静些了，尽管这件事情令人伤感。不管怎么说，绍进和我都因为没有办法像之前两年那样每日与外孙见面而感到伤心。
这时候，我们鼓励纯如打电话联络她的好朋友们，比如巴巴拉·玛欣等人，希望可以让她高兴一点。一个周末，巴巴拉从圣巴巴拉开车赶来拜访纯如。她们一起出去郊游，看电影。巴巴拉在的时候，纯如的确情绪好了一些。但她一走，纯如就再度消沉下来。
9月29日去A医生那里看过病之后，纯如转为每日服用1毫克Risperdal和10毫克Celexa。我们一直不太放心药物是否对症。似乎药物并未缓解纯如的抑郁，只是让她非常嗜睡和易怒。我们都很绝望，觉得纯如需要一个更好的医生。绍进和我去了圣何塞州立大学图书馆，对布瑞特的医疗保险所能覆盖的每一名医生的背景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医生要么专长是儿童精神病，要么就是诊所太远，要么就是不在医疗保险报销列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