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纯如通过了伊利诺伊大学实验中学（Uni High，简称伊大附中）的入学考试，进入这里学习。学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大学教育系，是一所实验中学。初中和高中被并成5年。这所学校规模不大，每年每个班只招收不到50个学生。但它相当有名——毕业生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1977年物理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1978年医学奖得主汉米尔顿?史密斯（Hamilton O. Smith）和1981年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图宾（James Tobin）]以及普利策奖得主，如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
纯如刚进伊大附中时非常开心，满怀期待。但接下来的几年，她的日子却过得不怎么样。后来，每当我们提起她在伊大附中的中学时代时，纯如的情绪就会立时变坏。事实上，中学最初的一两年几乎是纯如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段时光。我相信这和伊大附中本身无关，而只是纯如生命中的必经阶段。毕竟，中学时代对许多人来说都充满烦恼，纯如也不例外。
纯如和她的一些小学同学一道进入伊大附中。她们彼此已经认识相当长时间，最终却发生了一些摩擦。有一天，纯如告诉我说，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不再跟她说话了。纯如说这个朋友凡事对她评头品足，她实在受够了。我试着安抚纯如，充当她的回音板。我也试着给她建议。我告诉纯如，她应该分析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有没有冒犯到别人。我告诉她，应当通过自省来自我改进，与此同时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继续前进。当纯如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对我说，她认识的许多其他女孩和她一样，在这个年龄阶段很不开心。但最终，她们都克服了成长的烦恼。
纯如与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闹崩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她变得更沉默了，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纯如越发喜欢读书。她经常跟我们说，在书本中可以找到自由。书成为一个帮她忘记烦恼和痛苦的最好所在。在书本和想象的世界中，纯如找到了安慰和放松。书让纯如自由自在。
纯如说起过她在伊大附中所享受的这种自由。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大附中主校园附近的格林街上，有好几家书店。纯如最喜欢的一家名叫“百亩书田”（Acres of Books），是一家颇受欢迎的二手书店。只要花上25美分或40美分，就可以买到一本二手的世界文学名著。
纯如小学毕业后，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她抱怨无法找到可看的好书。但这没有持续多久。进入伊大附中后，纯如很快便一头扎进文学名著的世界。她又开始像一个书呆子那样一本接一本地看书。房间里的书架很快就塞满了从“百亩书田”书店或厄巴纳公共图书馆及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旧书特卖会上买来的二手书。公共图书馆和伊大图书馆通常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旧书特卖会，将那些多余、破损或别人捐献而来的书廉价卖出。如果用10美分就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纯如就会像在垃圾桶里拣到金币一样欢欣鼓舞。
这时候，纯如宁可不睡觉也要看书。我们家里有个规矩，每个人都得在12点之前上床睡觉。我们开始发现纯如早上上学时总是起不来。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在本应上床睡觉的时间，她仍在看书。我们抓到过她一次——半夜熄灯之后，她偷偷把卧室门打开一条缝，借着走廊里微弱的灯光看她的小说。在她的高中时代，每天早上叫她起床上学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大麻烦。
大量读书的结果是纯如的近视程度加深了。她的眼镜片变得越来越厚。幸运的是，1981年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了隐形眼镜。纯如和纯恺都开始戴隐形眼镜。我们每年都要频繁光顾配镜师索尔金（Sorkin）医生的办公室，以至于他成了纯如的好朋友。索尔金医生也喜欢看书，纯如前去就诊时，除了试戴隐形眼镜，他们也经常谈起书本和其他问题。
在读伊大附中时期，纯如认为自己很丑，尤其是那时她一直戴着厚厚的眼镜，牙齿上还戴着牙箍。她觉得难过而孤独。在此期间，我尽可能给她安慰和支持。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们俩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终生的很强的母女感情纽带。纯如向我倾述她的悲伤和忧虑。我理解她，她信任我。我觉得这种关系体现在1981年6月她为祝贺我生日而写的一首诗中：
我的母亲
张纯如
是谁给了我那么多的爱与关怀？
是谁总是能为我抽出时间？
我的母亲
是谁，经历了爱与欢笑，时间与眼泪
在这么多年后终于把我养大？
我的母亲
是谁值得让我用一生去回报？
是谁，哪怕用亿万财宝也无法取代？
我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有朝一日，当你四肢僵硬，衰老虚弱
那就是轮到我照顾你的时候。
纯如去世后，每个母亲节和我的生日，我都要读起这首诗，无法自禁地潸然泪下。
伊大附中的课业负担很重，所有的学生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大多数伊大附中的学生父母都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他们非常看重教育，于是学生之间竞争极为激烈。然而纯如却总是凭着兴趣学习。当她喜欢哪一门课的时候，她可以非常用功，拿到很高的分数。但如果她不喜欢那门课，或是不喜欢教那门课的老师，她就根本不在上面用心。
纯如喜欢数学和英语。整个中学期间，她都作为班上的代表参加数学竞赛。纯如曾独自或作为小组一员赢得过多项竞赛。在美国，传统观点认为女孩子不擅长数学，但在纯如这里却全不适用。在我们家里，我们从未想过性别差异会影响在数学上的成就。当然，绍进数学一流棒，遇到问题时，纯如总是会去跟父亲请教。每当数学竞赛结束后，纯如都会把考题带回家给绍进看。纯如和父亲一起检查考试中的每个问题，看她到底做对了没有。当发现自己正确解答了一个难题后，纯如总是非常开心。她喜欢接受挑战，非常要强好胜。
后来，纯如对我们说，她非常感激我们对待竞争和获胜的态度。她说，她的一个朋友的妈妈曾对这个朋友说，“如果你赢不了，干脆就不要参加。”而我们只是要她尽力就好。最后，她的那个朋友索性不参加任何竞赛了。
但在另一方面，纯如对自己感兴趣或正在做的事却常难以自拔。思考问题或是沉浸于自己的念头和想象中时，她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时候她根本听不见课堂上老师在讲什么，同学们又是如何回答的。为了这个，她的同学经常嘲笑她，叫她“神游客”，说她在课堂上做白日梦。纯如很介意别人叫她“神游客”。正因如此，她越发躲进自己的世界，与班上其他人保持距离。
纯如体育很差。在体育课上，她经常是最后才被选中参加某队的人。这很伤她自尊，令她更加讨厌体育。在此之外，纯如总体上很用功，喜欢各门功课：英语课、数学课、科学课，以及巴特勒老师教的古代历史课。纯如也喜欢音乐课。她喜欢唱歌，还加入了合唱团。
学期结束，暑假到来时，我们带着孩子去探望他们分别住在东岸和西岸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1980年夏天，我们到纽约看望了我的父母。于是，1981年夏天，我们去西岸，看望绍进的父母。这和绍进的暑期计划正好合拍。按计划，他将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系访问。
在圣巴巴拉，我们拜访了爷爷奶奶，然后一起去了圣巴巴拉古代修道院，了解加利福尼亚的早期历史。纯如和纯恺对圣巴巴拉狂欢节（Santa Barbara Fiesta）非常着迷。我们很幸运，到那里时正是时候。他们看到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加利福尼亚马术表演，还有游行队伍中穿着西班牙或墨西哥民族服饰的盛装女子。这让他们了解到美国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1982年1月，绍进有一学期学术假（每六年，教授有一学期的学术假）。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了一个月，然后计划到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进行访问。纯如、纯恺和我留在家中，因为两个孩子都要上学，而我也需要工作。春季学期结束后，1982年暑假，我们到台湾跟绍进会合，在那里待了6个星期。
在台湾，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台湾可以制造非常廉价的计算机。我们买了一台台湾制造的苹果II电脑的仿制机，花费只是在美国所要花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我们耳闻目睹着计算机可能制造的种种奇迹。
在台湾的时候，我替纯如和纯恺分别在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报了名。台湾学校的学期比美国要长，纯如和纯恺在台湾学校里上了一个月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重大人生体验。
在台湾的学校里，学生必须穿校服，头发也得剪短。我们得到校长许可，保留纯如的长头发——她很喜欢自己的一头长发，不想只为了在台湾学校读一个月书就把它们剪掉。在上百名短发齐耳的学生中，纯如显得很引人注目，尽管她和其他人一样，都穿着统一的校服。
从伊大附中到台湾中学的转变对纯如颇有震动。新的环境帮助她打破沉静。纯如很受其他同学的欢迎，每天面对各种有趣的问题。她一边练习自己的中文，一边教班上同学英文，对此十分享受。同学们对纯如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好奇。但她也逐渐了解到台湾教育体系的弱点。纯如对我说，一班五六十个学生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课，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对她来说太被动了。她也不喜欢学校的制度，诸如迫使学生剪短头发，每天都要穿着校服等等。纯如告诉我，她觉得能在美国上中学很幸运，经过这段在台湾中学的短暂经历，她更珍惜自己在伊大附中所拥有的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