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关美德的品质
论个人品质对自身幸福的影响，或论谨慎
探讨个人的品质，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它对于自身幸福的影响，二是对于他人幸福的影响。
健康和保养是上帝希望人们最先关心的事情。他用饥饿和口渴、快乐和痛苦、热和冷等让人愉快或不快的感觉，亲口训诫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应当选择什么和回避什么。我们的监护人从小的时候起就教导我们如何避免伤害。这些教导的目的与上帝一样。而成年后，我们会慢慢明白，为了满足这些先天的欲望，为了得到快乐和避免痛苦，我们应该学会谨慎和预见的必要手段。
为了生存和身体的舒适，我们首先需要拥有物质和财富。并且我们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或者人们猜想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而在我们所有的先天欲望中，最强烈的莫过于获得尊重的愿望。因而我们都急于获得财富，以及财富所带来的名誉和地位。
而一个人获得的地位和声誉，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行为和品质。良好的行为和品质能让人们自然地激发出信任、尊敬和好感。
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是：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在得到这些的过程中，谨慎这种品德十分必要。
前文中说过，当一个人从顺境转为逆境时，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比从逆境转为顺境时所感受到的快乐要多得多。所以，谨慎首先的体现是安全。为了保住已有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声誉，然后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多的利益，我们要在自己的行业里练就真才实学，勤勉刻苦地工作，压缩开支，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吝啬。这些做法都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
认真学习所需要的一切知识是谨慎的人长期坚持的，而他并不想借此向别人炫耀，而只想掌握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这种人不会用骗子的伎俩来对付别人，不会用自命清高的态度来压迫别人，更不会用那种浅薄的盲目自信来愚弄别人。他为人谦虚淳朴，讨厌哗众取宠和夸夸其谈，甚至不想显露自己的真本事。他不喜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只会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获得自己想要的荣誉。在上层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结党营私之徒。他们自认是道德的仲裁者，却彼此吹捧，随时准备打压对手。而谨慎的人即使处于这种环境，也不会和那些人一起欺骗公众，而会借了解他们的机会，而使公众避免受愚弄。
谨慎的人害怕谎言被戳穿和由此带来的羞辱，所以为人都很真诚。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在什么场合都直言无忌，也不代表他在别人不正当的要求下也会老老实实地把实情全盘托出。他的言谈都会有所保留，而且从不贸然发表对他人的意见。
谨慎的人从不高谈阔论，却不会缺少朋友。他的友情常常是一种温和的慈爱，而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很需要他这种温和的慈爱，而他对于一同经历过种种考验的密友，则拥有一种冷静、牢固而真挚的感情。他择友的标准只是出于对他人的品质的欣赏，而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喜欢那些娱乐场所。他认为过那样的生活会打破他一直以来坚持的节制。
谨慎的人谈吐不一定会妙语连珠，却不令人讨厌，因为他很有礼貌、很节制。在日常交往中，他宁愿表现得比别人更为谦逊，不会凌驾于他人之上。他尊重所有那些已经确立的社交礼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威夫特博士、伏尔泰，以及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他们都喜欢用践踏礼法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这为后世树立了错误的榜样，导致后人常常去模仿他们。相比来说，谨慎的人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更好的榜样。
谨慎的人坚持勤劳和俭朴，并且为了将来的长远利益甘愿牺牲眼前的利益，他也因此得到旁观者的充分赞同。而别人不会因为他现在的劳苦而对他的做法感到厌倦，也不会因为他对理想和欲望的追求而受到冲动的诱惑，因为这个人目前的处境今后他有可能也会遇到。所以他会感同身受地去理解这对勤勉者的意义，并且在以后的类似处境中，他也会去实践这种让人赞许的自我控制。
谨慎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并对这种生活感到满意，而这种生活会随着财富的累积变得越来越好。因而渐渐的他也可以放宽俭朴的程度。他对这种逐步增加的舒适和享受感到非常满足，因为他感受过追求这种生活的艰苦。所以他很珍惜眼下的生活，不会贸然去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如果他计划作出一些改变，一定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安排。他不会因为一时的拮据而急于投身新的事业，而会充分冷静地去考虑每一种后果。
对于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他也不会随便兜揽。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从不干涉，也不会自作聪明地给别人乱出点子，或者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他不会通过多管闲事去得到想要的地位，而只是把自己的事务限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并且反对任何拉帮结派和结党营私，厌恶那些陈词滥调的说教。在特殊情况下，他也不会拒绝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但他不会玩弄阴谋使自己进入政界。并且，公共事务由别人来管理更让他感到高兴和轻松。他喜欢舒适安逸的生活，不喜欢追名逐利的浮华虚荣，也不渴求建功立业的光荣。
谨慎这种美德是一种很有意义，并且受人欢迎的品质，因为它对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只是受到了人们一定程度的尊重，却没有得到最热烈的爱戴和赞美。因为与其他的美德相比，谨慎算不上是最被人推崇的美德。
谨慎这种品质出现在一个勇敢的将军、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一个上层议员等人的身上时显得更为崇高，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除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之外更加崇高的目标。在他们身上，谨慎都与英勇、善良、正义这些更为崇高的美德结合在一起，并用它的克制恰如其分地维系着这一切。这种更深层次的谨慎发挥到极致，就会演变成一种最恰当的行为习惯或倾向。它代表着最高的智慧和最纯的美德的结合，它接近于学院派和逍遥学派（Peripatetic）中哲人的品质，而那种较低层次的谨慎则接近于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哲人的品质。
对于缺乏谨慎的人，有人会怜悯他，有人则会轻视他，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因此而讨厌他。但当谨慎与另外一些不良的品质结合在一起时，则会加重这些不良品质带来的后果。一个谨慎的无赖，虽然他的机灵古怪会使他遭到强烈的猜疑，但却常常能让他逃过惩罚和调查。而一个愚蠢的无赖却没有办法避免，于是成为人们泄愤的对象和笑料。在刑罚严酷的国家，人们已经对凶暴的行为司空见惯，不会再感到恐怖。但在法治国家罪恶的行为会让人人都感到恐惧。这两种国家，对罪恶的看法可能是相同的，但对谨慎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在前一种国家，凶残是最大的罪恶，而在法治国家，缺乏谨慎的蠢行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
在16世纪的意大利的上层社会中，暗杀、谋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恺撒·布吉亚曾邀请临近四个小国的君王到塞内加各利亚举行友好会盟，可等待他们的却是掉脑袋的命运。但在那个年代，除了名誉受到了一点点损失外，恺撒·布吉亚并没有因此而身败名裂。他在数年之后的下台有与这个罪行无关的另一些原因。而在这一罪行发生之时，马基雅维利正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使常驻在恺撒·布吉亚的宫廷。他用一种不同于他的所有作品的洗练的语言对此事作了奇怪的说明：他对恺撒·布吉亚的手腕表示钦佩，却对被害人的不幸视而不见，对杀人者的残暴虚伪不表示愤慨。
所以说，甚至马基雅维利在那个时代也算不上一个有道德的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对于征服者的残暴，人们常常可笑地赞美它的伟大；而小偷、强盗和杀人犯的不义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被人们鄙视。即使前者造成的危害比后者要大一百倍，但只要他处于王侯之位，所做的一切就都成了伟大之举；而没有地位的人的罪行则注定永远要受人唾弃。即使前者和后者的罪孽的性质一样大，而且也差不多蠢。一个聪明又邪恶的人得到的信任常常比他应该得到的多，而同样邪恶的笨人却总是在所有的人中显得最可恨、可鄙。所以说，谨慎的人格和其他美德的结合构成了最高尚的品质，而不谨慎的人格和其他坏品质结合起来则形成了最卑劣的品质。
本章解读
有利于增进本人幸福的个人品质，就是谨慎。
人有很多自然的欲望，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非满足不可的，这些欲望最初为对身体的保护和健康的需要，如果要满足这些需要，就需要一定的外在财富的保证。而在追求和保持这些财富的过程中，还要防止各种可能遇到的风险，最基本的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
物质上的满足，会让一个人的目光转向关注自己的名声，想知道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好的名声，对这种好名声的欲望可能会超过对物质的满足。对于一个人名声好坏的评价，不是取决于他的财富的多少，而是看这个人的个人品质和行为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追求物质上的财富还是社会中的声望，时刻都要记住，让自己谨慎地行事。
谨慎地行事，能得到一种安全的保障。谨慎的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品质呢？
谨慎的人是踏踏实实地做事的，他们学习自己必需的知识，不是为了炫耀，不会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别人，时刻注意保持朴实和谦逊，不结党营私，也会远离那些以吹捧为业，随时准备反对任何可能与他们竞争的人，而是运用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成功。
谨慎的人是真诚的，因为他们害怕谎言被揭发所带来的羞辱，所以他们总是真诚的。但他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真话都必须如实地讲出来，语言和行为都地谨慎，不会莽撞和贸然地发表意见。
谨慎的人拥有更持久的友谊，不会过分狂热，对朋友是一种出于真诚的、保持冷静的友爱，不轻信那些夸耀之词，远离世俗的应酬，不让那些虚伪的圈子影响自己的习惯，打断持续的努力。他们让自己的表现都合乎礼仪，不会站在一个自我感觉优越的角度看别人，宁愿表现得比同样的人更加谦逊。
谨慎的人有持之以恒的耐力，也有节俭的品质，会从长远的目标看问题，即使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眼前短暂的快乐也毫不犹豫；在生活中会精打细算，逐步地让自己的财富积累更多，不会让自己投身于冒险之中；在开始一个新的事业时，事先总会经过反复的考察，做充分的准备，不会因冲动行事。他们明白什么是自己范围之内的，不会干涉别人的事务。
谨慎保全了个人的理性，让人明确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放弃什么，在自己的范围内，径直追求自己的幸福。
论个人品质对他人幸福的影响
引言
人们评价一种品质，往往根据它对他人的幸福有益或有害来判断它的美和丑。
事实证明，某些人的一些恶行，确实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它违反了法律中的正义原则，所以法律被用来制止和惩戒这些恶行，使人们不敢用恶行去破坏他人的幸福，这就是法律的效用。因此，各个国家和政府都制定了民法、刑法。而在实施法律之前，究竟哪些行为破坏了他人和社会的幸福，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可惜的是，这门学科——自然法学，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无法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即使在没有一个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本能地去尊敬那些不破坏他人幸福的人。这种品质通常和同情、人道、仁义等紧密相连，表现出仁慈的对他人幸福的关心，从而受到人们高度的尊重和崇敬。这些无须什么解释。在本章里，我想阐述的是，人的天性表现出的调节次序——我们的善行一般总是先针对个人，再针对社会。很明显，我们的天性在这里指导着一种次序，而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智慧，并且这种智慧的程度与我们所施善行的有用程度和大小程度直接相关。
论天性致使我们关心和注意他人的依据
正如斯多噶派学者所说，人最关注的是自己。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感受总是最直接的，所以人总是比别人更懂得如何照顾自己。而对于他人幸福或者痛苦的感受，我们只能从他人对于那些感觉的反应中想象得到。
除了自己，我们最关心的是亲人，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他们的幸福或痛苦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亲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同情远远比对其他人深切，我们关心他们的幸福就跟关心自己的幸福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