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普遍原则对正义这种美德的外在体现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精确得没有任何意外和变通。如果我向某人借了十镑钱，不管是在预定的还款期还是在他需要用钱的时候，正义原则都会要求我如数还钱。也许执著于谨慎或慷慨原则会显得呆板迂腐，但严格执行正义原则就不会有这种缺陷，因为我们应该做什么，做多少，在何时何地去做，所有这些确定行为的本质和细节，正义原则都给出了明确答案。即使有时候我们履行正义行为仅出于对普遍规则的要求，而且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是值得尊重的。当我们履行其他美德时，不会对某个格言警句格外重视，我们的行为动机更倾向于对恰当感的追求和对特定行为习惯的爱好。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准则要达到的目的和基础，而非这些准则本身的意义。但正义与那些情况全然不同。那些坚定不移地恪守正义准则的人，都是最值得信赖和敬重的。正义的目的是防止我们伤害别人。每当我们作出违反正义的行动时，就会编造借口谎称这不会影响到他人。一个人在开始行骗或者打算行骗的时候，就堕落成一个坏蛋。如果他想违背正义原则的各种要求，他就变得不再值得信赖，甚至会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过。如果盗贼认为偷窃富人的东西，并且没有被发现就不算有罪，如果通奸者觉得与朋友的妻子通奸没有被人发现，也没有引起那个丈夫的疑心、破坏家庭的安宁就不算有罪，那我们就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圈套里犯下了更为严重的罪恶。
正义准则就像语法规则，指导其他美德的准则就像是文学批评家们对作品的衡量标准。语法是精确且必不可少的，而文学的衡量标准就有些含糊不清，它不是指导我们如何臻于完美的教条，而是对我们行为趋于完美的一种设想。人从语法的学习出发，学会如何写作，或许因此学会如何处世。而一些文学的评判标准会在某些方面使我们明确对完美的定义，但是任何准则都不可能帮助我们创作出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样，某些准则对美德作出了不够完备的定义，但没有哪种准则能教会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能表现得审慎、慷慨和慈悲。
有时我们极为真诚地渴望别人肯定我们所做的行为，结果却与那些行为准则发生了冲突。此时不要指望别人理解我们的初衷，也不要指望别人赞同我们的行为。因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误导而犯错的人，即使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也还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他的精神和行动还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我们天性中的缺点在所难免，即使我们已经努力向善和严于律己，我们还是经常会被蒙蔽，这些会引起我们深切的遗憾。荒谬的宗教观点把我们引入歧途，那些对责任进行指导的原则，有时会扭曲我们的看法。一般情况下，对常识的了解使我们的行为基本得体，如果我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就会得到赞许。所有人都认为，服从上帝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法则，但在我们的行为中，各种具体的准则千差万别。因此，包容和忍耐才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产生罪行的动机是什么？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我们一定要对这些行为加以惩罚。但执迷于宗教导致的罪行，往往使善良的人对它难以下手。旁人不会对这些失足者感到憎恨，甚至还会为他们勇于献身的精神表示惋惜和钦佩。伏尔泰最好的悲剧作品《穆罕默德》就恰当地表达了我们对这种罪行所持有的特殊感情。剧中天真善良的男女主人公除了太过相爱之外，没有别的缺点。但对宗教的狂热感情使他们的人性原则受到冲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宗教的死对头。虽然他们对父亲怀着极为尊敬亲切的感情，但上帝却安排他们成为杀死老人的刽子手。老人是上帝的祭品，他们在准备行凶时，心里备受折磨。一方面是对宗教使命的无法抗拒，一方面是对父亲人格魅力的敬仰尊重。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比所有的戏剧都显得更有教育意义，但责任感最终压倒了人性中所有可爱的弱点。当他们杀死这个善良仁慈的老人之后，马上就发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从而开始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感到恐惧、悔恨和痛苦。由此，我们应该同情每一个被宗教带入歧途的人。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错误的责任感而误入歧途，如果我们的天性看明白这种情况，就会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正确的指导。当事人为自己的软弱懊恼会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决定不是出于理性，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他的行为不够完美。一个虔诚而固执的罗马天主教徒，恨不得杀死全部的新教徒。可是如果在圣·巴罗缪的大屠杀中，他因为怜悯心的驱使，挽救了一些不幸的新教徒，我们恐怕不会就此赞扬他高尚。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出于一种充分的自我赞同。我们也许会对他的善良感到高兴，但这和对美德的敬佩很不一样。与此相同，其他的激情让我们逾越原则时，会让我们感觉格外高兴。虽然基督教告诫我们，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左脸，就把我们的右脸也伸给他，但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挨了一耳光之后奋力还击，那会让我们更加高兴。这些自我情绪过分激烈的行为虽然不能算作美德，也不能获得我们的理性的敬意，但我们会因此而更加喜欢他。
本章解读
人们有时候做事情，很难按照自己的良心，或者是说公正的旁观者的标准，或多或少会受到情绪和欲望的影响，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行为指令。斯密认为，在这时，就要遵守一些已经形成的行为准则，称作“义务感”，或是责任感。
基于责任感的行为，看似可能不是最合宜的，但一定都是在别人能接受的范围内的。这些行为一直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内，不会受到情绪起伏的影响。责任感可以使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不会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来，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自然是公平的，也可以说，人们生活的幸福与否，是与自己的道德能力相适应的，良好的品质会得到自然的“奖赏”，坏的行为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正是这种赏罚分明，才督促人们对责任感的尊重和遵守，让人们为了心中的幸福，在责任感的召唤下，多做有益的行为。
责任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做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则，这需要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对于仁慈、正义这些友好的激情，对这些激情本身，和对一般的行为规则，都要表示敬重；对于一些非社会的激情，如怨恨、愤怒等，就不能按照激情本身，而要遵守一般的行事准则；若是面对一种中间的激情，既不能单纯强调激情本身的重要，也不能只说一般行事准则的重要，要看这激情指向事物的方向和重要的程度，再来衡量是遵从激情多一些，还是遵从一般行事原则多一些。如果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放弃了行事的准则，放任自己的激情，疯狂地追求，这是一个“疯子”；而如果一种利益对行为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需的，却为了原则放弃了自己的激情，这在别人看来也是一种发疯的行为。
在关于遵守责任感作恶和违背责任感行善方面，斯密更侧重于自我情感对一切行动的认可，如果得不到明确的自我情感的认可，任何行为都不能严格地称之为德行，他更看重基于责任感的正义原则的严肃性。
情感的产生总是先于道德的，道德也是让情感能认可的。这就是说，从情感中可以催化产生责任感，但是在责任感中是不能推演出情感的。人们对于道德的理解和遵守，是建立在“将心比心”的同情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