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4)
文人不著政治书
一提到政治思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民族主义”，这些时髦的词汇都来自西方。而西方人最喜欢说的“主权”，似乎和我们“八字不合”，这一点钱穆也详细地讨论过。主要是中国人讲政治，喜欢讲责任和道德，而很少讨论到主权之类的概念。从整个政治发展史来说，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理论书，也都来自西方，而我们的历史上，很少有纯粹的政治理论书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钱穆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演进和西方有所不同。我们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办多少实事。
柏拉图的政治代表作是《理想国》，其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认为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他说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等。《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可以看出，这两位政治理论家的著作，都带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将10岁以上的人全部驱逐出境，建立一个思想全新的国家，这显然是难于操作的。而我们历史的政治家则不是如此。
譬如最早的政治家周公，他也有一套政治思想，然而没有著作，历史上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书。而流传到今天的《尚书》中的《西周书》，钱穆提到过这是整个《尚书》中最可信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行。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
钱穆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比如皇帝和宰相分权、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田租力求减轻、商业资本要加以节制、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这些历来的政治方针，就体现着文人的政治理想。
历代的大政治家中，文人与政治结合得最典型的要数南宋的王安石王荆公。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王安石很快由参知政事升任为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重视理财，大力发展生产，他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变法派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他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并且亲自着手编写了新的教材。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还是在保守派的围攻之中失败了，两次罢相之后，王安石郁然病逝。
王安石是一个文人政客的典型，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是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系列的诗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身份。他的《上仁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中，以及他撰写的《周礼义》、《书义》、《诗义》中，都有他的政治思想。但是他却没有写过一本《论改革》之类的政治理论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通典》中，第一项制度是“食货”，第二项是“选举”，第三项是“官职”。只从这三项制度来讲中国的政治理论，已可讲得很扼要，很透彻。所以说，中国虽然没有纯理论的政治书，却实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
历史注脚：
周公讲政治
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用兵得了天下，而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体现了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在《诗经·大雅》中，文王的功德就被反复赞颂。周公讲了文王，还讲后稷、公刘。在《论语》中，也是称文王比武王伟大，孔子是理解周公的用意的，也抱有同样的政治主张。
《尚书》
历史的疑问，需要有历史资料才能回答。《尚书》是一部将上古历史文件和古代事迹汇编在一起的书，其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也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和《诗经》的文体并列。但在它的散文中，绝大部分是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也有对美德的褒扬称颂等。《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
我们历来倡导的是“以德治国”，直到近代，西学东渐，我们开始讲究以法治国。作为一个人情大国，似乎我们很少讲法，也不太看重法律。但是钱穆认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不讲法的国家，恰恰是一个有着古老的讲法历史的国家。
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正常的程序，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而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宋太祖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是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就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来盖印。现在我们可以仿唐代的方式来办理”。但同时就有人反对，说“唐代甘露事变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乱时，只好变通权宜出这样的办法。如今大宋升平，不能相唐代乱世那样。”就这样，再三商讨，还是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
当时宋都设在开封，开封府尹等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的南京市长。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赵匡义，是宋太祖的嫡亲胞弟，也是后来的宋太宗；他盖了印，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一切全由皇帝专制，全无半点法律的精神。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并不少见。
又比如，在明代，皇帝有内阁做参谋，但是内阁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明代有名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曾是神宗万历皇帝的老师，等神宗登基之后，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又是内阁大学士，所以权倾朝野。当时皇帝只有十来岁，少不经事，所以国家上下的很多事情，都由张居正来打理。
然而张居正也见不到他的学生神宗的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无法主持政令。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的太监往来，才能施展抱负，策动当时的政事。当时朝臣都反对张居正，说他既然不是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就不该弄权专政。
这些人对他的批评可谓说到了要害。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用听命于内阁。假如内阁和六部发生了意见，六部完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从正统的观念来说，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这就是权臣，而非大臣。
而明代的制度，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明太祖在洪武年间就把宰相胡惟庸杀了，也不许后人立宰相。当时的六部尚书和七卿九卿，才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认为部院分理国事，理当受皇帝节制，张居正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越权。
张居正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但是内阁不像六部的给事中，是无权过问奏章的，张居正的做法动机虽好，还是犯了当时的法，所以很多人不服他。当时有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正说明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尴尬。
又比方说明清两代的师爷，他们经手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于是趁机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上司。就算长官贤明，也无奈他们何。钱穆说，这是法律制度的病，而不是人的病。
现代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在钱穆的眼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却恰恰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政令不行”，这其中的“名”就是一种法律认可的名义。我们往往太讲究这种名正言顺，而误了事情。
历史注脚：
权臣与弄臣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受到制度的保护。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可以过问任何事情，假如他不问事，不当权，这就是他的失职，是无能。但是若非宰相，而问事揽权，就是奸臣、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
儒家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所讲的法是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应重视生产和节约，才能抑制犯罪；要求选拔贤才公正执法。
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与儒家相反的法家思想，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反酷刑的法治。
三 历史第一冤案：“封建专制”
并不存在的“封建”
要说翻案，钱穆为中国历史所翻的最大一案，莫过于他否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君主专制。他自称“作者将不惮反覆对此问题作辩护”。的确，无论是在他的《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当中，还是在他其他散文、演讲稿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
秦朝以后中国的传统政治，保留了一个君职与臣职的划分，可以说就是王室与政府的划分。在汉代，内朝指王室，外朝指政府。全国财政收入，属于大司农的归政府，属于少府的归王室，这一划分，历代大体都保持了。宰相是政府领袖，中国传统政治内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便表示皇权不是独大的。
就西汉来说，皇帝的秘书处“尚书”只有四员，但宰相的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这十三个部分组织庞大，全国一切行政，都在宰相的掌管之下。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都已包括。每一曹的职权，几乎与后代的专部大臣一样。但他们俸禄很低，只有百石，还不及一个小县长。
这十三曹的长官，并不是政府的正式官，他们相当于封建时代所谓的陪臣，但他们在当时的威望极高。上自各部部长及省主席，下及社会贤达，都可由宰相自由聘任。宰相的权力如此大，自然也就有很多人愿意给宰相当个陪臣了。官职吏职，在当时观念上，也并无高下清浊之分。
据《通典》载，汉代宰相府不设门铃门鼓之类的东西，表示相府对社会开放，人人有事，便可直接到相府去。相传有某宰相，他曾有一个名叫宜禄的门卫，后来人民到相府，就只喊一声宜禄，便可以引见宰相，说明自己的事情。
到唐代，宰相的职权更是划分得明白。全国最高政令，名义上由皇帝颁发，在法理上，则全由宰相拟定。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皇帝同意，然后由政事堂盖印发下。如果没有政事堂的盖印，就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