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时而为，除去“执”的束缚 (2)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生命本自然，道理易僵化
“人本应当顺着人情去做，若靠一个道理去生活，则他们的生活真是非乱不可。”
生活中，人们总是情理并提，如情理不通，晓之以情、动之以情等等。情是心底一动，发而于外，往往千丝万缕、变化莫测；理则可以用“概念、判断、推理”来定论，像是数学公式，板上钉钉。但是梁漱溟先生是讨厌按照理去生活的，因为道理原是本于人之心，人之情，现在把它作为行为的准的，就是“多一点意思”，也陷入了“意必固我”。不能灵活地顺风顺水而行，却大笔一挥制定出生活的条条框框，这样的生活不是僵化得可怕吗？
因此梁漱溟先生说：如宗教之信仰，哲学家之学理，与夫社会上之习惯等，者许多东西，如生物之机械的动作一样，社会上觉得非常之需要，实则非常扰乱吾人之生活。
理是人们公认的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基石当然要稳固可靠且恒久不变，但这也成了理的弱点所在。梁漱溟先生举例说：譬如以爱人爱物这个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必至流于墨子之兼爱，基督教之博爱；再推测到佛教的慈悲不杀生；再推，不但不杀动物，还要不杀植物才对，乃至一石一木也不要毁坏才是。但是在社会中投入个人，个人很容易被社会化。说得漂亮一点，是融入了社会生活，换言之，就成为了异化。也就是说，道理是从人情中提炼出来，让人更好地生活的，但是很多理其实已经背离了情，结果要求人弃情从理去生活，远离了生命的原貌。
宋朝理学家朱熹最为后人批得体无完肤的恐怕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了。他的本心应是想为天地万民指点一条“常好常对”的道路，故这一论点的前提当是“欲是坏的”，否则逻辑上便不能成立。朱熹所说的欲其实已经囊括了常人所说的情，人容易纵情、“富贵易淫，贫贱易移，威武易屈”，可见朱熹对人是多么地不信任，这不是和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吗？梁漱溟先生自然是反对这个意见的，因为在他看来，只要按照仁心去做，人就可以过上正常且和乐的生活了。
所以，梁先生说，人本应当顺着人情去做，若靠一个道理去生活，则他们的生活真是非乱不可。如果按照道理去做，不仅是画蛇添足，更容易弄巧成拙。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往往会走入呆板、僵化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教条主义错误。
在中国有个按图索骥的故事。春秋时，秦国有个名叫孙阳的人，善于鉴别马的好坏，他把自己识马的经验写成书，名为《相马经》。这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好马，所以人们把孙阳叫“伯乐”。孙阳的儿子熟读了这本书后，以为自己学到了父亲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去找好马。一天，他在路便看见一只癞蛤蟆，前额和《相马经》上好马的特征相符，就以为找到了一匹千里马，马上跑去告诉父亲：“和你书上画的好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孙阳听后，哭笑不得，只好回答说：“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
这里的《相马经》扰乱的是几个或几个人的生活，最多浪费了他们的一番精力，吸取一下教训也就罢了。如果放在国家民族出路的大事上，所牵动的可是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它本身就是从情中衍生的，只是它容易走极端，不如情之与生活贴得更近。所以梁先生说：凡是认定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成了极端。事实本是圆的，若认定一点拿理智去推，则为一条直线，不能圆矣，结果就是走不通。
弦外听儒音
华佗治头痛：曹操患偏头风病，久治无效，经华佗针刺就不痛了。倪寻和李延两人，也都患头痛发热。华佗给倪寻吃泻药，给李延吃发汗药，结果治好了。怎么相似的病例治法如此不同，这是什么道理？华佗回答说：倪寻是伤食，李延是外感，所以治法不能一样。”
是非随我心，游刃咫尺间
“本来是非主观的情理，只在直觉上有，只在好恶上见，完全应与客观的事理分开。”
与“非理”的态度相对，就是“主情”。梁漱溟先生说：“本来是非主观的情理，只在直觉上有，只在好恶上见，完全应与客观的事理分开，他仅仅是一个意味，是一个情味。所谓是者就是欢迎的意思，所谓非者就是拒绝的意思，完全是心情的一种力量。”欢迎与拒绝就是心里的喜欢与不喜欢之别，喜欢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有自己的心去做，不为外物牵绊，如此心里就时时安心舒畅。
因此梁先生认为：“孔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完全是听凭直觉之所之事，情到何处，他的行为就到何处……”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的情味如此。世界上不乏狂人痴人，如梅妻鹤子的林浦，稳坐钓鱼台的严子陵。旁人看来他们是不通情理——富贵荣华不是远比茅檐草屋要好得多吗？否则饱读诗书又是为何呢？因为在世俗之人看来，隐居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要有机会就应该出而为功为业，不应该偏安一隅。但是人各有志，这些人心中自有对是非的计较，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能达到生命的逍遥，所以不会陷于他人的评价。
战国时期，孟子名气很大，府上每日宾客盈门，其中大多是慕名而来、求学问道之人。有一天，接连来了两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齐国的使者，一位是薛国的使者。对他们，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们。
齐国的使者给孟子带来赤金100两，说是齐王的一点小意思。孟子见其没有下文，坚决婉拒了齐王的馈赠。使者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薛国的使者也来求见。他给孟子带来50两金子，说是薛王的一点心意，感谢孟子在薛国发生兵难时帮了大忙。孟子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左右的人都很奇怪，不知孟子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其中有一位弟子问孟子：“齐王送您那么多的金子，您不肯收；薛国才送了齐国的一半，您却接受了。如果您刚才不接受是对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错了，如果您刚才不接受是错的话，那么现在接受就是对了。”
孟子回答说：“都对。在薛国的时候，我帮了他们的忙，为他们出谋设防，平息了一场战争，我也算个有功之人，为什么不应该受到物质奖励呢?而齐国人平白无故给我那么多金子，是有心收买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我怎么能收他们的贿赂呢?”
相似的事件，不同的态度，看似孟子厚此薄彼，旁人不解，他却心中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可以说是一条公认的道理，但是这道理也是出于他心中的考虑：既然有功，自然是喜欢赏赐的了；而无功受禄不符合他心中的君子之道，自然是退而拒之了。一是一非，孟子分得明明白白。
红楼梦中的黛玉，“一时好了，一时恼了”，爱使小性子，在宝玉看来这却真是她真情之流露，这也是她的可爱之处。但黛玉并不能做到是非由心，否则也不会且落泪且伤怀了。她正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为忧惧而生忧惧。她既使小性子来表达不满，但又太过在意自己的小性子为旁人所看不惯，每想到自己寄人篱下便郁郁不乐。而这种在意和抑郁久积在心，不知如何排遣，转而伤身。
《红楼梦》中有一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花费不少篇幅写宝钗、黛玉难得的交心，从中可看出黛玉对自己的多心也是明白的，但是却始终无法从中解脱。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偶尔听到窗外老妈子在骂小丫头，也误以为是在说自己，对旁人心存忌惮。可见她虽然目下无尘，孤高自诩，面对他人却不免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压抑着自己，怎能舒畅快活？倒是同样父母双亡的湘云心直口快，豪爽大方，寄居他处也总是笑意盈盈。黛玉把自己的心托于他人自然就以他人之是非而波动，不如湘云当喜则喜，当忧则忧的自由潇洒。
是非由心，生活方有趣味，梁漱溟先生说，“本来所谓我者，只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其与所谓苦乐是非者，通统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心本活泼，由心去调剂生活，生命才倍显光彩。金庸在《白马啸西风》中写了一个名叫李文秀的女孩子，她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欢。这种任性任行的真率正是梁漱溟先生赞赏的。心花恣意生长，满眼春光灿烂。
弦外听儒音
刘伶醉酒：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 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