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七月中旬县城理光照像馆的师傅来到学校，为我们照了毕业像。照片发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杨老师拿一打红纸片走进教室。
“方卓你来，帮我把毕业证给同学们发下去。”
我接过毕业证一看，这是用写对联的大红纸裁成的一块长方形小纸片。正面油印着“毕业证书”四个大字，背面写着“鲁强同学在本校高中课程学习期满，准予毕业。”
我的姓名不是油印，而是老师用钢笔后填的。这是我二次求学重返课堂的仅此收获，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纸片。
无情的现实把父母的梦，我的野心全部彻底地击得粉碎。此时的我仿佛成了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波逐流地在水中飘荡着，不知最终会被这波澜壮阔的浪涛卷到哪里去。
同学们手捧着毕业证，纷纷小声议论开了，几个有依靠的在津津乐道自己不下地务农，相互介绍着自己的未来的打算。
“我爸都安排好了，我去公社放电影。”
“我想到大队开拖拉机，不成就去学大夫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反正不去队里干活去。”
“我父亲年底就退休了，让我接他的班去当老师。”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杨铁成老师在讲台前面色平静地提醒着大家，等教室里安静下来，就开始了他的毕业演说：
“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圆满结束了高中学业，将要离开母校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你们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十年寒窗的刻苦学习，大家已成长为一代有知识的青年。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正急需一大批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老师相信，大家回去后一定能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出优异的成绩来……”
杨老师慷慨激昂的讲话，话语中肯载着亲切的期望与重托。既是对我们投身新农村建设的鼓舞鞭策，又夹杂着几年师生难舍之情，时而还流露出对全班同学前途命运的关切。
毕业这一天是令我恐惧的日子，可说来就到了，多么想它再延迟些日子，免得我现在就为生计犯愁。
“你毕业后有啥打算？”同桌方卓问我。
“没有打算，也不知道能干点啥。”
他拉过我的左手去，翻过来调过去的瞅着，仔细地琢磨着这掌上的纹路。“你手指细又长，俗话说十指长做君王，这是命占福相呀！”
“怎么，你还会看手相？”我摇头疑惑不解地问道。
一会，他又抬头告诉说：“按相书上说，从手指和掌纹看鲁强你都命占多才多艺，将来做个手艺人吧？”
知道他这是在胡扯，我只是笑了笑。
听说方卓又填了团表，毕业了，不知到底能咋样，就问他：“你入团的事到底批下来没有？”
他看看我，趴在我耳朵上神秘地小声说：“刚批下来。我家本来是中农，就差父亲的历史问题才拖到毕业的。这回是学校偷着批的，杨老师不让我对别人讲。”
“你回去咋打算的？”我反问他。
“先回队里干活，等一等，看能不能有机会考学？”方卓凭成绩肯定能考上大学，可现在他同我一样十分无奈。
我觉得他这种想法很可笑，历史上有问题大学是肯定没戏了。因为谁都清楚文化课再好也没用，这几年都是公社下指标，大队里推荐，原则上你必须根红苗壮。
所以这两年上大学的不是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就是表现好的下乡知青，自己这个富农孩子那是痴心梦想。
我怎么办？上大学这是没指望了，可又不甘心下地，那么我唯一的出路就剩下学个木匠手艺了。自身又擅长绘画，如果能做家俱又能画，将来到南北二屯耍个手艺，被盆来碗去的伺候着还能挣钱养家，也挺让人羡慕的。
你还别说，要想不回农村，这学木匠确实是个折中的办法。如此看来方卓说的也对，可能自己命里真的就占这属相。
同窗四年分别了，可大家没有一丝留恋，忧心重重，各揣各的心腹事，象往日放学一样很平静地背着书包走出了学校大门。
就是这样我带着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离开了老师和同学，又回到了往事令我心酸的村里。
见农村的手艺人很吃香，表弟传福念完初中就学了木匠，师傅是舅舅家亲戚，他去了县城北几十里外杨树屯的翁大叔家学徒。
西头的王喜民有幸被队长杜大胖子怜悯，仅“你给带个学徒吧？”这一句话，也拜师本队新落户的韩木匠跟着学起了木匠活。
“唉！咱们亲戚里也没有是木匠的，看来强子就得下地了？”母亲叹息着，她现在是无能为力了。
父亲不吭声，嘴叼旱烟一颗接着一颗地抽。
我觉得即使有做木匠活的亲戚，可父母多年出身不好的自卑，求人的事他们总是思前想后的，是咋也舍不下那个脸来。
痛恨这不公的现实，投师无门我这些年书不白念了吗？种种幻想全部破灭，我已被推上了绝望的悬崖边上，让这命运逼得走投无路，感觉似乎不去队里下地干活已是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