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荣新江，河北滦南人，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史。1985年同系隋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合著）等。
在20世纪初叶以来的“敦煌学”研究当中，一直包含着学者们对于吐鲁番出土文献和文物的研究，“敦煌吐鲁番”往往成为一对拆不开的双胞胎姊妹，被作为书名、刊名、会议名、学会名等等，反复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是和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对象有着相当多的重合相关的，也是和吐鲁番出土文献和文物陆续增多有关。进入21世纪，“吐鲁番学”正沿着“敦煌学”的成功道路快速前行，《吐鲁番学研究》已经从“内刊”变成正式刊物，“吐鲁番学研究院”也在2005年隆重成立，《吐鲁番学新论》、《吐鲁番学研究》等专著也一册册出版，可以说，“吐鲁番学”已经悄然从“敦煌学”的后台走到前台，正在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
然而，“吐鲁番学”毕竟比“敦煌学”的起步要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最近，孟宪实先生和我一起撰写一篇《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的文章，置于我们贡献给《西域研究》的一组“吐鲁番学”研究论文之前，其中谈到“吐鲁番学”和“敦煌学”相同点和不同点，也从历史学的角度谈到今后“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些课题和我们的思考。对于上文谈到的问题，我就不重复了，这里主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谈谈我对今后“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与传统学术主要依赖传世文献不同，“吐鲁番学”和“敦煌学”一样，其研究的对象相当大的部分是出土文献，因此，文献的公布是研究的基础。在最近二十年里，由于国内学者和出版社的努力，也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有关敦煌文献的主要藏家都出版了自己藏卷的大型图录，如《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等，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吐鲁番文献的出版要落后很多，许多重要的收藏单位没有公布所藏全部文献，已经出版的大型图录也不尽完善。具体来说，国外部分，收藏吐鲁番文书最多的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和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的藏品，目前还没有系统全面地刊布图版，只是部分语种的文献（如回鹘文等）在柏林—布莱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The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藏马达汉（C．G．E．Mannerheim）收集品迄今没有公布，我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从芬兰方面获得了大量马达汉的档案资料，希望也能够同时关心马达汉收集的古代新疆的历史文献；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已经出版了三册《大谷文书集成》（京都法藏馆，1984—2003年），此书虽然号称“集成”，可是图版只是选刊，与其收藏总量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很希望有收入全部图版的出版物面世；英国所藏最近有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可惜的是佛经部分没有收入，其实目前有《大正藏》的电子文本，佛教文献的整理、定名已经不是太难做的事情了。国内部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大谷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献，一直没有系统的整理，2006年3月京都法藏馆出版了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所收只是部分佛经，而且在日本印刷，价格昂贵，该馆所藏吐鲁番文献是国内外收藏的大宗，亟待整理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发掘所得文书，已由唐长孺先生主持整理为四册《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这是附有准确的录文的整理本，工作非常到家，只是图版有不少是“文革”期间或80年代所摄，现在看来，质量欠佳，图版值得重新拍照影印；1979—1986年间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收入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其中图版几乎无法利用；至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黄文弼所获吐鲁番文书，见于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的图版不够清晰，清晰的图版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日本柳原书店，1999年），国内学者很难见到这套价格不菲的图书。可喜的是，1980—1981年新出土的佛典文献，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合编成《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下册，2007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7—2006年间的出土文献，也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总起来看，吐鲁番出土文献合集的出版要比敦煌文献缓慢，因此我觉得当务之急，应当呼吁相关文物部门的领导、出版社和学者共同努力，尽快整理出版国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献。
与敦煌文献主要出自莫高窟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献既有出自佛教寺院图书馆遗址者，也有来自墓葬、城址、洞窟废墟者，因此出土文献与墓葬、城址、洞窟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研究文献时所要特别关注的，其中墓葬出土的墓志、器物，城址或洞窟遗址的建筑布局和壁画、雕像等遗存，都是我们需要同时关照的资料。因此，我们应当对早期西方探险队的考察报告加以整理和翻译，其中像格伦威德尔和斯坦因的报告书，对于我们认识高昌城遗址、阿斯塔那墓地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些以挖宝为目的的“探险家”，如勒柯克和大谷探险队，他们本身的记录很不细致，我们也应当收集有关他们的考古调查情况以及文物移动情况的相关报道，这对于了解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尤其必要。1959年到1975年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的考古发掘情况，目前只有简报发表，而正式的考古报告还在撰写当中，相信这个报告的出版，对于认识吐鲁番文书以及古代高昌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有人对20世纪初叶西方探险队的考古发掘作出系统的整理，也希望新中国吐鲁番考古发掘的正式报告早日出版。
不论敦煌还是吐鲁番文献，主体内容都是佛教典籍和公私文书，时代都集中在中古时期（南北朝到隋唐），但由于两地的历史发展在某些时段并不相同，因此两地的文献也各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敦煌文献中以吐蕃到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文书居多，而且越到藏经洞封闭的时点（约1006年前后），文书的量越大；而吐鲁番文献的跨度要较敦煌文献长得多，从十六国时期高昌郡文书到元代，各个时代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被发现，比如高昌郡（327－443年）、高昌大凉政权（443－460年）、高昌国（460－640年）、唐西州（640－803年）以及后来的高昌回鹘时期，都有相当多的文书留存下来，为研究古代吐鲁番盆地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素材。同时，敦煌和吐鲁番都是丝绸之路城市，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中都有许多汉语之外的各种语言文献，如敦煌藏经洞发现有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而吐鲁番出土的胡语种类更多，上面提到的五种胡语，除了于阗文外，都在吐鲁番有所发现，而且吐鲁番还有巴克特里亚语、吐火罗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叙利亚语、蒙古语等非汉语文献被发现。从内容来说，佛教文献之外，吐鲁番发现了大量有关摩尼教、基督教（景教）的写本，这是敦煌文献所无法比拟的。从形式来讲，敦煌文献主要是写本形态，印刷品只有早期的简单印本，而吐鲁番则有宋元时代的大部头刻本佛经和儒家经典、史书、韵书、字书等等，还有回鹘文、藏文、蒙文刻经。这些不同形态、多种语文、内容丰富的吐鲁番文献，给我们提出了远较“敦煌学”更为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更多的学者倾注心力，来从事“吐鲁番学”的研究。
“吐鲁番学”的研究步伐要比“敦煌学”慢得多，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可以从“敦煌学”发展中获得一些经验教训，使得“吐鲁番学”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比如“敦煌学”由于受材料的限制，很长时间里是以“挖宝”的形式来获取少量的资料，因此把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放在首位，大家都在一味地追求新资料，而忽视了推进研究不断进步的新问题的思考。“吐鲁番学”的研究，应当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意识，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来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在《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针对此前大多数学者主要利用吐鲁番文书来研究中原王朝制度史的倾向，呼吁进行吐鲁番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其实，丰富多彩的吐鲁番文献，将带来许多新的课题，比如国内外学术界正在热衷讨论的“书籍史”问题，由于吐鲁番拥有大量从写本时代到印刷时代数百年间书写和印制的书籍，为我们探讨各种书籍的书写、制作、流传、复制，以及“长时段”中各种书籍、法令、历日、契约的功能等问题，都提供了真切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例子可以举一反三，这里就不费文辞了。
笔者相信，在21世纪的一百年里，“吐鲁番学”一定能够开拓出一片片更加美好的学术天地，“吐鲁番学”也将以其丰硕的成果，贡献给敦煌吐鲁番研究之外的更广阔的学术世界。
应加强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
刘进宝
刘进宝，男，1961年生，甘肃榆中人。1983年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1988年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1年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论著有《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研究》、《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等。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谈到敦煌学，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就是敦煌和设在敦煌的研究机构——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的魅力是无穷的，有许多的谜等待我们去解；敦煌研究院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设置机构最全、实力最为雄厚的敦煌学研究机构。但我们对敦煌研究院及其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及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似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筹备、成立到演变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已经60多年了。20世纪40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有些已经去世，有些也已退出了研究领域，开始安度晚年；50、60年代到敦煌的“敦煌人”大部分也已退休。就是80年代初招聘的研究人员大多也已步入老年。如果我们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一代，以段文杰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二代，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作为第三代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代和第二代“敦煌人”或已去世，或已年衰体弱，第三代“敦煌人”也步入了老年。2007年8月，为纪念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60周年，我又一次去了敦煌，当我站在莫高窟前的沙漠墓地中，看着墓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常书鸿、李承仙、霍熙亮、窦占彪、杨汉璋、刘曼云、潘玉闪、孙修身、刘鍱等时，我的内心是很不平静的。他们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敦煌人”大多都没有留下个人的回忆录。目前除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和段文杰先生的《敦煌之梦》外，只有孙儒僩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施萍婷先生的《敦煌习学集》中，有一些简略的回忆。如孙儒僩先生的《莫高窟石窟加固工程的回顾》、《回忆敦煌石窟保护工作》、《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莫高窟的上寺和中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基地回顾》、《我的敦煌生涯——踏上敦煌之路》，施萍婷先生的《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等，都是有关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常书鸿和段文杰先生由于长期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领导工作，因此，他们的回忆也就主要以总体上的记述为主。孙儒僩和施萍婷先生的回忆虽然是个体的，也有很强的可读性及说服力，但也只是片段的，还缺乏整体感。因此，我们应该从抢救的角度出发，希望现在还健在的“敦煌人”都能留下个人的回忆，为敦煌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和撰写留下宝贵的材料。
与“敦煌人”回忆录的缺少一样，虽然已经出版了《敦煌图史》、《敦煌研究院年鉴（2005—2006）》等有关敦煌研究院历史的资料，但我们对敦煌研究院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在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一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档案——《呈送教育部追加三十一年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办费及经常费预算案》、《敦煌艺术研究所员工米代金名册及来往文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员资格审查、履历表及人事动态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关于采掘古物起讫日期等问题代电》、《中央研究院敦煌艺术研究所1945年至1946年政绩比较表》等，这些档案文书似乎还没有进入敦煌研究院院史研究者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