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不同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从整体上看，以往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纯粹的历史文献。但其他学科资料其实也往往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也可用之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不属于历史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不仅可以拓展史料范围，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敦煌文献中的学术信息。在这一方面，已有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对文学作品的历史学考察，朱雷先生就做过出色的研究。敦煌变文等民间文学作品，虽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佛经中的故事和史传故事，但也会有意无意地把作品创作时的社会制度和生活风貌融入其中。朱雷先生先后发表《〈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捉季布变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变〉、〈唐太宗入冥记〉诸篇辨疑》、《〈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和《敦煌两种〈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系列论文，对变文、话本、赋等文学作品中记载的唐代制度作了深入具体的考察，展示了史籍所未见的唐代诸种制度的实施情况。如《燕子赋》为动物寓言，以黄雀无端霸占燕巢引起诉讼，由凤凰判案为基本情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叙述。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将燕子譬喻为唐代无籍逃亡在外的“浮逃户”，而雀儿则是在籍之“课户”，判案的凤凰是皇帝。在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两种《燕子赋》，朱雷先生从两种《燕子赋》相关记述的差异入手，深入考察了唐代对浮逃户处置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确定了两种《燕子赋》的大致创作年代。对佛教资料的历史学考察，仁井田陞和陈登武对《十王经》的研究可为例证。《十王经》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佛教伪经，生动描绘了地狱十王对罪人进行审判的场景，以往宗教史研究者多利用《十王经》探索中国古代地狱观念的变迁。仁井田陞最早注意到该经所蕴涵的历史学信息，创造性地利用该经保存的地狱中的刑具图，考察唐宋刑具的形制和样式等问题。陈登武则进一步考察了《十王经》中的地狱图像和唐代世俗法庭的关系，如阎罗王身边的幕僚长从“长史”变为“判官”，就和唐代地方官僚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趋势一致。以上例证说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其他学科的资料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学信息，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对其他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考察，既是历史学学科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
交叉学科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利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敦煌历史资料。如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法律资料（律令格式契约等）、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经济史资料、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资料、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民族史资料、用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敦煌文献中的历史资料，等等。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学者做过尝试。如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在《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庭关系》一书中，就曾使用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以及家庭功能等社会学的概念分析敦煌家庭史资料。高潮、刘斌《敦煌所出买卖契的研究》一文，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敦煌买卖契约。在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中，也曾尝试把例如表、疏、状、牒、契约等历史文献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总的来说，敦煌学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投入。
交叉学科研究的第四个方面是文理交叉，即用新科技手段处理敦煌资料。首先是敦煌资料的数据化。研究资料的数据化，将为研究者使用这些数据提供极大的便利。近年，古代典籍数据化的进程加快，到现在为止，绝大部分传世古籍都已完成数据化，但敦煌资料的数据化工作进展缓慢，这当然不利于研究者查阅和利用相关资料。所以，应该有计划地加快敦煌学研究资料的数据化进程。其次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新科技手段研究敦煌资料。就笔者所知，敦煌学界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有限，只有敦煌文学研究者曾利用计算机检索手段开展过对王梵志诗韵律的研究。从技术上说，计算机和网络可以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这方面的探索。
本文的分析表明，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如能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相信可以成为21世纪敦煌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随着这类研究成果的增多，敦煌学也将从各学科研究资料的自然交叉逐渐转化为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逐渐发展成为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新兴交叉学科。
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
孙继民
孙继民，河北邯郸人，1955年3月生，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1年获武汉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史学会会长。主要论著有《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敦煌文书S．964号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等。
1908年4月和1909年6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两次进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攫取了大批历史文物和文献运往俄罗斯，其中的历史文献就是足以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媲美的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作为近代中国古文献新发现的重要构成之一，虽然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堪称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五大发现，发现时间也已超过百年，但是与其他四大新发现材料尤其是与早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的敦煌学相比，却显得命运坎坷，偃蹇多舛。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渐成学术新潮，但围绕着这股学术新潮而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学科命名、黑水城文献发现始年、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定位、与其他新材料发现而形成学科（例如敦煌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近年来，笔者曾陆续撰文《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定名》、《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力图澄清黑水城文献研究与西夏学的关系，确立黑水城文献发现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问题。现在，笔者拟就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关系问题，包括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相关性和区别点，黑水城文献研究如何借鉴敦煌学已有经验和理路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见解，以求正于大家。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
黑水城文献研究或曰黑城学、西夏学虽然已经历时百年，但也只是在最近20来年才愈来愈以独立学科或曰一个专门学问的姿态活跃于中外学术舞台。在黑水城文献发现以来的百年时间内，相当长时期内由于信息的闭塞和主要文献收藏国文化政策的封闭性，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情况对多数人来说基本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人们知之甚少，以致有时候不免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为一谈，例如《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一部分黑水城文献就是典型的事例。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是因为黑水城文献自身在许多方面与敦煌文书存在接近或相似之处而被作为敦煌学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纳入了敦煌学者的视野，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所以，有些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的信息就是通过敦煌学的信息平台发布的，有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是通过敦煌学方面的专业期刊发表的，有些学者在主要研究敦煌学之外也同时涉猎一些黑水城文献方面的研究。例如在敦煌学信息平台发布刊登的有关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信息方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第9页即刊有罗福萇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向达的《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第22页刊有苏联学者缅希科夫著、中国学者王克孝翻译的《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第113页刊有王三庆的《新史料——西夏文〈类林〉据译原典的发现》。此类信息甚多，无须赘举。在敦煌学专业期刊发表黑水城文献研究论文方面，《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数量不等的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或与此方面有关的论文。例如《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有鲁多娃著、张之林译《哈拉浩特发现的中原风格的绘画作品》，1996年第2期有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2001年第1期有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2004年第2期有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2005年第5期有束锡红、府宪展《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术价值》等。据黄秀兰《西夏学研究20年文献计量分析》一文统计，截至2000年，《敦煌研究》发表西夏学方面的文章计有12篇，占全部发表论文资料869篇总量的1．38％。《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发表有马格侠《俄藏黑城出土写本〈景德传灯录〉年代考》和石坤《从黑城出土汉文文书看元亦集乃路的西夏遗民》，2006年第3期有陈瑞青《黑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2002年第2期有拙文《黑水城所出宋赵德成家状试释》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发表有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翻译》、第十卷有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和拙文《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132）文书解读》。《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有吴超《亦集乃路农业管理初探》一文。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同时也兼做一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者则有荣新江、邓文宽、柴剑虹、金滢坤、杨富学、余欣等。荣新江有《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邓文宽有《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柴剑虹有《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学习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体会》、《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俄藏黑水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金滢坤有《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俄藏敦煌文献〉中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杨富学等有《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余欣有《俄藏黑水城方术文献研究：以TK190〈推择日法〉为中心》等。
敦煌文书之所以有时混入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研究之所以与敦煌学有时纠缠在一起，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或被作为敦煌学的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这是由于二者的学科性质相近，都是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五大新材料中学缘最近的两大学科。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在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等方面最为接近。就书写材料而言，殷墟甲骨文和汉晋简牍属于一类，都是硬质材料（殷墟甲骨文属于动物类的龟甲牛骨，汉晋简牍属于植物性的竹木简牍，二者虽有动植物的区分，但都是硬质材料则无区别）；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和内阁大库档案属于一类，都是软质材料，都是利用纸张书写或印刷的文献。就文献形成的时间以及对应的古代王朝而言，甲骨文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殷周时期特别是殷商，简牍文献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三国西晋时期，敦煌文书所对应的朝代是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初期，黑水城文献所对应的朝代是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包括北元）时期，内阁大库档案所对应的朝代是明清时期。就文献的出土地点和保存地点而言，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汉晋简牍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内蒙，敦煌文书主要是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黑水城文献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内阁大库档案则是在政治中心的京城皇宫。就文献的发现时间而言，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都是在1900年前后几年，内阁大库档案和汉晋简牍则稍后几年。由此可见，在以上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四个方面，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只有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同时具备既在书写材料、文字载体上完全一致，又在文献形成年代上衔接密切、交叉较深，还在文献的出土地点、保存条件上相近（都在西北地区，都因气候干燥而得以保存），并在文献的发现时间上接近（敦煌文书1900年发现，黑水城文献1908年发现），其他的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等新材料则不同时具备以上诸点。所以，在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堪称是学缘最近的两个学科或曰两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