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个雨夜
北京的一个雨夜，在我住的宾馆房间里，我和两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个是海波，一个是殷实。我们已有许多年没见了，就是同在北京的殷石和海波，彼此间也是好几年没见了。不过，当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时，却丝毫没有生分的感觉。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天，随意而又亲切，平和而又默契。
每次到北京，我总是行色匆匆，心累心烦，但只要能和好朋友相聚一场，我马上就能在喧嚣而又傲慢的北京，找到亲切踏实的感觉。
海波问起许多作家的情况，问起军队文学刊物的状况。他依然关注着文学。我不知道殷实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的心里有些酸楚。他是一个对文学创作极为真诚的人，更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编辑，可如今却远离了文学，或者准确地说，远离了文学事业。
大凡在军队从事文学创作、年龄又在35岁以上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海波的。海波作为一个编辑，比他作为一个作家更为著名。我想只要说到80年代的军队文学创作，就不可能绕过海波，当然，也不可能绕过《昆仑》。经他的手编出的好作品不知有多少，在他的扶持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其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
比如说我。我的小说处女作，就是由海波编发的。
我对殷实说起了往事。我告诉他，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对海波并不感恩。
1984年，初学写作的我，将我的第一篇小说寄给了《昆仑》。海波给我回了信，说我有一定的潜力，并问我手头是否还有新作，如有，可带作品参加他们的新疆笔会。我兴奋无比，马上回信说有新作，非常想参加笔会。一来我从没参加过笔会，二来是去新疆。可我当时还在教导队当教员，创作不是正业。为了请下这个创作假，我几乎和领导闹僵。在经过无数曲折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来到《昆仑》编辑部，来到我在信封上常常写的那个地址——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我还记得和海波的初次见面，是在走廊上，他迎上来和我握手。照说我该叫他老师的，可他的姓让我觉得不像个姓，叫“海老师”很别扭，就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下。不知为何，新疆笔会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参加笔会的大多数作者本来就在北京，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像个游击队员似的游荡，短短一个月里搬了4个住处。其中有10来天，是和朱苏进、乔良在一起，租了一个大学的宿舍。那算是最好的，每天还能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后来他们完成了作品，就回鲁院（鲁迅文学院）上课去了，我搬到了表哥家。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太添麻烦，又搬到了我的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也不能老住，去找海波，海波就把我安排到了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招待所里，八大处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
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的折腾，早已使我没了写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他总是说我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谈僵。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喜欢表现美好（现在也长进不大），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另一面。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人不可能这样的，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儿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有一回他要我写老两口散步，他说你就让他们默默地散步，他妈的什么话也别说。我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何说粗话。当时我想，看来我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谈拢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孤单寂寞，失落沮丧，烦燥不安，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决定离开北京回成都。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八大处到文艺社的。偏偏那天海波不在编辑部，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我买了张车票直接去了火车站，在候车室我给海波写了封信，就大半页纸，其它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邮箱，登上了火车。
海波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当时我们军区的作家简嘉也在北京鲁院读书，海波见到他后就把我的信给他看，说瞧瞧你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居然这样！年纪轻轻的那么大脾气！简嘉看了信后幽默地说，她这样做的确不对，但你得承认她的字写得很好。后来每每办笔会，海波必在笔会开始时把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参会人员，三令五申，不得效仿。当然，后来的事都有些玩笑的意味。我想说的是当时。当我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后，海波生气归生气，并没有记恨我。他非常了解业余作者的处境，知道我离开单位一个月，回去得有个交待。于是在当年的最后一期《昆仑》上，他编发了我最早寄去的那个短篇《绿色的山洼》，那便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当我拿到刊物时，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
一晃16年过去了。
如今重提这件往事，海波和我都笑了，殷实也笑，觉得很有趣。
海波坦率地说，在他当编辑的10年里，像我这样不好调教的作者他一共碰上3个。有一个是退伍到地方上的青年，写了个爱情小说，不愿修改，便向海波诉说他心中的伤痛，哭得呜呜哇哇的。值得庆幸的是，该同志终于在文坛上大红大紫了，且经久不衰。还有一个是某边防的副连长。这位副连长心性极高，海波跟他谈修改意见，他怎么都听不进去，海波情急之下就亲自为他修改，因为他从边防请假过来，海波怕他不改出来发表，回去没法向领导交待。可是当副连长看到他的稿子在海波的笔下血流成河时，就说，海编辑，我看这样改的话，不如用你的名字发。海波不但没生气，反而对他还有几分钦佩，继续为他修改。在业余作者面前，他常常像个兄长一样厚道。后来小说终于发出来了，落的当然不是海波的名字。
据我所知，这样被海波改出来发表的稿子，不在少数。尽管许多人认为，编辑不该这样捉刀代笔，但我却觉得，比起那些对作者（尤其是初学作者）漫不经心的编辑来，海波的做法永远让人感激和感动。海波身上那种对工作的认真劲儿，对作者的热情劲儿，对文学的虔诚劲儿，如今上哪儿去找？！就在我那样顶撞了他之后，他仍继续向我约稿，继续邀请我参加笔会，当然，也继续枪毙我的稿子。他枪毙我稿子时从来不含含糊糊，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有两回气得我发誓不再给他投稿了。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年我还是在《昆仑》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昆仑文学奖”。
如果说我今天在文学创作上有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与海波分不开的；如果说我今天当编辑时，还能够对作者有些热情和耐心的话，也都是海波做的好榜样。
这决不是套话。
回想起来，那个时期的《昆仑》的确是非常兴旺的。《昆仑》的编辑们大都非常敬业，他们团结了一大批军队作家，让《昆仑》在全国众多的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从《昆仑》走出来的作家数不胜数，《昆仑》自己的编辑们，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
当然，与此同时，也出了不少有趣的谣传。那些谣传在今天想来，倒有几分温馨。因为别人关注你，才来传你，现在谁还有兴趣来传作家的事？造谣者的精力和热情，都放到影星歌星及球星那儿去了。在这种种谣传中，就有关于我和海波的，当然并不恶毒，只是太离奇了，离奇得让人无法生气，只感到好笑。谁让我是女的他是男的呢？海波不在乎。也许是关于他的谣传太多了，他在乎不过来。我虽然在乎也没办法，只好听之解释之，解释不了丢之。就这样，1993年初，海波还是邀请我到《昆仑》去，和殷实一起主持他们的“山外山”栏目。他的坦荡感染了我，我也就不在乎了。
那时纯文学的危机已初露端倪。海波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了留住读者，想了种种办法，办“山外山”便是其中之一。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殷实的，他当时正在《昆仑》帮助工作。我呆了一星期，与殷实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殷实身上有许多海波的味道，比如对作品的欣赏趣味，对文学的严肃态度，喜欢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以及从不开玩笑的有些沉闷的性格。在写主持人语时，我喜欢调侃，殷实却很严肃。比如他对我推荐的一篇作品不满，又不想否定我，就只写一句话：对××，我无话可说。一次聚会时，我说到西藏时顺嘴开了个玩笑，说西藏的菩萨不会保佑我这个汉人的。他无比严肃地说，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谈论宗教，让我一时有些尴尬。（十几年后，殷实作为《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领着我们几个作者去西沙。在海边他像孩子一样兴奋无比，干了许多恶作剧，让我觉得像另一个人。）
总得来说，他们二位都让我感到沉重，但最终，他们都让我感到亲近。所以做朋友，性格不是最重要的。
后来海波离开了《昆仑》，再后来《昆仑》离开了我们。
尽管海波到八一厂继续当编辑，殷实也到《解放军文艺》继续当编辑，但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遗憾，尤其是对海波，他真不该离开啊！我想有这样遗憾的，肯定不是我一人。从海波离开《昆仑》后，我跟他差不多隔两三年见一回，三见两见，就见到了中年。中年的我们，已没有了当年的锋芒和锐气，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真诚和友谊。我们仍是好朋友。
如今，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尽管时隔数年，却不用怎么寒暄，也不用什么客套，话题就可以直接切入心的深处，谈我们的困惑，谈我们的忧虑，谈我们的过去和将来。我们依然是那种最容易沟通和默契的朋友。
是夜窗外下着细雨，是那种清新湿润的春雨，是在可怕的沙尘暴之后终于到来的贵如油的好雨。有一阵屋子里陷入了沉默，我们三个人都不抽烟，令沉默显得纯净。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海波和殷实，心里忽然有了莫名的伤感。我没有将这感受说出来，我知道比之他们，我已经活得太平顺了。既然帮不了他们任何忙，就不要空发那些让人难受的感叹吧。
后来他们走了，是海波自己开的车。尽管他开着很气派的“大奔”，尽管他目前也有事干，而且还非常忙，但我依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深深的孤独和落寞，那绝不是生活方式带来的。他们走后，雨继续下着，我继续坐着。夜深时我忽然想，我要写写海波，写写这十多年来的感慨，写写我对旧日子的怀想。
其实我这里说的怀想旧日子，就是怀想海波；怀想海波，就是怀想《昆仑》；怀想《昆仑》，就是怀想文学。
只有当美好的人和事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怀想。
2000年4月25日
等你到老
新年刚过，一位朋友打来电话，本来说是拜个晚年，却突然谈起了衰老与死亡的话题。他说，过年期间，他专门去请教了一位医生，问医生等他老以后如果不想活了，怎么了断才是最迅速最没有痛苦的？那位医生也就很平静地告诉了他一种方式，大概是吃什么安眠药。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毛。如果不是隔着千里电话线，他一定会看到我的脸色发白。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龄人，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老。具体地说，我从没想到过自己会老，更没想过老了怎么办。冷不丁地听他这么一说，我顿觉得老突然降临了，猛地凑到了我的鼻子尖上。
我不可能将它挥走。
就像20岁时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40岁一样，现在40岁的我，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七老八十的样子。尽管我知道，无论我想与不想，我终究会七老八十的，除非遭遇不幸。我肯定不愿遭遇不幸，那我就不能不老。
但在此之前，我是说在我和朋友谈到这个话题之前，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总以为老是老人的事，最多是我父母的事，与我无关。我虽然不是青年了，但我至少还是中年，甚至我在父母的眼里还是孩子。老实说，到现在我连中年的感觉都没找到，更不要说老年了。或者说，我连父母的年迈都还没适应，更不要说自己的年迈了。很多时候当我对父母说你们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时，都觉得别扭，总觉得我的父母不是老人，只是成年人而已。
以这样一种心情，自然不会想到老，就是老找来了，也会拒之门外。有一次一个年轻记者来采访，大概为了让我高兴，就说，我小时候就读过你的作品。我差点儿跳起来说，我有那么老吗？
因为不认为自己老，所以消受不了对老的敬重。
但是听朋友谈了这个问题后，我开始想这个问题了。一但想这个问题，我就频频地遭遇这个问题。
前两天在电视上，我看见一个老太太竟然有个很老很老的儿子，我忽然明白，即使是做一辈子儿子也会老；昨天我又遇见一个很早以前就认识的弱智女子，已经衰老得不成样子了，我又忽然明白，即使是一辈子无忧无虑也会老。一个屡屡受挫失意的人会老，一个总是春风得意的人也会老。
今年春节，我在父亲干休所的布告栏里，一下看见两张讣告，两位跟我父母差不多年纪的老人在大年初二那天相约去世，这让我突然惊恐地意识到，死神时时都在光临人间，不分时间地点，不分高低贵贱，也不分幸福与否。
我们从婴儿那个房间里出来，奔向四面八方，最终又全回到老人那个房间里去了。我们在两个房间之间踏出千万条路，却只有一个终点。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弄不明白，是不愿意去明白。
一想到自己也会老得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老得吃什么都没胃口，老得穿什么都没有样子，老得不敢过马路，老得大把大把吃药，我就觉得我比怕死还要怕老，我就能够理解朋友所说的要“自行了断”的心情。
朋友说，他认为人老了都应该像他那样明白，自行了断拉倒，免得再拖累他人，也免得消耗更多的社会财富。他认为，花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去维持一个明知已很难维持的生命是一种浪费。只要本人愿意，就应当允许他结束生命。他还说，人应当坦然地正视死，死就是回去，不是什么坏事。老到生活质量很低、浑身病痛的时候，活着才是受罪，才是坏事。
所以他打算一但老到没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果断地结束生命，回去。
我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不知怎么，却很难接受。
是的，很多时候，人们明知这个人的生命已无法挽回，还是不愿放弃努力；人们明知病人本人也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想活了，还是想让他活着。人们不放弃并不是指望奇迹发生——也许会有奇迹，但更多的时候，人们是通过尽最大努力来表达自己的爱，安抚自己的心。我想，让人的良心安宁，让人表达出自己的爱，比什么都重要。
是的，如果所有的人老了以后都能像我朋友说得那样去做，及时地自行了断，的确可以节省许多社会财富。可是反过来想，人们创造社会财富又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尤其是衰弱年迈的人，不惧怕贫穷和衰老嘛。
其实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正是那些不愿放弃努力的人中的一个，我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老人，并且非常地仔细周到，我还知道他会一直这么做下去。他所说的老年之后的种种想法，仅仅是一种思考。尽管我觉得他的想法过于悲观，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思考是超前的理性的。
并且我还觉得，提前想到老有许多好处，除了你会更理解老人关心老人之外，还会更善待今天的生活，会变得更通达、更宽容。一想到那些所谓的名利，那些让你夜不能眠的恩怨，都会因为老的到来而失去意义或者自行消散，你肯定会在一瞬间减少许多烦恼——当然，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但无论怎样，我还是不会因为老的必然到来而沮丧。在把朋友的话想了又想之后，我仍想对他说，我会愉快地等老。
我不会为此悲观。我不悲观是因为我不给自己悲观的时间。我打算把老了以后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无闲生愁。
从雅的说，我要把现在无法静下心来细听的古典音乐一一地仔细地欣赏，我会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泡一杯茶，闭上眼睛，反复聆听那些大师们创作的美妙旋律，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先进入到另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里去；
从俗的说，我想学学打麻将，把许多人津津乐道而我一直觉得莫名其妙的那堆东西搞明白。我估计那时我的许多朋友都会围坐在桌前，我就为了和他们说话也得坐上去。
从文的说，我准备练练书法，去参加各种书法比赛或者书法大展，也免得有年轻人要我题字时，我的臭字损坏我德高望重的形象。我母亲的书法很好，并且我母亲说书法和天分有很大关系，因此我对练好书法满怀希望。
从武的说，我准备去大街上扭秧歌——如果警察允许的话，我绝不让自己每天陷在沙发里发呆。我要时常让自己跳得心发慌，腿发软，时常让自己闻到身上的汗臭。
如此这般，我估计我的老年会比现在还要忙。只要我自己不冷落自己，别人就冷落不了我。我会忙得没有时间悲观，也没有时间生病。
其实我不悲观，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有一回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著名主持人写的文章，他说人们总觉得他作为一个重要栏目的主持人，显得过于年轻了。因此他希望自己快些变得老沉稳重起来。我当时想，竟然还有希望自己尽快变老的人。在那以后，我每每在电视上见到他，就会打量一番，然后对他说，你还没老。后来我发现，我竟在等他老。这种等待就像是在等一个熟悉的朋友归来。
当然，我知道：我不等，他也会老；我等，他也不会老得更快。
这让我忽然意识到，在你无可挽回地衰老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和你一起老。这些人中有你的至爱亲朋，有你的儿时伙伴。你不是孤单的，不是清冷的。有好些人陪伴着你说说笑笑地一起往前走，走进老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老太太就是和你一起逛商店的女友，老头就是时常说笑得让你脸红的小伙子。你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鱼尾纹里，全是他们的目光，甚至连你的病痛也是他们的熟人。
同样，你也亲眼目睹着他们的变化，看着他们一天天地老，本来高大挺拔的身材渐渐弯曲，本来一头浓密的黑发渐渐花白，本来响亮的嗓音渐渐谙哑，你目睹着这个生命的过程，并且体验着这个过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就会充满温情。我觉得人活到老，就是为了体味这样的温情。
所以，我想对我的朋友说，等你到老，我也会老，我们一起老。那时我会到你的城市来看你，或者邀请你到我的城市来看我。我们选一个安静的有阳光的地方坐下来，慢慢地品茶。那时，我会毫不在乎地选择最昂贵的好茶，比如刚刚上市的明前龙井，用洁白的瓷杯和滚烫的开水冲泡。阳光照耀下，碧绿的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叶片上的脉络清晰无比，就像我们的心情。
我想我老了以后，会是个矮小整洁的老太太。据说人老了都会缩小，我年轻时个子就不高，老了会更矮。那时候你即使依然很高，却不会再挺拔了。我们坐在一起，随意地闲聊，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们，那是一对极平常的老头儿和老太太。
你尽管告诉我你的烦恼，尽管对我说你的病痛，比如颈椎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头昏。我会把听来的一个偏方告诉你，让你试试。我还会对你说我也时常头昏，因为高血压。我们说完病痛，就感觉轻松了许多。于是我们聊起往事，几十年前的往事。我们会有许多共同的记忆。那时，所有的谜底都已揭晓，所有的恩怨都已消散，即使是一个曾深深伤害过你的人，你也会关切地问起他（她）的近况，祝愿他（她）一切都好。
当我们抬起头时，会忽然发现，几十年过去了，天没有老，云没有老，树没有老，一掠而过的飞鸟也没有老，当然，我们的微笑也没有老。一种比阳光更明朗的心境，让我们的皱纹和白发熠熠生辉。
一想到这样的情景，我就对老充满了期待。
也许，在去茶室的路上，我会害怕过马路，我会像我遇见的那个老太太一样，主动拉住一个年轻姑娘的手说，我有点儿害怕，你带我过去好吗？
我说害怕，是害怕如流的汽车，而不是老。
新年伊始，我想对朋友说，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一起老。
1999年元宵节
十万个姓名
我不知道张崇鱼最早产生那个念头，是否与这个墓地有关？
当我站在墓碑前，听同行的人介绍，仅仅是这片墓地，就埋葬着2200个红军，加上周围几个山头的其他墓地，不到方圆10里的地方，就安葬着7800名红军时，心里一阵悸动。我想，他们都是谁？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他们就这样长眠于青山之中了吗？
我不知道张崇鱼是否和我一样也产生过这样的悸动。
1932年，红军从鄂豫皖进入大巴山区，几场恶战下来，红军伤亡很大。受伤的红军就被送到这个叫王坪的大山里，住进红军总医院。我从图片上看到，所谓的住院部，就是农家的土房子。当时的红军药物奇缺，粮食稀少，伤员住进医院，不过是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躺着，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除了那些命大的，大多数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他们就在这里静静地死去。真是静静的，70年后依然那么静。
这段历史，张崇鱼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可以倒背如流。
在他们中间，留下名字的，或者说名字被刻上墓碑的，只有40位团以上军官。我一一走过他们的墓碑，看他们的墓志。他们真年轻啊，只有二三十岁。那么，那些士兵，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士兵，一定只有十来岁了。
当然，红军也为他们建了碑。那是一座10米左右高的墓碑，碑体通红，上面刻着黄色的大字：万世光荣。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
字体刚劲有力。写字者，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女红军张琴秋。我在照片上见到了张琴秋，身着军装，飒爽英姿，漂亮而有风度。我猜想她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定坚强而又勇敢，热情而又快乐，并且渴望着爱情。
碑的左面，刻着两把步枪和一把驳克枪。据说这三把枪，是红军把枪按在石碑上先描上去，然后才刻的，线条里显出一种拙扑的孩子气。墓地四周松柏环绕，山风阵阵。陪伴这些亡灵的，只有这万丛青山。除了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平时只有一个守墓人。
我想，张崇鱼即使不是在这里产生最初那个念头，至少也是在这里坚定了他的念头的。10年前，即1992年，刚刚退休的张崇鱼从纪念红军入川60周年的大会上得知，巴中地区有12万人参加红军，4万人牺牲，他一下被深深地震动了，当即就产生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念头：要用自己的晚年建一座红军碑林。也就是说，他要把剩余的生命，全部用来寻找那些无名烈士和流落红军的姓名，然后镌刻在石碑上。
谈何容易。
毕竟时光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
但张崇鱼说干就干。除了找有关部门查阅资料档案，他还一个个地寻访那些尚健在的老红军，请他们回忆自己远去的战友，说出那些姓名。在成都某干修所老红军刘祺的家里，张崇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刘祺当天夜里就失眠了。往事如青山不老。刘祺曾是一位红军医生，他脑子里走马灯似地冒出一个又一个战友的面容，还有那些他救治过的伤员。他们亲切地微笑着，栩栩如生。他生怕自己忘了，索性坐起来写在纸上，想一个写一个，一直追忆到凌晨2点，一共回忆起42个姓名来。张崇鱼高兴极了，带着这些名字回到巴中。不想他前脚到，刘祺的信后脚又跟来了，原来张崇鱼走后他又回忆起12个名字来。
张崇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寻找那些名字。他和他的同事先后60余次前往红军走过的路线和29个省、市、自治区，行程近30万公里。拜访了1800多名红军将士及亲属，查询了600多个与之相关的单位，一个个地、十个二十个地、一天天地、一年两年地、大海捞针般地搜集到了10万个红军将士的姓名！准确的数字是101068名。这期间，他和同事10上北京，都是坐的火车，住的地下室。路途上他被汽车撞过，被小偷光顾过，甚至被人误解当成骗子抓过，忍饥受冻、风餐露宿更是常事。但他和他们竟然坚持了10年！
张崇鱼他们将他们找到的这10万个名字，镌刻在了巴中城内南龛山顶上，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川陕苏区将士碑林，一共用了3388块石碑。每块石碑高1.2米，宽0.6米，它们一排排地站着，站成了碑林。而上面那些整整齐齐的名字，也像是一片林——生命之林。
我站在石碑前，一一看着那些名字，那些于我十分陌生的名字，那些从浩瀚的历史之河中打捞上来的名字。他们曾经与战友们失散，如今终于又站到了一起。我想他们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他们又回到了队伍中。他们站在一起，心里一定很踏实。我还想到了那个距此不远的王坪烈士陵园，那里的无名烈士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家了。
细雨蒙蒙，石碑上湿漉漉的，但一个个的名字清晰无比。我看见了黄二毛，廖狗儿，张二牛，张四娃，刘幺娃，我还看见了女红军郑吕氏，吕宋氏。我发现在陕西籍的红军里，叫“娃”的特别多。这让我想到了那位著名作家，他也曾是个“娃”。现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娃”，终于可以和著名作家那个“娃”一样，留名在世了。
在最后一块墓碑上，我看见了新的刻痕，有5个新添加上去的名字，他们是王世云，罗元洲，南存贵，李敬忠，王天钾。张崇鱼告诉我，这是今年春节后刚刚刻上去的，是由内蒙古军区原副参谋长李子金（81岁）写信提供的。张崇鱼还说，有的老红军为了回忆这些战友的名字，给他写的信有三四十封信之多。他们在回忆名字时，也回望了自己的一生。
张崇鱼站在这些碑林中，就像站在自己的家里。
他和他们就像是亲人。
张崇鱼，1939年生，曾当过中学教师，区委办公室主任，副区长，区委书记。身高1.6米，体重不足50公斤。现在，他成了这10万姓名的守护者，或者说，他做了这10万红军的户籍警。
2003年3月
男人瞿秋白
很偶然，我读到一本关于瞿秋白的书：《瞿秋白与杨之华》。从那里面，我忽然知道了许多瞿秋白的故事。它们让我惊讶，让我震动。在我过去的概念里，瞿秋白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似乎生来就不同于常人，钢筑铁打似的伟大。现在我却觉得，瞿秋白实在是个有血有肉的常人。他是丈夫，是父亲，是男人。
而作为男人的瞿秋白，更让人尊重，让人敬仰。
我想更多地了解瞿秋白，便去寻找他写的书。
在朋友处，我借到了《瞿秋白文集》，里面有著名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还有许多文艺短论。阅读时，我不时地生出这样一种感慨：如果瞿秋白没有投身革命，专心地从事文学，那他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清丽而又睿智，见解独到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更有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忧郁和动人心魄的悲悯情怀。
在今天，在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真让人伤感满怀。
瞿秋白和他的同志一起，为了他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而不懈地奋斗着，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尤其对瞿秋白来说，他牺牲的不止是生命，他还牺牲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将大量著作流传于后世的荣耀。
也许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却不能不想。当我走进一家又一家书店，走过一排又一排书架，见到许许多多名人的文集，过去的和现在的，却找不到一本瞿秋白的时，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深深地为他感到不公。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作为文学家，瞿秋白的著作都不应当被忽视。
但瞿秋白并没有为此后悔，过去没有，现在就更不会了。他的灵魂永远安宁地俯视着我们。他的确很热爱文学，这在他生前就时有流露。但一当他发现世上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业，有比文学更能改变社会、为大众谋取幸福的事业，他就毅然放弃了个人的爱好，将才华和青春都一起献了出去，无怨无悔。
我以为这就是男人，了不起的男人。
作为男人，瞿秋白同样有七情六欲，有个人情感。
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一位思想进步、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姑娘。可这个姑娘却回避了他，悄悄地返回了家乡。瞿秋白并不就此作罢，他勇敢地“追”到了姑娘的家乡，坦率而又深情地向她表白了自己内心炽热的情感，并愿意和她一起，去共同解决姑娘身上的“羁绊”。
那姑娘，就是后来成为瞿秋白“生命伴侣”的杨之华。
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她的前夫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一直很仰慕他的才华和人品，一番坦诚交谈之后，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其实他也明了他和杨之华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只是觉得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现在面对瞿秋白的坦荡和真诚，终于表示愿意解除与杨之华的婚姻。于是，三个年轻人在沈家的深宅大院里，达成了世人难以理解的共识。
在1924年11月18日的《国民日报》上，赫然出现了三则启事：一、从即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从即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建立恋爱关系；三，从即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
在纷纷攘攘的今天，读到这样的启事，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时，杨之华已有一个女儿，叫独伊。作为母亲的杨之华，对女儿的疼爱是不难理解的。她对瞿秋白说，如果女儿不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就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瞿秋白回答说，如果我不爱独伊，我对你的爱就是虚伪的。我会像爱亲生女儿一样爱她，会让她生长在我们爱的怀抱中。
瞿秋白说到做到，他是个没有一丝虚伪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独伊很快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多么危险，他都没有忽略女儿。看看那一封封他写给女儿的信，你真很难相信那不是写给亲生女儿的。
瞿独伊，一个多么幸福的女儿。
瞿秋白在就义前曾写到：“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我替他们祝福。”
此可以看出，瞿秋白之爱女儿，不仅仅因为她是妻子的骨肉，更因为她代表着美丽的世界，代表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他终生未能做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可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我从《瞿秋白文集》和《瞿秋白与杨之华》这两本书中见到了瞿秋白。从照片上看，他绝不是个体魄强壮的男人。他看上去是那么清瘦文弱，毫无现代人常挂在嘴上的“阳刚之气”。但他却是个坚强的革命者，是个深情的丈夫，是个坦荡的朋友，是个慈爱的父亲。
是个真正的男人。（写于1997年）
老兵沙蠡
从沙蠡的简历看，他是1970年入伍，1977年退伍的。当他在云南怒江著名的片马风雪丫口守边防时，我还在重庆读书。当他退伍回乡时，我才当兵来到部队。所以在沙蠡面前，我是个地道的新兵。当过兵的都知道，部队里新兵对老兵那是绝对尊重的，故每次沙蠡叫我老师的时候，我总是忐忑不安，好像做错了什么。但纠正了几次他坚决不改，我也没办法了。
不过叫老师都不算什么，毕竟我当过三年老师。精彩的是沙蠡还叫过我大哥。1991年夏，我们笔会一行到丽江，中午丽江军分区盛情款待，给我们喝一种丽江特产的窨酒，其实就是米酒。那酒甜甜的，一点儿辛辣都没有，我放松了警惕，在主人的热情劝说下喝了一杯。没想到窨酒后劲儿很大，午饭没吃完我就倒下了，回到招待所蒙头大睡。那时沙蠡还在当工人，但已经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了。在我去丽江之前，他也给我们《西南军事文学》投过稿。我看他简历中说曾当过8年兵，且是边防部队的，就感到比较亲切，稿子虽然没用，但给他回了信，还寄了我们的刊物给他，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那天沙蠡听说我也来丽江了，就兴冲冲跑到招待所来看我。同行的云南作家尹瑞伟告诉他，裘山山喝醉了，在房间里睡觉。沙蠡说，那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他对我很好的。尹瑞伟就领他到了我住的楼下。没想到沙蠡一进院子就冲着楼上高声大喊，山山大哥！山山大哥！
满院人都笑起来了。尹瑞伟连忙拉住他，说你怎么叫人家大哥啊，人家是个杭州美女，比你还小呢。等我从房间出来时，沙蠡已经是脸红脖子粗了。那个时候的我，的确和“大哥”相去甚远。沙蠡嘟囔说，噢，我一直以为她是男的。后来每每提及此事，沙蠡都要脸红一次，我倒挺开心。
其实不怪沙蠡，我的名字不像女性，我的字体也不像女性，当编辑时不少作者给我写信都称我先生，认为我是个男人，何况那天我还“喝醉”了，怎么想都该是个“大哥”的。哈哈。
我从丽江回成都后，沙蠡又不断有稿子寄来，无论我回信说用还是不用，他都不泄气，只是一个劲儿地写，不言放弃，也不发牢骚。直到1994年，我才编发了沙蠡的一个短篇小说《越界》。在我印象里，那篇小说写得很不错。从他第一次给我们写稿到这篇作品发表，已过去了6年的时间。
后来我得知，沙蠡从12岁开始迷上创作，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完全是凭着热爱和执著走文学之路的。据说他前前后后投了上千次的稿，也前前后后收到上千次的退稿（其中大概有10次是我退的），被发表的稿件只占他投稿的5%左右，年近30才发表第一篇作品。一个被上千次退过稿的人至今还在写作，实在是令人佩服。上哪儿去找这样顽强的人？尤其是现在，有了网络，发表作品变得容易了，一些小青年更是经不住一点儿挫折，你退他一次稿，他就会泄气，就会发牢骚，更不要说无数次退稿了。
沙蠡的人生道路也不平坦，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历经艰辛，吃了不少苦头。可他始终没有放弃文学，干哪一行都把文学背在背囊里往前走。他自己也说，我在创作上没什么才气，完全是靠苦干硬干出来的。沙蠡的这种顽强，我想除了纳西汉子特有的秉性外，就是军队养成的品格了。如今的沙蠡已出版了44本书，总计3000多万字的作品，真是可观！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学术研究，样样都写过。当然写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丽江的种种文字，丽江的传说，丽江的典故，丽江的文化，丽江的风景，丽江的今天……可以说为提升丽江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眼下他已经是丽江文联主席了。
很多人都说沙蠡是个执著的热爱文学的纳西汉子，而我，更愿意说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热爱文学的老兵。
我以新兵的名义，向老兵致敬。
2006年6月
修改于今年八一前夕
（非常遗憾的是，就在我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沙蠡在丽江病故。谨以此文怀念他。）
我一直叫你家海
家海，你终于走了，就在我身处异国他乡的时候。虽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我还是感到异常的难过，我没能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也没能最后看你一眼，送你一程。作为一个相处了20年的同事，我的心里有着太深的内疚和不安。但我想，也许这是你的意思吧，不让我看到最后那个场景中的你，让你留在我记忆中永远是活着的样子。
家海——我一直叫你家海，从你调到我们编辑部的那天起。虽然你比我年长，因为我们创作室都随了主任杨景民的习惯，每位同事都以名字相称，叫你家海，叫他景民，叫我山山。这20年里，你做过我的领导，后来我又成了你的领导，但无论何种情况，我都没改过口。虽然你的性格比较倔犟，有时脾气也不好，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正直正派，廉洁自律。几年前你从歌舞团团长改任创作室主任，走时连团里给你配备的手机都退还了。到创作室后，你是唯一没有手机的。正因为你的心气太高，对人对己都要求很严，所以活得很累，总是抑郁寡欢。我常劝你不要太在意一些事，不要太好强，可这是你的性格，是你的命，旁人无法改变。
家海，虽然我叫你家海，你却始终很拘谨，一直叫我裘编辑，整个创作室只有你这么叫，我也习惯了。但在最近这一两年，你改口叫我山山。也许是因为我做了主编？今年春天的某一天，你打电话给我说，山山，我想用一下车。我胃不舒服，想去作个检查。事后我问你检查情况如何，你说做了胃镜，是慢性胃炎。我松了口气，因为我自己也有胃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路上遇到你，你说还是没有好，吃不下东西，正在输液。你都输液了也不吭一声。我马上和编辑部的同仁买了营养品去家里看你，你居然还在画画！你真是太能撑了！我当时跟你说，你不能大意啊，胃不舒服很容易被误诊的，很容易掩盖住其他毛病的，最好再查一查。后来你来办公室，我又说了一次同样的话，于是你又去做胃镜，又去做了B超，还是没有检查出什么异常。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震发生了！你好像忘了自己有病，5月14日一早打电话给我，说要去灾区采访。我告诉你没有车，驾驶员不在。你想自己开车去。我请示了领导，领导不允许。你说，那我骑自行车去，我说绝不可以的，最近的都江堰都有几十公里。后来你获悉解放军报的李鑫主任要来采访，部里给他配了车。你说要与他一块去，我马上决定与你同行。我在后来的采访手记中说，熊家海一心要下去的劲头感染了我，我马上收拾东西和他一起出发了。的确如此，我是在你的感召下走进灾区的。
在灾区采访的那些日子，你哪里像个病人？比我们跑得还快还远，有时我们在路上与人交谈，你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5月15日在北川，你一个人走穿了北川的新老县城，背着那么重的摄影包，饿着肚子。你还给妻子发短信说，到灾区来我的胃反而不痛了。其实那是因为你的心思完全被灾区抓住了，忘却了病痛。
回想起来，我们在灾区采访的那些日子，对你的身体是一种折磨。每天有一顿没一顿的，吃干粮，喝冷水，大强度的行走，肯定加重了你的病情。而我们，也忘了你是个病人。在映秀的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棚子里，你冷得睡不着，就爬起来坐在外面和志愿者一起烤火。半夜里，听见有人喊“解放军快来帮帮忙，我们又救出一个幸存者”时，你第一个跳起来说，我们去抬吧。王龙，还有一位海峡之声的记者，马上跟着你一起冲出去抬起担架把伤员送到了医疗队。你根本就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在从映秀出来的路上，遇到了大塌方，我们冒着危险往外走，走了四个多小时，四肢并用。我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你就抢过我的包帮我背，我不忍心，又拿过来自己背。当我们同甘共苦，一起走到水库边坐上冲锋舟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其实我和你一起经历生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0年前我们一起带领10位作家去西藏走边关，也是历经磨难。当我们到达亚东时，被告知去乃堆拉哨所的路断了。我和多数作家认为就不要去了，尤其是我，害怕出意外，毕竟是主办者，负有责任。可你坚持要去。于是邓一光、李鑫和你一起去了，最后一段路你们完全是爬上去的，李鑫还因此吃了救心丸。你们返回后我依然很生气，冲你发火。这大概是我们之间发生的为数不多的一次矛盾。笔会结束前一天，我们遭遇了巨大的泥石流，车子险些掉进雅鲁藏布江。当我们被困在尼木兵站时，那天夜里你大声地说着梦话，高喊：我们一定要把杜鹃花送到哨所去！因为睡的是兵站大通铺，很多人都听见了，一边笑你，一边又被你的精神所感动。而我还知道，这句话不仅仅体现了你的勇敢和尽职，还体现出你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我常说，你比我们几个作家更具有诗人气质。你发言时常常充满激情，说出诗一样的语言。你有几句名言：一句话是，让我们把句号拉成叹号吧！还有一句是，放心，我熊家海是个有肩膀的人！
灾区采访之后，你马上开始创作大型丝网版画《废墟中——生命的最后定格》和《子弟兵——我们的生命通道》。你高兴地告诉我，我干了两个大东西，真的是大东西，两幅画的长度分别为16米和26米，这令艺术创作成了体力劳动。创作完成后，你马上送到北京去参加“抗震救灾主题展”，之后又回成都参加抗震救灾画展。前一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整整三个月，你都处于高度紧张的运转中，每天奔波忙碌，比一个健康人还要劳累。而那段时间我们也赶着写作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重兵汶川》，无暇顾及你，直到你再次病倒。
家海，我清楚地记得，3个月前的那天早上，你突然从门诊部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撑不住了，让刘成（驾驶员）送我去总医院吧。我吓了一跳，因为说出这样的话，表明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否则，你会撑着，或者自己悄悄去医院。我让副主编张甲利带着刘成去门诊部接你，没想到他们把你送到总医院，做了检查后，就再也没能接你回来。我从你妻子口中得知情况很严重，或者说就是绝症，真是难过得无法接受。毕竟你才55岁啊。我们创作室，甚至我们政治部机关，都还没有那么年轻就罹患如此重症的。
我们一次次地去医院看你，每次去看你都是一种折磨，眼见着你一次不如一次，眼见着生命从你身边一点点离开。可我们却束手无策。因为怕你绝望，我们一直瞒着你，不敢告诉你病情。所以每次面对你都要说假话，明知一切都已无法逆转，还要装出笑容来宽慰你。这样的看望真是一种折磨，我特别怕去看你，又不能不去。有的时候还抱着一线希望——会不会发生奇迹？然而一看到你就明白了，上天是残忍的，没有给我们留任何希望。
而你依然要强，每次去都对我们说，你们那么忙，不要老来了，回去吧。住院的最初一周，你甚至不肯换病号服，一直穿着迷彩裤。你以为你很快就能回家，总是跟妻子说，我还有好多事情呢，什么时候能出院啊？有时你也问妻子，山山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瞒着我？我看她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
是的，我承认，我做得不好，每次都不坦然，总是不敢直视你的目光，东拉西扯的，想让你忘掉自己的病。直到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还问你明年想订什么杂志，我们也确实按你说的给你订上了，总希望奇迹发生，到了明年杂志送来时，你依然能拿在手上翻开……
家海，最后一次去看你，是21日上午。早上你妻子突然打电话说你情况很糟，我连忙赶去医院。你说话已经有些接不上气了。看着你瘦得变形的样子，我真是不敢与你对视，宽慰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只好沉默着，眼睛盯着墙壁。可你还责怪妻子，说不该把我叫来。因为以前我总是下午和晚上去医院，上午出现让你生疑。我连忙解释说，正好有顺便的车，所以过来了。后来你忽然叫我的名字，我走到床边靠近你，你微弱地说，山山，我不能走路了。我听着心里真是太难过了，无比辛酸。我努力找出安慰的话，但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无法听到，我说，你太久没吃东西了，有些虚弱，以后能吃东西就好了。
后来你妻子告诉我，在我走后的那天夜里，你和她谈了个通宵。你终于面对了真象，嘱咐她顺其自然，一切从简；还说如果出现昏迷，就不要抢救了，这样活着，除了浪费国家的药材，什么用也没有。你还跟她说，在家里给我留个房间吧，我想回来坐坐。妻子说好的，一定给你留着。你回来的时候，托梦告诉我；我叫你的时候，你要答应。你说好的，我答应。
你安静，从容，以极大的毅力，面对着渐渐逼近的死神。夜里你疼得无法入睡，情况非常糟糕。可第二天领导去看你，问你有什么困难时，你依然说，没有困难，什么困难也没有。我的经济情况挺好。孩子也挺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你永远不会说我不行了，帮帮我吧。你永远不会说，我很困难，能否给我些补助。你永远不会顾影自怜。你是个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要强的人。
家海，我相信人与人是有感应的。27日、28日两天，我这个从不失眠的人，连续在无比安静的山中失眠了。当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时，我脑子里不断闪出念头：是不是家海走了？因为身在异国，电话联络非常不便。当30日晚上得知消息后，我才明白，那两夜，正是你最后挣扎和离去的时刻。
家海，你走了，我想说，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我曾经也伤害过你。好像是三年前，你当主任时，有一次很严厉地批评了一位女同事，女同事哭了。为了安慰她，我就调侃说，你不要跟他计较，他这个人就跟头倔牛一样，每天就知道在地里耕啊耕，结果把地耕得乱七八糟。女同事破涕为笑，把这话告诉了你（她没说是我说的），你很伤感的地打电话给我，说，唉，辛辛苦苦忙半天，他们居然说我像一头牛。我吓了一跳，讪讪的说，是开玩笑的。你还是黯然地说，开玩笑也让我难过。后来的日子，我有几次想跟你解释，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对不起，家海，我不该这么调侃你的。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管有时候效果不理想，但依然应该受到尊重。如果连你的敬业都不被尊重，还有什么值得尊重呢？家海，我还想告诉你，大家都很敬重你。就是你批评过的那位女同事，对你也非常好，在你住院期间，她是跑医院最多的一位；还有，和你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一位同行，也在你去世后伤心落泪。我们编辑部几位和你接触不多的年轻人，都在为你的事跑前跑后，尽心尽力。你若在天有知，会感觉到温暖的；还有，你若在天有知，就原谅我的玩笑，说一声没关系。
30日夜里，我在异国他乡做了个梦，梦见我和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在为你办后事，忽然看到你就站在我身边，依然穿着那件很旧的深蓝色夹克，很瘦很小，好像比我还矮。我惊讶的问，你怎么来了？我们在为你办后事啊。你露出难得的微笑说，我没事，大家一起干吧。
家海，我真希望那情景能在现实中出现，真希望有一天你走进办公室跟我说，山山，我又干了个大东西，或者说，我想自己开车去川藏线，可以吗？
我会对你说，家海，你去吧，去你想去的地方。
只是，一定要平安。
2008年12月2日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