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
日本文化人类学者祖父江孝男指出：“在日本人的性意识中，存在着讴歌性的自然主义享乐之基层部分，和覆盖其上的儒教的严格主义共存的二元特征。”
换言之，“严格主义”仅是表象，自然主义才是实质。在“三教鼎立”的日本文化中，日本土著宗教的神道教本身即立足于“自然主义”。据统计，《古事记》这本“日本神道教的圣经”共有35次直接提到性，包括性交和生殖器。许多深受神道教影响并沿袭至今的“祭”，充满了对性的崇拜。三岛由纪夫说：“祭是一种人类与永恒世界的庸俗的交配。这种交配只有通过‘祭’这种以敬神为名的淫荡活动才能进行。”
日本的佛教亦淡漠“色戒”。日本中世纪既是佛教宣扬“性罪说”的时代，但也是前所未有的宣扬性享乐的时代；按胁田清子的说法，是“性罪说”的表象“性享乐”的本质。而日本曾经流行的“念佛舞”和“地藏祭”，则无异于性表演。日本的儒教虽然不接受与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相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思想，但对《孟子·告子上》中的“食色，性也”之观念，却颇为推崇。日本的公娼制就是在朱子学作为“官学”全面影响日本的江户时代确立的。在日语中，“风俗店”即“色情场所”。仅此一词，即可使我们窥见日本人对“娼妓”的基本态度。
鉴于中国迄今尚无关于日本“公娼制”之兴废的论述，笔者不揣浅薄，撰写此文，草述日本“公娼制”的嬗变。疏漏不实之处，敬请赐正。
一“游女”获得官方认可
中国人通常所谓的“妓女”，在日本最初被称为“游女”。顾名思义，所谓“游女”即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游女”源于何处，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认为，“游女原初就是巫女”，但泷川政次郎在《游女的历史》中对此予以否定。他认为，“日本游女的元祖，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朝鲜漂泊民白丁族”。
奈良时代，被称为“游廓”的“妓院”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在奈良时代的养老二年（718年），为了满足在平成京（奈良）兴建元兴寺的工匠们的“性趣”，主管者在寺院附近建了一个“奴婢宿”，该“奴婢宿”就是“游廓”的缘起。
随着“游廓”的接连兴建，“游女”也日渐增多。日本古籍《类聚名义抄》《和名类聚抄》等书，将游女称为“卖色女”或“夜发”。按明田铁男解释“所谓夜发，就是最底层的娼妓”。值得一提的是，游女中不乏才女，日本著名诗歌集《万叶集》中，亦留有她们的佳作。
进入平安时代，即9世纪以后，游女开始定居于今天京都、大阪一代交通要道，尽管仍被称作“游女”。据大江匡房《游女记》所述，在一些交通要道，“游女”时常撑着小船在水面游弋，看见大船即主动靠近拉客。朝廷公卿、地方国司“凡有色心者，均和游女淫狎”。
除了“游女”，平安时代还出现了被称为“傀儡女”和“一匹狼”的专为底层民众服务的“游女”，以及被称为“白拍子”的游女。据日本名著《徒然草》所述，“白拍子”得名于平安末期无笛鼓管弦伴奏的舞蹈。因很多“游女”女扮男装跳这种舞，因此“白拍子”遂成为“游女”的代名词。据称镰仓幕府创建者源赖朝的弟弟、著名武士源义经的情人静，就是“白拍子”。据《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太平记》等多部史籍记述，当时在战场上卖身挣钱的“游女”日趋增多，将军为了提升士气，经常召集“游女”劳军。此类“游女”无疑就是“军妓”之原型。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被称为“长者”的高级妓女，也人数日众。所谓“长者”，原意为“拥有很多土地的富人”。该词和“游女”结缘，主要因为当时达官显贵出行，经常下榻于富人私宅，富人常让当地美貌的“游女”，甚至自己的女儿招待达官显贵，久而久之，“长者”便成了“高级游女”的代名词。
进入镰仓时代后，游女日渐增多，首任幕府“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源赖朝遂任命源义成任“游君别当”，负责裁断与“游女”相关的纠纷案。不过，“游君别当”仅负责司法，既不负责对游女的管理，也不负责征税。
室町时代后，京都街头和神社寺庙附近，开始出现“茶屋”、“游女屋”群落。这种群落，就是“花街”“游廓”“游里”“倾城町”的雏形。据《灰屋绍益和吉野太夫》记载，“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当政的应永四年（1392年），东洞院七条附近的倾城町获得‘免许’（执照），此为洛中（京都）游里之嚆矢。”也就是说，1392年京都东洞院七条附近获准建立的“倾城町”，是最早获得官方许可的“游廓”。这，或可认为是公娼制之滥觞。
公娼制度的正式建立是1528年。据《日本游里史》记载，“大永八年（1528年），室町幕府设倾城局。同年6月，由春日修理太夫推荐，竹内新次郎出任‘倾城别当’。倾城局负责处理与游女有关的一切诉讼，同时负责颁发官许只鉴札（批文），同时每年向每个游女征缴15贯文税金。若游女不予缴付，则没收其财产。这一年是公娼的纪元元年。”
至室町末期，“花街柳巷”在京都一些地方呈鳞次栉比之状。《师守记》《看闻御记》《荫凉轩日录》等公卿和僧侣的日记，均明确记载了当时“花街柳巷”的“盛景”。例如，著名禅僧一休宗纯的《狂云集》开篇即写道：“歌酒之客，前往此处者，皆为风流之情事。今街坊上，十间门面中有四五间为娼楼。”
二“游女”的风光时代
江户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即在堪称其“施政纲领”的《成宪百条》中强调：“设游廓虽非良策，但若加以严禁，则不义之大失将日显”，即明确宣布了对“游廓”只疏不堵的精神。根据这一精神，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江户幕府颁布了《元和五条》，规定：（一）游女町不得设于非经允许的地区；（二）游女町只准白天营业，客人在游女屋滞留不得超过一昼夜；（三）游女不可穿着奢华；（四）游女町必须简朴，游女町管理者享受其他町管理者同等待遇；（五）如发现不明身份者，必须向官衙举报。
《元和五条》颁布后，江户幕府将日本桥葺屋町北面一块长宽各约220米的四方形湿地（今天东京人形町一带），批给经营“游女屋”的庄司甚右卫门等作为建“游廓”用地。由于这块地方芦苇丛生，因此被称为“葭原”。1618年11月，葭原有“置屋”（根据客人要求派遣游女和艺人的店）17间、“扬屋”（召唤游女和艺人前来和客人玩乐的店）24间。不过，最初那里叫“游女町”“倾城町”，并不叫“游廓”，后由于四面有壕沟高墙，宛如城廓，所以被称为“游廓”。另外，因“葭”和“吉”同音，都读“よし”，故改称“吉原”。江户时代最大的游廓吉原，因此建成。
吉原是江户唯一官许“游廓”。当时，住在江户的男人有两个愿望，一是去伊势神宫参拜；一是去吉原游乐。“世间暮色苍茫，唯吉原如同白昼，夜色黑暗沉沉，唯吉原月色皎洁。在约有两万坪的土地上，游女屋鳞次栉比，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
吉原地处远离町人集中区域的偏僻地段。随着江户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吉原逐渐成了商业中心地段。幕府担忧武士成为吉原的“常连”（常客）至斗志丧失，遂决定将吉原迁至郊外。1656年10月，幕府下达命令，将吉原迁至浅草（今天的东京浅草）北面一个叫“日本堤”的地方，将总计600名“汤女”全部送往吉原，允许其夜间经营，禁止江户一切“汤女”（又称“风吕女”，即澡堂里的妓女）从事营业活动。之后，人们将迁址前的吉原称为“老吉原”，称迁址后的吉原为“新吉原”。
在获准夜晚经营后，吉原开始成为“不夜城”。根据吉原游历指南《吉原细见》记载，1728年（享保十三年），吉原的“游女”人数为2552人，至1846年（弘化三年）达到7197人。“吉原”这一名词也随着“参觐交代”的实施而迅速传遍全国。随大名前往江户的武士，大都将去吉原一乐作为心愿。同时，由于晚上也获准营业，吉原的客源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前，因只能白天营业，只有武士有暇光顾。此后，白天忙于劳作无法光顾的町人，日趋成为吉原的主要客源。
“游女”主要由被称为“女衒”的人贩子募集。因贩卖人口违法，所以“女衒”以“招工”的名义募集。“女衒”购得的10岁以下的“后备游女”叫“秃”，15岁以上的“预备游女”叫“新造”。吉原的“游女”一般至27岁“改行”。改行的“游女”或出嫁，或成为“私娼”，或充当“遣手婆”侍候“现役游女”。
在“旧吉原”时代，“游女”分为“太夫”“格子”“端”三个级别。“太夫”色艺俱佳，待在自己的屋子里接客；“格子”待在有“格子”，即比较高档的“游女屋”接客；“端”则是一些小“游女屋”的“游女”的统称。在“旧吉原”时代末期，“端”又细分为“局”“端”“切见世”，其“游女”分别称“局女郎”“端女郎”“切见世女郎”。“局女郎”有自己的一间小屋，并在自己的小屋里接客，而“端女郎”和“切见世女郎”则几个人住在有一个个“割床”（隔间）的大房间里接客。在吉原，“游女”每年仅休息两天：正月初一和盂兰盆节。除了一部分高级“游女”，一般的“游女”几乎每天都要接客，即便身体稍有不适也不例外。
至“新吉原”时代，虽然“游女”的数量显著增加，但是最上层的“太夫”的人数却显著减少。在“旧吉原”时代，“太夫”有七十人左右，但至宝历二年（1752年）仅剩一人。八年后，最后一名太夫退役，吉原再无“太夫”。在江户时代末期，原先仅用以称呼“太夫”“格子”等上层“游女”的“花魁”，开始泛指所有“游女”。“太夫”所以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元禄六年（1693年）幕府颁布命令，禁止大名、旗本光顾吉原。主要客源的骤然减少，使日常开销很大、需要有与其身份相配的房间和佣人的“太夫”难以为继。
三私娼与公娼分庭抗礼
虽然江户幕府屡禁私娼，但收效甚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已经出现在“风吕屋”（澡堂）里为客人服务的“汤女”，以及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活跃于各地宿场（旅馆、驿站）的“饭盛女”两类私娼，更是人数日增。
万治二年（1659年），江户幕府颁布了在交通命脉东海道的“宿场町”禁止卖淫的“游女禁止令”。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奈只能默认每个“宿场”可以有两个“饭盛女”。但实际上，一个“宿场”有二十多个“饭盛女”非常普遍。同时，随着江户日趋繁荣，一些“饭屋”逐渐发展为“料理茶屋”和“料亭”。这类餐饮店基本上都是包间，有被称为“仲介”的服务员负责送菜。这些“仲介”很快演变成私娼。此外，还有被称为“夜鹰”，即夜间在街头等拉客，以及“踊子”（舞女）、“船馒头”（船上的“夜鹰”）、比丘尼（打扮成尼姑的妓女）、“体重”（提着装有饼和馒头的笼子的小贩）、“枕艺者”（出卖色相的艺人）等各类私娼。
私娼不仅日趋发展，而且和吉原“分庭抗礼”。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被并称为“四宿”的东海道四个“宿场”（旅馆）：品川宿、内藤新宿、千住宿、板桥宿。这四个地区，今天都是东京著名的“红灯区”。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推新宿。新宿原是信州高远城主内藤氏从德川家康那里获得的一片别墅群。他将其中一部分用作“新的宿场”，并命名为“内藤新宿”，后简称“新宿”。追根溯源，今天日本第一大“红灯区”新宿的歌舞伎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
另外，由于江户有很多神社寺庙，参拜者甚多，因此有很多参拜者歇脚、喝水的“水茶屋”。“水茶屋”设施简朴，最初的“水茶屋”仅供茶水，由年轻的“茶汲女”当服务员端茶倒水。至江户末期，“茶汲女”成了“茶妓女”。今天日语的“水商売”（“色情服务”）之义，即“典出于此”。
四屡禁不止的卖淫行业
进入明治时代后，以“世风一新”为目的，明治元年（1868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卖淫女取缔令》，禁止私自卖淫。1869年3月，刑法官权判事津田真道发表了题为《废娼建议书》，认为允许娼妓存在，是对女性人权的无视，呼吁废除“公娼”（据称，“废娼”二字最初即出自此建议书），但未获政府认同。1872年10月，新政府颁布了禁止为私娼提供卖淫场所的《贷座敷规则》，但公娼依旧合法存在。当时，有人曾从晚上8点至9点在吉原门口进行过统计，在一个小时内，共有约1900人出入，其中14岁不到的约有50人，15-17岁的约有170人，18-24岁的约有500人。有人戏言，“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1882年4月14日，群马县贴出布告：“1888年6月前关闭全县所有游廓。”此布告成为日本官方全面“禁娼”之先声。1893年，群马县关闭了所有“游廓”。由群马县着其先鞭的“废娼运动”，很快波及全国，由各团体发动的废娼运动一时轰轰烈烈，但娼妓并未因此禁绝。
进入昭和时代后，废娼运动继续展开。1928年11月，以松浦有志太郎为首的“京都废娼同盟”宣告成立。同年12月，“京都女权同盟”发表声明，呼吁废止公娼。秋田、福井、福岛、埼玉四县则通过了由“公娼废止期成会”提出的“废娼建议案”。1933年，日本内务省颁布了“娼妓管理规则改正令”。根据这一政令，原先处在“游廓”内不得擅自出入的娼妓得以自由出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构建“总体战体制”，很多娼妓成了劳动者，“游廓”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先斗町歌舞练习场”成了“市设三条共同勤劳所”。
战后，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以“废除一切容许公娼存在的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指令，指出：“日本公娼的存在和继续有悖于民主理想，有悖于全国国民的个人自由发展。”秉承盟军总司令“旨意”，1946年2月2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娼妓管理规则》，废除了一切与娼妓相关的法规。公娼废止后，3165家妓院约10400名妓女“失业”。
“公娼废而私娼兴”导致的性病流行，成为战后一大社会问题。据推测，1947年，日本全国性病患者为40万人左右，比前一年24万人增加了16万人。以此为背景，日本政府于1948年7月颁布了《风俗营业管理法》和《性病预防法》，允许在东京原先的“游廓地区”和“集团私娼窟”共17个地方经营“特殊吃茶店”，即默认卖淫。由于之前警察署为了对游廓等地区加强管理，在地图上将这些地区用红线标示。因此。民间俗称这些地区为“红线地区”。
1956年5月21日，由于“废娼”呼声依然强烈，日本颁布了《卖淫防止法》，并于1958年4月1日全面实施。至此，历史悠久的“公娼制”寿终正寝。至这一天，全国39000间各种名目的“妓院”灯火熄灭，12万名娼妓“下岗”。
今天，日本有着称之为“风俗业”的庞大的色情行业，是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卖淫防止法》第4条规定：“应用本法律时，须注意不要侵犯国民的权利。”因此，《卖淫防止法》只明确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拉客、介绍卖淫、诱骗他人卖淫等，并不处罚卖淫行为本身，否则有介入他人私生活、侵害人权之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风俗”如此，岂能靠一纸禁令革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