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并驾齐驱，推重之心，可见一斑。
严修没有辜负袁世凯的信任，助其缔造了北洋大学一所，专科学校二十多所，师范学校九十多所，小学四千余所，使天津真正成为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凯，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不能上学的历史。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其任内剪彩开学。
随着大头的事业风生水起，甲午战争后仕途失意的北洋海军旧部也纷纷前来报到，如叶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干。
20世纪初的天津，有轨电车把城区和租界连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筑碎石马路，中外合资的自来水公司使现代文明流进千家万户。总督衙门外，运河两岸边，由比利时电厂供电的街灯彻夜通明，酒吧和剧院通宵营业……
人心不足蛇吞象。经济的发展开启了欲望的魔盒，华洋杂处的天津，治安愈发堪忧。
对那些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团伙，袁世凯统统指为“拳匪余孽”，以朝廷的名义痛加铲除，使得天津成为张一麐笔下“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贼者，西人亦为之叹服”的文明城市，却也招致“民屠”的称号，引来种种非议。
慈禧将参奏袁世凯的折子寄给他观赏，遥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辩解，阐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观点，说“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虑到义和团殷鉴不远，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滥杀”之罪查办的巡警道（省公安厅厅长）赵秉钧等人，反而在大头的保奏下加官晋爵。
为了将天津建设成北洋集团遥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营，袁世凯又打起了铁路的主意。
当时，北京向东和往南已有外国人修筑的铁路，唯独北方门户张家口，作为连通内蒙古的枢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却还停留在马拉车的原始状态。
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铺轨凿山，架桥购车，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独立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
通车之日，举世震惊，袁世凯却早已远离繁华，垂钓于洹水之畔。
詹天佑时刻惦记着老领导对铁路的支持和对自己的信任，特意将工程竣工时拍摄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抚今追昔，大头感慨万端，在回信中动情道：“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对此，史学家唐德刚的评价“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实事，比孙文做得多”确属不刊之论——孙大炮号称要修20万里铁路，最后修了几里？
在天津的示范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给力。
首先一扫重农抑商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商部，颁布《公司律》和《破产律》，鼓励各地商人组织建立商会。
由于手头没“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奖励公司章程》中明码标价：
集股五千万元者，授一品顶戴；两千万者，封子爵；一千万者，封男爵；五百万以上、八百万以下者，赐四品顶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的巡抚被撤销。同时，谕令内务府，今后宫中用款，量入为出，不准再向户部要钱。
最后，慈禧借大寿的名义，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孙文和康有为除外。
一个反政府，一个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启发，后者也开始玩儿暗杀，热衷于收买“侠士”，谋刺慈禧。由于投入过大，使负责筹募资金的梁启超叫苦连连。
1905年，康有为派老友梁铁君返回北京，勾结太监，择机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发而被捕，毒死于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仗着天高太后远，成天举着伪造的衣带诏坑蒙拐骗，招摇过市，以勤王救驾为名组织保皇会，忽悠无知的华侨捐款捐物。
每次开会前，会众都要起立恭祝皇上万岁，并喝彩三声。再祝康有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绪诞辰，康有为总要率保皇会成员公演自编自导的话剧。
舞台中央是光绪的圣像，两旁烛设辉煌。笙箫齐鸣中，康有为带一众弟子翩然入场，对着画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肃穆的气氛中，康南海叩着叩着便号啕起来。一些围观看热闹的外国人议论纷纷，康有为以为他们深受感动，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
更二的是，会后还不忘给外务部发越洋电报，问“圣躬安否？祝皇上早日归政以保中国”。
空谈误己，实干亡清
孙文同该组织之间的纠葛，渊源已久。
早在康有为于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时，同一条街上挂牌行医的孙行者（康党对孙文的蔑称）就曾托人转达仰慕之情，表示愿与他结交。
康有为的回应只有六个字：想订交？先拜师！
后来证明，这种毁人三观的老师，的确不能拜。
一次，康有为给学生讲韩愈的《马说》，首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提都不提，上来就大发无名之慨：“昔日戊戌变法，我劝皇上把新疆全省辟为牧马场，养马八百万匹，以扩充骑兵。若驰驱欧亚，称霸天下，舍骑兵莫属。蒙古入欧，全凭马力……”
一直吹到下课，《马说》只字未谈。
世易时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两派的合并，似乎前景乐观。
康有为却不这么看。他的敌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孙文的兴中会，说好听点叫职业革命家，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帮流寇。
寇首之一陈少白听说康有为抵日，立即前往拜访。当天在场的还有梁启超、王照以及康最钟爱的弟子徐勤。
陈少白力言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劝康有为改弦易辙。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后滔滔不绝地夸赞光绪，整个一“比肩尧舜，力扛汤武”，好到不可思议，冠绝古今。
陈少白无奈道：“先生要是个没出息的，我倒不说了。如果您自命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连中国都不要了。”
正辩驳间，王照忽然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我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书信亦被拆阅，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
康有为大怒，唤人将王照强行拉走，对陈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让你见笑了。”
下来后，陈少白越想越觉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机，将王照偷了出来，带到孙文密友、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
脱困的王照哭天抢地，大诉苦水，说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党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还饱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后开始揭发康有为伪造衣带诏、蛊惑人心，从中国一路骗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陈少白如获至宝，将猛料悉数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换届，原先支持康党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内阁不齿康的为人，令其限期离境。
走之前，毕永年前来探访。
康有为听说他已在日本入了兴中会，闭门不见。
结果又得罪一个。
老毕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康有为在国内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卖命、如何假传圣旨策划政变等光荣事迹悉数抖出，一时间阖岛震惊。
康有为恨不能将其啖肉寝皮，都跑到了新加坡，还放话说：“有能刺杀毕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党立刻分化为两派。徐勤坚持认为，老师与孙文的区别是钦差和钦犯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会客室里贴了一张“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不巧被孙文看见，当面质问，却又支吾其词，不敢承认。
倒是梁启超，一度同孙文过从甚密。
以其思如泉涌、一向多变的特点来看，并不奇怪。毕竟日本能读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国文献，使早就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独防民之术超越各国，诚可痛哭”的梁启超更加客观地反思起老师的政治主张来。
一往深了想，发现康有为就是一出悲剧——在他看来完全可以实施、不否定专制皇权的变法，依旧被现实中的专制者视为死敌。
梁启超幻灭地意识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绪上位，召康党归而用之，面对“满朝尽是仇敌，百事腐坏已久”的局面，最终还是免不了无所作为的结局。
渐趋革命的他开始同兴中会打得火热，孙文的哥哥甚至让儿子阿昌拜梁启超为师。徐勤在向康有为密报梁启超动向时也称其“渐入行者圈套，当设法解救”。
谁能料到，这只是梁启超千变万化的心路历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当他受邀访美之后，思想又发生了剧变。
纽约的繁华让梁启超目不暇接、心悦诚服。但同时他也看到，美国的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团结有序的社会，反而内耗严重、械斗频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激烈。
联想到国内文化素质更低的草民，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如果强行照搬共和政体，国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临乱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专制。
结论：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阐述其改良思想。
孙文对其转变甚是恼火。不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发行机关报《民报》，第三期便下了战书。
一场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笔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党：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党：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余欧洲诸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党：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革命党一方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倾巢而出、轮番上阵，立宪派则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
当然，以他酣畅淋漓、纵横古今的文笔，以一敌百并非难事。毕竟连诗坛领袖黄遵宪都对梁启超的文采推崇备至，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心肠，亦应感动”。
加之其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来，经常引用日语中的“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久而久之，梁启超成为立宪派一面迎风招展、应者云集的旗帜。
然而，锦绣文章难掩污浊现实。梁启超所言及的，都是未来的种种不良后果；而革命党所宣传的，则是清廷当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兑现的预言，后者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媒体，中国式高危行业
早在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已经预示了人心的向背。
这张日发行量不过一千份的上海小报摘录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一咏三叹地为邹容（1885—1905）的《革命军》做广告。
章太炎就不用说了，给《时务报》当主笔时就被康党海扁过，积怨已久。在这篇歌颂排满革命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过滤词，满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读者大跌眼镜、让康有为捶胸顿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着皇帝的鼻子骂“载恬（光绪）小丑，不辨菽麦”，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已经打好了棺材。
《革命军》更是一副“老子投错胎，干脆不活了”的架势，斥历代清帝为“独夫民贼”，骂慈禧是“卖淫妇”，号召国人一起推翻满夷。
上海道台袁树勋拿到《苏报》时的第一反应是敌对势力又在暗中捣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传媒如此发达，《苏报》作为一份亏损严重时要靠发桃色新闻来渡过难关的吊丝报，暂且还入不了反华势力的法眼。
不过，越是亟须打开市场、扩大影响的报纸，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论博取关注。
当一个叫陈范的举人将惨淡经营的《苏报》买断后，便再一次诠释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范原是江西铅山县的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官。
